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政東回到住處坐在沙發上就不想起身，想必周書明比他更爲疲憊，這種疲憊不是身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半天的時間看似閒庭信步，實際則是波濤洶涌，實際是兩人意志和精神的無聲對抗。
對於陸政東而言，他的優勢是任期纔剛剛開始不久，時間還很充裕，不利的是省長這個二把手的位置決定了他天然的弱勢，而周書明則是任期已經不短了，對於貝湖的事情緊迫感更強一些，但其一把手的地位讓他在面對他這個二把手的時候就遊刃有餘得多。
兩人都是各自盡可能的揚長避短，爭取把自己的意圖最大化，有時候陸政東覺得自己就像那些遊走在各種營養品推薦會上的主持，極盡三寸不爛之舌進行遊說，有時候又像一個錙銖必計的商人一分一毫的從對方那裡摳取着。
這聽起來和堂堂的省長身份極不相符，可事實就是如此，陸政東也不禁有些揶揄的想着，有時候爲了達成一個爲了貝湖長遠發展不至於走彎路和付出不必要的代價這一大目標，過程和手段未必一定都是很光鮮奪目，也是值得的。
周書明其實也比他好不到那裡去，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同樣斤斤計較，這位看似穩成保守的一把手其實也有着小商人的狡獪。
好在結果還是不錯，周書明也好，他自己也好，都放得很開，雖然周書明有不少讓他不是太贊同的地方，但也還是要承認對方對政治大方向的敏感性和把握感還是相當到位的，一旦想通了某些事情。也是很乾脆的。
當然在很多事情上。周書明肯定也不會給出一個很明確的說法。就比如人事上，周書明也是很含蓄委婉的提了他自己的一些構想，當然陸政東爲了貝湖的發展這個兩人最大的共同點，他認爲應該有哪些人選更合適一些，當然這脫不開一些取捨。
陸政東也非常清楚，周書明除了本系統的幹部外，還需要安撫馬新忠、洪志路這樣的副書記和洪志路、邱忠浩這樣有分量的常委，進而維持其對貝湖的控制權。
陸政東原先是想讓馬新忠和洪志路邱忠浩能夠偏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和現實有很大差距。
馬新忠是個很現實和很功利的人物，這樣的性格也決定了他不可能融入那一個體系，只能說遊走在各方之間見縫插針，之前楊凌峰在周書明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馬新忠沒有機會和市場，現在環境變了，眼下的格局有點像當前的世界格局，雖然依然是一超獨大，但是經過種種事情實力有了明顯下降，其他各國紛紛勢起，想要大權獨攬。當世界警察也顯得力不從心，這也給其他國家更多的施展舞臺和空間。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很明顯，周書明就如當下的超級大國，其他副書記和常委就是勢起的各國，都是各顯神通謀求在變化的格局中佔據一個有利位置。
除了馬新忠，邱忠浩最近也很活躍，也和他走得比較近，但這種走得近也是有分寸的，公*安系統的出事和姚志銘的調離給了邱忠浩機會，讓邱忠浩終於得以鹹魚翻身，邱忠浩穩住了陣腳，周書明也做出了一些讓步，在這樣的情況下，邱忠浩自然也不會想去冒犯周書明。
至於一向超然的洪志路，也是人而不是神，同樣也超脫不了體制這個大框框，就算再鐵面無私，如果不能再人事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沒有人會真正跟着幹，那工作同樣是難以開展，加上洪志路一貫的不偏不倚的態度，讓其完全倒向自己這同樣不現實……
所以彼此之間只是利用種種盤根錯節的矛盾或者縫隙，或結盟或施壓等等手段來達到想要的結果，只能是一種基於某種情況的臨時的鬆散的結盟，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事情很大程度上還是離不開周書明的首肯，這讓周書明還是保持着一定的主動權。
這也是促使陸政東和周書明能夠坐下來嚴肅認真的談一談的重要原因。
陸政東在這些問題上一直都保持着一種很清醒的頭腦，並不指望一次就實現在全省重大人事上有非常大的發言權，可週書明作爲在貝湖深耕了幾年的省委*書記，雖然最近有所削弱，但依然是牢牢把握住人事上的主動權的，所以這樣的想法很不現實，操之過急只能讓已經獲得的成果付諸東流，只能把事情搞糟。
眼下所獲得的實際已經超出考陸政東的預期，這樣的交談實際上意味周書明在重大人事問題上一言而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這方面撕開了一個口子，那麼就有機會將這個口子變得越來越大。
同時這也意味着他已經具備在省裡發出強有力聲音的實力，有句老話常講在鬥爭中求團結則團結存，事實上他現在才真正達到這樣的要求，當一個領導不具備一定的實力，在目前的政治生態下，鬥爭實際上就是以卵擊石，是自不量力的螳臂擋車。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和周書明之間能夠在一起單獨探討這些大事看似一小步實際是他在貝湖穩固提高的一大步。
當然，陸政東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他想要又好又快的發展，快是基礎，貝湖經濟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是必要，才能爲積累和創造求“好”的條件。
