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裡，往往是以第一人稱爲敘述者，有時候，“我”這個人，相當耐人尋味。
《長夜》開局第一句：“事情的開始往往就預示着結局……那是我常聽人們引用的。”這一句類似《百年孤獨》著名的起句：“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說命運的旨意，人只能隨波逐流。一股哀傷升起來，有什麼事情在無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麼事情呢？“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我發誓——”這也是奇怪的，有什麼需要發誓的，誰又會懷疑，“我”急切所要辯護的是什麼？一種不幸的預感在逐漸加強。事情按着既定的路線進行——“我”在房產銷售廣告牌上看見“塔城”這名字，此時此刻，“一片烏雲遮住了太陽”，這是一個壞兆頭。可是，不是已經說過，事情不可逆轉，只能往下走了。然後，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場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儘管他從側面看我。”似乎是，無論時間還是空間，“我”都處在一個全視的角度看着事態的發生和發展，“我”究竟在哪裡？在已經發生過並且結束了的終局，那就是命運。可在敘述裡，一切尚未揭曉。老人的話，很像讖語，他告訴“我”，人們都叫“塔城”這地方爲“吉卜賽營地”，傳聞說這裡曾是吉卜賽人的領地，後來吉卜賽人卻被趕走，走之前，下了咒語。從此，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發地帶，公路上汽車失事，採石場上石頭壓死人。離開老人，“我”又遇見一個黑頭髮高個子的老太婆，她也有着巫師般的表情。她的話更直接了，她說：“別與它有瓜葛，年輕人，聽我的，忘掉它。”她還替“我”看手相，手相顯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麼對你有利的話，你現在就離開這兒——吉卜賽營地。”可是，當然，“我”沒聽她的，因爲一切必將發生，或者是已經發生。
“我”——邁克爾•羅傑斯，二十二歲；精通汽車；去過愛爾蘭，在那裡養馬；差點兒和販毒集團沾上，又幸運地脫身；做過小旅館服務生，海濱救生員，推銷百科全書、吸塵器，等等。總之，“我”的生活是動盪的，而且，有一點危險。說白了，“我”是個窮小子，沒有好的出身，沒受過好的教育，也沒有好運氣。可是，這並不妨礙“我”有高尚的鑑賞力。“我”喜歡好東西，好品位的鞋，前衛的抽象畫，還有，有歷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輕浮的年輕人一樣的臭毛病，不踏實，好高騖遠，精神不穩定，常有危機，但大多數人一旦走出這個年齡段，會安靜下來，接受生活的教育，矯正行爲，歸入正常的人羣。這類人中間，也會有馬普爾小姐所預言過的那種——“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當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將會遇到一個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種人，因爲機遇真的送給“我”一個好姑娘，埃利。
埃利是誰？是那一個階層的姑娘，可是，並非人們所以爲的那麼幸福，而是“一個可憐的貴族小姐”——我們在哪裡聽說過這樣的說法？是在《馬普爾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謎”裡面，回頭的浪子哈瑞帶了新婚妻子歸來，馬普爾小姐對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憐的富有的小姑娘”。這不是指某一個人，而是某一種類型。埃利雖然有錢，可卻是個孤兒，又是在那樣的階層，社會交往實際很有限。她沒有朋友，只有一個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這樣的女孩，多半是無能的，那麼，格里塔自會替她張羅一切。因爲是在一個長篇的篇幅裡，埃利這個“可憐的貴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謎”裡的那一個，內容要詳實許多，她很是讓“我”開了眼界。當“我”聽埃利說，她已經將吉卜賽營地買下來，不由十分驚訝——“溫柔而膽怯的埃利竟然談論這樣的商業買賣知識，並且對此充滿信心”。“我”不會懂得，在那樣的有產階級家庭裡，財政名詞就是投資、增值、減稅、信託資產，而不是柴米人家裡的水費、電費、菜錢、油錢。這些複雜的庶務其實是在抽象的智能層面上進行，不是像底層的社會，一切奮鬥都是身體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體鱗傷。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純良，她甚至比應當同病相憐的人更有同情心。這就是命運的不公平，它將什麼都給了一方，卻剝奪另一方。“我”走進埃利的世界，真正瞭解了富人的生活，它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窮極奢華——“相反，一切都很單純”。因爲什麼都不會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佔有慾反而不強烈了。但是，“我”還需要學習，學習這種昂貴的“單純”。
