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大公報》停刊不怪《大公報》，全怪我故鄉三千萬災民不爭氣。這些災民中間，當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難的和留下的，餓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大公報》。《大公報》重慶版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載了他們在災難中的各種遭遇。這激怒了委員長，於是下令停刊三天。當然，《大公報》這麼做，一半是爲了捕捉新聞，一半是出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被統治地位所帶來的對勞苦大衆的同情感。也許還有上層政治鬥爭牽涉到裡面？這就不得而知了。他們派往災區的記者叫張高峰。張高峰其人的個人歷史、遭遇、悲歡，他的性格、爲人及社會關係，雖然我很感興趣，但根據我手頭的資料，已無從考察；不過從文章中所反映出的個人品格，不失爲一個素質優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許多地方，寫了一篇前邊曾引述過的《豫災實錄》。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沒想到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箇中國引起麻煩。麻煩的根本原因，是這六千字裡寫了三千萬人的真實情況。其實三千萬人每個人的遭遇都可以寫上幾萬字、幾十萬字，他只寫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萬，每人才平均00002個字，這接近於0，等於沒寫。這竟引起了幾億人的委員長大發肝火。大發肝火的原因，許多人把其歸罪於蔣的官僚主義。但如前所述，蔣絕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頭還有許多比這重大得多的國際國內政治問題。他不願讓三千萬災民這樣一件小事去影響他的頭腦。三千萬災民不會影響他的統治，而重大問題的任何一個細枝末節處理不當，他都可能地位不穩甚至下臺；輕重緩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絕不是我們這些書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萬裡死了三百萬，十個裡邊才死了一個，死了還會生，生生死死，無法窮盡，何必操心？這是蔣委員長對《大公報》不滿的根本點，也是這起新聞事件的癥結。悲劇在於，雙方仍存在誤會。寫文章的仍認爲是委員長不瞭解實情，不實事求是；委員長一腔怒火，又不好明發出來，於是只好把複雜的事情簡單處理：下令停刊。
《豫災實錄》裡除了描述災區人民的苦難，還同樣如《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那樣，寫了逃出災區的災民的路上情況。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場災難與災民逃難是真實的了。他寫道，順着隴海線逃往陝西的災民成千上萬，扒上火車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者是家常便飯。因爲扒火車，父子姑嫂常被截爲兩夥，又遭到骨肉分離之苦。人人成了一幅生理骨骼掛圖。沒扒火車步行逃難的，扶老攜幼，獨輪車父推子拉，六七十歲的老夫妻喘喘地負荷而行。“老爺，五天沒吃東西啦!”他寫道：
我緊閉起眼睛，靜聽着路旁吱吱的獨輪車聲，像壓在我的身上一樣。
他還寫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當然都是真實的。如果只是真實的情況，《大公報》也不會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載了這篇“實錄”之後，二月二日，《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又根據這篇“實錄”，結合政府對災區的態度，寫了一篇述評刊出，題目是《看重慶，念中原》，這才徹底打亂了蔣的思路，或者說，戳到了他的痛處，於是發火。
這篇評價說：
△昨日本報登載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河南災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慘，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畢竟重到什麼程度，慘到什麼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飢餓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啃幹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鬥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捐，餓着肚皮納糧，賣了田納糧。憶舊時讀杜甫所詠歎的《石壕吏》輒爲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到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糧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爲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文章接下去描寫重慶物價跳漲，市場搶購，限價無限，而闊人豪奢的情況。然後說：
△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爲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鉅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這篇社評發表的當天，委員長就看到了。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於是在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對於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對張高峰一樣不甚了了。但從現有資料看，其人在當時與當局似過從甚密，與蔣的貼身人物陳布雷甚至蔣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畢竟只是一個辦報的，並不理解委員長的處境和內心。不過對他寫社評的這種稍含幼稚的勇氣，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報》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認爲，這篇文章不過盡寫實任務之百一，爲什麼竟觸怒委員長了呢？委員長提倡“民主”和“自由”，這不和他的口號相違背、公開壓迫輿論了嗎？爲此，王芸生向陳布雷詢問究竟，陳說了一段我們前邊曾引述過的話。由於陳是蔣的貼身人物(侍衛室二組組長)，這段話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蔣的孤獨和爲難：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
