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得巴廖夫對於如何治理一座城市還是很有作爲，根據斯大林的一系列政策，要在四十年代初完成工業化戰略，爲了完成它，必須有大量的農村居民，離開集體農莊進入城市，成爲國營企業的工人和職員。
安置這些廣大的勞動力，將其轉化爲市民，這件事上柳得巴廖夫自詡做的很好。戈梅利城市內原本有很多這樣的國營工廠，結果戰爭突然爆發，一切計劃都被打亂。
來到了這片沼澤地，這原本幾乎是未開發之地，再次重新建立城市，柳得巴廖夫和他的同志們有了極大動力。
集體農莊內涌進來大量的難民，他們中很多並不是農民，而是逃難的市民。這些人雖大多是女人，至少經過一定培訓。手工作坊紛紛建立，爲應對大生產運動的需求，這些作坊的數量一直在提升，這一切都是市委人員所支持的。
中午吃過飯，柳得巴廖夫只想睡個午覺，突如其來的傳令兵奉命彙報師部有會議。
“這個時候還能有什麼緊急會議，用得着把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都喊上？”將信將疑的他領着幾個重要助手直奔師部。
會場已經稍微佈置了一下，楊明志也趁着空歇期組織了一下語言，寫下簡單的稿子。
“你們喊我來開會，是軍隊出現了什麼問題，需要市委出面解決？”柳得巴廖夫開門見山的詢問。
“沒錯！是一個問題。”楊明志站起身，伸出右手邀請這一衆人坐下來。
會議是嚴肅的，不能向剛纔那番和師部的老夥計隨性的交談。楊明志挺直了腰身，他雖不是會議主持，確實會議最關鍵的人物。
耶夫洛夫稍微解釋了一番：“現在是下午三點，之所以諾夫戈梅利市委來，正是商討一下改革軍事管制的計劃。”
“哦？你們是不是研究出了什麼新政策？”
“是的，我們決定恢復貨幣貿易體系。”楊明志鄭重其事的說道。
對於柳得巴廖夫，軍事管制中施行嚴格的配給制是非常正確的，在面臨死亡威脅下，犧牲普通人的一些利益，全力武裝起軍隊，才能高效的打擊敵人。
楊明志早已準備好了話語，他將剛剛已經討論過的一套明明白白的介紹給市委一衆人員。帶來的反響，也在人的意料之中。
“怎麼？你們認爲配給制對於集體農莊莊員的負擔太嚴重了，甚至到了制約生產力的地步？所以要恢復貨幣兌換，甚至發行一種新型貨幣以代替法定貨幣。難道僅僅停止配給制，恢復貿易，就能大大提高生產力？”
耶蓮京娜於桌下踢了踢楊明志，他猛的說道：“當然！我就是這麼認爲的。”
柳得巴廖夫不由的目光尖銳起來，要知道蘇聯當局已經開始配給制了，現在他們三人商討出來的辦法，已經和領袖的政策不同。
他旋即說道：“在今年1月份，國家開始徵收戰爭稅，所有成年人都要交付，包括退休者。農業稅和各種工業稅收的比例也都提高的，這一切都是爲了我們能夠打贏戰爭。這些政策在和平地區正在執行。但是在交戰區，軍隊管制是絕對的。這片沼澤地的戰鬥固然非常艱苦，這裡依舊是交戰區，我想我們應該嚴格按照規定。如果你們的改革傷害了軍隊的發展，不需要內務人員委員部的人，耀武揚威的德國人就會殺進來，後果是我們所承擔的。你們有這樣的覺悟？”
“我們當然有！而且我並不認爲這裡是純粹的交戰區。”楊明志義正言辭說道。
柳得巴廖夫的這番話確實有些出乎自己意料，既然這位說在和平地區，蘇聯的稅收比以往更加沉重，戰爭條件下這當然是必須的。除了這些，蘇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厲害，卻沒有達到活不下去的赤貧狀態。
但是諾夫戈梅利這裡，逃難而來的人羣的財務幾乎就是他們那身衣衫襤褸的衣服，施行完全的配給制是避免人餓死的不二法門。
楊明志說道：“幾個月以來，諾夫戈梅利遭遇到最嚴重的襲擊，莫過於德軍空軍把鮎魚村的飛機場炸成魚塘，我們也死了不少人。除此之外各個村莊受到的損失可以忽略。一系列的地面戰鬥都子止步於村莊二十公里外，我們把展現直接拉到了敵人的營地。按照這個標準，我們不能說是純粹交戰地。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施行內陸和平地區的模式，在那裡正常的貨幣貿易完全合法。”
柳得巴廖夫仔細端詳着這個中國人，作爲軍事指揮官，最近的戰役中打出傷亡比一比五的成績，此人堪稱是罕見的名將了。他的這番話彷彿又對經濟學有所瞭解，此人在來到蘇聯之前，在中國國內肯定也是個人物。
他沒有再多想，284師的三位最重要的人一致通過了新決定，這裡就有內務部的人。論起蘇聯的政策，有誰能比耶蓮京娜更有司法解釋權呢？柳得巴廖夫選擇洗耳恭聽。
楊明志振作精神，說出自己的計劃：“我希望市委的同志可以認同我們的決定，在諾夫戈梅利發行一種能充當貨幣使用的兌換券，以糧食尤其以馬鈴薯作爲擔保，再者以軍隊和諾夫戈梅利市委的信譽作爲擔保。
但是配給制不會消失，我也不反對配給制。不能參與勞動的老人和幼年孩子，獲取配給的食物。工作者在完成額定任務後，才能拿到配給糧食，爲了刺激他們更努力的工作，這個配給的糧食重量要下調。爲了獲取更多的糧食，更多的其他物資，他們唯有努力工作……”
楊明志說了很多在他看來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爲這些模式很像是那個位面的中國剛剛改開時所遭遇的。因爲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正從全面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糧票等各種票卷，正是這個時候楊明志口吻裡的有綜合兌換、能作爲貨幣使用的“兌換券”。除此之外貨幣流通也完全正常，兩者並行使得中國渡過了那段必要的過渡期。
在這方面，中國比蘇聯睿智多了。爲了的蘇聯死就死在改革上，病急亂投醫後國家覆滅。
他將自己寫的稿子交到柳得巴廖夫等市委人員受傷，這裡的條條框框彷彿就是一個“新經濟政策”。
經過一番審視與思考，柳得巴廖夫不由的問道：“你決定一個兌換券對應五百克馬鈴薯，我記得一個工分也是兌換這麼多。難道一切的兌換標準就是它？你們延續的依舊是現有的工分兌換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