現在應該來說說格里塔這個人了。度過蜜月旅行後，“我”和格里塔見面了。“我”說：“很高興終於見到你，格里塔。”這句話很微妙，這裡盡是微妙的東西。接着，埃利說了一句話：“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們根本不可能結婚。”這一句誠實的感激將會奇怪地得到證明。之後，“我”與埃利有一段關於格里塔的對話，埃利問“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爲——“你對她說話時看也不看她的緣故”。當埃利瞞着“我”，去接來“我”的母親，一位爲了兒子，拼命工作，幾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親看見了他們的生活，臨別前問起格里塔是誰，然後含蓄地說了一句：“已婚夫婦剛剛開始生活的時候最好單獨在一起。”他母親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於巫術，而是經驗。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無端地戰慄起來，“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墳上走”，埃利接過去說：“一隻鵝正在我的墳上走過，這纔是原話，對嗎？”果然，是埃利的“墳”，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與“看房人之謎”裡的“富有的可憐的小姑娘”一樣，墜馬身亡，同樣都是在詛咒的恐懼裡。“富有的可憐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詛咒，埃利則是——那個黑頭髮高個子的女人，兩人同樣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錢。我們可將“看房人之謎”看作是《長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經大變，兇手“我”比兇手哈瑞處境複雜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還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經說過一句話，似乎木知木覺的人同時都是先知先覺，埃利的話總是無意間擊中事實——“彷彿你很愛我”，接下來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確實愛她。我本來應該愛她的，她那麼甜美。埃利，溫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經決定了，不會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於一個執着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經做了，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親說：“我非常努力地想確保你平安無事。我失敗了。”“我”的回答是——“這不是您的錯。我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確實沒想到，會有一些意外發生，我說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見過“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對戀人，走在德國漢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無足輕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無足輕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這就是作爲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確實處境爲難，從技術上看，難度在於如何保持懸念。“我”必須陳述現象，卻不能透露事實。這當然是不自然的，是一個明顯的騙局。可探案小說肯定是造假的藝術，不必像現實主義小說那麼認真地對自然性負責，它的真實只在於敘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說，要組織周密，不能露馬腳。我想它的誠實原則是“我”可以不說，但不能說謊，而且，必須將敘述堅持到底。那麼，說什麼，就成爲最微妙的事情。這是對故事趣味而言的說法，在另一方面，由於犯罪者的主觀身份，敘述裡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內容。波洛在《尼羅河上的慘案》裡說過，“兇手是需要想象力，偵探則尋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內心活動其實更復雜，這就與人性有涉了。《長夜》裡的“我”，其實也是《尼羅河上的慘案》的西蒙，可是，我們對西蒙瞭解得不多，而這裡，“我”的哀悼之情瀰漫了整個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裡的“我”，詹姆斯•謝潑德，一名鄉村醫生，中年，單身，和同樣單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們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應當是與馬普爾小姐的聖瑪麗米德村差不多，離它最近的大城鎮是克蘭切斯特，距離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車，就有火車站，一個小郵電所，兩個百貨公司。大多數人在年輕的時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餘下的人都已經上了歲數。在金艾博特村裡，有兩幢大宅子，也就是說，有兩戶人家稱得上淵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後來的謀殺案事發現場。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地方，鄉村醫生是接近牧師樣的人，牧師撫慰靈魂的困苦，醫生則解救肉身的疾痛——擔當起上帝的另一半職責。