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法國人的愛國主義情操還是很感人的，用西方民主的標準去套，法國雖然不是獨裁國家，但也絕不是什麼民主國家，這是一箇中央集權制的民主國家，反正美帝國主義從不認爲法國是民主國家就是了，這樣的國家自然是逃不開腐敗、貪婪、陰暗的命運的，而偏偏法國人還是一個很有思想的族羣，於是整個法國社會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自由和散漫了，當權者的任何主張都很難得到民衆的響應，甚至民衆還時不時以罷工，遊行等方式強烈反對，這一點即使是到了21世紀也沒有得到任何解決，法國民衆比任何民主國家的老百姓都實在，你不是不願意修改政體嗎，行啊，那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因此儘管法國政府聲名狼藉，但是法國這個民族的向心力卻始終存在，因爲他們找到了一個解決矛盾的方式和平臺。
在一戰爆發前，法國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各種社會矛盾都在不斷的爆發中，戰爭爆發前，法國政府甚至悲觀的預計整個法國可能拒絕應徵入伍的比例大約是在百分之十五的樣子，但是等戰爭真的爆發時，驚人的一幕出現了，這個比例連百分之一都不到，更爲搞笑的是，三千多名和平時期的逃兵居然主動申請歸隊，全世界不禁爲此驚呼，這是自1871年共和國成立以來法國人最團結的時刻。
但是隨着戰爭的進行，尤其是霞飛這種尸位素餐的法國軍隊高層昏招頻出，把三百萬法國青年送進屠殺場之後，法國士兵們真的無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們雖然愛國，但是愛國不應該淪爲政治流氓的遮羞布。
於是在歷史上的1917年4月29日，因爲尼韋爾強行發動凡爾登反擊戰役，法國士兵們終於憤怒了，他們選擇了拒絕執行命令，任憑軍官如何的催促和恐嚇，這些士兵都拒絕離開戰壕一步，奉命前往前線處理此事的法國陸軍總司令貝當元帥甚至感嘆道：“如果不是因爲對面是德國人，這些孩子也許會選擇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然後回家。”
高高在上的政治流氓和掌握國家命脈的富豪權貴們永遠無法體會這些滿懷愛國熱忱的法國士兵在戰場上的艱辛，無論春夏秋冬，無論颳風下雨，他們都在泥濘的戰壕裡，隨時面對死神的召喚，沒有福利，沒有休假，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價值就是爲權貴們殺死敵人或被敵人殺死，他們是軍官升遷和獲得榮譽的基石，他們被視爲戰報上的數字，被無情的驅趕到戰場上去九死一生。
戰爭的真相往往是最殘酷的，所以被世人冠以賣國賊的貝當元帥當時就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妥協，他承諾每兩個月給與士兵們七天的假期，允許這些心靈飽受戰爭創傷的孩子們撤下來，歇口氣，緩一緩，貝當甚至主張對戰術進行調整，不要讓法國人的血繼續白白流淌了，可惜這個十分人性化的建議沒有被英法政治家所接受。
這個時空，兵變還是發生了，不過不是在凡爾登，由於中國遠征軍的抵達，尼韋爾的反擊作戰計劃沒有被通過，不僅如此，聯軍司令部還把凡爾登的兵力進行了西移，尼韋爾手裡就只有一個集團軍的兵力，總人數大約24萬人，而且還不全是法國士兵，這裡麪包含了四萬左右的北非、印度、澳大利亞已經新西蘭等殖民地的士兵，用這樣的軍隊去攻擊德國佬顯然是不現實的，尼韋爾在憤怒至於變得悲觀起來，他甚至向前來視察的貝當元帥表示，這個的兵力根本守不住凡爾登，“如果德國佬再進攻一次凡爾登，這裡肯定會失守。”
可惜貝當元帥來不及做出判斷就匆匆趕往了西段，因爲在那裡的法軍兵變了，理由還是因爲聯軍要讓他們去德國人的彈性防線面前去送死。
而在凡爾登，儘管雙方的高層關係不佳，但是在士兵層面，數十個作戰單位之間還是進行了足球友誼賽，浪漫的法國人很驚訝於中國人居然會踢足球，雖然踢的不怎麼好，但是起碼是會的。
蔣百里現在沒功夫去看小夥子們踢足球，他找到了第一師軍備處主任王振鵬，也就是王振宇的五弟，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把一大批水泥，鋼筋，防毒面具，食物，水，還有彈藥送進自己爲第六師設定的固守點。
