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利剛搬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因而行動更加小心。他要設法贏得政治靠山和白廳主子的信任，讓他們對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鞏固的人更容易妥協。
漢利是個聰明人，比弗-瓊斯要高一籌，然而他卻沒有瓊斯那種堅強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瓊斯那樣信任漢利。自從瓊斯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去辦公室。安全局開始發生了變化，而在最後四年裡發生的變化對我來說，意味着一種訣別。
最初發生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雜事，例如，漢利不像瓊斯那樣讓別人搭乘他的車——但這些微小的變化卻發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我們的辦公室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馬爾博羅街，又搬到高爾街灰黃色的公寓裡。我曾向漢利建議把辦公室搬到綠化較好的地方例如切爾特南，但他卻堅持辦公室應留在倫敦。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幫派，他們年青聰明，但全是文職官員——他們比軍隊的人更爲可靠。我開始感到我們這一代正在逐漸消失。儘管我們之間有差別，我們當中那些從事過搜索內奸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站在哪邊，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輩出的時代正在被庸人輩出的時代所取代。
漢利上任後不久，就通知我去談工作。
他對我說：“彼得，我對你很信任。只要我當一天局長，你就有一天飯吃。”我知道他這話是針對我在D 處三科最後一年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說的。
他還建議我辭去K處的顧問職務，專門在他手下工作。
“我讓你當我的反間諜私人顧問，”他說，“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間裡辦公，並像以前那樣翻閱所有文件。但我想讓你爲我研究些新問題。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處的案件中，我要你考慮未來。”
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愛的，但有些卻是我不喜歡的。他要我繼續負責“維諾納”工作，並同意我們應當在世界範圍內對遺留通訊進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愛爾蘭的情況。
“彼得，你給我出點主意，”他對我說，“看看，你能做些什麼……”
他讓我負責計算機工作小組。當時這個小組正在計劃將軍情五處的檔案工作實現計算機化，預計在七十年代中期會出現一個飛躍。D 處三科曾使我透徹地瞭解到檔案室在幫助查找追蹤線索時的作用。漢利希望我把這些技術應用於計算機化的工作中去。
開始，我以爲在愛爾蘭可以找到生機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裡去了幾趟以後，卻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動搖不定的英國政策在那裡加劇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訪問愛爾蘭時，英國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稱英國同愛爾蘭的局勢已經好轉。我用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審閱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記錄。我畫了一張表，這張表說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線上升。這就是好轉的安全局勢！同塞浦路斯一樣，軍隊和政客們乾脆拒絕面對現實。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話線上安裝一個竊聽系統。愛爾蘭共和國通過邊境的線路都隱蔽得很好，而臨時共和軍的重要通訊都是從共和國西海岸傳送到都柏林的。我設計了一個方案，用一個小包裝箱的竊聽機來截取從英國駐都柏林使館閣樓發出來的微波。儘管軍情五處批准了這一計劃，但外交部卻否定了這個計劃。當時就要簽定森寧代爾協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關這個計劃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們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訓就在於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安全優勢，因而政治談判極不穩定。但當時他們聽不進去，因此後來森寧代爾協定的流產對我來說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計劃沒有實現，我很失望。從這件事我看到，官僚們對局勢的控制已經到了專橫的地步，二十年前我們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處理這件事的。我曾建議研究一下對臨時共和軍安裝僞裝炸彈的可能性。這一計劃在軍情六處的協助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正如當時我們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電話線上安裝僞裝接收機一樣。但這次就連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員也很害怕，拒絕對計劃作進一步研究。
“這是謀殺。”他們說。
“他們每天都在殘殺無辜，”我說，“你們認爲英國人民會希望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
愛爾蘭局勢是使軍情五處對國內問題發生決定性改變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學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漸被罷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連續不斷的汽車工人罷工對希思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收集有關國內顛覆活動的情報。
這也是軍情五處頭兒最敏感的一個領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來保持他和整個五處的獨立地位。漢利上臺前後的情況說明，他事先沒有應付這種壓力的準備。瓊斯當年一貫維護軍情五處的獨立地位，而漢利則決定聽從上級的命令，儘量向他們提供大量的有關國內問題的情報。
按照傳統，K處一直在軍情五處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處則是軍情五處的一個窮親戚，有能力的官員都不到那兒去。F 處的工作一向不負責任，而且主持F 處的是個整天樂呵呵的酒徒。漢利上臺以後，對K 處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卻對F 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包括邁克爾-麥考爾在內的一大批功績卓著的反間諜官員。
然而這一變動的潛在危機出現在我退休以後。一九八一年約翰-瓊斯爵士被任命爲局長，他是漢利的新組織中F 處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終於在最高寶座上立穩了腳根。他是繼霍利斯以後的第一個沒有反間諜工作經驗而獲得成功的局長。他是一個十足的F 處官員，他的任命充分說明軍情五處中心力量的決定性轉折。
漢利上臺後不久，曾召集A處和F處的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怎樣確定軍情五處變化中的首要任務。會議一開始，漢利就作了關於國內顛覆活動情況和他稱之爲“廣泛的左派勢力”問題的報告。他說首相和內政部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這個目標。然後，他又讓F 處的一名叫做戴維-蘭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來發言。他簡略地彙報了一批左翼團體，如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等組織的結構和活動情況。
