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整風運動的發起，朝廷和復興會各部門都有大量空缺名額需要補充。
於是蘇詠霖親自主持了組織部和朝廷吏部的聯合選拔會議，親自抓起了這一波人事工作。
在人事工作發起的同時，蘇詠霖也趁機開始推進復興會新部門的設置與正式的改組，並且將成立復興會中央會議這一機構的提案拿了出來，與羣衆代表制度一起，作爲政治改革的兩大拳頭提案。
在他的強力推進下，他所要求進行的改革全部得到了通過，中央會議制度和羣衆代表制度被寫進了復興會會規當中予以確認。
然後在會議中，蘇詠霖具體闡述了自己對中央會議制度和羣衆代表制度的殷切期盼，將自己推進民主集中制和絕對不搞一言堂的目標向所有人表明。
最後，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蘇詠霖還做了一件事情。
此時此刻，蘇詠霖意識到皇帝的存在對革命事業的負面影響已經逐漸顯露出來，有些官員的封建化與他一直都在擔任的皇帝的身份脫不開關係。
他們對於明國還有封建化的幻想，對於自己也有貴族化的幻想。
這不是蘇詠霖希望看到的。
於是，蘇詠霖第一次正式在公開場合宣佈了自己將會在革命達成階段性勝利的時候退位，並且不傳承皇位、從此也不再允許大明出現皇帝的決定與許諾。
“九年前，在大明建國之初，我曾想過我要不要做皇帝，因爲我覺得皇帝是舊時代的象徵，革命之大明出現一箇舊時代的皇帝，怎麼看怎麼覺得奇怪，怎麼看怎麼不合時宜。
但是後面考慮到了金國還有皇帝，南宋也有皇帝，西夏都有皇帝，皇帝是國家元首乃至於象徵這種事情是全民共識，我若不做皇帝，不佔據這個重要的位置，難保不會有其他人想做皇帝。
爲了給革命爭取時間，我做了皇帝，當然爲了推進皇帝的最終被消滅，我也一步一步剝離皇帝的神聖屬性，一步一步把天子、聖人這種稱謂剝離，讓皇帝迴歸人的屬性。
成果是顯而易見的，大明皇帝是人皇不是天子這種事情已經深入人心，現在在外面說天子，大家都是一種負面的態度居多，這就是我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讓皇帝變回一個人，一個可以被替代的人。
當皇帝不再被視作不可或缺的存在的時候，皇帝也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至高無上的皇權也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依附於皇權而出現的種種奇怪的產物也將不復存在。
對於革命之大明，需要的是革命，是反壓迫剝削的精神，是睿智的民衆，唯獨不需要的就是皇帝，皇帝自秦始皇嬴政始，至我而終，爲華夏之帝制畫上徹底的休止符。”
蘇詠霖的這個表態在復興會內部會議上可謂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這個表態對於復興會會員們的衝擊不亞於當年蘇詠霖宣佈皇帝不再是天子的時候對儒教教棍們的衝擊。
很顯然，蘇詠霖做皇帝這個事情是大家所公認的“權宜之計”，蘇詠霖也竭力論證皇帝是人而不是神，但是在大家心目當中，這個皇帝的含金量也因此成爲有史以來最足的。
因爲蘇詠霖本人過於優秀的軍功、政績、私德，本該臭氣熏天的【皇帝】這塊招牌因爲他本人的襯托反倒成爲了大明國的一塊金字招牌。
似乎有很多人認爲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爲皇帝蘇詠霖，而不是因爲某種理念。
這是蘇詠霖在這九年的皇帝生涯中始料未及的。
最開始做皇帝是爲了適應那個混沌的時代，是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最好的選擇。
可是當他以皇帝的身份帶着大家走出混沌的時候，他本身的光環已經超越了皇帝的光環，甚至於因爲他過於耀眼，連帶着皇帝的身份也變得耀眼起來。
他不是因爲皇帝而變得神聖，皇帝因爲他而變得神聖。
乃至於當某些人對他的政策感到不滿的時候，最先想到的也不是威脅他皇帝的地位，而是希望通過佔據主席的位置，通過主席的身份和權力獲得一些改變局面的可能。
他們甚至認爲蘇詠霖和他的後代都應該繼續做皇帝，繼續打着這塊金字招牌，維持大明表面上的神聖。
而內裡，則應該交給符合元老們利益的“主席”來完成，採取一種事實上的二元君主制度，來維護老人們的利益。
這一點尤其讓蘇詠霖感到強烈的不滿。 ✿Tтkд n✿℃o
皇帝不該繼續存在，作爲舊時代的象徵，作爲古代人民苦難的象徵，革命之大明需要和皇帝完成徹底的切割，就算是徹徹底底的君主立憲也不該被允許，更遑論這種狗血的二元君主制度。
華夏不需要皇帝，華夏不需要貴族，華夏的一切屬於革命羣衆，他要把最後一條舊時代的小尾巴給割掉，哪怕這條小尾巴就是他自己。
復興會員們對此的反應完全符合他的一切預料，他們一時間感到惶恐不安，感到錯愕，感到難以理解，感到不能接受。
會員們立刻提出了諸如統治傳承和蘇詠霖之後大明的統治安全等等問題，這是他們最爲關注的。
他們很擔心，甚至是感到恐懼，認爲明國的一切全賴蘇詠霖，蘇詠霖做皇帝執掌全部的權力，纔有今日的明國，有朝一日蘇詠霖不做皇帝了，大明會變成什麼模樣呢？
蘇詠霖就是大明，大明就是蘇詠霖，如果蘇詠霖不要大明瞭，大明會變成什麼模樣？
這也是蘇詠霖最擔心的問題。
而且，似乎最近有一種潮流理論，這種潮流理論正在悄悄消解大明的一系列革命政策給大明社會帶來的正面意義，轉而將這種正面意義偷偷嫁接到了蘇詠霖身上。
甚至是將這種正面意義轉移到了【皇帝】身上。
做這種偷換概念移花接木的事情的人，正在試圖讓人們認爲大明能有今天不是因爲一系列的革命政策的推動，不是因爲理念的轉變，不是因爲體制的變革。
而是因爲【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