第六師的官兵全部都在奉命加班加點構築工事了，這次的工事和以往還不同，不是戰壕那種暫時性工事，按照蔣百里副總參謀長的命令，張自忠所部被要求和勞工一起修築永備性工事。
在地平面以下三米的地方用鋼筋，水泥澆灌碉堡，然後步兵就會躲在這些堅固的碉堡裡等待德軍來送死，這個工事還是蔣百里他們從德國人手裡現學現用的，不知道德國佬碰到這樣的工事會是個什麼表情。
“各個碉堡之間形成射擊夾角，就算是德軍通過了前面的碉堡，也會被後面的碉堡火力輕鬆打倒，沒有戰壕，這些該死的德國佬連躲的地方都不存在了。”
張自忠點了點頭道：“蔣參謀長，我感覺我們第六師就這樣分散在這麼二百多個碉堡和二個大型要塞內進行作戰是比較危險，我想知道我的任務是堅持多久，因爲德軍的火力您也是見識過的，一旦陷入圍困，補給使用完畢，再補充就是大麻煩了，屆時我們讓德國佬打光了到也沒什麼，如果沒打光而補給斷絕了，我們該怎麼辦。”
蔣百里看了看高壯的張自忠點點道：“我給你們下達的計劃是堅持十五天，目前的軍需儲備也只能做到這個份上了，事實上如果超過這個天數，我們還沒能把德軍從前線扯回去的話，我給你們的建議是投降，這不丟人，相反只要你們堅持到了最後完成了任務，我希望你們能活下來，並且把經驗傳播給我軍其他部隊。”
“投降。”張自忠聽到這個詞的時候嘴巴張的幾乎合不攏，他甚至以爲蔣參謀長說錯了。
不料蔣百里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表述道：“沒錯，是投降，歐洲人和我們不一樣，他們一般不會殺俘，第二，你盡全力了，沒有辦法繼續戰鬥下去選擇投向依然是會受到尊重和優待的，殺身成仁那應該是保衛我們自己國土的時候了，在法國，我們要展現的是實力，要爭取的是榮譽，在盡最大努力之後不值得白白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具體怎麼操作，你自己看着辦就是了。”
這邊不光是防禦工作，突擊的事情也是一大堆，參與突擊的軍隊多了麻煩，少了又沒威力。
按照蔣百里的意見，整個防禦作戰一共投入五個師，而突擊作戰只有四個師十萬人。
具體來說：以張自忠的第六師和唐生智的第七師作爲整個戰役的誘餌，丟給德國佬去啃，然後以何應欽的第二師，李洪奎的第八師和周正明第九師圍繞這兩個硬骨頭以陣地戰形式和運動戰形勢干擾德軍，讓德國佬別想啃得輕鬆，最後就是以廖磊的第一師，夏威的第三師，李品仙的第四師和葉開鑫的第五師爲主力全力執行戰略穿插任務，繞過德軍在戰時防線之間的空檔進入洛林地區，這也是白崇禧和蔣百里反覆斟酌之後結果，因爲他們發現阿爾薩斯地區本身就是個德語區，而洛林區纔是法語區，這跟《最後一課》裡面的情況不一樣，看樣子吹牛不光是中國人的毛病，那個國家和地方的人都不能免俗。
和國內青年軍師下設旅不同，原本比青年軍還要早計劃師下設旅的遠征軍最後在白崇禧的堅持下居然還是堅持了一師四團制，理由則是爲了縮小遠征軍司令部的規模，白崇禧可不希望把遠征軍司令部變成一個包含炮兵，工兵，憲兵司令部在內的大雜燴。
按照蔣百里的意思，整個作戰計劃最後是否能夠落地，關鍵還是要靠團一級軍官的執行力，而衛立煌，陳誠，羅卓英，嚴重，鄧演達，顧祝同，胡宗南，張發奎，張治中，熊式輝，薛嶽，鄭介民，王天培，孫震，王銘章，王瓚緒，羅澤洲，王陵基，潘文華，唐式遵，田頌堯，範紹增，郭勳琪，王家烈，龍雲，盧漢等三十六位團長嚴格來說都有點不太專業，甚至有破格提拔的嫌疑，這些人按照資歷，放在國內也就是營長罷了，而從川軍調來的一部分將領本身還是降職任用，不過這些四川人還算安分守己懂道理，知道這個降職是有好處的，是代表着認同和吸納的。
看着這些毫無現代戰爭經歷的軍官們，蔣百里這個也是第一次指揮如此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軍事理論家也忍不住的哆嗦了一下，他隱隱害怕起來，這些軍人能否完成自己的計劃，會不會敢一出場就被德國佬打了個落花流水，如果是那樣還不如守在戰壕裡玩消耗了，因爲幾十萬軍隊一旦進入運動戰狀態要崩潰起來的話單以速度論是非常驚人的。
白崇禧最後打消了蔣百里的最後一點擔心：“百里兄，不要去想和英法一樣守陣地的事情了，他們守了三年還不是比德國人損失更大，咱們走他們的老路是不會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