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蒙古，繼列寧之後，由於斯大林的強力插手和不斷楔入佈局，早已不是幾十年前剛剛分治出去的那個國土面積多大160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不過百多萬的貧窮而愚昧的蒙古了。
隨着蘇聯衛國戰爭的節節勝利，以及歐洲戰局的不斷變化，駐蒙古蘇聯紅軍原來被抽調到衛國戰爭、反攻歐洲這兩大戰場的很多部隊，也開始紛紛回撤到亞洲。蒙古本土上唯一不曾抽調一兵一卒的駐阿爾泰蘇聯紅軍，尤其是因爲駐軍的來來去去而已經升任爲蘇聯駐軍最高司令官的格里高利，好像終於看見了一個救命稻草一樣也是一連數天都在不斷地調兵遣將。
在蒙古的蘇聯紅軍幾乎被抽調殆盡之時，突擊營的勢力擴張卻似洪水猛獸一般開始四處蔓延。剛開始蘇聯紅軍還試圖進行一番鬥智鬥勇般的較量，但不出幾個回合下來，格里高利和他的參謀長羅莫羅索夫便發現，如此硬頂下去他們遲早有一天會被吃得連骨頭渣都不會剩下。
於是，一向不服輸的格里高利終於明智地停下手來，龜縮在除了首都庫倫及其周圍幾個戰略要地之間，基本已經徹底放棄了對蒙古其他地域的國土維持和名義上的治權要求。
老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及誰的拳頭硬誰就擁有最終發言權這一定律，在這一時期的蒙古大地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不過格里高利也並非是一派潰不成軍之勢，蘇聯紅軍多年的經營。以及幾十年來蒙古王公貴族階層對蘇聯的盲從，在蒙古及其普通民衆中擁有極高地位的哲布尊丹巴，以及由這些所謂的庫倫獨立集團所炮製而出的所謂第一次《呈文》和《檄文》，以明白無誤的“要求爭取蒙古的獨立”爲目標。也就是所謂的“我蒙古亦應聯合各盟，自立爲國，以便保我黃教，而免受人權力壓制之苦。自應協力同心，奮勉圖維”，以及“保護我們的黃教”兩大獨立精神，在格里高利參謀團和喬巴山智囊團的運作下，再次將這一封建餘孽擡將出來。以對抗突擊營如雨後春筍一般在草原、戈壁之上聳起的一座座新城。
而克里姆林宮也因爲歐戰戰局正逢關鍵時刻，遠東很多精銳師尚無法及時回撤，加之本身對突擊營神秘實力的忌憚，甚至同樣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諱。也很快在孟遙的電文之後拋出了一則公開聲明，直接重新打出了早已被他們拋棄的哲布尊丹巴的旗號。
所謂哲布尊丹巴旗號，指的就是1911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爲首的外蒙古王公，以會盟爲名。在庫倫召開的四盟王公秘密會議。
也正是在這個秘密會議上，蒙古正式確定了外立的路線。
而庫倫集團也正是在這個秘密會議上宣告正式結盟，同時派遣了以杭達多爾濟、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爲首的代表團密往俄京聖彼得堡以請求俄國政府的所謂“庇護”，“接納喀爾喀於俄國保護之下
代表團抵達彼得堡。經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國內閣總理大臣商談，沙皇政府同樣喜出望外地很快召開了那個臭名昭著的所謂遠東問題特別會議。並厚顏無恥地向世界宣佈：
“帝國政府……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經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爀與其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會議還允諾“將支持他們爲捍衛喀爾喀之獨特製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
時任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旋即被庫倫集團最後通牒，宣佈“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爲大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爲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
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太上皇的三多，屁滾尿流地逃到了恰克圖。
