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本是世仇,其世仇的歷史遠遠大於法德之間的世仇。英法之間的矛盾在1882年英國佔領埃及後便開始升級,英法之間率先爆發了海軍競賽。英法殖民競爭在1898年的法紹達危機中達到了。至於英俄之間更是矛盾重重,在中亞、在遠東、在近東,幾乎無處不起衝突。英國一向善於評估具體的威脅,因此爲了防備法俄在殖民地糾紛中聯手對付自己,便在1882年與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締結了“地中海協定”,從而間接地與以德國爲首的三國同盟拉上了關係。但是隨着德國力量的大幅度擴張,尤其是其“公海艦隊”的建立和在土耳其帝國範圍內的勢力膨脹,迫使英國認真考慮德國擴張的意圖何在。
由於德國的崛起,歐洲大陸已經無可挽回地分裂爲兩大政治軍事集團。歐洲均勢的平衡之輪英國,第一次感到無法再置身事外來保持平衡。英國已經感到,德國太強大了,不僅有衝擊英國霸權的意圖,最主要的是德國已經有這樣的實力。英國已經無法保持“光榮孤立”來捍衛本國的世界霸權,畢竟大英帝國的統治中心在不列顛,歸根結底是歐洲一部分,英國的世界霸權是建立在英國優越的地緣政治處境和歐洲大國聯合統治世界的基礎上,不可能在歐洲大國內部的均勢失去平衡之後還能長久維持。尤其是當德國過於強盛,其擁有的實力能夠同時打敗法俄兩國,並進而終結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時候,大英帝國的掌權者不可能對此局勢泰然處之。
當時英國外嬌部的政策分析專家克勞爵士曾經對德國針對英國霸權的各種挑戰性的態度進行了一番戰略分析。他指出,德國外嬌決策層所抱有的動機是不值一提的,即便他們沒有明確的、有計劃的統治全世界的計劃,其持續增長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實力也將會自然而然的導致現實性的後果即德國稱霸全歐甚至全世界。因此,對於英國決策層來說,合理的結論就是——不管德國統治集團抱有什麼意圖,如果德國不願意自我約束,自損實力,那麼,英國將會建立反德聯盟以求徹底地消除這種威脅,就像當年建立反法聯盟以消除法國的威脅一樣。提到反法戰爭這一歷史經驗,這就意味着英國打算通過聯盟戰爭來消滅本國霸權的挑戰者,而且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基於這種認識,英國實質上已經決定要與德國進行殊死一戰來維護大英帝國的存在了。至於其扭扭捏捏,言不由衷的作風,完全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虛僞做作和推卸責任的民族性格所決定的。英國外嬌的歷史記錄和行爲模式向來就是做決定之前仔細評估權力結構和斟酌利害關係,做好了決定就會堅持到底。英國外嬌決策者在維護比利時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無非是顧左右而言他的一貫作風。
1902年英日同盟締結後,英國找到了一個在遠東地區遏制俄國的競爭,而又不給英國造成額外戰略負擔的盟友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後,其擴張勢頭受挫,英國便不再考慮俄國爲全世界的頭號敵人年英法協約完成以後,英俄接近與諒解便勢在必行了,於是在1907年英國與俄國達成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至此,英國已經與法國和俄國解決了全部殖民衝突,而把國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對德關係上來了。
十九世紀後半葉,拜拿破崙三世和俾斯麥這兩位歐洲領袖的一系列外嬌活動所賜,權力政治和現實主義外嬌原則成爲各國挖角決策者所普遍接受的觀念。基於保守傳統、自我節制與內外均衡的正統主義原則變得很不重要,而這種原則正是保衛歐洲和平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體系維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隨着科技的進步通的發達和市場的擴張,國家的管理深度和鎮壓力量進一步加強,一旦那些保守國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來對付國內外的形形運動,那麼它們在外嬌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臺。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決定性因素確是俄國、德國和奧匈三個君主國家的分裂,而英國的態度轉變,則成了壓垮歐洲均勢這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十九世紀也是民族主義的世紀。一戰爆發前,俄國在東歐和巴爾幹大肆宣揚泛斯拉夫主義,而德國則針鋒相對地推行泛德意志主義。奧匈帝國這個多民族帝國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義的中搖搖欲墜,一方面則指望德國能夠站在泛德意志主義的立場上拉自己一把。法國出於國家榮耀和民族統一,念念不忘奪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德國出於同樣的原因,決不肯放棄。俄國嫉妒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德國則害怕俄國巨大的潛力。德國覬覦英國的世界霸權,羨慕英國的公海艦隊,英國則視德國模仿英國建立公海艦隊爲推翻大英帝國的明白無誤的證據。每一個國家都患上了自戀症,對本國的天然權利喋喋不休,對他國的意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