漢利很喜歡搞討論會，這個會幾乎開了整整一天。F 處要求放寬對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的限制，並希望同郵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由於敵人是分散的，他們必須依靠通訊來建立聯繫，因而依靠通訊來找問題是惟一的方法。約翰-瓊斯善於鼓動。他宣稱，F 處所需要的技術資源應由K 處來做主，因爲指揮間諜已經不能作爲掩護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讓他的官員們打入這些左翼團體，因爲他們大都生活淫蕩，軍情五處甚至連一個官員也不願意爲國家作些犧牲。換言之，如果招募間諜，必定要冒社會生活和醜聞的危險，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技術手段。看來，漢利是同意瓊斯的。
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價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體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後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於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於計算機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 處對計算機小組有興趣主要在於建立廣泛的計算機網絡，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機公司的網絡。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裡有幾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繫，然而這與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網絡完全是兩回事。
我並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體中喪失得一乾二淨。再者，向計算機時代進軍意味着降低情報人員的價值，以後我們將成爲數據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萬的姓名。
在最後的幾年中，我愈來愈多地聽到人們感嘆“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衆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範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後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主義”。
D 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爲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核裁軍運動等團體與該處的宗旨關係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爲他們並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克格勃的主要目標仍是情報部門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黨也日益成爲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裡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黨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黨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被挖了出來，例如議員威爾-歐文一案。歐文承認曾在十年當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情報，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萬的英鎊。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訴時，則因爲歐文沒有接觸過機密，而那個捷克叛逃分子又沒有在歐文受審時提供文件證據，因而歐文被無罪釋放。
湯姆-德賴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議員。我要親自見他，他最後終於承認他財迷心竅，正在爲捷克上司提供情報。後來我們又對德賴伯格盤問了一陣，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關工黨某些人的桃色新聞外，再沒有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事了。
德賴伯格所提供的情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給一位內閣部長，以便這位部長能和他的情人幽會。德賴伯格企圖查明這位部長新歡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長離開公寓後，他搜查了房間，發現一封寫給工黨著名女黨員的信。德賴伯格說當時他委實嚇了一跳。後來他向部長談了這件事並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爲成爲社會生活的話柄！德賴伯格肯定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的捷克朋友們，他對工黨內部機密的關心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爲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係的前後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於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爲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於一九六三年休-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黨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後，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繫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於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麼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徵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後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着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後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溼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於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因爲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瞭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後，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誌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幾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據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種特殊的化學制品誘發的，但用這種特殊的化學制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爲在人體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制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驚。