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霍利斯在軍情五處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威望的人。他固執而又缺乏朝氣，擺出一副指手畫腳的權威架子。我得承認，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就連那些傾向於他的人也懷疑他是否適合擔任這種最高職務。同卡明一樣，他是在戰前那些日子裡和狄克·懷特結下親密友誼的。狄克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卻喜歡讓一些能力較差的人在他周圍工作。我認爲這是一種潛伏着的危機，或許他是想用這種反差來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遠比卡明聰明能幹，尤其是在官僚藝術方面。可我懷疑狄克或許會認爲他是一個富有遠見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認爲，軍情五處只能是一個小規模的輔助安全工作的機構，收集檔案，並進行一些有效的審查工作和安全保衛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遠，插手到像反間諜工作這樣的領域裡。反間諜工作需要採取積極措施才能取得結果，還要面臨一些抉擇，並且容易犯錯誤。我從來沒有聽到霍利斯要軍情五處執行重大決策而發表意見，他也不考慮怎樣才能使軍情五處跟上日益加快的情報戰的步伐。他不是一個具有這種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個終身執着追求的簡單目的——讓軍情五處和他自己迎合白廳。這就得保證不出差錯，還得付出一事無成的這種代價。
霍利斯生長在薩默塞郡，其父是湯頓教區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學和牛津大學後，曾到中國的許多地方去旅行過，之後在三十年代末加入軍情五處。戰爭期間，他任F 處的副處長，專門分管事務。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長時，霍利斯被提升爲C 處的處長，負責各種形式的審查和安全保衛工作，如文件分類以及在所有的政府建築物裡安裝安全系統。由於他在C 處呆過，後來他當了局長後對C 處的工作頗爲關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懷特繼西利托當上局長後，任命霍利斯爲他的副手。從表面看來，這是一項無可非議的任命，狄克動腦筋，訂計劃，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實際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擔任副局長的這段時期裡，從未讓我感到他是一個有抱負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沒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輩子甘當懷特的下手和密友。這個極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聞已爲衆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書長期眉來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懷特突然被調到軍情六處後，她就迫不及待地搬進了局長辦公室，那股過分的熱情使霍利斯望塵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終知道他自己的侷限性，一旦當上局長，便會以嚴厲地行使權勢來遮蓋這些侷限性，其結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們失去對他上臺初期時所抱的一點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際，正是英國各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瀕臨解體之時，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從最初的年代以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關係一直很緊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個情報部門，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訊總部（負責各種形式的通訊和信號情報）在一個協調的情報官僚政治活動中首次成爲夥伴（有關這方面的情況，見克里斯托弗·安德魯的《秘密機構》一書）。可是不到十年，這種密切有效的關係便幾乎土崩瓦解了。軍情六處對五處懷着敵對情緒，認爲軍情五處插手菲爾比案件是毫無道理的舉動，而且整個軍情六處都認爲，艾登任命狄克·懷特接替辛克萊的職務是個奇恥大辱。
毫無疑問，軍情五處與政府通訊總部最缺乏聯繫。戰爭期間，軍情五處有一個自己的信號情報組織——無線電安全處。在雙重間諜制度的合作上，軍情五處和這個組織有着密切的關係。無線電安全處主要截聽並破譯德國情報部門——Abwehr的密碼，使軍情五處能夠在德國間諜一踏上英國的國土時就把他們抓獲。後來軍情六處爲五處代管了無線電安全處。B 處當時負責監督甄別這些間諜，那些願意和英國合作的人轉過頭去開始向德國人傳遞假的無線電報告；那些拒絕合作的人則被處決。但是，使用假情報能否成功取決於監聽敵人對假情報接受的程度。通過無線電安全處的無線電截聽和破譯德事密碼之謎，負責雙重間諜活動的“英里格馬”二十人委員會便會準確地知道，他們的騙招對德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響。
