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被“雙規”
原以爲遠離了官場會遠離恐懼，沒想到現在卻變得更加恐懼。
2010年8月17日，《廣州日報》記者曾向榮首次向公衆披露了本書的部分細節，繼“炮轟”張藝謀和高房價之後，我再次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官場潛規則！數以千萬計的網友對官場陋習的討伐，讓我一夜之間成爲了官場中的“叛徒”，像患者一樣我很快被孤立起來，身邊的官員見了我一律避而遠之，生怕不小心說漏了嘴被我“曝光”。有媒體更懷疑我此舉“只不過是因爲無法再把權力資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通過販賣官場潛規則，來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也許還希望通過寫‘官場小說’這種文化行爲，來安撫一下失去權力資源後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當數我的親人們，他們整天爲我提心吊膽，生怕我因爲這部書招致相關人員的報復。說實話，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過，老是產生幻覺被莫須有地雙規。驚醒之後我就想，不就是講了幾句真話嗎？怕什麼呢？
這種“怕”皆源自於公衆、媒體及官場對我的誤解。我並不是一個樂於揭人、品質敗壞的人，更無意“靠販賣官場潛規則”來售書獲利。早在2006年的時候，我就向《女報》副總編輯樊舟先生透露過我的想法。我說我想寫兩本書，一本是《官路》。小社會，大官場，即使我所任職的城市無法與北京上海相比，卻也“五臟俱全”，官場裡有的它一樣不缺。所以，我就想採用原生態的方式，小說的筆法，將我的官場經歷詳盡地表達出來，目的在於，爲大衆瞭解真實的官場提供一種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國方略》。我認爲，小公民應有大責任。大責任促使我產生了“站在總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國理念，爲總理治國出謀劃策”的“狂念”。樊舟非常驚訝，道：“恕我直言，你的這兩個想法都很大膽，也很冒險，前者扒掉了官場的褲子，後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張揚了，只怕到時你會被視爲官場中的異類！”
果真，我成了異類。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憂天下，怎麼就成了異類呢？
自去了一趟故宮後，我找到了答案。
大凡去過那裡的人都會發現，通往皇宮的路有三條。皇帝貴爲天子，當然要走中間那條道。這條道將屋檐下的兩個“口”字從中間連接起來，就成了繁體的“宮”字。因爲它是天子的專用通道，所以對除天子以外的人來說，是不能夠有非分之想的，否則就是謀反。右邊那條是皇親貴族走的道。他們是皇帝的親戚，所以專門爲他們開闢了一條覲見皇帝的“快速通道”。對於平民出身通過科考“入宮事君”的人而言，此路不通。他們要見皇上，只能走左邊那條道。這條道將象徵宮殿的兩個“口”字一連起來，就是個“官”字，這不是巧合。如果再更深入地研究進去，你會有新的發現：“宮”因天子之氣形成場，即爲“官場”，平民出身的官員入場只能進旁門走左道，否則就是對皇權的藐視，會被視作“異類”，招來殺身之禍。
很多次我都在想，“旁門左道”是不是就這麼來的呢？如今天子早已作古，皇權亦不復存在，我不走旁門左道進入“官場”，結果還是被歸爲了“異類”。
我入官場，也的確“異類”。2004年，我憂國憂民地在網上發了個帖子，博士書記硃筆一點，我便進入了官場。儘管當時只是個“市長助理”，但畢竟是入了官場。像所有被提拔的官員一樣，在等待報到的那幾天裡，別提感覺有多好，連走在大街上，都覺得別人看自己的眼色，突然間恭敬諂媚了不少。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人雖在民間，心已至宦海。
怕就怕這種錯覺，自己對自己產生錯覺，無非是有些飄飄然，最嚴重的後果亦不過是自己毀滅自己，且毀滅的僅僅只是一個人；但如果百姓對官員產生了錯覺，百姓就會對官員失去信任，當信任度歸零、百姓“仇官”至極致時，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可怕的是，這種錯覺正在形成。