緩免。
可見連陳布雷也矇在鼓裡，陳的一番話，說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絲與螺母不但型號不同，連形狀都不同，所以根本無法對接一樣，王芸生怪委員長不恤民命，其實責任不在蔣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員長的心。反過來，蔣心裡對王肯定是極大的蔑視與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門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這篇社評發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國國務院戰時情報局曾約定邀請王芸生訪美。經政府同意，發了護照，買了外匯，蔣介石宋美齡還爲王芸生餞了行。飛機行期已定，這時王讀到張高峰的報道，寫了《看重慶，念中原》這篇文章。距出發的前兩天，王芸生接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的電話，說：
“委員長叫我通知你，請你不要到美國去了。”
於是，王芸生的美國之行就作罷了。王、蔣之間，雙方在不同層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場外人看來還很熱鬧、令人很義憤其實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領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說，《大公報》的災區報道和社評，並沒有改變蔣對災區的已定的深思熟慮的看法和態度。採取的辦法就是打板子、停報。知道這是從古到今對付文人的最好辦法。文人的骨頭是容易打斷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報停了也就停了，美國之行不準也就不準了，接下去不會產生什麼後果，唯一的效果是他們該老實了。所以，我與我故鄉的三千萬災民，並不對張高峰的報道和王芸生的社評與呼喊表示任何感謝。因爲他們這種呼喊並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員長，甚至還起反面作用。我們可以拋開他們，我們應該感謝的是洋人，是那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災荒中，真給我們這些窮人幫了忙。所謂幫忙，是因爲這些幫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幫忙只會給我們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個新的折磨過程。這也是委員長對待不同人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這說明蔣也不是一個過於固執的人，他也是可以變通的。對待國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國有幾萬萬治下，得罪一個兩個，槍斃一個兩個，都不影響大局；書生總認爲自己比災民地位高，其實在一國之尊委員長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裡去。但對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個頂一個的人，開罪一個洋人，就可能跟着開罪這個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對待——這是在人與政府關係上，中國與外國的區別。白修德作爲一個美國知識分子，看到“哀鴻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國知識分子相同的同情心與憤怒，也發了文章，不過不是發在中國，而是發在美國。文章發在美國，與發在中國就又有所不同。發在中國，委員長可以停刊；發在《時代》週刊，委員長如何讓《時代》週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確地說，如果不是美國新聞界行動起來，河南仍作爲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美國人幫了我們大忙。當我們後來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時，我想不應該忘記歷史，起碼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這兩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災區跑了一圈後，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的消息發出去。所以在歸途中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就草草地發了電稿。按照當時重慶政府的規定，新聞報道是要通過中宣部檢查的。如果一經檢查，這篇報道肯定會被扣壓；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爲這個電臺的制度不嚴(對於一個專制國家來說，制度不嚴也不失爲一件好事)，或者是因爲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良心發現，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到達了紐約。於是，消息就通過《時代》雜誌傳開了。宋美齡女士當時正在美進行那次出名的訪問。當她看到這篇英文報道後，十分惱火；也是一時心急疏忽，竟在美國用起了中國的辦法，要求《時代》週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把白修德解職。當然，她的這種中國式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亨利•盧斯拒絕了。那裡畢竟是個新聞自由的國度啊。別說宋美齡，就是揭了羅斯福的醜聞，羅斯福夫人要求解僱記者的做法，也不一定會被《時代》週刊當回事。須知，羅當總統才幾年？《時代》週刊發行多少年了？當然，我想羅夫人也不會這麼蠢，也不會產生這麼動不動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頭。
一夜之間，白修德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論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他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他與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密謀。但不管怎樣，他們都對白修德奈何不得，這是問題的關鍵。這時，白修德已通過美國陸軍情報機構把情況報告了史迪威。也報告了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報告了中國的國防部長。還見到了中國的立法院院長，四川省主席，孫中山博士的遺孀宋慶齡——白修德這樣廣泛地動員社會力量，是任何一箇中國記者或報紙主編都難以辦到的。
中國國防部長的態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說謊，就是別人在對你說謊!”
