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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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魏晉時代，文士嗜酒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魏晉文士對酒的不同態度和格調，折‘射’出魏晉文士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瀰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露’出痛苦掙扎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爲中國文學史、哲學史和美學史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考察魏晉文士的生活風貌，可發現嗜酒之風尤爲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傳》)，［1］曹‘操’高唱“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飲酒不節”（卷十九《曹植傳》），［2］阮籍“酣飲爲常”（卷四十九《阮籍傳》），劉伶“唯酒是務”（卷四十九《劉伶傳》），陶潛醉“則大適融然”（卷九十四《陶潛傳》）。［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談笑”。［4］後有竹林七賢，“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任誕》之二十三），[5]飲酒“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徵”。[6]關於魏晉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豐富，僅《世說新語·任誕》五十四條中，就有三十餘條與飲酒有關。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特殊環境中探查魏晉文士的嗜酒風尚，不難發現，酒之於魏晉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質屬‘性’而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義。魏晉文士的醉鄉日月，閃爍着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別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
作爲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飲酒沉醉以遠禍全身，實爲魏晉文士的獨創，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嗜好或託詞的風行，一方面源於魏晉文士生命意識的徹底覺醒，另一方面是因爲魏晉時期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恐怖。
中國文士生命意識的覺醒，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早在《詩經》時代，《唐風·蟋蟀》就曾發出“今我不樂，日月其邁”[7]的感慨。只不過這種關注個體感受的聲音，被長期湮沒於注重羣體發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罷黜百家的漢代，儒家的道德倫理成爲士人的行爲準則和人生動力，文士們在對大一統政權的依附中找到了親近感、歸屬感和責任感。但到了東漢末年，腐敗失據的政治和動‘蕩’失序的時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統一人心的基礎，血腥殺戮、無端坐監、黨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靈產生裂震，對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親近走向疏離，他們的視野也由“大我”逐漸轉向“小我”。這一轉變，使漢末的文士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懼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間，勿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今日良宴會》），“卜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8]……高頻出現的“忽”、“寄”、“塵”等字眼，反映出覺醒的文士面對短暫的生命所生髮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涼！
這種生命覺醒之後的驚慌哀痛，被魏晉文士歷史地承接下來。而且，由於社會的離‘亂’和政壇的血腥，更加深了他們對生命的體認。漢末魏初，軍閥‘混’戰不已，生命猶如草芥。南征北戰的曹‘操’就感慨:“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全三國文·軍憔令》）[9]建安時代的文士們，大多生於‘亂’世長於軍中，親歷生命毀滅的慘烈，震撼於人類生命的脆弱。他們的詩歌表現出比《古詩十九首》更爲濃烈的憂生之情：“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曹植《贈白馬王彪》）。“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阮瑀《七哀詩》）。“爲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陳琳《室思詩》）。“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阮籍《詠懷詩》之八十二）。[10]如果說漢末文人用“忽”、“寄”、“塵”等字眼，表達他們的生命短促之感。那麼，建安詩人則用“朝‘露’”、“影響”、“風燭”等語詞，反映出生命的極端脆弱。兵禍之外，疫病數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損失其四。中原一帶，家家有伏屍之痛，戶戶有號泣之聲。另一方面，政壇日益險惡，政權頻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權的更替都伴隨着血腥屠殺。