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羅凱帶領着他的國家蒸蒸日上之時，遠在世界的另一邊，各國局勢愈演愈烈。
雖然歐洲大陸各大國在1870年坐視法國被普魯士擊敗，德意志獲得統一。但是英國很快發現，統一的德國已經在歐洲大陸上佔據了支配地位，並且很快成爲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比之前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更難以捉‘摸’，更難以對付。至於俄國，雖然利用普法戰爭掙脫了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施加的外‘交’枷鎖，但是對於今後再也無法‘插’手德意志內部事務，失去普魯士、奧地利和南德意志諸邦之間糾紛的仲裁者的地位感到懊惱，更不用說臥榻之側崛起一個新巨人對俄國的衝擊了。總而言之，歐洲大陸的中心出現一個統一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對所有的歐洲大國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在這種既遭受大國包圍，又對包圍的大國形成衝擊的態勢下，俾斯麥的歐陸政策是在孤立法國的同時，防止出現一個反對德國的大同盟。爲此他殫‘精’竭慮地編織他的大陸聯盟國家外‘交’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德國維持着與俄國的傳統友好關係，與奧匈帝國則建立密切的聯盟關係，不僅是爲了防止奧匈帝國跑到法國的陣營中，更是爲了對奧匈帝國的外‘交’政策享有否決權，因爲奧匈帝國離開了德國的支持便一事無成。爲防止俄奧擦槍走火，俾斯麥先後通過1873年“德俄奧三皇同盟”與1879年“德奧秘密軍事條約”和“俄德再保險條約”加以約束，防止俄國和奧匈兩國脫離德國的外‘交’軌道而自行其是。如果讓俄奧兩國自行其事，這兩國馬上就會爲了爭奪巴爾幹地區而大打出手，而德國勢必不能置身事外。爲轉移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注意力，俾斯麥刻意推動法國積極開展海外殖民活動，爲的是讓法國和英國去爭個你死我活。果然，法國在東南亞與非洲與英國爭奪得不可開‘交’，在突尼斯又和意大利劍拔弩張。法國因此不能在對德復仇戰爭中獲得英意兩國的援助，這正中俾斯麥的下懷。
俾斯麥的外‘交’策略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歐洲大陸，極力維護歐洲大陸的均衡，避免過多地參與世界事務而導致與英國的利益迎頭相撞。但是由於德國自統一後，其經濟迅猛發展，對原材料進口地和製成品出口市場的需要與日俱增，因此俾斯麥掌權的後期，不得不對國內新興的製造業利益集團有所讓步，也開始參與全球殖民競爭。而在俾斯麥去職之後，這一利益集團一直在鼓譟建立強大的海軍，重新瓜分殖民地。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以後，順應了這一利益集團的鼓譟，推行了爭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俾斯麥穩健自制的外‘交’政策被拋棄。繼任的首相比洛承認缺乏俾斯麥那種“在空中同時玩八個球的能耐”，對德、奧、俄三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這三國與英國的微妙互動關係無法把握，因此只能推行一種相對簡單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將德奧同盟固定下來，放棄在俄奧之間協調和制約的高難度義務。
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外‘交’決策者嘗試與英國正式結盟以減少海外擴張的阻力，卻不管英國有無這樣的現實需要和符合英國的外‘交’傳統。而且最要命的是，當英國恪守其“光榮孤立”傳統不願意和德國正式結盟的時候，德國外‘交’決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過武力恫嚇和施加外‘交’壓力的方式來‘逼’迫英國結盟。例如德國皇帝在英布戰爭期間通過支持布爾人來對英國施加壓力，卻適得其反。這種簡單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國的複雜的地緣政治處境和外‘交’態勢。因爲英國本身一貫不願意在歐洲外‘交’情勢明朗前就締結針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盟約，而且由於德國咄咄‘逼’人的態度引起了英國的極度警惕——一個有能力絕對保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就是一個能絕對摧毀大英帝國的國家，因此德國的友好承諾不具備外‘交’意義。如果德國沒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不需要德國的承諾。如果德國有這個能力，那麼英國就必須摧毀德國的這個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麥去職以後，歐洲外‘交’的局勢就是德國稱霸歐洲和挑戰英國世界霸權的情勢越來越明朗。因此英國不得不與法國和俄國調整在殖民地上的衝突，而一致對付德國。而德國皇帝在屢次遭受英國拒絕之後，卻惱羞成怒。更加堅定了要把英國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決心。俾斯麥的外‘交’才能能夠同時玩八個球，他的繼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國這一個球的本事了——當然最後還是玩砸了。
