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這一鬧，可是讓李振華有些心虛了，其實這剽竊的人應該是自己纔對的，怎麼現在反過來倒是成了人家在剽竊了，有這樣的嗎，這也幸虧是李振華在政治方面混的年頭也太多了，這臉皮早已經不是一般的厚了。
再說了就是這剽竊的事情，自己也是幹了不少了，何止是一件兩件，從最早的手榴彈、迫擊炮開始，哪一件不是別人的發明創造啊，要是沒有這些新技術的的引進，我們談什麼發展啊？
這些技術的實行，讓自己的帝國強大了起來，這些技術要是加起來那幹了最少也要有幾十次了吧。再大的剽竊的事情也曾經幹過，更何況是簡單地說幾句話的事情了。
李振華只好是裝出一副剛剛纔發現的樣子了，對他們幾個人說道：“也是啊，有些話是和我說過的一樣啊。好了，我們這樣吧，按時間的順序來看吧，誰說的早那就是誰的原創，說的晚的那也可能是人家自己想出來的，這沒有什麼。”他只好是在抹稀泥了，這事兒是不能追究的，追究到最後，也只能是他們在進行剽竊，而自己卻是最早的創造者，自己是無辜的。
中國不是有句話說的好嗎？“死者爲尊”，現在列寧已經不再了，就是他還在，有些事情也是不能追究了。因爲也就是他說了幾句話的事情，而自己又沒有在這一方面搞什麼地利，就是剽竊了也不能把別人如何的。
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三人執政，合謀排擠托洛斯基。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這是對第二國際右翼伯恩施坦有關理論的繼承發展。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對後世影響至深的“斯大林主義”路線。
斯大林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將馬列主義者攻擊爲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託派”，將早已被許多人淡忘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舊分歧重新提出來，指責“托洛茨基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
列寧還曾憂心忡忡地對人說，我擔心有人會利用我和托洛茨基過去的舊分歧搬弄是非；列寧生前把鬥爭矛頭直指斯大林。並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對斯大林等人，但是是到了後面他早已經是無能爲力了。
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批評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被迫辭去軍事人民委員之職。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從此斯大林修正主義通過種種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奪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權。
同年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同年的聯共（布）全國代表大會上，一名代表在大會發言結束時按照慣例呼口號：“我們的領袖季諾維也夫和……對不起！”他回頭看了看政治局諸位成員，“也許是加米涅夫，萬歲！”全場鬨堂大笑，季諾維也夫撫掌狂笑，斯大林笑得喘不上氣來。托洛茨基也爲之莞爾，加米涅夫卻一臉肅穆壓根兒笑不出來。
斯大林能夠成爲蘇聯的一把手。這是因爲列寧與託洛斯一開始時的茅盾，或者說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矛盾造就了斯大林。作爲蘇維埃體制下最傑出的三位領導人，在革命時期尚可以容忍的分歧，在官僚體制下已發展爲勢同水火。列寧對這位傑出人物（托洛斯基）感到恐懼，他是隨時會將自己拉下寶座的人。儘管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上，他們最後總是保持一致。但托洛茨基才華太高，威望太大，對於一個集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而言，這足以使他產生猜忌。
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關於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衝突的前因後果，他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爲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于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
不過這時候的列寧他再明白過來已經有些晚了。但他畢竟曾是一位革命者，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所以沒有對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進攻。但至少必須做出限制，至少在他在位時不能有所逾越。而斯大林，列寧將他視爲保障自己最高權力的一個工具，也就是一條可以用來咬人的一條狗，斯大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就是作爲強有力的執行者。
托洛茨基感覺到了這一點，在自己的自傳中，他提到了斯大林不斷被賦予權力，黨的機器權力不斷集中的的過程，也透露出列寧的目的是爲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爲暢通。也就這樣，斯大林開始掌握了黨的機器，他從民族人民委員成爲了蘇共的總書記。
列寧的身體健康時，還能將他作爲一件工具來使用，但現在他自己已經住進了護理室，實際上被看管起來了。所以，列寧才總是抱怨，醫生總是在加以限制，他對外界的情況總是一無所知。所以，列寧知道格魯吉亞的真相後才如此震驚，事件本身尚且不論，更吃驚的是斯大林表現出來的勢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經被這件原來自己的工具反過來控制了。
斯大林獲得了看護列寧的權力，熟知中國歷史，清楚雍正皇帝這一段歷史的人不難理解，斯大林通過此舉獲得了繼承最高權力的保障。列寧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屢次表示對斯大林的不信任，我們就不難理解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關係的信件的深層目的。但唯一能解除這一權力的是政治局，由於“三駕馬車”和“五人小組”的存在，也就等於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棄這一權力，列寧這一目的無疑會落空。
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察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然而，在幾次重大斗爭中，托洛茨基選擇了“靠不住的妥協”，與列寧的合作最終走向失敗。
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可能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
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啓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籍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爲，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
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即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托洛斯基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斯大林的危險性，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
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
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
1926年春夏之際，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等人結成新的反斯大林派聯盟，即所謂“託、季反黨聯盟”。他們挑起了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劃》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一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