戰後軍情五處失去了他們在戰時的知識分子的精華，對維持與信號情報部門的聯繫已經失去了興趣。早在戰爭初期，他們把對無線電安全處的控制讓給了軍情六處。可是最大的障礙是政府通訊總部，他們心胸狹窄，死死地封鎖着一切形式的信號和通訊情報。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軍情五處時，與政府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僅限於讓一個官員同通訊總部的一個較高級的官員每六個月進行一次會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了這樣的會晤。這個經驗是不成功的。雙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樣，一方面，通訊總部在冷戰中幫助軍情五處執行反間諜的主要任務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隨着軍情五處在技術方面的進步，它也有可能幫助通訊總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其中之一就是設法檢查俄國人是否監聽了我們的無線電監視通訊。可是通訊總部代表比爾·柯林斯對這種委員會工作的積極探索表示出了輕描淡寫的態度。
“對這樣的問題我得請示一下，”他會這樣說，或者說，“我確實認爲我們沒有時間幹那種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興趣。
“那是他們的職權範圍，最好讓他們去管。”
負責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處的反間諜專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親是威爾士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愛橄欖球，並且具有多變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徵。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戰時曾參與過雙重間諜系統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負責雙重間諜。他與通訊總部的聯繫在“暫停”行動開始時便中斷了。這是由他負責的一次行動，開始於五十年代初期，當時通訊總部詢問軍情五處是否能幫助他們弄到在倫敦使用的外交密碼的情報，比思爲此搞了“暫停”行動，讓D 處在外國大使館裡發展的情報人員設法進入密碼室竊取情報。通訊總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廢密碼磁帶，以便他們用於密碼破譯。比思熱情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實際上這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大多數的使館密碼室尤其是蘇聯集團的密碼室，是最爲機密的地方。要想讓一個情報人員滲透到密碼室去，機會是渺茫的。儘管如此，比思還是在“暫停”行動中獲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發展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英國大使館裡工作的情報人員，此人能夠拿到主密碼櫃的鑰匙。他按照萊斯利·賈格爾的指示，在塑膠上印製了鑰匙的模型。這是一把高級的查布牌鎖，賈格爾使用的是優質塑膠，還用微測儀精確地量了尺寸，最後複製了一把鑰匙，能將保險櫃的鎖打開。情報人員成功地打開了保險櫃，複製了新送來的密碼本。當時，這些密碼還沒有作爲捷克外交密碼來投入使用。通訊總部破譯了捷克使館的外交通訊達六個月之久。後來密碼突然變了，情報員也被不明原因地解僱了。
從那以後，比思再也沒有什麼造就。我進入軍情五處時，發現可以用技術設備的方式來幫助“暫停”行動，而不是用情報人員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認的那樣，他不是一個技術人員，很難理解我的意見。他是唯一的一個被允許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官員。如果我想讓上面的人聽聽我的想法的話，我必須自己作出努力。最後，我找了一個晚上約比思出去喝酒。我問他，如果我自己到切爾特南通訊總部去找那裡的人談談，他會不會介意。
“不會介意的，老夥計，”比思高興地說，“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對這些無線電玩藝兒不在行，我的職權範圍是管束那些人類惡習。”
我約見了過去在海軍的一個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訊總部的高級管理人員。我向他解釋說，我覺得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需要重新進行全面的考慮。巴特勒爲我做了安排，我們繞過比爾·柯林斯，直接見到了通訊總部高級的密碼分析專家休·亞歷山大和休·德納姆。
亞歷山大負責通訊總部的二處，該處是主管密碼分析的。他有一個言語不多卻勤奮認真的助手——德納姆。六十年代德納姆終於接替了亞歷山大的職務。戰爭爆發時，亞歷山大加入了通訊總部在戰前的前身——布萊奇雷公園。戰時的德國密碼由他和艾倫·圖林以及戈登·韋爾什曼負責破譯。戰後，圖林到曼徹斯特大學去搞電子計算機設計，因爲同性戀的事，他被逼得自殺了。韋爾什曼則去了美國，專門從事高級電子計算機的工作。這三個人當中，只有亞歷山大獨自留在通訊總部從事和平時期的工作。他是一個出色的國際象棋賽手，又是個了不起的密碼破譯專家。儘管他的工作和愛好都非常費腦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個平靜的穿着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於他用腦過度，終究要使他的健康惡化。雖然他一生在鄉下過着安寧的生活，從不沾菸酒，但後來卻突然死於癌症，當時年紀並不大。
