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爲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裡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爲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佔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爲“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着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爲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已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爲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着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態度；裡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裡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纔有一線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爲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侷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