像聖瑪麗米德的海多克醫生，他曾經很通人情地給馬普爾小姐開出一副藥方，就是一樁謀殺案，他知道如何對付各種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裡服務了一輩子，陪伴着村民度過生老病死，自己也從中獲得安寧。俄國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說，《縣城的醫生》，寫一個少女在臨終時，抓住最後的時間愛上醫生，這就是那類活動在歐洲腹地的舊式的醫生，他們都已經超越治病的範疇，去對靈魂負責任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鄉村醫生又是過着沉悶的生活，他們雖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業呢，倘若沒有虔誠的犧牲的觀念，就也談不上遠大。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裡的包法利醫生，在他夫人的眼睛裡，就是一個沒出息的男人。爲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夢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嘗試着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動他去進行那場大膽又荒唐的手術，給客棧裡的馬伕矯治馬蹄足，結果當然是慘敗。在馬普爾小姐主持偵破的《命案目睹記》裡，罪犯就是鄉村醫生——這個醫生的生活裡，還有着少許浪漫經驗，他曾經和一個法國劇團的龍套演員戀愛，這段浪漫史從某種方面也說明鄉村醫生實在是缺乏機會的，這樁心血來潮式的婚姻爲他種下了苦果，因爲後來他遇到了一個正經的婚姻對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繼承人埃瑪小姐。在金艾博特行醫的“我”，卻似乎更少機會，財運也不好，他做了一點小小的投機生意，西澳大利亞金礦股票，結果血本無歸。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時間在等待中流過。人到中年，生活還是原樣，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舊宅，在村子及周邊地區行醫，出入於那些饒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間。他不像《長夜》裡那個年輕的“我”，充滿着野心，他已經走過人生的發軔階段，原先就沒什麼聲色，如今更加沉寂下來。他的自述相當平靜，難得流露心情，從這點看，他也是要比《長夜》裡的年輕人老練，到底是經歷過人生的人。他將自己藏得那麼深，但依然可靠地敘述了事實。當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說，用波洛的說法——波洛讀過他的記錄手稿之後，向他說——“我向你祝賀——爲你的謙虛表示祝賀！”然後再說：“也爲你的隱匿手法表示祝賀。”
他對自己的記述也是得意的，自認爲值得表揚的地方有兩處，都是羅傑•艾克羅伊德被謀殺當晚的描寫。一處是他離開羅傑•艾克羅伊德的時候——“信是八點四十分送來的。我八點五十分離開了他，信仍然未讀。”他說：“這一切都是事實，但如果我在第一個句子後面加上幾點省略號，情況又會如何呢？是否有人對這十分鐘的空白時間裡我所做的事表示懷疑呢？”這是一處。第二處是謀殺現場被發現，管家去打電話報警時候，“我做了點我必須做的事。”他很爲文稿中的謹慎措辭滿意。事實上，他真的很謙虛，這樣含蓄又誠實地敘述事實還有很多處。比如，一開篇，他從弗拉爾斯太太自殺的家中回來，在前廳脫衣帽時，他寫了這麼一句話：“我確實無法預料，但我有一種預感，震撼人心的時刻即將到來。”我敢說，在這個鄉村醫生平淡的一生中，“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可說是唯一的“震撼人心”。他記錄這樁謀殺案時，多少帶有着一種成就感，當然，沮喪的情緒偶有流露，雖只是一句兩句，但分量卻很沉重。比如謀殺案發生的次日早晨，聽到死者羅傑•艾克羅伊德先生的秘書雷蒙德用輕鬆的口氣談論案子，醫生不由感慨地寫道：“就我來說，我早就失去了從悲哀中迅速恢復愉快的能力”。這句話包含着人生的灰暗。
他的處境是要比《長夜》中那小子艱難得多，那小子敘述的重點在如何實施犯罪計劃，最後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間，這個難堪的時刻猝不及防地發生，然後結束。然而在鄉村醫生，這卻是漫長的過程。他在一夜之間便完成了謀殺計劃，餘下的，全是在對付波洛，可他鎮定自若。但是我想，當死者，羅傑•艾克羅伊德先生的侄女兒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晉拜新搬來的鄰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學家波洛先生，“我”，醫生，一定是面臨着一個極其尷尬的處境，但他依然很鎮靜。他以那種替對方着想的口氣說：“親愛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嗎？”這話裡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願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爾夫•佩頓犯下的事——醫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傢伙是個壞料，天生的利己主義；而醫生是受過道德的教化，他的惡意裡積蓄着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長夜》裡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雖然並不知道什麼纔是幸福；醫生則已經斷定，他和幸福無緣。因此，他能夠如此平靜地犯罪。但是，有一點他控制得不夠好，就是他對案件過分的關切——波洛說：“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來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發現你跟我形影不離，總是在我身邊。”