立法院長、四川省主席都告誡白修德，找他們這些人是白找，只有蔣介石說話，才能起作用，中國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動。
但見蔣是不容易的。通過宋慶齡的幫助，花了五天時間，白修德才見到蔣。如果沒有孫的夫人、蔣的親屬幫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專制制度下，裙帶關係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風，有時也是爲民請命之風)。據白修德印象，孫夫人風姿優雅、秀麗。她說：
“據悉，他(蔣介石)在長時間單調的外出視察後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天。但我堅持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的生命問題……我建議你向他報告情況時要像你向我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如果說一定要有人人頭落地的話，也不要畏縮。……否則，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蔣介石在他那間陰暗的辦公室接見了白修德，見面時直挺着瘦長的身子，面色嚴峻，呆板地與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後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聽白修德談話。白修德記載，蔣在聽白修德申訴時，帶着明顯的厭惡神情。白修德把這理解成蔣的不願相信，這說明白修德與中國文人犯了同樣的錯誤。
他們沒有站在同一層次上對話。他們把蔣理解得膚淺得多。蔣怎麼會不相信呢？蔣肯定比白更早更詳細地知道河南災區的情況，無非，這並不是他手頭的重要事情。現在一些低等官員、中國文人、外國記者，硬要把他們認爲重要其實並不重要的事情當作重要的事情強加在他頭上，或者說把局部重要的事情當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強加在他頭上，不答應就不罷休，還把文章從國內登到國外，造成了世界輿論，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鬧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對他來講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邊，來聽一個愛管閒事的外國人向他講述中國的情況，真是荒唐，讓人又好氣又好笑；好比一個大鵬，看蓬間雀在那裡折騰，而且真把自己折騰進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亂麻之中時的心情。他不知爲什麼這麼多雙不同形狀、不同膚色的手，都要插到這狗屎堆裡。這纔是他臉上所露出的厭惡表情的真正含義。這含義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誤會了五十年。人與人之間，是多麼難以溝通啊。蔣聽得無聊，只好沒話找話，對他的一個助手說：
“他們(指災區老百姓)看到外國人，什麼話都會講。”
白修德接下去寫道：
顯然，他並不知道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聰明和誤會之處了。不過中國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誤會，白修德就沒有這麼大的義憤；沒有這麼大的義憤，就不會直逼蔣介石；而這種誤會和直逼，還真把這麼大智慧大聰明整天考慮大事的蔣給逼到了牆角。因爲問題在於：蔣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爲一國之君，又不能把三千萬這個小事當作小事說出來；如果說出來，他成了什麼形象？這是蔣的難言之隱。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蔣的難言之隱上，所以蔣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蔣當作不瞭解情況。白找到這樣一個談話的突破口，即說河南災區正在發生人吃人的情況。蔣聽到這個消息，也以爲白修德這樣的美國人不會親自吃苦到災區跑那麼多地方，見那麼多事情，估計也是走馬觀花，胡亂聽了幾耳朵，於是趕忙否認，說：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說：
“我親眼看到狗吃人!”
蔣又趕忙否認：
“這是不可能的!”
這時白修德便將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叫了進來，將他們在河南災區拍的照片，攤到了委員長面前。幾張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從沙土堆裡扒出來的屍體上。這下將蔣委員長鎮住了。白修德寫道，“他看到委員長的兩膝輕微地哆嗦起來，那是一種神經性的痙攣”。我想，這時的委員長首先是惱怒，對白修德及福爾曼的惱怒，對災區的惱怒，對各級官員的惱怒，對這不重要事情的惱怒，對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惱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這些本來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抗災，到災區視察、慰問，落下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這一切惱怒發泄出來，特別不能當着外國記者的面發泄出來。於是只好對着真被外國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痙攣、哆嗦，像所有的中國統治者一樣，一到這時候，出於戰略考慮，態度馬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做出嚴肅的樣子，做出以前不瞭解情況現在終於瞭解情況還對提供情況人有些感激終於使他了解真相的樣子，馬上拿出小紙簿和毛筆，開始做記錄，讓白修德和福爾曼提供一些治災不力的官員的名字——這也是中國統治者對付事情的慣例，首先從組織措施上動刀子，接着還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們再寫一份完整的報告。然後，正式向他們表示感謝，說，他們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接着，二十分鐘的會見就結束了，白修德和福爾曼被客客氣氣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後，蔣一定摔了一隻杯子，罵了一句現在電影上常見的話：“娘希匹!”
很快，由於一張狗吃人的照片，人頭開始像宋慶齡預料的那樣落地了。不過是從給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國傳稿的洛陽電報局那些不幸的人開始的。因爲他們讓河南餓死人那樣令人難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國。但是，也有許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寫道：是美國報界的力量救了他們。白寫這句話時，一定揚揚自得；我引述這句話時，心裡卻感到好笑。不過，別管什麼力量，到底把委員長說服了，委員長動作了；委員長一動作，許多生命就得救了。誰是我們的救星呢？誰是農民的救星呢？說到底，還是一國之尊的委員長啊。雖然這種動作是陰差陽錯、萬般誤會導致的，但白修德由於不通中國國情，仍把一切功勞攬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國報界厲害，但那只是誘因，不是結果；對於中國，美國報界畢竟抵不過委員長啊。但白揚揚自得，包括那些在華的外國主教。白修德這時在重慶收到美國主教托馬斯•梅甘從洛陽發來的一封信：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至少說是棒球本壘打出的那種頭等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着爲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來，上述四點是很大的成功，並且證實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災荒完全是人爲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後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總之，祝願《時代》和《生活》雜誌發揮更大的影響，祝願《幸福》雜誌長壽、和平!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有些人憎愛分明十分舒暢地懷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齒，他們這樣做是不奇怪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