我對亞歷山大和德納姆說，我奉命參加“暫停”行動，覺得軍情五處對通訊總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我解釋說，自從一九四九年布倫德里特委員會成立以來，軍情五處在技術上已經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在新型話筒方面。我建議說，或許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而不是利用情報員來獲得“暫停”行動所需要的情報。僅用情報人員這種方法在目前看來註定還會不斷失敗。
“我不敢肯定我們能作出什麼具體的幫助，除非有機會進行試驗。可我敢肯定，我們的新型高靈敏度話筒有可能從密碼機裡獲得一些東西。密碼員每天早上都要對密碼機進行調整。如果我們能聽到把新密碼放進去的聲音，那不是很有幫助嗎？”
兩位密碼分析專家對我的想法很贊同，我在講話時顯得很緊張。他們感到十分奇怪，因爲是第一次看見情報界的軍情五處還有這樣的科學家。
“我們對任何幫助通訊總部的行爲都感激不盡，”亞歷山大說，“何況，和你們的機構相比，我們僅僅是些新手。我們連房屋都還沒有蓋好。”
他指着窗戶外面，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隊建築工人正在通訊總部的主體建築後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動房子。
“我們的問題是計算機的能力跟不上。”他繼續說。
“我們現在手裡有許多密碼要破譯，我們也知道該怎樣去破譯，可就是沒有強大的計算機來承擔這項工作。當然，我們很快會有這種計算機的，但目前的任何幫助都會給我們開闢一條捷徑。”
我問亞歷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標是什麼。他對我這樣直接的提問方式感到爲難。
“嗯，當然，我們的目標很多，它們不斷地被更換，就像聯合情報委員會的要求那類東西。”
“對，”我堅持說，“可是你得選出一個當前最爲重要的目標，你選擇什麼呢？”
亞歷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納姆交換了一下眼色。
“應當說最重要的目標是埃及人，”亞歷山大最後說，“外交部幾個月來一直在催着我們弄點密碼名堂出來。我們弄到的東西都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也是零敲碎打地進行工作，弄不到什麼新東西。”
那時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國和埃及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迅速惡化。納賽爾開始採取了一些行動，結果在當年年底導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他們使用的是什麼機器？”
“哈格林。”德納姆回答說。他指的是瑞士克里普託AG公司生產的一種密碼機。這種密碼機在五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國家裡很有市場。
我向通訊總部借了一臺哈格林密碼機作爲樣品，把它裝在我的汽車的行李箱裡帶回倫敦。我和賈格爾到攝政王公園內軍情五處的一間保密室裡，把機器架起來進行試驗，看看我的理論是否與實際相吻合。哈格林密碼機是一個鍵盤系統，載有密碼電文的帶子從一側出來。它的工作原理很簡單，有七個轉動輪，只要接通交流電，在鍵盤上任意打出的字符就會自動出來。使館裡的密碼員每天早上在傳發電訊之前要重排七個輪子上的字。如果我們能用話筒竊聽到重新調整密碼機時的聲音，我敢肯定，通訊總部就可以利用這些聲音來確定密碼機所謂的“核心位置”，這樣就有辦法破譯密碼。亞歷山大和德納姆向我解釋說，如果我們能弄到密碼機的三套或四套排字，他們就可以破譯密碼。
我裝了一系列高靈敏度的話筒，與哈格林密碼機保持不同的距離，並在機器背後的牆上安裝了一個探測話筒，每隻話筒依次接到一臺示波儀上，示波儀把記錄到的聲音轉變爲圖像。賈格爾用一架電影攝像機拍下了示波儀熒光屏上的圖像。我打開哈格林密碼機的蓋子，小心翼翼地重新排放輪子，把舊排列和新排列都作了記錄。一串假編的密碼信號被機器傳送出來，咔啦咔啦地響着。我把結果送到切爾特南，讓德納姆作評價。
我們把電影的膠片沖洗出來，示波儀上的圖像非常清晰，足以提供一些關於哈格林密碼機排字情況的線索。這些圖像至少提供了七個輪子當中的三個的排字情況的依據。我又用了“森林之神”裝置作了進一步的試驗，其聲音靈敏度遠遠不及那些話筒。輪子轉動的聲音也能聽到，但非常模糊不清。我把結果讓信使送到切爾特南。第二天德納姆打擾頻電話來告訴我：
“彼得，效果好極了。”他說。我聽得出他很激動，由干擾頻電話線路的失真，使他的聲音變得近乎發瘋。
“音響話筒傳出來的聲音最理想。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圖像弄清兩個甚至三個輪子的排字情況。用無線電收聽的那個效果不太好。可我想，只要花點時間，我們是可以弄點名堂出來的。”
電話線路在一陣靜電干擾中將談話中斷了片刻。
“我們什麼時候纔可以用它來行動？”他在電話裡大聲地叫喊。
“一旦得到大臣的批准就可以開始用它行動。”我回答說。
第二天，通訊總部從計劃人員當中抽調了一個叫雷·弗勞利的人去了倫敦。弗勞利是一個精明能幹而又講究實際的人，他起着一種橋樑作用，溝通了亞歷山大和德納姆這種傑出的知識分子與龐大的通訊總部。他是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相信人類總有一天會直接同電子計算機相結合，那些危險的不合理現象將永遠被消除。在冷戰的嚴酷歲月裡，有這種狂想的人簡直就像個稚童。可我們還是成了關係密切的同事，儘管我的內心仍然堅持着非理性主義，相信突發的直覺或靈感可以解決問題。