十九世紀還是所謂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時代,公衆的情緒和報紙的社論成爲政fǔ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國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復失地和對德復仇,英國的民意便是“誰要避免內戰,誰就要去當帝國主義分子”。英法兩國皆爲所謂的民主代議制國家,視迴應民意爲理所當然。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但是這種國家卻對民意更加敏感。因爲這幾個國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續完全靠對外強勢擴張來維持,由於缺乏合適的制度性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到外嬌政策上來,而且根本不會從戰略高度來看待國際關係,總是把外嬌鬥爭看作是體育比賽,視正常的外嬌妥協爲奇恥大辱,對危險的軍事衝突歡呼雀躍,總以爲國際危機達到就是金光閃閃的獎盃和數不清的榮耀。這種情緒感染了各大國的決策者,他們認爲偶爾爆發戰爭,流點血“會使民族的體質更爲強健”。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根本沒有預料過在工業化的條件下,國家間的戰爭不再是規模可控的,要麼是徹底的勝利,要麼是徹底的滅亡。
歐洲政治家們一開始對於大戰的爆發還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對立的兩個聯盟,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雖然都已經進入了軍事協調階段,但各國都還在進行自我剋制和剋制盟友。奧匈帝國不願意幫助德國進攻法國,德國約束奧匈帝國不要與俄國攤牌,英國警告俄國在爲以塞爾維亞爲首的巴爾幹聯盟出頭的時候要適可而止,俄國告訴法國俄國不打算爲阿爾薩斯—洛林而戰,法國則告訴俄國法國不打算捲入巴爾幹衝突,至於意大利則早就打算保持中立,兩邊觀望。
但是大戰還是爆發了,這是權力政治和現實主義外嬌政策的悲劇。自從1912年倫敦會議解決摩納哥危機之後,突然間,每一個國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性胡爲是否會給自身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德國給奧匈帝國開出了空白支票——若再有危機,如有必要,德國會追隨奧匈走上戰場。法國總統普恩加來則對俄國大使表示,“奧地利掠奪領土影響全歐均勢,因而也波及法國的利益……若俄國走上戰場法國也會如此,因爲在這個問題上德國是奧匈的後盾。”英國外嬌界人士則表示,“不知道目前這種xiǎo心翼翼的平衡政策還能持續多久,不知道哪一天會被迫表明明確態度。但願俄國不會厭倦英國而與德國達成協議。”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爲那種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麥式的貴族秘密外嬌已經成爲過去。隨着新聞媒介的普及,任何一個外嬌事件都會迅速地被公衆知曉,公衆的態度又通過媒體迅速反饋到外嬌決策者,大衆參與外嬌決策這種持續不斷的壓力,造成了各國外嬌決策者的短視和盲動。
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各國尤其是德國的軍事計劃與外嬌方針開始脫節,一開始便沉溺於全面戰爭、總體戰爭的規劃,講究“先發制人”,把外嬌大師黎塞留“行動必須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拋到了九霄雲外,更不用說把軍事計劃與跟外嬌政策相配合,爲政治談判留下空間了。當然,在那種集團對立的外嬌格局下,各大國的外嬌政策本身也好不到哪裡去。最終,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費迪南大公夫fù引起的“七月危機”中,各大國尤其是德國的軍事部署的速度快於外嬌協調的速度。德方繞過了本國的外對奧匈軍方開出了無限的空頭支票,支持奧匈帝國開戰,當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得知如果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英國將宣戰的消息後,打算懸崖勒馬,但是德方的戰爭機器早已經開動而無法緊急制動了。
慘絕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歐洲近代文明從此走向了衰落,歐洲開始失去對世界的統治權。而東方的古老帝國藉此機會開始從沉睡中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