至此，庫倫獨立集團正式宣佈成立大蒙古國，以共戴爲年號，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皇帝。任命大喇嘛車林齊密特爲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共設外務、內務、財政、兵、刑五部。
而所謂的各部大臣如下：
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內務大臣：車林齊密特；財政大臣：察克都爾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蘇倫；刑部大臣：那木薩賴。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別被任命爲內務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庫倫獨立軍5000餘人，由海山和丹必佔燦喇嘛帶領進攻科布多。當時科布多城有守軍300餘人。科布多守軍與外蒙古軍隊奮戰幾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從此，外立政權算是正式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十月革命的浪潮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貧苦牧民出身的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組建了親蘇的“蒙古人民黨”。而“蒙古人民黨”的軍隊，隨後又在紅色蘇聯的大量武器裝備援助下，開始向蒙古全境挺進，展開了所謂國土收復戰。但是，由於實力相差懸殊，蒙古人民黨於是決定邀請蘇聯紅軍入蒙參戰。1921年5月，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古，在買賣城外不僅打敗了白俄的恩琴匪幫，而且也同樣驅逐了作爲自己國土守衛者的北洋軍。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在不徹底地擊潰了逃竄至蒙古的白俄恩琴匪幫之後，這些所謂的革命者卻很快就與在庫倫的蒙古上層王公達成了妥協，毫不猶豫地與他們共同組建了聯合政府。
呵呵，格里高利是老毛子也就算了，反正他怎麼做都是老毛子，而庫倫的喬巴山這些蒙古的革命者，卻把腐朽的曾被他們視爲革命對象的人物和旗號重新搬出來。不是昏頭了就是病急亂投醫沒轍了，這不是給世界製造笑料嗎？
奶奶的，別忘了蒙古雖然在紅色蘇聯的強力支持下實現了所謂的獨立，先是君主立憲。後來乾脆成爲共和國。雖然蘇赫巴特爾和喬巴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有着強烈的紅色蘇聯味道，但其本身同樣也有着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爲獨立的號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國家”。只是不管如何，在反革命的庫倫集團之後的蒙古，在1917年還是被中國的北洋政府派兵強行結束了自治這個事實，卻是誰也難以迴避得了的。
而且還有一條最值得突擊營利用的史實是，民國雖然羸弱。但卻佔據着歷史關鍵時刻的地利與人和——
中華民國成立後，其政權雖然由孫中山轉到袁世凱的手中，但在袁世凱之後的段祺瑞等歷屆政府，卻罕見地以頑強的民族主義者色彩開始了與沙俄的艱苦談判。雖然說弱國無外交。但中國的外交官們做出了極大努力，終於迫使沙俄做出讓步，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條件是在外蒙古實行“自治”。也就是說外蒙古在名義上仍屬中國，實際上外蒙古的內政與外交還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樣。在當時的情況下得到這種結果已實屬不易。…,
這一點，大概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能讓人欣慰一笑的亮點。因爲以賣國、復辟著稱於世的袁世凱，可能怎麼也沒想到在他身後的的嫡系北洋軍閥們，竟然會有着血性閃現的一瞬間。在外蒙古即將分離的一剎那尚能衝冠一怒。