醫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這一生過的都是乏味守舊的生活，乾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瑣事。”這話不可不謂真情，醫生從未正面評價過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辭中流露出倦意，和《長夜》那小子多麼不同，那一個，壞也壞得生氣勃勃。整個過程中，只有一次，醫生突然情緒高漲，那是在麻將桌上——“這時我簡直無法抑制內心的興奮，我曾聽別人說起過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從沒想到自己打牌也會天和。”據文中說，這種“天和”之說來自於“上海俱樂部”——那一定是英國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紀末及上世紀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這種概率極其之低，好比中頭彩。醫生如此欣喜，這個天降好運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個黴運的人！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醫生總是該做的都做了，卻總也不成。現在好了，老天終於顧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艱難，在前一個階段，波洛總來找他談案子，當然也是他希望的，但這實在是一場考驗，考驗人的心理和頭腦。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談話。在《ABC謀殺案》裡，他說過：“通過反覆談論，多餘的細節就必定會呈現出來”，他還說：“對任何想藏匿的人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談話更危險”。所以，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說：“與案件有關的人都隱瞞了一些東西。”醫生笑着問：“我也隱瞞了嗎？”波洛說：“我想你也有事瞞着。”“那麼是——”“有關佩頓這位年輕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了呢？”這句話大有深意，字面上是醫生你僅是爲“佩頓”掩飾嫌疑，底下——要知道，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醫生你到底對“佩頓這位年輕人”做了什麼手腳。對這個狡黠的問題，醫生“我”應付的也不壞，他做出一種有意掩飾窘狀的樣子，慌亂地轉移了話題，請波洛先生談談關於“爐火”意味着什麼，而波洛便也順水推舟放下了那個敏感的話題。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讓醫生充當了“華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後半截——“我們便分道揚鑣，各幹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腦子了，可情形卻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麼呢？醫生只能在麻將桌上聽人談起一點波洛的動作，就在這時，得一副“天和”，命運開始青睞醫生。可這青睞的媚眼裡似乎又藏着陷阱，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沒有什麼能逃得過赫爾克里•波洛的眼睛”。醫生回顧所作所爲，自己覺得計劃還是不錯的，當然有一些小紕漏，卻也於大局無礙，要是波洛不出現的話——醫生最後一句話是——“如果赫爾克里•波洛沒有隱退到這裡來種南瓜就好了。”這個鄉村醫生黯然無光的一生中，能與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輸了，也雖敗猶榮。
由犯罪當事人主述案件過程，他們的性格便到了前臺，成爲比客觀事實更重要的動機，這符合波洛，也符合馬普爾小姐的人性原則。他們都認爲，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誰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隱秘的人性呢？但這確實是一個危險的敘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虛構的功能，多少有些筆走偏鋒，稍有不慎，就會穿幫，必須謹思密行，小心着來。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這一類敘述只佔極少數，偶爾爲之而已。
六、黃金時代
前邊我曾說過，我缺乏有關阿加莎•克里斯蒂個人的資料，從某一方面來說，我也並不以爲十分需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本身，已自成一體，具備了起承轉合的過程。我就想，倘是以波洛、馬普爾小姐、貝雷斯福德夫婦爲這個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裡的主要成員，那麼，是否可以認爲，起源和歸結已經講述過了？現在，就要進入這家族最興隆的階段——黃金時代。這也是全劇的**，華彩篇章，這個華麗家族，在此走向全面的輝煌。我將那些最精彩的事蹟列於此，光芒四射。它們通常都有着精緻與和諧的圖案性，而在邏輯圖案的底下，則有着充沛的人性；是人性的運動規劃了圖案的經緯線，流利的線條又使人性煥發絢爛的色彩。圖案和人性在不同情景下處於不同位置。有時候，前者是顯性的，就是大偵探波洛天賦的本能，只消身子往後一仰，閉上眼睛，便可看見的對稱性、平衡感、合理的秩序，像拼圖一樣，每一塊就嵌在應該在的地方。還有時候，後者是顯學，好比波洛在《葬禮之後》裡說的：“由於這件事情裡證據不如人多——那麼我就得專門同人打交道。”最爲極端的情形，我以爲是《啤酒謀殺案》。案子發生在十六年前，十六年的時間過去了，當時的轟動煙消雲散，細節已經變成案卷裡的枯燥的文字，人的記憶對客觀事物總是不可靠的，然而感情卻有着強烈的滲透力，它洇染在某些看似無關的印象裡，可保持許久。這個案子，如何從塵封的記憶中重新挖掘出來真相，依憑的就是這個——感情。