強調發展的好，是爲了實現持續長久穩定的快，陸政東必須要審時度勢，抓住時機，及時實現貝湖經濟發展從“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轉變，下大氣力清除制約經濟發展的種種“路障”，才能保障貝湖經濟的列車又快又穩地奔馳向前。
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件事雖然不需要另起爐竈搞一套東西，可還是需要在發展思路上進行適當調整。在實際工作重點做一些變化。這意味着實現明年經濟工作的目標和任務。就要把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節約用地放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
要強化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指標的約束；就要努力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就要更加註重解決人民羣衆的切身利益，讓羣衆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和實惠，這些都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準備。
就比如交通，從一九九三年至今，十餘年間貝湖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僅僅數百公里。
而且就是如此。第一條高速公路的修建可以說是非常艱難，貝湖山脈交錯，使得貝湖大地峰巒疊嶂、溝壑縱橫，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面積爲山地丘陵。對於修路，除了技術因素，資金更是最大的難題。
當時修建第一條高速公路的時候，這條高速路的投資概算爲二十五億元，而當時貝湖省財政收入才僅僅六十五億元。巨大的資金缺口，曾一度導致工程在奠基後無法順利施工。
從九四年起，貝湖省動員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個月內籌集兩點五億元。包括這筆大額捐款在內，貝湖省最終自籌資金十五億元。加上交通部撥款與銀行貸款，最終解決了資金問題。
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體制下，數萬人的苦幹，僅用三年就讓這條“出貝湖”的高速路完工。
如此傾全省之力修建這麼一條路，是一個經濟貧困的人口大省希冀衝破交通的束縛，以及構建公路經濟帶的初心。
全省人民勒緊褲帶建完第一條高速後，貝湖又開工修建另一條全省大動脈速。省裡希望，以高速爲軸，修建高速公路網絡。時任省長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託此路構建高速公路經濟帶。
但這樣的雄心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此時全省公路基金歷史欠賬已達六十億元，而這條大動脈高速總投資是六十億元。貝湖省裡手裡僅有的家底，是業已通行收費的第一條高速，但僅靠收費也無法在短期內籌集到天量的修路資金，所以讓欠賬的公路基金更是雪上加霜，從而也讓後面的幾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邊在歷史欠賬的同時對新建投資較大線路較長的高速望而卻步，只是陸續建設了一些投資相對較小，線路相當較短的高速，這對於構築全省高速網是相距太遠的——可省裡實在是在也沒辦法拿出錢來。
陸政東想在這方面重新啓動，也面臨着財政資金肯定是沒辦法往這上面投的窘境。
如何不動用財政資金而籌措到足夠的資金這是一個大前提。
對此陸政東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那就是bot模式。
所謂賣掉只是通俗的說法，實際就是所謂的bot模式，簡單講就是建設－經營－轉讓，就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的一種方式，以政府和其他機構之間達成協議爲前提，由政府向這些機構頒佈特許，允許其在一定時期內籌集資金建設某一基礎設施並管理和經營該設施及其相應的產品與服務。
政府對該機構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數量和價格可以有所限制，但保證該機構資本具有獲取利潤的機會，整個過程中的風險由政府和機構分擔。當特許期限結束時，私人機構按約定將該設施移交給政府部門，轉由政府指定部門經營和管理，具體到這上面也就是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權。
而在bot模式下，陸政東準備採用兩個辦法，一是業已建成的這些高速路“賣”掉，二是用社會資金來修高速公路。
所謂賣掉實際上也就是以業已修好的公路和公路經營權來置換資金，陸政東有過評估，貝湖的第一條高速公路資產總值應該在三十五億左右，第二條高速公路資產總值在七十五億左右，通行費收入都增長勢頭良好，實際上就是以這兩條高速路作爲抵押，以通行費作爲還本付息的一種置換，或者以債轉股進行合營。
這種做法是陸政東受到按揭貸款的啓發得來的。但是陸政東並不打算找銀行來進行這方面的合作。因爲這麼大規模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息就不是一個小數目。陸政東覺得銀行的利息實在是太高了，他的眼光瞄準了其他一些資金。