他確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乾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現在可能已經發明瞭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於是，根據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並同拉德爾本人覈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爲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確實使用了這種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種證據，並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麼人死於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泄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懷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種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機構中工作，並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黨領袖以後，工黨與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後，安格爾頓專程前往英國拜訪當時主管反間諜工作的弗-瓊斯。安格爾頓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非常機密的情報，然而他卻不肯透露情報提供者的真實姓名。根據安格爾頓的情報，這個情報源指控威爾遜是蘇聯間諜。他又說，如果軍情五處能夠保密，不讓政界知道，他就願意提供更加詳細的證據和情報。這種指控的確使人難以相信，但安格爾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的處長，我們只好認真聽取他的報告。毫不奇怪，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對安格爾頓提供情報時的態度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深思熟慮以後，拒絕接受安格爾頓對使用這一情報的限制，結果我們再也沒得到什麼情報。然而我們還是把安格爾頓的情報記錄在案，代號爲“燕麥束”。
霍利斯退休以後，由弗-瓊斯任局長。我去找瓊斯，告訴他我正打算去美國訪問，並問他是否可以同安格爾頓談談“燕麥束”問題，瞭解更多的細節。他同意了，但卻反覆強調我們不能在安格爾頓面前對他提供的任何情報承擔保證。在華盛頓，我會晤了安格爾頓。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訴了許多同蘇聯人“秘密會晤”的情報，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沒詞兒了。從我的慘痛教訓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爾頓具有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捏造證據的本領。
“燕麥束”事件不過是個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據軍情五處的情報，蘇聯已經在工黨裡安插了內線。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來到西方並列出了一連串工黨議員和工會骨幹的名字，他們都是被蘇聯人成功地招募過去的間諜。接着我們又從奧列格-利艾林那裡得到了最富於災難性的情報，當利艾林在原來工作的地方進行間諜活動時，曾對軍情五處談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況，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員，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倫敦貿易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利艾林告訴我們，瓦伊果卡斯曾聲稱同哈羅德-威爾遜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約瑟夫-卡根有過交往。卡根曾向威爾遜的私人辦事處提供過資助，而且大選時曾借給威爾遜一架飛機，此外威爾遜還穿着卡根的雨衣照過許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茲附近的一家工廠裡做的。
軍情五處自然對查明卡根是否與瓦伊果卡斯有關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們對瓦伊果卡斯進行了嚴密的監視，並想到他的工廠去招募一些間諜。一九七一年在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間諜以後，我們終於見到了這兩個人。當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退休。他找倫敦警察局長、一家卡根公司的顧問阿瑟-揚爵士。威爾遜要他設法讓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談談卡根的情況。弗-瓊斯認爲威爾遜提出這一要求相當奇怪，然而，他還是同意派哈里-沃頓去同威爾遜見面。沃頓當時正在負責處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爾遜介紹了利文林指控卡根與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爾遜明確告訴沃頓，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情況，也沒同卡根討論過這種事。卡根後來承認在下棋時見過瓦伊果卡斯，但卻矢口否認參與過間諜活動。
威爾遜認爲軍情五處的這一行爲是企圖往工黨和他的臉上抹黑。保守黨執政以後，他們對這件事也發生了興趣。維克托經常向我埋怨唐寧街十號所收到的情況報告的質量不好：“他們幹活吊兒郎當，你就不能告訴我一點有價值的情報嗎？”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訴我，在內閣會議上聽了傑克-瓊斯和休-斯坎倫的講話以後，希思吃了一驚，瓊斯和斯坎倫是七十年代初期兩位很有影響的工會首領。
“希思覺得這兩個人講的話像。我問F 處是否掌握了有關他們的什麼材料，可他們肯定就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他說。
維克托從閒談中獲悉兩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們提供有關工會和工黨進行顛覆活動的情報，於是他向我打聽實情。我要他根據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以便我瞭解要處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維克托的備忘錄。
他在開頭寫道：“首相急於瞭解……”這是典型的維克托文體。
我把維克托的來函送給弗-瓊斯。他閱後在空白處批道：“請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訴他！”
我把檔案統統翻出，仔細地摘編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所提供的情報。我只是全面收集資料，不作任何結論。
整個白廳對我的做法炸開了鍋。內閣大臣約翰-亨特召見我，並質問道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把反對黨的材料送到執政黨的手裡，居心何在？
我竭力爲自己辯護，說並沒有什麼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員會的首腦也要我向他彙報情況。我把資料交給了他，並告訴他這些材料是經過軍情五處的局長批准的。如果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麼尷尬的局面的話，這並不是我的過錯。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麼尷尬局面我們就不能分發，那麼我們就失去了送文件來的意義了！”
弗-瓊斯和維克托總是爲我說話。維克托喜歡湊熱鬧，他寫了一系列的備忘錄，在白廳到處散發，爲安全局辯護說他們有權爲唐寧街十號提供它所需要的情報。備忘錄簡直是對內政部特權的一種公開藐視！菲利普-艾倫勃然大怒，竟然好幾年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他寫了一張便條塞給維克托，維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給我看。“少管閒事！”艾倫惡聲惡氣地說。