溫特博恩、弗勞利和我剛剛着手策劃對埃及採取行動時，我便意識到，最簡單的辦法也就是最好的辦法。我向郵局特別調查組覈查，搞到了一整套關於埃及大使館電話安裝情況的材料。有一臺電話似乎不在密碼室裡便在密碼室附近。我們決定在那臺電話上安裝特殊裝置，用話筒來截取密碼機的聲音。郵局弄壞了埃及大使館裡的那部電話，我們等待着埃及人到郵局來請人去修理。我作好了安排，裝成工程師，同另一個負責在電話上安裝特殊裝置人一起去。我想要藉此機會觀察一下密碼室，看看是否有廢掉的密碼材料丟在周圍。
第二天早晨，我到聖保羅去和郵局的人會合，然後，坐着他們的車去埃及大使館，使館門口戒備森嚴，我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都有人陪着。密碼室在一座配套的建築物裡，哈格林密碼機正在裡面咔喀作響。三個密碼員正忙於操作電傳機，處理外交電報。我仔細地觀看了是否有多餘的廢舊密碼帶，可這裡的一切井井有條，非常乾淨。一個密碼員走出來跟陪同我們的人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轉身回去把機器關掉，他再次走出來，走到我面前，指着電話機。他不會講英語，只得打手勢，我明白他是要我把電話機移到密碼機旁邊，這樣可以離他的座位近些。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會如此之好，便趕忙延伸電話線。我慢慢轉過身去，用背對着他，好讓另一位同來的工程師把小墊圈放進電話機。那是一種經過改進的特殊裝置。我把電話機放在那個密碼員的寫字檯上，離哈格林密碼機不超過兩英尺。那密碼員敲着電話機，咧着嘴對我笑着，我也朝向他一笑，可我總感到我們笑的不是一回事。
我離開埃及大使館後，便急急忙忙地趕回第八樓去監聽從那臺電話機裡傳過來的聲音。開始時彷彿是一陣電子干擾聲，但經過仔細的調諧，哈格林密碼機的咔喀聲就能夠清楚地聽到了。軍情五處安裝了一條特別線路到通訊總部，每天早晨密碼員一調整機器，通訊總部的二處就開始計算新的排字情況，直接把密碼讀出來。這個工作過程被稱作“引密碼機”。以後，這種用技術監聽來竊取密碼機情報以及破譯密碼的新技術的代號就爲“咽吞”。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的聯合行動使我們在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讀懂了埃及駐倫敦使館的密碼。埃及人在世界範圍內使用了四種不同的密碼系統，我們採用“咽吞”技術在其他幾種密碼系統中獲得大部分的情報。這次對埃及密碼所採取的行動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巨大的成就。當時軍情六處在提供情報方面作了努力，可還是明顯地失敗了。按照納賽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初期所作的指示，軍情六處在埃及的情報網幾乎全軍覆沒，他們的人員全被逮捕。軍情六處惟一的貢獻是搞了一次企圖暗殺納賽爾的笨拙的行動。
霍利斯正好是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到達沸點的時候登上局長這個寶座的，破譯埃及密碼的行動對他來說真是巧逢時機，使他在上臺的頭幾個月裡就獲得了堅實的成就。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因爲正是我把這種成就送給了他。
破譯埃及密碼所得到的最爲重要的情報就是埃及和蘇聯在莫斯科討論的連續通報。埃及駐莫斯科大使把這些通報的詳細情況直接發給埃及駐倫敦大使館。從這個渠道獲得的情報使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深信，蘇聯真的表示它要干預蘇伊士運河危機，並站在埃及一邊。有一條電訊特別有影響，它詳細敘述了蘇聯外交部長與埃及大使之間的一次會晤。俄國方面在會晤時說，他們打算動員空軍同英國對抗。這份電報被直接送到聯合情報委員會，並引起了一陣騷動，艾登被迫撤軍。由於通訊總部所得到的所有情報都與美國的同行國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這個情報對美國敦促英國結束蘇伊士運河危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館裡安裝特殊裝置後不久，我們幾乎就失去了整個行動。隨着蘇伊士運河危機的不斷深化，俄國急切地想把埃及置於被保護者的地位上，他們派了一個俄國檢查隊到埃及駐倫敦大使館去，看看有沒有竊聽器或話筒之類的東西。俄國人是很樂意做出這種友好姿態的。與此同時，他們也想趁此機會爲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報。我們設在埃及大使館入口處的固定觀察站在俄國檢查組一進大樓時就發現了他們，於是我被叫到八樓去監聽他們在密碼室的動靜。我無可奈何地聽到他們進了密碼室。他們先檢查保險絲盒，然後又用電子儀器探測牆壁和天花板。這些大型探測器好像是金屬探測器。一個俄國人拿起電話機，開始旋開底部的螺絲，藏在裡面的話筒便發出砰砰的響聲。一陣壓抑的沉寂後，又出現了電話被重新安裝好的聲音。溫特博恩長長地舒了口氣。