於是，也就有了1919年。主掌中國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將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接蘀了當時正與外蒙古進行和平談判的陳毅將軍（當時和平談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鐵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棄自治，使得外蒙古重新徹底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蘇聯紅軍卻從那一時期開始。就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這期間，那些在蘇俄控制下被剝奪了權力的蒙古上層王公開始醒悟，後悔反抗中國的行爲，紛紛逃到中國要求發兵收回蒙古主權，趕走俄國人。但是蘇聯不斷增加駐蒙軍隊規模，阻撓中國收回外蒙古主權的行動。
而內亂中的中國，當然既無力也無條件與紅色蘇聯相抗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喪失收回蒙古主權的機會。
不過，現在看來這些曾經喪失的機會，反倒成了今天突擊營可以堂而皇之舀出來以資利用的史實。
所謂槍打出頭鳥，誰讓北極熊反而成了現在叫囂最兇的第一個反對者呢？
買糕的，連正宗可以喊話和表態的老蔣都還未做任何實質性的外交動作，你一個不相干的北極熊跳這麼高，就憑你這些年一直都有駐軍嗎？
在接到來自莫斯科的第一封公開抗議電文之後，孟遙反倒心裡一塊大石徹底落地了。
老實說，假若克林姆林宮也像老蔣那樣來一個悶頭葫蘆，也許他還真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是好了。其實說心裡話，無論是重慶，還是克林姆林宮，在世界範圍內也就是這兩個集團可以就蒙古問題說三道四。哦當然了，這其中肯定是一個是合法一個是非法的。
而莫斯科方面叫得越兇，也就越說明了他們的空虛和慌張。
這，就讓孟遙有了可以出手的切入點。
奶奶的，擡出了都快成了歷史垃圾的庫倫集團，斯大林身邊的高人，全都銷聲匿跡了嗎，這豈不是自己給自己上眼藥嗎？嗯，話說那場令人聞之色變的大清洗運動，貌似還在醞釀之中吧。
“通知嶽軍，從今天開始，讓我們的《民族復興報》蒙文版、英文版、俄文版，開闢一個以沙皇爲背景的大討論專欄，重金邀請一些文人墨客和世界知名學者，從純學術方面專門講一講紅色蘇聯社會改革中對東方陣營的領土論述。待條件成熟後，立刻放開所有言論，同時組織突擊營所有高等院校研究生以上的大學生，展開廣泛的後續大討論、大爭鳴和大遊行。”
啊，大遊行呀，這會不會搞成了難以掌控的羣衆性的大運動啊。
話說隨着建國蒙古這一歷史時刻的正式來臨，分居多時的孟遙、陸濤和高志遠三大突擊營巨頭，此刻終於又重新“破鏡重圓”多日了。
作爲後世而來者，對大遊行這三個字有着天然的過度敏感性。
孟遙一下子就笑了：“運動本身並沒有什麼壞處嘛，不要一聽到它就渾身起雞皮疙瘩。沒有運動，世界人民又如何曉得我們偉大的導師列寧同志，曾經對我們災難深重的中國深情地說過，要把沙皇掠奪的亞洲土地還給亞洲人民，他還說，當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後，蒙古將自然成爲中國的一部分。”…,
陸濤也一下笑了：“孟遙，你這點有些太惡毒了吧，是不是想徹底搞臭某個人，說他完全背棄了列寧的諾言，甚至還殺掉了曾經對列寧的講話有過記載的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然後拒不承認貴爲革命導師曾經說過的話。而從此在蘇聯再也聽不到要歸還蒙古的聲音。而蘇聯軍隊，從此還一直賴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
高志遠也笑了起來：“陸濤，你也不是好人，說什麼1986年。在倡導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蘇聯開始宣佈從蒙古撤軍，1992年蘇聯紅軍全部撤出蒙古。可是1992年之後，蘇聯這個名詞，卻從此成了一個歷史，呵呵。”
三人幸災樂禍的笑聲，不知不覺感染了很多在場的人。
“還有很重要的第二點，告訴嶽軍，與此同時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北洋大將徐樹錚將軍，要讓我們的文人墨客和藝術工作者，不吝溢美之詞，有血有肉地將我們的這一位獨特的民族英雄，成功地塑造在我們的字裡行間直至人們的心中。”
孟遙說的徐樹錚，其實早在十多年前突擊營的“路線之爭”上，當時的他對這位曾經兵發矇古的北洋大將就已經讚譽有加。
從去年開始，未雨綢繆，突擊營在蒙古開建的每一座新城，在規劃中的第一條都被強制性地將“徐樹錚城市雕像”寫入了每一座新城的城市藍圖中。有了這些雕塑，新聞媒體自然也就有了發揮想象的實體，文人墨客也就有了抒發情懷的載體，莘莘學子自然也就少不了這一堂可貴的愛國教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