司馬氏奪權前後屠殺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數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傳》）[3]的恐怖局面。據冉昭德先生統計，《文選》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頭，佔其全體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強。《世說新語》中出現“哭”、“泣”、“亡”、“死”等字總計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見血腥恐怖的現實給魏晉文士造成的心靈傷痛。而當文士們面對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轉瞬間人頭落地的殘酷現實時，他們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助，甚至產生災難可能隨時降臨自己頭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言志詩》)，“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詠懷詩》之三十三），這是魏晉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憂的直接表白。
經歷了生命意識的覺悟、生命脆弱的體認和朝不保夕的驚恐，魏晉文士終於明白，任何‘精’深理論都阻擋不住死亡的腳步，任何高遠目標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結局。因而，魏晉文士在自全心態作用下，表現出遠禍全身的智慧和自覺。羅宗強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爲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帶來的一種心理傾向，便是不嬰事務，依阿無心。如果說，在向秀這是一種心路歷程的艱苦轉變的話，那麼晉國始建之後名士羣體的依阿無心以求自全，則是一種自覺地選擇。”[11]沉醉於酒、疏遠世事以遠禍全身，就是魏晉文士覺醒後保護生命長度的智慧選擇。“本有濟世志”的阮籍，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他多次因酒避禍，“文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對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卷四十九《阮籍傳》）。[3]可以說，阮籍是借酒韜晦全身最爲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爲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見，大將軍王敦很賞識阮裕並召爲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爲人臣的野心，便終日沉溺於杯中之物以疏遠王敦。後來，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亂’死於刀鋸之下，而阮裕卻保全了‘性’命。東南士大夫顧榮“恆慮禍及”，選擇“終日昏酣”（卷六十八《顧榮傳》)。[3]剛腸嫉惡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遠，取醉爲佳”作爲處世秘訣，寫進《家誡》[12]傳教後代。
對魏晉文士來說，醉酒避世以遠禍全身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其中奧秘正如陶潛所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雜詩》）。南朝沈約對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全樑文·七賢論》）[9]南宋葉夢得也評論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俱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13]《世說新語》那句“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之三十五）更是‘精’深，“遠”就是粗遠世故，粗遠世故就是遠離人禍，從而實現保護生命長度的目的。
二、“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地密度
死對於生其實是一種有效教育。“對於有限地意識來說。死亡意識是本質地。因爲此外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迫使人意識到他地限度。然而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提高人對實存地投入地必要‘性’地認識”。[14]魏晉文士在對“死”地震駭之餘。把質疑和追問地目光投向了“生”。心態也由憂生轉化爲貴生。進而把人生短暫與行樂縱‘欲’聯繫起來：“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欲’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懷思賦》）。正是有了這種轉變。魏晉文士在追求生命長度地同時又追求生命地密度。即在長度有限地生命過程中。追求濃烈地享受和充分地滿足。以密集地享樂消減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導致享樂主義蔓延。曹丕說：“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豔’歌何嘗行》）。曹植也宣稱“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厄。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全三國文·與吳質書》）[9]託名列禦寇地僞作《列子》又作了進一步闡發。“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逞死後”（卷七《楊朱》篇）。[15]這一套言論。反映了魏晉文士地思想律動。也爲他們縱酒肆‘欲’提供了理論依據。