當時我們知道俄國人已經發現了特殊裝置，如果他們找到了它，就會把它拿掉，可他們沒有這麼幹！俄國是否知道特殊裝置這種東西，顯然他們的確是知道的，而且對這種事是特別注意的，例如在他們自己的大使館裡就是這樣。那麼他們在埃及大使館裡爲何又忽視了這個東西呢？可能是他們不想驚動我們，不想使我們知道他們發現了特殊裝置，以便讓我們繼續使用它。他們畢竟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莫斯科一倫敦的密碼線路把情報傳送給在倫敦的埃及人，這樣我們就無法破譯了。但是我想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俄國人要我們全面理解他們的通訊信號所表示出的對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決心，他們並不想讓我們以爲他們在虛張聲勢。如果讓我們通過一種不受指責的途徑去獲得有關蘇聯態度的情報，譬如從一條秘密的線路去獲取，那將是一種保證我們嚴肅對待他們這種態度的最佳手段。我從這件事當中首次看到了蘇聯故意泄漏情報的複雜性。
蘇伊士運河危機結束後，我又去通訊總部遊說，爲未來的合作提出了建議。可他們彷彿想使雙方的關係又回到過去那種死氣沉沉的狀態中去。通訊總部樂於摘取“咽吞”技術的戰果，卻不情願對軍情五處增加幫助作爲回報。簡言之，他們並不反對軍情五處爲他們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訊總部可以通過截聽蘇聯間諜通訊，在幫助軍情五處對抗在英國的俄國間諜網方面起一個重要的作用。俄國情報局一直傾向於“非法地”進行真正敏感的活動，啓用一些完全獨立於“合法的”大使館情報官員以外的情報人員。他們這些人用自己的無線電收發機與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訊聯絡。我肯定，如果我們全力以赴地跟蹤和測聽這些通訊，我們就會有一個突破，並引導我們一直插入蘇聯情報機構的心臟裡去。我請求通訊總部爲軍情五處提供我們在戰爭期間從無線電安全處得到過的那種服務，即連續不斷地監聽進出於英國的那些非法的無線電廣播。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極爲簡單的常識，可通訊總部卻只給了一個半的無線電臺來監聽這些通訊。這種努力真是一種憐憫，不知費了多少口舌去勸說，也沒法使他們給予更多的幫助。
第一次對埃及的密碼採取“咽吞”行動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籌劃“蚯蚓”行動。在我這次旅行快結束時，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個由他們處理的案件。不久前這個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況下結束。我在研究這個案子時發現了一個細節，使我毫不懷疑通訊總部將被迫改變主意。格恩西領我進了一間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檔案，封面標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始的，當時有一個俄國人用假名進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報人員，到加拿大來的目的是爲他自己搞點掩護。實際上，他的最終目的是去美國。克格勃常常派他們的非法人員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傳奇”或僞造的身份，然後再越過加拿大邊界去美國。這位非法分子被騎警隊所稱的代號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愛上了一個女人。這一舉動完全是違反克格勃的紀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對他所負的使命產生了動搖情緒。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國的準備，可他卻設法說服了他們，說這太冒險。去美國的計劃因此而流產後，他被任命爲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人員，負責加拿大境內的其他非法人員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艱鉅的，吉迪恩不是個勤奮的人，卻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收聽無線電通訊，並且不斷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報。吉迪恩開始完不成任務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訓斥。終於，他決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兩人決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騎警隊。
格恩西憑着直感意識到這個案子十分重要，於是決定錄用吉迪恩爲雙重間諜，而不是把他作爲叛逃者來接收，這個決定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領導一個爲俄國人服務的非法分子，這個非法分子參與加拿大的“阿芙羅箭”飛機項目。騎警隊對吉迪恩監聽了一年，彷彿他是實驗室的試驗品一樣。蘇聯非法分子的工作情況在西方鮮爲人知，格恩西仔細調查了俄國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報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騎警隊監聽到了吉迪恩發出的所有密碼無線電通訊。