1870年後的法國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執政的‘激’進黨人秉承平民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雅各賓主義傳統和“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信念，堅決反對殖民活動。法國的殖民帝國的建立完全是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險家、高級文官、軍人和傳教士們在或多或少脫離政fǔ管制的情況下完成的。通過廣泛佔有殖民地，通過殖民地源源不斷的原料輸入和市場開發，並且通過鉅額資本輸出爭取盟友和獲得大量利息收入，法國增強了綜合國力，得以繼續在歐洲大陸佔據大國地位。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法國三百年來一直夢想獲得自然邊疆，在歐洲大陸上建立霸權。在割讓阿爾薩斯—洛林這個法國當年歐洲大陸擴張政策的最後標誌‘性’的成果後，法國反而通過建立世界殖民帝國牢牢地佔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雖然法國的歐洲本土只有四千萬人口，遠遠少於德國的六千七百萬，但法蘭西殖民帝國卻擁有九千萬的總人口，而且由於其內部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統治和事實上沒有種族歧視（這是法國文化的傳統和優點），其內聚力遠遠大於實施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手腕，內部鬆散，各行其是的大英帝國，這也使法國在法德外‘交’較量中重新獲得了某種均勢。
雖然戰敗了的法國還是歐洲頭等強國和世界強國，但是高盧人輕浮傲慢，富於幻想和衝動的民族‘性’格決定了，法國不可能安心於優越的現狀，不可能忘記對德復仇，洗刷恥辱和收復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雖然阿爾薩斯—洛林的居民絕大多數講德語，其併入法國版圖是‘波’旁王朝對德擴張政策的產物，但高盧人一貫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卻不記得三百年的歷史教訓。“阿爾薩斯—洛林”之繩索，同時捆綁住了法德兩國，使這兩國在外‘交’上失去了彈‘性’和選擇餘地。法國爲了對德復仇，與宿敵英國協調了殖民地衝突，與君主**的俄國成爲了盟友，‘花’大價錢爭取到了意大利的中立，與傳統盟國土耳其和奧地利反目成仇又賠本，卻根本不願也不能與德國達成和解。
“德不勝，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作爲一個地處四戰之地，地緣政治處境惡劣的國家，法國曆史上不是被周邊國家侵犯，就是對周邊國家進行侵犯。法國外‘交’決策者從來沒有奉行過一種穩健、平衡與開放的外‘交’戰略，因此法國總是在勝利與失敗之間搖擺，而且它獲得的勝利轉瞬即逝，失敗卻無法挽回。從拿破崙第一帝國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法國實際上是從歐洲霸權的頂峰螺旋狀的向下滑落，這種滑落絕大部分的原因是法國一貫的挑戰外‘交’、冒險外‘交’和復仇外‘交’政策造成的。一戰以前，法國外‘交’“成功”地將俄國和英國拉到了對付德國的陣營中，並如願以償地跟德國打了一場復仇戰爭，但最終發現，勝利了的法國變成了一個次等強國，還比不上在普法戰爭後失敗的法國。
法國要尋找對付德國的盟友，在歐洲大陸只有兩個，第一是奧匈帝國、第二是俄國。在傳統上，自從‘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決定與特蕾莎‘女’皇統治下的奧地利通過聯姻建立友好關係以來，奧地利帝國從來沒有對法國產生過地緣政治上的威脅，兩個拿破崙帝國與奧地利發生戰爭，更多的是因爲兩個拿破崙都認爲奧地利妨礙了他們的擴張意願，雖然這個判斷並不是正確的。在德國統一後，奧匈帝國繼續有可能成爲法國反對德國的盟友，因爲俾斯麥的德國是通過損害奧地利和法國的利益才獲得統一的，兩者都有聯合起來向德國報復的必要。法奧聯合雖然有很多優越‘性’，但是兩國都要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意大利統一後，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法國在海外殖民競爭中又多了一個對手，奧匈與意大利之間還有領土爭端。法奧聯盟反對德國的時候，不得不考慮背後還有一個平衡因素，意大利到底會不會在德國的支持下對法奧兩國造成威脅？從德意兩國長期友好的歷史來看，這完全是可能的。其次，奧地利同時面對德國、俄國甚至還有意大利威脅的時候，法國的援助是否還那麼有效及時也是值得懷疑的。
