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五十三）給樑才子“上課”
李鴻章的“並裁”方案經過樞臣們長時間的討論，雖然剛毅、徐桐等守舊大臣及滿族權貴還是表示反對，但最終在恭親王奕的協調下得以通過，光緒皇帝后來正式下詔，以李鴻章的“並裁”方案實施，康有爲弄的這個軒然大波總算有驚無險的就這麼“揭”過去了。
康有爲惹了這麼大的亂子，讓李鴻章給平息掉了，但這仍然沒有改變康有爲對李鴻章的成見，甚至徐世昌和康有爲說了孫綱在朝鮮所採取行動的苦衷後（這個徐大翰林還真是個講信用的人），康有爲也沒有改變對孫綱的看法，說孫綱“巧言強辯，混淆視聽”，而且當梁啓超表示想去見一見這位“斐聲海內”的“少年能臣”時，康有爲居然勃然大怒，身爲學生的梁啓超對老師敬畏慣了，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但他看過孫綱給光緒皇帝寫的那個“海權論”《大綱》，堅信孫綱不是象康有爲想的那樣，正好孫文來了，因爲孫文也是廣東人，他和孫文“一見如故”，談得極是投機，知道孫文和孫綱的關係後，“求爲引見”，孫文慨然答應，就把梁啓超給領來了，梁啓超正愁自己的官話說得不好，恐怕和孫綱溝通困難，還在那裡忐忑，卻沒有想到孫綱居然先來了。
“吾師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說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認錯）。”梁啓超對孫綱說道，“對大人或有不當之見，還請大人不要見怪。”
“那倒不算什麼。”孫綱笑着說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這樣了。”
梁啓超聽了也是一臉苦笑，但康有爲畢竟是他地老師，在這個“天地君親師”爲大的時代，作爲學生的梁啓超，也是無能爲力地。$$
兩人一談之下，頗有相見恨晚之意，孫綱和梁啓超就“變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看法。孫綱告訴梁啓超，“法”的確該變，這一點沒有錯，但不能這麼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應該下猛藥，藥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話，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樣的結果又有什麼用呢？
孫綱對目前“變法”的看法是。中國當前極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發展綜合國力，舊法當變，也確實是刻不容緩，就象康有爲和梁啓超一貫主張地那樣，應該“開啓民智”，喚醒民衆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中國“暮氣沉沉”的現狀。
但開啓民智光興辦學堂其實是很不夠的，最主要的一點康有爲和梁啓超及衆多的維新人士其實都沒有想到，可對從後世穿越過來的孫綱來說。這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孫綱提出來的就是，開放輿論。
大清王朝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壁壘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不光平頭百姓不能隨便上書言事。連品級較低地官員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無以通上，上情亦不能達下”的局面，也使得民衆的思想被禁錮，這纔是造成中國目前“萬馬齊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個國家官僚機構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它沒有民間輿論的監督和制約，雖然設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對各級官員的行爲進行糾察監督和批評，而且監督和批評還常常發生作用。$但實際上這個“國家監察機構”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體系內當中的一員。根本不可能做到在“體制內”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監督，歷史表明。能夠作到真正地監督的力量只能來自於民間輿論。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還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民間輿論（西方的德國和俄國也是一樣），孫綱地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開放一部分輿論（在那個“防漢”的心理下，想要全部開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絕對不會允許），即允許民衆在各種報紙上發表言論，“評議時政”，朝廷對此可以採取“言者無罪”的態度，官員們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這些言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說得對就聽，不對的也不用大驚小怪，民衆不明白的可以向民衆解釋或者在報上反駁不同觀點。這樣一來，在整個社會上形成一種“言論自由”的風氣，民衆對國家大事的關心自然就會促成民智地覺醒，同時官員們在逐漸意識到了民間輿論地力量後，也會自覺不自覺的“收斂”自己地行爲，無形當中就會減少貪腐現象的出現，促進國家的進步。
對於廣大下層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說一點沒有）的民衆，他們本人雖然不能利用輿論發出自己的聲音，但言論一開，注意到他們苦難的人也會替他們呼籲，使“上層建築”裡的人們注意並關心他們的疾苦，從而間接的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關於經濟方面，孫綱認爲也是應該變革，但不應象現在“變法”這樣，根本沒有重點，想一出是一出，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嚴重問題是，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沿續了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因爲戰爭、自然災害、外國資本的侵入等衆多原因正面臨着一點點解體的趨勢，西方諸國（甚至是日本）都已經完成了經濟工業化的轉變，而中國的工業文明現在才初露曙光，如何促進中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先進的工業文明轉變纔是他們這一代人應該做的事，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民佔大多數人口的大國，不管哪一朝哪一代，都不可能忽視農民的問題（別忘了歷次改朝換代都是從農民起義開始的），眼下的“變法”並沒有深入到這個層面，下層民衆對此反應冷淡，也是“變法”成效甚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個“農轉工”問題孫綱和孫文經常討論過，梁啓超卻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講，孫綱看到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能感受到他心中的驚駭和受到的震動，不由得有些好笑。
梁啓超立刻詢問孫綱應該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孫綱和孫文相視一笑，孫綱告訴了他答案。
那就是，興建全國鐵路網。
乍一聽起來，興建鐵路和農業問題根本挨不上邊，梁啓超十分急切地想要知道二者之間的關係，孫綱沒有直接從中國目前所面臨着的狀況給他講起，而是給他舉了美國的例子。
美國一開始由英國在北美大陸的十三塊殖民地獨立組成國家後，也是以農業經濟爲主體的，但爲什麼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轉變成工業經濟，其實主要得益於鐵路的修建，“即使再偏遠的鄉下農民，也知道乘坐小鎮上的火車去集市上，賣掉自己的農產品，取得豐厚的收益。”所以美國的情況基本是人到哪裡，鐵路就修建到了哪裡。修建鐵路需要鋼軌和機車，這些都是要用大量的鋼鐵來製造的，所以美國鐵路的興建也帶動了礦業和冶金工業的發展，而礦業和冶金工業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客觀上容納了農業方面過剩的勞動力，“一舉而數得”，所以纔有了美國今天的興盛。
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況和美國剛立國時有些相近，中國現在農業方面勞動力過剩，而耕地面積不足（清代到乾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乾隆皇帝的解決辦法是儘量多開墾荒地，增加耕地的供給量，使耕地缺少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到了道光年間，這個問題又變得突出起來），修建鐵路，開鐵礦煤礦則可以容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使這些農民“災荒之年亦可謀衣食”，不至於因爲無地可耕而發生民變，造成社會動盪，甚至於給列強入侵造成口實。
鐵路網的建成會促進交通的便利，又自然會促進各地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交流，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促使國民經濟由農業經濟向工商業經濟轉變。
“要致富，先修路。”孫綱對梁啓超說道，“聽起來簡單，可對百姓來說，這纔是實實在在的富強之路，國之大政，牽一髮而動全身，切不可好高騖遠，建空中樓閣，不如從一點一滴做起，在這個基礎上讓國家漸變的速度加快，纔是變法正途“聞敬茗君之言，真如醍醐灌頂啊。”梁啓超嘆息道，“雖覺南海師之大誤，然木已成舟，爲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