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個免疫系統比普通人弱得多的患者，憑什麼感染的進展能慢成這個樣子？孫立恩沒有想明白，來支援ICU的醫生們也沒有想明白。
“把她這段時間用過的藥物都列個清單出來。”既然想不明白，那就補充資料進行分析。孫立恩決定對這名患者進行一下系統性的研究和分析，務求找到她感染進展如此緩慢的根本原因。
如果只是身體因素造成的感染進展緩慢，那就意味着他們很可能找到了一項能夠減緩病毒侵襲人體的線索。這個線索可能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上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能夠分析清楚原因，或許能夠對新型冠狀病毒在人體內的增殖和侵襲機制有更詳細的認識。
而假如，假如她的感染進展緩慢，是因爲之前用過的某些藥物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繁殖有抑制作用，那這個發現的意義就更重大了——這可能是人類目前發現的第一種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抑制作用的藥物。
要找到一種對病毒有切實抑制效果的藥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類發明了無數的化合物，要通過人力對這些化合物全部進行一次實驗以確定哪些對病毒有抑制效果，這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兒。而要在早期階段就對藥物抑制病毒的繁殖能力進行評估，目前的首選方案是通過超級計算機對化合物和細胞受體進行組合研究，從而大批量排除不太可能生效的組合。
超級計算機在臨牀上的應用價值並不是太大，但在醫學研究領域卻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對模型進行匹配計算，計算機能夠幫助研究者們把篩選範圍從上千萬種縮小到幾百種。這個技術節省下來的時間長久到能夠以數十年爲單位。
但這樣的研究搞下來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要確認一種全新的藥物是否對病毒有效，首先需要經過體外環境測試，然後進展到生物實驗。在生物實驗上確認有效後，再進一步展開一期、二期和三期臨牀。經過數年甚至十幾年的研究後，人們才能確認這種藥物對於人體是否安全，並且對病毒是否有效。
從最近幾天的新聞上偶爾能看到某些醫療研究機構宣佈藥物在人體外環境下表現出了抗病毒的特質，這當然是個好消息。但在孫立恩等人眼中，大概是因爲大家對於病毒攻克的研究太過關注，同時相關新聞機構缺乏對於藥物研發的系統性認識，所以才過早的，過於樂觀的估計了現狀。
體外實驗是所有藥物實驗的第一步。在體外實驗中取得成功當然令人振奮。但……體外實驗並不意味着藥物就一定能夠在人體環境內產生積極作用。
且不說人體內複雜的其他參與生理化學反應的機制尚且沒有被研究清楚，
僅從我們對人體已知的情況進行分析就能明白——體外環境和體內環境完全是天差地別的兩種環境。
藥物進入人體，需要通過口服或者注射的方式進行。而口服需要通過消化道吸收、注射則需要通過血液循環系統進入器官內。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第一個問題——藥代動力學和有效藥物濃度的問題。
假設在體外實驗中，某種藥物的濃度達到500微摩爾後產生了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作用。是不是意味着，我們就可以爲患者施加這種藥物，然後期待着病毒能夠被殺滅呢？
實際情況下，這樣的結果要在人體內再現是非常困難的。有些藥物的生物利用度先天就比較低下，口服500毫克後需要好幾個小時，才能在血液中檢測到0.4微摩爾左右的藥物濃度。而要讓這樣的藥物在血液內的濃度提高到500微摩爾，那就需要把服用計量提升1250倍——患者需要一次口服625克藥物，纔有可能把體內的藥物濃度提升到足以抑制病毒的程度。
一次吃一斤多藥片，但凡人們有腦子都不會這麼幹。
更何況藥物本身也會對身體造成負擔甚至毒副作用，有些藥物濃度在個位數微摩爾時是藥物，但濃度上升後就會變成要命的毒藥。
同時。並不是所有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抑制和殺滅作用的化學藥劑都能應用在人體。
用比較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往培養皿裡噴點次氯酸鈉消毒液就能殺滅培養皿中的所有新型冠狀病毒。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通過口服或者注射次氯酸鈉消毒液來治療疾病。次氯酸鈉是強氧化劑，這種藥劑一旦進入人體，就會對身體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從消化道灼傷到嚴重壞血癥……在人體角質層保護下，我們可以安全的應用次氯酸鈉對病原體進行殺滅。但這種化學物質一旦進入人體，它殺死大活人的速度甚至比它殺死新型冠狀病毒還要快些。
對着癌細胞培養皿撒上一把鹽，這些癌細胞也會迅速死亡。這能夠證明食用鹽是絕佳的抗癌藥麼？當然不能，除非患者決心放棄生命並且順手把自己醃製成木乃伊，否則人體不可能承受這麼高濃度的氯化鈉。
而一些以外環境下抑制病毒繁殖的有效濃度在10~20微摩爾的藥物，是不是就能夠證明它們在人體內也能發揮同樣功效呢？
這也未必。
藥物進入人體後，有相當一部分藥物需要通過人體器官的代謝才能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能夠被細胞所利用的化學產物。但這個代謝過程究竟是在什麼器官內進行、代謝時間需要多久、代謝的過程中會不會產生對人有毒害的產物都不是通過計算模擬能夠知道的。
而生物實驗，就是用於研究這些問題的。
通過幾年的生物實驗研究，處死無數小鼠、比格犬、食蟹猴和獼猴，並且對它們進行解剖和器官研磨檢驗之後，人們才能大概瞭解到一種藥物的基本的毒副作用、在生物體內的分佈濃度等等情況。
確定了這些關鍵點沒有問題後，第一期人體試驗就可以在經過審批後展開。這個過程中，研究機構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人體對於這種試驗藥物的耐受程度和不良反應率。第二期臨牀人體試驗則主要研究對比藥物是否對目標有效。通過兩期臨牀人體試驗，確定藥物前景頗佳後，纔會進行第三期臨牀試驗——這次的實驗主要目的是對比新藥和傳統藥物。只要新藥達到了傳統藥物的效果，或者超過了傳統藥物，那就可以宣佈實驗和研發是成功的。
在這個“體外實驗-生物實驗-一期臨牀-二期臨牀-三期臨牀”的實驗過程中，所有的步驟都有可能出錯。一旦任何一個實驗步驟上出現了巨大紕漏，那就可能意味着藥物徹底沒有了治療前景。
藥物研發和實驗就是在用時間和金錢去堆一個未來， 每一場實驗都是一次豪賭。
這也就是爲什麼孫立恩會對張敏的病例分外上心的原因。和參加藥物實驗的那些人不一樣，張敏使用的藥物全都是非常成熟的臨牀使用藥物。如果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效，那就意味着這些藥物有“老藥新用”的可能。
而作爲已經成熟的臨牀藥物，拓展使用範圍是可以避開體外實驗、生物實驗和一期臨牀的。這能夠極大加快對藥物使用的審批速度。
“目前統計出來她最近這段時間用過的藥物就是莫西沙星、更昔洛韋、多索茶鹼，還有用於控制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甲潑尼龍和磷酸羥氯喹以及白芍總苷。”周策很快看完了大概的記錄，並且從裡面挑選出了最有“嫌疑”的藥物。
“莫西沙星和更昔洛韋咱們現在都在常規使用，多索茶鹼北五區沒用過，但是ICU有過使用記錄。”袁平安對這些藥物都很熟悉，他沉吟片刻後說道，“現在就是磷酸羥氯喹和白芍總苷這兩種藥物沒有在病區裡用過，這兩個看起來比較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