縱酒是魏晉文士肆‘欲’享樂地典型行爲。古人認爲。“酒。天下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卷二十四《食貨志》）。[16]酒是糧食地‘精’華。在糧食緊缺地情況下。酒無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晉士人享受物‘欲’地首選對象。又是他們享樂人生地特殊介質。曹魏鄴下集團就經常置酒高殿。大宴賓客。並熱情歌詠：“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刻。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阮瑀《公宴詩》）。“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劉楨《公宴詩》）。“嘉餚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樂……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王粲《公宴詩》）。在歌唱享樂地聲音中。曹植地調‘門’最高。“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公宴詩》）。“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曹植《名都篇》）。可見。鄴下文士生活瀰漫着縱酒作樂地濃郁氣氛。
魏晉文士在縱酒行樂中流‘露’出兩種心態：一方面。爲增加生命享受地密度。他們縱情飲酒。不顧一切。比如：曹丕“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樂今日。逞恤其它”（《閨情詩》）。應璩“斗酒當爲樂。無爲待來茲”（《百一詩》）。如果說曹氏兄弟及鄴下文士地縱情飲酒。表現了他們對人生享樂地非理‘性’追求。畢卓等人地舉動則反映出他們把飲酒享樂視爲人生地全部。似乎人生就是爲了飲酒。畢史部“常飲酒廢職”。竟至於醉後“盜飲”爲人所縛。還發出“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畢卓傳》）[3]驚俗之語。劉伶則是“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劉伶傳》）［3］他們追求享樂地極致。“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樂。力憊而不得肆於‘色’。不惶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楊朱》篇）；[15]另一方面。他們在肆意享受生地歡樂地時候也難以逃出死亡地‘陰’影。所以。他們肆‘欲’極樂也掩蓋不住生命之憂。曹植地《野田黃雀行》突出表現了這種複雜感受：“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美酒佳餚。妙樂靚‘女’。這些奢侈品都是爲了增加生命之樂。然而縱情享樂並不能阻止死亡地‘逼’近。相反。肆‘欲’之樂更反襯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晉文士始終不能走出憂懼、享樂、更憂懼、再享樂地心理循環。所以。正始之後地文士生活進一步出現奢靡之風也就不難理解。《晉書·任愷傳》載:“初。何韻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撰。愷乃逾之。一食萬錢。猶雲無可下箸處。”（卷四十五）[3]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謬》這樣描述道:“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擂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逾綺糯縱挎之側。遊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墩野。”[17]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這種肆‘欲’享樂行爲地驚詫。《世說新語》也記載了魏晉士人奢靡之風：人‘乳’飲豚、炊薪雕‘花’、蠟燭燒飯、麗‘女’‘侍’廁、‘裸’體縱酒、人豬共飲,等等。爲了追求生命享受地密度。競相做出駭人之舉。
不難看出。魏晉士人追求享樂是何等急切和濃烈！然而。在嗜酒行樂地背後。其實隱藏着生命無助地莫大恐懼。痛苦地覺醒陡然間轉化爲覺醒地痛苦。脆弱地生命難以自握。死亡‘陰’影盤踞於心。只有以大密度地享樂來消減或轉移生命地哀痛。而傳統士人安身立命地功名思想。此時幾乎‘蕩’然無存。“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誕》之二十）。[5]“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張華《閭里爲消腸酒歌》）。[10]這就是魏晉文士新地人生宣言。拋棄了功名地包袱。魏晉文士就如飢似渴地追求生命享受地密度。以彌補生命目標和意義地缺失。如果說漢末文人只是發出“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古詩十九首》）[8]地慨嘆。魏晉地文士們則邁出了“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曹植《當車己駕行》）地步伐。魏晉文士就在縱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地放達行爲中。表現出對生命過程地體認、眷戀以及對生命意義地質疑和探尋。
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地高度
“酒正引人著勝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任誕》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說新語》中的這兩句名言，反映出魏晉文士嗜酒的另一種追求，即生命境界的提升。把飲酒與生命境界聯繫起來的是玄學。正始之後，玄風席捲士林，影響着他們的人生理想、價值取向、生活情趣和風度容止。如果說玄學理論是水，酒就是舟。他們飲酒談玄，超世越俗，解放‘精’神，與道契合，形神相親，邁向更高的生命境界。
以嵇阮爲代表，魏晉文士追求生命境界新高度是從鄙俗脫俗開始。史載阮籍善爲清白眼，對禮俗之士以白眼相待，毫不遮掩對世俗之人的鄙視。一次，“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己復來敗人意!’”（《排調》之四）[5]同爲竹林名士，阮籍對王戎直呼“俗物”，可見阮籍鄙俗不分親疏，不留情面。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鹹共稱異”（《阮籍傳》）。[3]阮籍的脫俗又往往通過蔑視禮教來表現，比如他居喪縱酒、送嫂歸寧、醉臥酤酒‘婦’人之側、哭吊陌生‘女’子盡哀而歸等等，無不體現出與世俗的“異”。他曾在《詠懷詩》（二十一）中明確表示：“雲間有玄鶴，抗志揚聲哀。一飛衝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時人裴楷也評價說:“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爲兩得其中”（《任誕》之二十一）。[5]可見，阮籍的脫俗，不僅被時人所認識也被世人所接受。當然，脫俗不是目的，而是爲了追求與道相契、與自然一體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乃與造物通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傳》）。[9]對於無法與俗世徹底決裂的阮籍而言，他要體驗自己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只有在沉醉忘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實現。所以，他人視爲非常態的酣飲醉酒，對阮籍來說恰好“爲常”，而且每當其酒後“得意”，便“忽忘形骸”。因爲，他已以酒爲舟，馳向“意”中的玄美之境。