比如社保基金，比如保險業。
隨着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社會保險基金統籌層次逐步提高，社會保險基金結餘持續增長。這對保障參保者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保險事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隨着社保基金的數量增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工作的任務也越來越重,但目前社保基金結餘絕大部分只能存放銀行，而銀行的利息很低。導致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贏通貨膨脹率，出現了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社保基金由於投資渠道單一而導致的隱形貶值現象，如何拓寬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 ,用好用活基金並達到有效增長 ,以增加抗風險能力 如何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也引起了高度重視。
而這些年隨着保險業的發展，各大保險公司的資金也很充裕，和社保類似，由於受政策的限制，大部分保險業的資金也是躺在銀行裡。
陸政東的想法是，這些資金存到銀行的利息很低，而貝湖要從銀行貸款的利息又較高，如果取一個合適的中間值。讓這些資金爲我所用，貝湖方面得到急需的建設資金。而這些單位也獲得了遠比銀行利息高的投資回報，更有利於其保值增值，豈不是雙贏？
做通這些單位的工作不是很難，因爲這些單位的主管都是經濟方面有專長的人自然能看到這一點，陸政東並不打算找省內的社保或者保險業來做這事，這很容易出事，他還是傾向於找國字頭的，這樣更容易規範。
但這件事也並非沒有一點難度，難度在於必須要通過國務院出臺一些政策。
陸政東這一年多時間決沒有閒着，這兩方面的工作他都通過京城的人脈在做工作，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一些進展，有兩家這方面的基金已經向國*務院提交了設立交通能源基金，一旦國*務院批准就能進入實施階段，從而開啓利用這些基金投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先河。
這樣現有的高速公路經營權轉讓可以籌措一百億左右的資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補助和從亞洲開發銀行、國開行爭取到的貸款，再修一條貫穿全省的大動脈應該是夠了。
但是僅僅是修一條高速公路對於交通發展嚴重滯後的貝湖來講是難以形成規模效應的，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引進社會資金來修路。
但這方面陸政東需要考慮的就更多。
在bot模式裡，並無硬性規定確立項目業主必須走招投標程序招投標法的規定，主要是針對施工與政府採購等領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資與建設一體的，所以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資的程序，而非招投標。
這就很容易出現問題，按照國際慣例，這樣的項目，只需要業主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資本金，這裡面就存在很大的漏洞，很多有些關係硬的前來拿項目的目的是爲了轉包，這類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單位收受項目保證金，保證金雖然到期要退還，卻可在期限內無償使用；二是將項目分拆成標段，按工程總造價下浮轉包，轉包一條造價幾十億上百億元的高速公路，利潤將相當可觀。
這絕不是陸政東想要看到的，首先是這樣層層分包很容易出現質量問題，還有更爲嚴重的是這樣的分包很容易出現資金鍊問題，以及出現腐*敗問題。
這中間不管哪一環出現問題，很可能讓他的計劃大大往後推，會打亂他的整個通盤考慮，而其中資金鍊出現問題是最爲致命的，不但面臨着重新選擇新的單位的風險，更有讓計劃、項目中途夭折的危險。
爲政者需要從大局着眼，也要從小處着手，細節決定成敗，再好的謀劃，如果不對一些關鍵的細節做好工作，很容易就會讓謀劃流產。
所以在如何確定bot特許經營的業主上他必須要慎而又慎，不管是從程序還是最後的確認必須要保證入選的業主是公是私，必須是資金實力雄厚，信譽良好，最好還是在全國有較大的影響力的。
從他的角度來講，他最中意的還是那些實力雄厚的香*港大富豪。
首先這些大富豪資金雄厚不差錢，其次在國內知名度較高，和高層關係也保持着不錯的關係，有些還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頭銜，這樣也讓一些心術不正的官員不敢亂來，而還有最爲重要的一點是，這有利於項目的報批。
項目報批這不管是企業、企業家，還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領導和具體經辦的幹部都是一件極爲頭痛的事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