一天下午，正當大家吵成一團，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我在內閣辦公大樓維克托辦公室裡看見特德-希思在門口張望了一下。
“首相，”維克托說，“我想你應當見見彼得-賴特，他是白廳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對我望了一眼，絲毫沒有幽默感。他問我在哪裡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聲。
“彼得是負責彙報顛覆活動的，最近顛覆活動引起了麻煩。”維克托興致勃勃地說。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
“你不應當攪在政治問題裡，”他狠狠地說，“我們有專門處理這類問題的機構。”
他轉過身去，大步走出了辦公室。
“維克托，我的上帝。”我說。
“彆着急，”維克托回答說，“特德總是這個樣子。我以後再跟他談。”
第二天，維克托打來了電話。他告訴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細閱讀了所有的報告。
“這是真的，維克托？”希思問道，口氣裡流露出一種驚奇、高興的神情。維克托告訴他這些完全是事實，於是便加速了他開始保護權力的鬥爭。
當然並不是所有對情報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維克托請我到聖詹姆斯廣場去喝酒。
“我想你應當見見一位商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企業家。”
那時我正和維克托討論著退休問題。一九七二年我終於明白了一九五五年軍情五處有關我的退休金的保證是一張空頭支票。爲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棄了向海軍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權力。當時卡明曾一口答應給我附加補貼或者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烏煙瘴氣的新軍情五處，一位紳士的承諾已經變爲歷史了。按照規定，我沒有退休金，而在我後面參加情報部門的科學家（總共約五十名）卻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這都是由於我與這種不公平作了堅決的鬥爭而得來的。
沒有退休金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在軍情五處最後的幾年裡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對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它仍是彌補我那被野蠻手段剝奪去的退休金的一種穩妥的方法。最初維克托和我討論了讓我參加N．M．羅思柴爾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漢利卻對這一建議很不高興。所以當維克托聽到這位商人在尋找一位保安人員的消息以後，就建議我去會見他。
我一見到這位商人就感到厭惡。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邊喝酒一邊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說他要找一位“瞭解內情”的人來向他提建議和指導，但他卻對自己的意圖含糊其辭，也沒有提及報酬一事。最後，他建議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倫敦的一家飯店裡共進午餐，以便仔細討論他的建議。
他的同事是一夥烏合之衆，他們都已經退休。這些人原先都是各種情報部門和安全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也曾風流一時，但現在卻早已夕陽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們以間諜自詡，激動地會聚一堂，並不在乎他們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實。
這次，我未來的僱主卻直接把話給我挑明瞭。
“我們代表我們這一幫憂國憂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說。
他有點像失眠的安格爾頓，他說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怎樣阻止工黨再度執政。
“一旦工黨上臺，我們就會失去我們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說。
其它的人也點點頭。
“你們認爲我能幫什麼忙呢？”我問道。
“情報，”他說，“我們需要情報，而且我相信你擁有這些情報。”
“你們究竟要哪些情報？”我問。
“一切有關威爾遜的情報都有用。有許多人會出大價錢。”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員……”我說。
他傲慢地擺擺手。
“儘早退休。我們將爲你安排……”
我跟他們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卻沒泄露半點風聲。第二天我去找漢利向他彙報這些情況，我建議讓我作爲代理人繼續監視那夥人的活動，但漢利認爲小心謹慎是上策。
“別理他們，彼得，”他說，“那是個骯髒的遊戲，你別捲進去。”
漢利對我們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關威爾遜和工黨的資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積極建議他讀讀這些資料。我告訴他，大選即將開始，這些資料也許有用。
“這些資料同‘流暢’報告一樣，”他看完後說，“到處都是煙，卻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爲了謹慎起見再對資料研究一番，特別是安格爾頓正在用威爾遜的問題同我們糾纏。我告訴漢利出於政治的考慮，我們應當做點什麼事來裝點樣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發展到了它們的政治頂峰。少數工黨政府的人當選，而軍情五處正掌握着重要情報，一旦泄露，後果則不堪設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調查的消息至少會導致首相的辭職，軍情五處的一些官員並沒忘記這一點。
一天下午，我的辦公室裡來了兩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員。我合上正在閱讀的檔案，問他們有什麼事。
“我們知道你正重新調查威爾遜案件。”年長的一位說。
“你知道我不能談這事。”我告訴他。
我覺得這樣回答有點失禮，但我不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受人圍攻。
“威爾遜是一大威脅，”一個年輕官員說，“讓大家知道真相的時候到了。”
這種偏激的話語，我聽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軍情五處內部曾出現過一些普遍的情緒，那時曾有人作過努力試圖對威爾遜設置障礙。我們的長期外圍人員、《每日鏡報》的巨頭塞西爾-金曾明確表示，軍情五處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將立即發表。這就是所謂的塞西爾-金“政變”。塞西爾深信，只要一刊登這類消息，工黨就會垮臺，而接替工黨的則是以蒙巴頓勳爵爲首的聯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對弗-瓊斯說，軍情五處羣情激奮，但他非常鎮定。
“你可以告誡那些想泄露機密的人，出了問題，我可沒法管。”
他知道這句話將發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勢更加惡化。計劃很簡單：由於議院內部的局勢極不穩定，大選必須在幾個月內進行，而在大選的準備階段，將設法向同情我們的新聞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選擇性的有關工黨首領，特別是威爾遜的情報。通過報界和工會官員，我們就可能把軍情五處檔案內的資料和認爲威爾遜對安全構成威脅的消息散佈出去。
安全局的呼聲和輿論已造起來了，三十多個官員贊同這一計劃。一些檔案的影印件已經準備好併發給了海外報紙，爲了大造聲勢，還準備在議院裡盡力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就是被季諾維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們要把他拉下臺，這次一定要拉下臺。”他們當中的一位官員說。
“你們爲什麼要叫我參加？”我問。
“這個嘛，你並不比我們更喜歡威爾遜……另外你已經看到了最新的材料——蓋茨克爾事件等等。”