當波洛接受當事人委託，着手調查這樁陳年積案，拜訪當時的被告律師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顧問，記憶猶新的是他的委託人。“那個女人很有魅力”，她的情態在十六年後還能夠呼之欲出——“我甚至想判罪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她毫不畏懼，一點也不緊張，只想審判早一點結束。”他很遺憾地承認，她無疑就是兇手。原告律師，皇家法律顧問昆廷•福格當然更有理由認爲被告有罪。他，當年胸懷抱負的小夥子，現如今已經長成爲淡泊又固執的中年人，卻還對被告懷有深刻的印象，他至今相信——“卡羅琳•克雷爾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永遠忘不了她。”長期受僱於克雷爾家族，處理日常法律問題的“喬納森律師事務所”的書記員埃德蒙茲，一個謹慎的法律工作者，他承認沒有任何證據可爲卡羅琳•克雷爾謀殺丈夫開脫，可是他說：“我崇拜克雷爾夫人。不管她幹了些什麼，她都是個淑女！”至於律師事務所的老闆，凱萊布•喬納森先生，一個老紳士，在他漫長的歲月裡攢足了人生經驗，是俗話“薑還是老的辣”裡的老薑，波洛和他纔算得是搭上了話，只幾個來回，他就指出——“波洛先生，不過你像是對性格感興趣。”於是，他也有了談話的興趣。喬納森先生不像那幾位易動感情，那時他們還都是年輕人，他能夠保持冷靜，他描述卡羅琳在法庭上的表現是——“無法勝任爲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會演戲。”但當談起那個插足克雷爾夫婦，因而引起悲劇的謀殺案的模特兒埃爾莎•格里爾，老頭兒卻奇異地難以自禁，他沒有如通常那樣稱她作“無恥的爛貨”“狐狸精”“罪魁禍首”，而是懷了無限的感慨提到“青春”這個字眼。他說：“也許因爲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覺得年輕人沒有城府，有時把我感動得落淚。年輕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蕩不羈——如此地自以爲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費苦心。”——事情過去了那麼久，什麼痕跡都消失了，可人的情感依然是激越的。多麼主觀啊！可是這就是波洛要的，當他請菲利普•布萊克，事發時間的在場者之一，請他寫下當時的情景，菲利普•布萊克覺得多餘，警察的卷宗一定寫得更準確，波洛說：“我不想要簡單的事實。我要的是你所選取的事實。”喬納森那老頭兒，已經站在人生的末梢上了，也許對青春有特殊的偏愛，可就是這偏愛，着重向波洛指出了，青春不可小視。後來在梅雷迪思•布萊克的莊園裡，波洛看見了死者——艾米亞斯•克雷爾生命中最後一幅畫，畫的正是埃爾莎•格里爾。波洛果然注意到了“青春”的諸多屬性：“青春是原始的，是強壯的，是充滿力量的——是的，而且殘酷！還有——青春是脆弱的。”他甚至也提到“脆弱”這個詞。這個被喬納森老頭稱之爲“朱麗葉”的女人，她的“羅密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死者不能復生，生者印象各異，事實上是重新塑造了一個他，但誰能說準，哪個他更真實呢？
菲利普•布萊克，十六年來，已經成爲一個成功的生意人，染了生意人所有的臭毛病。但當提起克雷爾，他的好朋友，他一下子從造作的慵懶中抖擻起來，過往的激情又回到身上。他讓波洛看克雷爾的一幅玫瑰花，“色彩如此濃豔，甚至有些淫猥呢！”“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畫玫瑰的人。”菲利普•布萊克說：“他的藝術，你知道，他總是熱愛藝術。是一種逃避。”梅雷迪思•布萊克——菲利普的哥哥，他們與死者一同長大，從小朋友到老朋友。和弟弟完全不同，梅雷迪思•布萊克是那種人們通常叫作“科學怪人”的人，對具體的庶務沒有興趣，而是沉浸於抽象世界。可是，也正是這種人，其實有着旁人不知，甚至自己也不自知的內心生活，是這種內心生活的經驗使他們更能想象別人的處境。他承認克雷爾是天才的同時，也看見“天才”的氣質對他身邊人的殘忍。梅雷迪思至今記着他如此狂妄地說道：“我在畫的這幅畫是我有史以來畫得最好的。告訴您，真不錯，而兩個嫉妒的爭吵不休的女人想要打擾——不，媽的，辦不到。”這一個男人使得他周圍的氣氛變得激動不安，你不知道他的真心在哪裡，當然，在繪畫，那麼就像梅雷迪思說的：“畫畫又不能當飯吃”，在生活裡，他的感情傾向於誰？或者，用更實惠的方式說，他更需要誰？人人都看見，妻子卡羅琳在了下風，埃爾莎氣焰高漲。波洛去訪問埃爾莎，埃爾莎爲要證明克雷爾與她的感情，拿出一封皺巴巴的信，交到他手裡——“看着他接住了她的寶貝，她是那麼自豪，又有點怯怯地，又急於知道他的評價。”她，埃爾莎，似乎並沒有太大的信心。於是，信上那些狂熱的情話，忽然變得不堪一擊。那麼，克雷爾和卡羅琳如何呢？誰都看見他們爭吵，總是不忠、背叛的主題，互相說出刻毒的話來。可是，有意思的是卡羅琳的小妹妹安吉拉的家庭女教師威廉斯小姐的評價。這位威廉斯小姐也是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人物，由於終身未婚，獨立生活，又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她說起男人們，就像一個資本家說‘布爾什維克’——像一個虔誠的共產主義者說‘資產階級’——像一個家庭主婦說‘蟑螂’。”她當然不會喜歡克雷爾先生的生活方式，然而她卻有足夠的理性來判斷事物。她看出克雷爾和卡羅琳其實情投意合，甚至因此而忽略孩子。用波洛的話，就是“更像是一對情人而不像是夫婦”。波洛承認自己被“性格問題迷住了”，由各種性格出發產生的情感，其實已經擺脫了事物的客觀性。現在，波洛就必須集合起所有這些人性的條件，重新結構起平衡協調的圖案，這圖案就是十六年前的真實情景。