失去了均勢外‘交’大師梅特涅之後的奧地利外‘交’，總是在關鍵時刻出錯誤。奧地利最終選擇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案，那就是徹底投靠德國，把奧匈的利益和德國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依靠德國的保護在巴爾幹尋求勢力擴張。梅特涅以後的繼任者，都缺乏他那種自治、冷靜與平衡的作風，缺乏大局觀和平衡感，忘記了他的箴言，“化解他人的利益比亟於追求自身的利益更爲重要”，“一無所求，收益反大。”奧地利在失去德意志的優勢地位和意大利的領地後，一意孤行的要往巴爾幹方向擴張，希望從“西亞病夫”土耳其帝國那裡獲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奧匈帝國追隨時代‘潮’流，追求赤luo‘裸’的權力政治和實力外‘交’，卻看不到自身的權力基礎和國家實力是最弱的，經不起一點‘波’折。奧匈帝國境內，兩個少數統治民族奧地利和匈牙利統治着捷克、斯洛伐克、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波’蘭和意大利等衆多少數民族，這是一個非常陳舊，同時又非常脆弱的政治結構。
由於統治基礎是少數民族，哈布斯堡皇朝需要不斷的征服和榮耀來維持其統治下各民族臣民的效忠，因此它不放過任何一個增加皇朝威望和帝國榮耀的機會。奧匈帝國趁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失敗國勢衰弱之機，直接接管了原屬土耳其帝國的‘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納地區，結果把巴爾幹地區的泛斯拉夫主義怒火引火上身。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潮’流‘激’‘蕩’的世紀，奧匈二元多民族帝國這個古老的前民族主義時代的政治架構實際上是經不起任何風‘浪’了，它在法國大**的衝擊下還能長期存在，完全是因爲梅特涅政治上的足智多謀和外‘交’上的長袖善舞，梅特涅之後的奧地利外‘交’決策者沒有他的審慎平衡的作風，只知道耀武揚威，窮兵黷武，因此最終導致了大戰的爆發和帝國的徹底解體。
1890年，德國拒絕延長“俄德再保險條約”，這等於是把德國對外關係的一根支軸給‘抽’走了，德俄奧三國間之所以能長時期保持和平，靠的就是德國既和奧匈有軍事同盟，又和俄國有秘密協約的曖昧關係所導致的外‘交’制衡。俄德兩國在兩百年來一直保持着友好關係，雖然俄國對普魯士從一個受俄國庇護的弱國成長爲歐洲大陸首屈一指的強國抱有一絲嫉妒和不快，但總的來說，俄德兩國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相反，俄國與奧匈帝國倒是不共戴天，奧匈帝國對巴爾幹斯拉夫地區的擴張，挑戰了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旗手和斯拉夫人保護者的虛榮心，而俄國鼓動的泛斯拉夫主義‘浪’‘潮’則使得奧匈帝國境內的斯拉夫民族人心思變，危及奧匈帝國的生存。因此，俄奧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外‘交’決策者，輕率地採取了對奧一邊倒政策，迫使俄國與法國接近，而德法之間的矛盾又是不可調和的。這樣，雖然俄德兩國並無重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和殖民地衝突，卻均受制於本國的盟國而互相對立。
俄國和法國作爲歐洲大陸兩端的強國，一般是很少能夠發生地緣政治上的直接衝突。除了在兩個拿破崙時期，由於第一個拿破崙的野心和第二個拿破崙的記仇，才導致了兩國之間爆發戰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法俄兩國既然在歐洲已經不再發生直接衝突，殖民地競爭方面也沒有矛盾，那麼面對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咄咄‘逼’人之勢，法俄接近是不可阻擋的。在1879年以後俄德之間爆發經濟戰，導致俄國的農產品出口受阻，財政狀況惡化。這時來自法國的鉅額資本源源不斷的投入，給了俄國經濟以復甦的機會，這樣法俄接近已經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1891年法俄之間締結了外‘交’協定，1893年，法俄軍事協定正式生效。這意味着大國間結盟與敵對的對象已經固定，歐洲大國協調外‘交’走入了死衚衕。
和奧匈帝國一樣，俄國也屬於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東方**君主國家，而且在這方面比奧匈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俄國在巴爾幹勢力擴張上屢屢在外‘交’上遭受德奧的遏制，在所謂的斯拉夫兄弟面前大丟面子，而法國對俄國在巴爾幹的野心也不積極支持，俄國最終喪失了一切耐心，外‘交’界和軍方根本不打算在小規模的、可控的外‘交’衝突中耗費‘精’力，只打算準備進行全面戰爭，把所有的大小盟國和對手全部拖進來，進行“最後的審判”。這一轉變最終導致了一個奇特的外‘交’格局，奧地利的外‘交’被塞爾維亞牽制，德國的外‘交’被奧地利牽制，俄國的外‘交’被德國牽制，法國的外‘交’被俄國牽制，英國的外‘交’被法國牽制，最終歐洲的各大國統統被巴爾幹局勢所左右，印證了俾斯麥的預言，歐洲大國“總有一天會爲了幾個巴爾幹的蠢貨打一場歐洲大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