“但這些材料都在局長的保險櫃裡。”
“是的，但你能複製它們。”
“我可得想一想，”我說，“在走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慮考慮。你們得給我幾天時間。”
開始我受到了引誘。這是魔鬼讓遊手好閒的人乾的，而我現在是在混時間等退休，這種瘋狂的計劃必然對我具有強烈的誘惑力。我感到有一陣衝動，國家似乎已經面臨着大災難，爲什麼不趁火打劫，就勢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樣，我的機密負擔太重了，稍稍減輕一點負擔會使我感到輕鬆些。
勸我放棄這種想法的是維克托。
“我並不比你更喜歡威爾遜，但如果你參與了這件事，你將會被人剁成碎片。”他對我說。
他是對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時間就要退休了，爲什麼要爲了一時的瘋狂而毀了一切呢？
幾天以後，我告訴那夥人的負責人，我不願意去搞檔案。
“我很樂意幫助你們，”我說，“但我不能冒這個險。現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總不能連這點退休金也不要吧。”
參與這項活動的一些人態度很激烈。他們不斷說這是把威爾遜拉下臺的最後機會。
“你一旦退休，”他們說，“我們就再也搞不到這些檔案了！”
但我決心已定。即使他們笑話我膽小，我也決不動搖。
一九七四年的整個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儘量呆在國外，在世界範圍內追蹤“維諾納”通訊。有關威爾遜的整個故事並沒有出現，但我很清楚，這夥人仍在竭盡全力推行他們的計劃，難怪後來威爾遜說他是陰謀的犧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飯。我們倆定期在一起吃飯，他了然一身，喜歡在每天晚上閒扯一陣。在兩次失敗以後，他終於爬上了軍情六處的最高層。我真爲他高興。莫里斯是個好人，很少管閒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談起威爾遜。他問我，那兒的人們情緒怎樣？他不斷聽到各種謠言。
我什麼也沒透露。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喜歡他，他們認爲他在破壞這個國家。”
顯然莫里斯一直在想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談起這個話題。
“你沒說實話。”他最後說。
“我不這樣認爲，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見，”他說，突然改變了語調，“他談起有人在搞陰謀。很明顯他已經聽說你那一夥人在四處活動，煽風點火，反對他、馬西姬-福肯德和唐寧街十號的者。”
他的聲音漸漸低下來，彷彿對談論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很嚴重，彼得，”他又說，“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門事件在華盛頓搞成了什麼樣子。我們萬一不小心也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蘭地，決定告訴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爾遜計劃告訴他以後，他問我漢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還是忘掉這事吧。”我說。
“我要你明天回局裡去把這一切統統告訴漢利。”
他邁着踉蹌的步伐向牀邊走去。
“別怕，”他回過頭對我說。
“我不會怕的，”我說，“再有幾個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了漢利。他聽了我的彙報後，臉色像紙一樣白。也許他曾經懷疑過局裡反威爾遜的情緒會高漲，但現在他才聽說手下有一半人捲進了這場推翻首相的陰謀。這時我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當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生莫里斯的氣。
“該死的莫里斯，”他怒氣衝衝地叫道，“居然管起我們的事來了。”
當他鎮定下來以後，便問我這些陰謀分子的姓名。
我告訴了他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無法再拒絕了。當我報名字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當時布倫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賣別人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你能照顧照顧他們嗎？”我問漢利。
“一定得調查，當然。”他說。
威爾遜的事沒結束我就離開了軍情五處。以後漢利再也沒和我提及這事。我聽說一名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受命對內閣進行了私下調查。以後又聽說漢利進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員方面，試圖向軍情五處輸進新鮮血液。這大概可以解釋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亞不久收到的那封邁克爾-漢利的秘密來信。
“當你知道公司通過最近的檢驗，並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後，一定會感到欣慰。”漢利在信中寫道。
這以後不久，威爾遜就辭職了。正如我們在辦公室裡常說的那樣：“政治家們來去無常，而安全局卻永遠向前。”
有關哈羅德-威爾遜的街談巷議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從一九六九年審理過以後就一直無人問津。我原先以爲漢利接管後可能會重新審理，但我很快發現他的意圖是少管閒事。他極力想忘記過去的傷疤，而且急於想把我同K 處的案子以及現行的調查分開。
每當我提及這事，他總是說：“我很坦率。”
懼怕醜聞，成了六十年代負責處理動亂官員的最大顧慮。但現在不管問題是大是小，人們愈來愈清楚，這個問題已經了結了。我與維克托討論是否有可能重新審理這個案件。
“現在還爲時過早，”他總是這樣對我說，“還得等一等。我將設法把這件事告訴特德，但不是現在。我們要讓漢利從危險中拔出來，整個事情太重大了。我們必須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爲布倫特患了癌症，不會久於人世。這時對醜聞的恐慌達到了高峰。維克托向我打聽，我是否以爲布倫特會立下遺囑在他辭世以後發表，揭開整個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經常常向布倫特問起這事，他一直否認有這種打算。然而，他的語氣充滿了報復，我不敢貿然相信。
維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倫特搗什麼亂。他和希思對普羅富莫醜聞給上屆保守黨政府造成的損失至今仍記憶猶新，而且非常害怕布倫特用同樣的方法把他們搞垮。這不僅僅只是免予起訴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說出同夥的姓名，不管他們是死還是活，也許他會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豔遇記錄。一旦這些有關性方面的失誤在艦隊街張揚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敗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東尼-艾登一人。
最後維克托要我立即幫他準備材料，對布倫特揭露事件的後果進行一番全面的估計。我在D 處三科時曾爲內政部起草過各種有關“五人集團”的文件，但他們很不滿意。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堅持要刪掉普羅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
“這沒道理，”我同他們爭道，“給內政部提供情報是我們的職責。如果由於沒有證據就把我們堅信的事實刪掉，那就是失職。”
維克托完全同意我，並強調說我的彙報要力求全面。我詳細描述了“五人集團”的歷史，並用了大量筆墨說明所有的聯繫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彙報裡，提到了四十個人。幾個星期後，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報告十九號間諜的事，阿姆斯特朗對我的彙報表示感謝。
“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這纔是真正的情報。與我們平時收到的那些由文職人員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樣。”