和《啤酒謀殺案》相反，《ABC謀殺案》，是先有圖形，再有圖形底下的人性因素。波洛對這樁謀殺案評價很高，事情剛一露頭，他便敏感意識到，這就是他恭候已久的“超級罪案”——一封落款爲ABC的信，通知波洛留意本月二十一日的安多弗。到這一天，蘇格蘭場果然傳來消息，安多弗發生謀殺案，死者是個名叫阿謝爾的老太太，現場有一本《ABC鐵路指南》，正翻到去往安多弗時刻表那一頁。A字打頭的阿謝爾老太太；A字打頭的安多弗；還有《ABC鐵路指南》，這樣多的巧合顯然是一種有意的安排，以字母排列爲秩序。由此類推，很可能還會有B字母打頭的第二起案件。果然，"ABC"的第二封信來了。信上指明的是貝克斯希爾海濱，本月二十五日。謀殺案如期而至，死者是年輕的女招待，姓巴納德，屍體底下有一本《ABC鐵路指南》，打開的那頁正是去往貝克斯希爾的時刻表。"ABC"第三封信告訴道，徹斯頓那地方會發生些什麼。徹斯頓的死者是克拉克爵士，同樣有一本《ABC鐵路指南》。
A字打頭的阿謝爾老太太，開着一家菸紙店，貧寒度日。酗酒的丈夫爲了索討酒錢，會說出殺人的氣話，可並不足以失態到要殺自己的老婆。阿謝爾太太清簡的一生裡結交下的社會關係一目瞭然，沒有誰是需要除掉她不可的。就是說，找不到殺人動機。死者的外甥女瑪麗說：“姨媽被人謀殺，真是天理不容。”這話樸素地指明瞭阿謝爾太太無辜的事實。B字打頭的貝克斯希爾的死者，那位年輕姑娘，在海濱的小茶餐廳工作，餐廳總共只兩名女招待，同事之間關係疏淡，家中有父母和姐姐，再有一個正相處着的男友唐納德•弗雷澤。這一對戀人經常爭吵，年輕人氣極了也許真會殺了她。可是，第二起案件就比第一起的情形複雜了，這個兇手應當也是第一起案件的作案人，也就是說，他必須能嵌得進“ABC”的序列中。那麼，唐納德•弗雷澤就明顯條件不夠了。用波洛的話，就是，“如果唐納德•弗雷澤得以脫離嫌疑，那倒要歸功於ABC狂躁的吹噓。”因此，當C字頭案件來到的時候，對於兇手的限制就更爲苛刻了：他需要具有ABC三起案件的作案動機，而至少第一第二起案件裡，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動機。克羅姆警督判斷爲：“這是種按字母順序進行的犯罪情結”。就好像做字謎遊戲，ABC自己不也是說，這是一場遊戲。蘇格蘭場召開會議時候，湯普森醫生不無輕佻地對波洛說：“看來像是從字母A到Z……我只是很有興趣想知道他想怎樣來處理字母X——可早在那之前，你就會抓住他的，在G或H的時候……”雖然不夠嚴肅，可湯普森醫生道出了這起連環兇殺案的形式。這種形式感意味着什麼？波洛說：“直到現在，所有的案子都是由我們從內部開始偵破，被害人的歷史總是關鍵所在，那些關鍵的地方則是‘誰能夠從死亡中得利？他會有些什麼機會來作案？’而在這裡……是個由外部而來的兇手。”這就是說，波洛也必須從外部出發，破除形式——“這件以字母順序而進行的謀殺案，會有其破綻之處。”必須要找到破綻，就是不均衡、不對稱的地方。
然後，D字打頭的案件發出預告了，地點在唐克斯特。可是在預定的時間，唐克斯特地區一家電影院裡，被殺的倒黴鬼，一個理髮師，名叫厄斯菲爾德，是E字母打頭。蘇格蘭場懷疑“可能是跳過了一個字母”。然而，死者的鄰座，一名男校校長，倒是D字母打頭——唐斯，基本可以斷定，兇手殺錯了人。以字母順序進行的謀殺案，嚴重變形了。回過頭去檢查這“外部”形式，這形式總是有着不夠勻稱的地方。死者的年齡、性別、社會階層都不同，這種隨機性和字母遞進的嚴格規律不怎麼相符；比如，對排序有如此愛好的兇手，應該更講究秩序井然，比如“安多弗”是A目錄的第一百五十五個地名，那麼B字母打頭的謀殺地點應該也是B目錄的第一百五十五，或者第一百五十六……可事實上這些地名沒有進一步的排序關係；比如，前兩樁謀殺案沒有明顯的動機，可是第三樁，C案件裡，克拉克家族卻隱藏着某一種可能成爲動機的因素，就是死者卡邁克爾•克拉克是個鉅富，他的妻子則病入膏肓，遺產將歸兄弟富蘭克林•克拉克；再有，D字母打頭的謀殺看起來似乎是失了手，可是，也很像是，兇手對精確度不再關心，或者說，兇手打算結束遊戲了——這就是破綻。這些破綻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理性，波洛說的那句話：“那是一種向某些固定方向運行和工作的心思。”這“心思”的輪廓逐漸清楚起來，兇手浮出水面——這時候，就要讓性格分析派上用場了——膽大妄爲的冒險愛好，四處漫遊的生活方式，富有條理的平面狀思維，男孩子心理：對鐵路的特殊興趣。這場謀殺構思得如此精緻，波洛禁不住讚歎：“遊戲萬歲！”
就在《ABC謀殺案》中，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聊天，關於理想的犯罪。換句話說，倘若讓波洛點菜，他將點什麼？波洛嚮往道：“會是個非常單純的犯罪，絲毫不帶錯綜複雜的罪行。是一宗平靜的家居生活的罪案——非常不帶有感**彩，極其隱秘。”黑斯廷斯上尉又問他如何算是隱秘，波洛就舉一個例子，四個人坐下來打橋牌，壁爐邊坐了個看牌的，然後，這人死了——他說的就是《牌中牌》。
事情就是這樣，謝塔納先生的客廳裡，洛裡墨夫人、羅伯茨醫生、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德斯帕德少校，四人一桌橋牌。謝塔納先生坐在壁爐前，忽發現，他被一柄寶石匕首刺死，這把匕首來自他自家的收藏櫃。兇手就在這四個人裡。每個人都起身離開過牌桌，取飲料，給壁爐添柴，拿鼻菸盒，做“明家”的繞過桌子看搭檔的牌——就是在中間某個當口，殺了謝塔納先生。動機似乎有的是，謝塔納先生如此令人厭惡：羅伯茨醫生覺得他狂妄傷人；洛裡墨夫人認爲他生性惡毒；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害怕他，他看你的樣子就好像會吃了你；德斯帕德少校很簡單，他討厭他的體味——當然這些都不足以要去謀殺，可是誰又知道其中的隱情呢？像謝塔納先生這樣的神秘人物：身家來歷不明，過着豪富的生活，結交八方賓客，而且，似乎他掌握了所有人的隱私。問題是即便有了足夠的殺人動機，卻也未必殺得了。謀殺現場如此不具備謀殺條件——這就是波洛說的，“單純”，非常單純，單純到幾乎難以考慮動機，也就是《ABC謀殺案》中說的“歷史”，“誰能夠從死亡中得利”。需要考慮的僅只是，如何實施殺人計劃。