與阮籍相比，嵇康飲酒較爲理智和平靜。嵇康雖然也追求超塵脫俗，不受名教約束，“但他追求的是一種人間實有的境界，在那裡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質條件，有淳樸的親情，而無世俗的污濁與繫累。嵇康已經把莊子物我一體、心與道冥人間化了，詩化了”。[11]嵇康結‘交’高士，“不喜俗人”（《與山巨源絕‘交’書》），[12]追求在純樸自然的現實生活中與道契合，而不是把自己封閉在理想的‘精’神幻境之中。他厭棄政治，就公開與司馬氏決裂；他的朋友呂巽爲人失德、山濤薦舉他做官，嵇康就斷然與他們絕‘交’。他在詩中也說：“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雜詩》），“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述志詩》）。[12]在現實生活中，嵇康也是以其天質自然、形不偶俗而馳譽士林，時人評價說：“嵇夜叔之爲人也，巖巖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容止》之五）。[5]嵇康‘胸’懷邁俗之志，高亮任‘性’，其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從《贈秀才從軍》詩中可窺一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皤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渴望在這樣淡泊樸野、閒適自得的生活中，心與道合，隨着那漸飛漸遠的歸鴻進入大美境界。正因爲如此，嵇康不需要、也不必通過醉酒以脫越世俗，他更喜歡流觴曲水式的雅飲。他需要的不是酒中的乙醇，而是酒的雅緻和意味。“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遊仙詩》），這就是典型的嵇康之飲。其《酒會詩》也再次印證了這一點:“臨川獻清酷，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在清幽雋美的山水之間，嵇康賞美景品清酒，奏一節妙曲，唱一段雅歌，盡情享受人與自然‘交’融、身與靈魂相親的高遠之境。舉杯之際，又不禁懷念起那位已故知己，深厚的情誼和綿邈的思緒，全都寄寓在七絃琴聲之中。可見，嵇康是在品酒的過程中，提升心境，歸於自然，與道相契，進入《莊子·漁夫》所說“飲酒則歡樂”[18]的全新境界。
真正懂酒善飲的人是陶淵明，並將酒融入生命之中。陶淵明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時人謂之實錄”（卷九十四《陶潛傳》）。[3]在這篇短短千餘字的紀傳中，出現“酒”及其相關文字近二十次。陶淵明自己也宣稱：“令吾常醉於酒足矣。”[5]甚至感言“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之五)。難以想像，沒有酒的陶淵明會是怎樣的情狀。但他絕不是借酒消愁，更不是縱酒行樂。雖然他說過“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卻也明確表示“酒雲能消憂，此方詎不劣”（《影答形》！他主張“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在他看來，酒與菊‘花’、書籍、田園、月‘色’一樣，是一種自然存在，想喝便喝，當醉即醉，無須刻求，一切皆順應自然，才能得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連雨得飲詩》）的意義和歡樂。從陶淵明詩作中可見，不管是“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之一），還是“‘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之二）；不論是“或有數斗酒，閒飲亦歡然“（《答龐參軍》），還是“提壺接賓客，引滿更獻酬”（《遊斜川》）；不管是“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乞食》），還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擬古》之一），一切都是自然隨‘性’的。不難看出，陶淵明率‘性’之處時時沉醉，乘興之詠“篇篇有酒”(蕭統《陶淵明集序》)。[9]他在隨‘性’之飲中，體悟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之十四）；也在作文自娛中，感覺到“此種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而這“深味”和“真意”，都共同指向陶淵明所追求的委運任化、物我泯一、心靈與自然和諧一體的人生最高境界。詩意的酒趣，飄溢酒香的詩歌，在陶淵明充滿詩意和酒香的生命中妙合無痕，和諧完美。
魏晉文士嗜酒，對一個時代而言是特殊風尚，對個體來說是生活細節。風尚往往體現在細節上，細節也總能折‘射’出大問題來。在魏晉特殊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中，同樣嗜酒的文士卻從酒中品出不同的“滋味”，正是這一細節差異反映出他們對生命的三種不同追求。這些追求，既表現在不同文士的生命歷程中，也表現在同一個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中。還應看到，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瀰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露’出痛苦掙扎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爲中國文學、哲學和美學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