這時人們正在傳說阿瑟和斯蒂芬-德-莫佈雷在四處遊說，爭取對霍利斯問題進行重新調查。這時，阿瑟已經退休，而斯蒂芬-德-莫佈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聲。由於在六十年代末支持過戈利金及其理論，斯蒂芬在軍情六處很不得人心。他的導師是克里斯托弗-菲爾波茨，斯蒂芬曾在菲爾波茨的指導下在華盛頓幹過幾年。後來菲爾波茨又把他帶回國，從事反情報工作。自從菲爾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後，德-莫佈雷就失去了靠山。懷特下決心要把他趕走，後來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建議把莫佈雷調到馬耳他，作爲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佈雷從馬耳他回來，發現霍利斯一案已經審理完畢。他煽風點火預備大幹一場。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德-莫佈雷把內部有蘇聯間諜的情報透露給某個議員，阿瑟卻加緊同議院聯繫。阿瑟退休以後，一直在議院裡擔任秘書，以此來彌補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擔心他會把過去二十年的各種災難件告訴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並不是德-莫佈雷所唯一關注的事，他還相信整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礎是裙帶關係，這必定會給以後的工作帶來危機和災難。他認爲，只要一個間諜打進了一個組織，而且篡奪了領導大權，那他就可以隨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奧德菲爾德提起德-莫佈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佈雷嗎？”他問我，而已明確表示，漢利也同意對莫佈雷嚴加看管。奧德菲爾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隱瞞起來，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當軍情六處的局長，但狄克-懷特的調動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當C 處處長。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佈雷和阿瑟產生什麼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瞭解這些事件有多麼微妙。只要傳出一點醜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憐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後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後，即使輪到我坐莊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佈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幾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種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並毫不隱瞞地認爲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爲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裡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傑弗裡-薩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據先進的計算機分析，這種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據詞彙組的規則分佈，薩德伯裡猜想，這種信號可能是用某種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後找出一本與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據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價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爲魯恩-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幾次會晤情況。魯思-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爲索妮妮的通訊沒有價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聽。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爲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富克斯自願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後才積極爲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裡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機關的確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幾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後，我敢肯定，埃裡確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裡。前幾年不知什麼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裡，爲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萬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機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儘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燬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意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幾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麼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裡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爲下一次的卡扎佈會議作準備。這次會議定於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後，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種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着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麼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懷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懷疑的一個。我們最後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後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佈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奸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於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爲有些異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醜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醜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