在老百姓看來，官場，看上去別提有多美：大權在握，前呼後擁，呼風喚雨，財色兼收。也難怪，從整個社會面看上去，自古以來官場給人的印象就這樣。在我做百姓的時候，也是這麼認爲的。然而，當我在官場中度過整整1738天之後，我改變了這種看法。如果我告訴你，在中部經濟不發達地區，一個真正廉潔的縣委書記的工資，還不足以養家，你信嗎？如果我還告訴你，同樣是在中部經濟不發達地區，一個副縣（市）長全年的所有公務開支，包括車輛保險、維修、用油及司機補助等，僅有一萬元，每天這些副縣（市）長，都要爲車輪子轉不動而發愁，你信嗎？
恐怕沒人相信。
可是我信，我就在這樣的窘境中艱難地走過了1738天。於是，許多人可能會追問，既然官員的薪酬如此之低，爲什麼他們的日子還過得那麼滋潤？
這就是我要解剖我所任職城市的原因。我所任職的城市雖小，但其官場卻是中國衆多縣（市）級官場的標本或縮影。在老百姓看來，這些地方大部分官員的日子的確過得很滋潤。殊不知這些表面上的滋潤，並不值得羨慕，一日在官場，時時受煎熬，滋潤的背後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說不準哪天就得被紀委請去“喝咖啡”。
第一種煎熬，是金錢的誘惑。中國中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官員的工資收入普遍很低，以我本人爲例，每月扣除保險等打到卡上的錢僅剩2600元。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卻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續家譜化緣的、親戚上門借錢的、朋友打秋風要你請客的等等，絡繹不絕。特別是像我們這些當副縣（市）長的，要想連任保位置，必須得積累一大筆資金，“以爭取代表們的支持”，否則落選便在意料之中……
第二種煎熬，是美色的誘惑。有官場的地方就有美色，“異地爲官制度”爲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像所有經濟不甚發達的縣（市）一樣，我所任職的城市不開發卻很開放。領導們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懷還是會亂的，要想不亂，唯一能做的是不給任何美女以坐懷的機會。很顯然，這種“不給機會”的代價，是煎熬。
第三種煎熬，是難以保持獨立的官場人格。其實要在官場中生存並不難，訣竅只有兩個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許多官員初入官場時，也曾試圖保持獨立的人格，像我一樣憤怒至極時，也會當着所有正副市長們的面，痛斥政府某領導和開發商簽訂的合約，是“賤約”。可一旦碰壁，要麼妥協，要麼像我一樣選擇離開。
第四種煎熬，是權力無限小責任無限大。在普通人眼裡，副縣（市）長的權力很大。其實不然。真正的權力掌握在書記、縣（市）長和局長手中。副縣（市）長所擁有的權力，還不及財政局的一個預算股長。鄉鎮書記、鄉鎮長和局長們，要錢找縣（市）長，要官找書記，化解矛盾、出了問題，就上了副縣（市）長們的門。權力小倒還無關緊要，關鍵是從政的風險越來越大。管安全吧？怕礦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相對而言，管旅遊風險最小。可是，旅遊靠炒作，炒作靠活動，活動怕踩踏，其風險係數亦可見一斑。
2010年“五一”黃金週，在事業心和責任心的驅使下，我本想在離任之前冒最後一次險，再搞一次活動。當我向市長開口要錢時，市長說：“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幹事，更能幹成事，但千萬不能出事。”我知道他是發自內心地關心我，除了遺憾，我別無怨言。
我經常自嘲，當官就好比開車，剛剛學會開車的時候車癮大，不曉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隨着車齡的增加，反倒感覺安全係數越來越低，越開膽子越小，越開車速越慢。我曾見過很多高官走路時一律小碎步，當時就很不解，問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曆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說實話，我不想做這樣的高官。
於是，在公元2010年5月14日，一個沒有眼淚、也不見陽光的日子，在衆多媒體和成千上萬熱心網友同情並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轉身：做個真學者，保持真性情。就在轉身的一剎那，我突然接到《瞭望東方週刊》好友陳安慶的電話，他建議我把這五年的官場經歷，用小說的方式記錄下來，以給後人留下一份珍貴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