***警監的注意力在各人離開牌桌的次數和時間長短，這是謀殺的外部根據，而波洛一貫重視內在的條件，他的問題是關於牌局。他依次詢問各位，總共打幾局牌；誰和誰搭檔；誰輸誰贏；個人牌風如何。他將四個人的記分表很寶貴地收攏起來，說從上面可以看出“人的個性”。比如，德斯帕斯少校字寫的很小，記上新的數字的同時就劃掉原來的，說明什麼——“他寧願一下子就搞清楚自己的處境”；洛裡墨夫人的字形很有品位，說明她受過良好的教育；羅伯茨醫生的字則“華麗且略顯輕浮”；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記錄沒有體現特別的風格。記分表還記錄了牌局的進展情況——第一盤，“平平淡淡，很快就結束了”；第二盤，由於是少校記分，邊記邊劃，看不出過程；第三盤，很精彩，雙方的分數都是高水準的，不過，羅伯茨醫生叫牌太高了；第四盤，羅伯茨醫生叫分比較低……波洛還登門請求當事人爲他覆盤。洛裡墨夫人顯然對橋牌有驚人的記憶力，照了記分表，每一步都復出來，最爲“驚險壯觀”的是第三輪，她與羅伯茨醫生搭檔，羅伯茨醫生的牌都叫得很高，忽然間還叫了一個大滿貫。夫人說：“他這樣叫真沒道理，但是出乎意料地我們卻打成了。”德斯帕德少校對橋牌沒太大的熱情，只是偶爾應景，所以請求他覆盤沒什麼收穫，但他也記得有一盤中，羅伯茨醫生叫牌叫得太高。羅伯茨醫生的回憶也不怎麼樣，但他一語道破波洛的用心：“你是說兇手在盤算着如何下手的時候，情緒肯定會有所變化，這種變化有可能從牌路上反映出來？”波洛承認了這一點。至於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波洛並沒有請她覆盤，也許是波洛心存偏見，認爲這類“女伴”身份的人，沒有自由的個人生活，所以也不習慣昭示性格色彩。他倒是額外地出了一個小測驗題，就是前邊提過的挑選絲襪的測驗，針對她的品行。還是偏見，或者說是經驗作怪，認爲對於某類人來說，品行比心理更有說服力。
這樁條件單純的謀殺案——“沒有指紋，沒有可供調查的文件，甚至沒有一片紙頭，只有這四個人……還有那幾張記分表”，偵破的手段不得不也變得單純，主要是記分表，這有些類似現代科學的測謊儀。記分表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千五百的超高分，有人叫了“大滿貫”——“橋牌中最扣人心絃的莫過於‘大滿貫’了”，在這抓人的幾分鐘裡，也許，事實上果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單純至致的《牌中牌》相對，《尼羅河上的慘案》則是頂級繁華，所有的配置都超乎尋常的華麗，光芒四射。
首先是人物，都是身份顯赫，這合波洛的口味。像《ABC謀殺案》，倘不是精緻的鎖鏈形犯罪，單單第一起，安多弗一名開菸紙店老太婆被謀殺，波洛是會掃興的。而這裡，人都是一線名牌：鉅額財產的美麗的繼承人，林內特•裡奇韋小姐，攜同她的新郎，來自平民階層的賽蒙•多伊爾，他的英俊漂亮完全配得上林內特，而他的貧寒和林內特的富有從某種含義上也是相匹配的一對，再有，他們神速的婚姻更加強了傳奇性；何況，其中還有一個被拋棄的角色，以不幸映照他們的幸福，順便說一聲，這個角色，傑奎琳•德•貝爾福特也來了；沒落世家的阿勒頓太太，是帶着她的兒子蒂姆，一個生過肺結核，據說以“寫作”爲消遣的年輕人，看得出，他們母子相處和諧；相反，著名色情小說家奧特波恩夫人和她的女兒羅莎莉關係緊張；有錢的老處女範•斯凱勒小姐，聲勢頗大地攜有兩名隨行人員，一個是略微年輕的老處女，女伴鮑爾斯小姐，另一名是貧窮的表妹，渴望出來見世面的年輕的科妮莉亞；意大利考古學家裡克蒂先生，卻奇怪地收到一份關於蔬菜的電報，報告土豆、朝鮮薊、韭菜的行情；弗格森先生，極其憎惡資產階級，看上去像工黨成員，事實上，卻也可能是一名爵爺，他在牛津大學讀過書，大學是自由主義思想傳播最甚的地方，而且，民主理想總是選擇貴族青年，因他們不愁吃穿；大英帝國的軍事要人雷斯上校；銀行事務所的“安德魯大叔”；貝斯納醫生；當然，還有大偵探波洛先生。
和顯赫身份相配，他們都具有色彩鮮明的性格。林內特不可能具備別種性格了，金錢和魅力使她成了“要什麼有什麼的林內特•裡奇韋”，所以，她只能是那種人——“不可抗拒”。可是，有時候，比如當波洛用一個長者的態度告誡她，她擁有的太多，應該學會寬厚待人，林內特的表情一下子變得“單純樸實——近乎淒涼可憐”，她說：“我一直想做到這些”。那麼賽蒙的性格呢，似乎很微妙，謙遜的科妮莉亞的眼睛裡，他是一個虔誠的丈夫，“簡直崇拜她走過的每一寸土地”。在林內特的光輝之下，賽蒙真的很難有什麼性格，就是一個交了鴻運的窮小子，於是，他對波洛發的那通牢騷：“他不想感到被人佔有，肉體和靈魂全部被佔有。這就是該詛咒的要佔有別人的態度！”說起來是針對舊情人傑奎琳，但放在“不可抗拒”的林內特身上似乎更合適。性格最強烈的自然是傑奎琳了，在她這樣不利的處境裡，是需要有超常的意志力來支持的，而且需要有強大的動機，這兩點都證明傑奎琳擁有着巨大的能量，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安娜臥軌自殺之後，渥倫斯基的母親說的話：“這種不要命的熱情算什麼呢？”波洛早知道這種能量的危險，他一直企圖制止這個，他先勸她審時度勢，“須知覆水難收。痛苦挽回不了過去”，再勸她從善如流，寧可人負我我不負人，可這些說教在傑奎琳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小說家奧特波恩夫人自然有着藝術家誇張的個性，可是似乎也過於強調了些，近乎失態；女兒羅莎莉又偏巧格外的敏感，常常爲之感到害臊，在這個嬌弱的年齡裡，很容易受傷，她已經養成易怒的脾氣，對什麼都不滿意，不過看起來，蒂姆對她頗有好感。一無所有的科妮莉亞卻是最快樂的人，因爲將自己看得很低，所以很知足，貝斯納醫生說得很好，沒有“飢餓感”，“灰姑娘”式的運氣一般都是選擇這樣的姑娘，這次也不例外，弗格森先生向她求了婚。阿勒頓太太由於家道中落，手頭拮据，但因有良好的教養，所以她保持了理性，能夠明辨是非，她甚至有足夠的智慧和波洛對話，討論謀殺——波洛的觀點是無論動機如何，謀殺總是不對的，“主宰生死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阿勒頓太太說：“上帝還是要挑選自己的工具”；當波洛指出這想法的危險性，她爲談話作了一個幽默的總結：“這次交談之後，我將懷疑是否還能留下什麼人活着！”……卡納克號遊輪便攜着這一船人，在尼羅河上啓航了。