漢利簡短地談了談霍利斯的案子。對此，與會代表的反應很平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曾經歷過同樣的事，深知這種事會帶來怎樣的痛苦和損失。漢利在講話結束時，很有禮貌地請各位代表根據他的報告估計一下霍利斯一案將造成的損失。這是白廳的慣用伎倆，把問題攤開，然後讓別人來作結論！
在卡扎佈會議以後，我只見過安格爾頓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華盛頓。安格爾頓知道自己將被迫離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新局長威廉-科爾比決心把他趕出去。幾年來在管理東南亞反情報工作的問題上，安格爾頓一直在同科爾比吵鬧不休。現在科爾比當了局長，除掉安格爾頓的機會就來了，而且《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一條傳說，指責安格爾頓是國內郵件檢查計劃的幕後策劃者。幾天之內安格爾頓和他的所有高級職員一起辭了職。
那次我見到安格爾頓時，他正在發脾氣。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級職員都被革職的消息後，罵道：“兩百年的反情報工作全泡湯了。”很顯然，《紐約時報》所編造的故事不過是這場戰爭的第一槍。不到半年，中央情報局就陷進了參議院彙報會和檢舉揭發的泥潭裡去了。一九七四年人們開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他們情報部門過去的調查和指控進行了調查。我們簡直成了現代賤民——被人敵視、懷疑和追擊。
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國外事態的發展，特別害怕國外揭發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報部門有關。他們意識到新上臺的工黨政府正準備鼓勵這種國外事態的發展。這時，史蒂芬-德-莫佈雷也作出了最後決定，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呂艾塔。朱呂艾塔在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時，曾是他的私人秘書。莫佈雷簡要地向他談了自己擔心軍情五處已被滲透的想法，另外他還說，他真爲軍情五處的任免制度擔憂。朱呂艾塔建議他去找新內閣大臣約翰-亨特爵士。德-莫佈雷告訴莫里斯，他已經無法忍受了，然後就去唐寧街十號找亨特爵士了。
“該死的德-莫佈雷在幹什麼？”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醜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莫佈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爲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櫃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瞭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着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爲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爲難。這就是狄克-懷特和弗-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爲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着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約翰遜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爲電文裡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爲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裡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約翰遜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約翰遜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週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約翰遜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週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約翰遜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約翰遜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約翰遜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諮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裡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認爲，”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裡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覈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裡，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裡會提到埃裡，如果埃裡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裡，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爲埃裡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懷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嘆了一口氣。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餘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確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懷疑霍利斯是否確有證據以外，什麼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裡打聽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後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後的收尾工作是撒切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爲。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現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恆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幾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鬥呢，還是趕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聖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後一次同維克托開着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麼艱難啊！可我心裡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裡，我在等待着傾訴。
“你打算以後怎麼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於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爲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裡去曬曬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體。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
“彼得，你的問題在於，”他說，“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