這一時刻，使我想起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英國電影《印度之行》。爲去往山洞，手忙腳亂地準備多日，終於停當，深夜登上火車，到站天已薄亮，上了駱駝，再向山洞進發。一列駝隊蟻似的走在巖壁之下，走入吉凶叵測的命運，氣氛陡然肅穆起來。卡納克號遊輪行走在暗淡的尼羅河上，兩岸是巨大的石塊和圮頹的房屋，古老的水道總是這樣，時間積壓太多，就好像有幽靈出沒。船上的人和故事都顯得太新，也太光鮮，猶如旅途中登岸參觀寺廟的時候，林內特站在古代埃及君王拉美西斯的雕像底下，仰着臉——阿加莎•克里斯蒂寫道：“這是一張代表新文明的臉孔，聰明、好奇，不爲歷史的遺蹟所動心。”倒是“灰姑娘”科妮莉亞更瞭解自己的處境，她說：“啊，波洛先生，多美啊！我是說它們這麼大，這麼安靜，看到它們會使人感到自己多麼渺小，就像一個小蟲……”這其實就是卡納克號的處境，它無依無傍地走在幾千年的河道里，已經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可船上人渾然不覺，只有波洛——我說過，波洛帶有先知的成分，他悲觀地祈禱：“上帝保佑我們平安到達謝拉爾。”
在愛情、財富、珠寶、爵號、埃及文明、國際恐怖事件……奢華的輝映之下，其實還存在着一種極爲淳樸的案件，比如，《遲來的報復》，那是由聖瑪麗米德村的馬普爾小姐偵破的。馬普爾小姐際遇的總是這類淳樸的案件，這和她的天性有關，更和聖瑪麗米德的傳統有關。那裡面，大約有着一種萬變不離其宗的性質，看起來像是靜止固守的，但事實上呢，大千世界總也跳不出它的方寸之間。《遲來的報復》也是關於一種危險的人性，可是絕不像傑奎琳那樣有聲色、輝煌和響亮，這一種人性要家常得多，屬於平庸的生活裡的常情。這也很合馬普爾小姐的口味，她不像波洛那樣喜好奢華。在她維多利亞式的眼睛裡，波洛的品味多少有些“口重”了。換一個說法，馬普爾小姐趣味老派。
馬普爾小姐在聖瑪麗米德的新住宅區散步，不小心絆倒了，一個熱情的女人照料了她——扶她進門，端上茶點，自來熟地說了自己的故事給她聽。這女人，希瑟，使馬普爾小姐想起了一個人，希瑟說：“希望她是個好人。”馬普爾小姐的回答是肯定的：“善良，健康，充滿活力。”希瑟又問，她會不會有缺點，因爲她，希瑟，也有缺點。對一個與自己相象的人，總會有好奇心，就像人喜歡照鏡子一樣。馬普爾小姐誠實地回答道：“是的，阿利森——就是那個女人——阿利森總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觀點，以至於她總是看不到事情在別人那兒會怎麼樣，或者可能會給別人帶來什麼影響。”希瑟又饒有興趣地問：“您那位朋友現在在做什麼？”馬普爾小姐說：“她死了。”這有些令人掃興，可是誰也不會就此以爲，這樣的平凡的性情，會導致什麼真正的悲劇發生。沒想到，馬普爾小姐一語成讖。就在聖瑪麗米德的新居民電影明星瑪麗娜•格雷格宅邸裡的招待會上，希瑟，在這位她從少女時代膜拜至今的影星跟前，藥物中毒死去。她們正在聊着天呢！就像所有崇拜與被崇拜的人之間，一方是熱情的稱頌，另一方耐住性子，於是多少是陳式化的謙遜和感謝。兩邊的情感很難說是相等的，可是影迷是不會在意這個的，他們總是急不可待地要將自己的心意表達出來。從某一方面來說，影迷是比明星更加自我爲中心的人——對這類人，馬普爾小姐還是以那個“阿利森”做樣本，一個“阿利森”足夠了，她不需要太多的材料，無論是多麼新鮮時尚的材料，她倒寧可要老舊的材料，老舊的似乎更結實耐用，因爲更加本質。馬普爾小姐對“阿利森”式的人性——說起來，這只是一種膚淺的人性，可是不妨礙作出深刻的認識——“她是這種人：告訴你她們做了什麼，看見了什麼，感覺到了什麼，聽見了什麼。她們從來不提起別人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生活就像一條平行軌道——”可是她們當然不是“自私自利”，馬普爾小姐已經解釋過了，她們只是嚴重地不關心外界，甚至不關心自身的安危。所以，馬普爾小姐認爲，希瑟一定是一頭撞進了一件危險的事，而毫無覺察。那又是一件什麼樣的危險事情呢？在場的人都看見她喋喋不休地在講述那個老掉牙的故事，就是多年前，她如何偷偷從病牀上爬起來，在出了疹子的臉上撲了粉，去見瑪麗娜•格雷格，而瑪麗娜•格雷格卻並沒有聽進去，她的眼光被別的東西吸引了——瑪麗娜•格雷格的目光越過希瑟的肩膀，對着牆上的一幅畫，畫上是一個聖女舉着一個嬰兒。馬普爾小姐在這個細節上停留了一會兒：“我不明白一幅畫會讓她有那樣的表情”，班特里太太補充了一句：“特別是因爲她一定每天都能看見它。”然而，當時的場面如此熱鬧，人來人往，她也許只是在看一個過路的人。在畫底下的樓梯平臺上站着的人，至少有八個：市長和夫人，倫敦攝影師，農場主和老婆，美國影星，等等。馬普爾小姐的見識依然是淳樸的：“明顯的懷疑對象老是很正確。”但是她確實還不知道誰是“明顯的”，只是有一些令人注目的細節，比如瑪麗娜•格雷格的目光，目光所朝向的畫，畫上的孩子——也許是婦道人家，總是對孩子、妊娠這類事有興趣。這位影星身邊果然有些關於孩子的軼事給人嚼舌頭，她唯一的一次生育失敗了，生下的是一個低能兒，一直寄養在美國療養院裡。之後，她還領養過兩兒一女，但都草草收尾，很快被打發開。總之，她在孩子的事情上不夠順遂。關於育兒，馬普爾小姐和所有的鄉下老太太一樣，有着些瑣碎的常識，家中備有大衆醫學的手冊。我想，尤其是在傳染病學方面的知識，從科學昌明的維多利亞時代過來的老太太，一定有許多可炫耀的資本。馬普爾小姐終於想到，“風疹”。“風疹”特別容易傳染，特別是懷孕四個月的婦女，不幸染上的話，就可能生下畸形兒。而所有事發在場的人全都聽見了希瑟的故事，帶了風疹勇敢前往拜見瑪麗娜•格雷格。瑪麗娜•格雷格渴望做母親，就像任何一個鄉村婦女，無論她多麼美麗、聰明、才華橫溢、星運亨通，心，總是淳樸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謀殺案，其實都是由這些簡樸的理由生髮的。還是那個說法，她就像編織毛線活兒的女工，憑着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於是，雜樹生花，萬樹千樹。
2005年5月29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