一切情況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國去作詳細的彙報。起初他有點猶豫不決，後來還是決定去俄國。可他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騎警隊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訊，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過了一段時間，莫斯科與加拿大之間的電訊上又出現了吉迪恩使用過的密碼，這說明有一個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員到達了加拿大。這個案子以充滿希望開始，以一無所獲告終。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個過程中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事件，但卻無法摸清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調查工作也進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貝內特認爲，吉迪恩已被俄國人控制，並故意讓案情繼續發展以便欺騙騎警隊。
我在閱讀檔案的過程當中，漸漸看出這個案子裡到處都有俄國人從一開始就進行干預的痕跡，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以後我又看到一處細節，才茅塞頓開。儘管吉迪恩是一個非法的特工人員，但俄國人仍然要他不時地同俄國大使館的一位合法外交官會晤。可以肯定，這個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員。克格勃大概認爲吉迪恩是一個難以駕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員，只能面對面地跟他進行談話，才能保證他不越軌。所有的會晤，騎警隊都進行了監視。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來。原來吉迪恩經常漏聽從莫斯科來的廣播，因而沒有反應。吉迪恩說他無法從他的無線電裡收到信號，因爲氣候條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對這種申述完全不屑一顧，他交給吉迪恩一張詳細的清單，上面記有他漏所莫斯科廣播的次數、時間，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謊。這個俄國人雖然並未提到這個事實，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館裡面監聽着播給吉迪恩的廣播。
爲了正確理解這個事實，我反覆閱讀了關於這次會晤的報告。當我翻閱這份檔案的薄薄紙頁時，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監聽了莫斯科發來的電訊，那麼克格勃駐倫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也會做出同樣的事。如果通訊總部能聽勸說，對蘇聯駐倫敦使館全力採取措施，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識別出來自莫斯科的電訊，甚至能暫時識別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員。只要把他的行動與電訊活動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把他置於我們的全面監視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員會晤時抓住他。
我一回到倫敦，就向通訊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耐心地聽着我希望加強力量的懇求。可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行動，軍情五處內部對這事卻沒有多大的熱情。通訊總部雖然同意了多提供幾個電臺來監聽廣播，但那是完全不夠的。我向通訊總部建議拿出主要的精力來找出俄國大使館內接收機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對監視隊的無線電工作所建議的那樣。可我的請求再一次被視爲是不切實際的，於是這個問題不久就在情報官僚機構的密密叢林中消失了。
情況一直僵持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現了一樁新案子才徹底改變了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的關係。這起案件的過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內部危機，並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
我坐在辦公室正在思考話筒的安裝計劃，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霍利斯的辦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會議桌一端的扶手椅裡，手裡拿着一些散開的檔案，他臉色灰暗，拉長着臉，他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幫助我解決一個問題。”他說，並遞給我一份檔案。我迅速看了一下，這是一份情報報告，是一個名叫弗蘭蒂斯克·蒂斯勒的情報人員寫的。此人顯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密碼員，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遣。聯邦調查局把他提供的有關英國安全問題的情報送到軍情五處。蒂斯勒說，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無意當中碰到老朋友普里比爾上校，他是捷克駐倫敦的軍事武官，當時他正在捷克度假。他們喝醉了酒，於是普里比爾告訴蒂斯勒，他指揮着一個在英國的重要間諜，叫林尼。此人正在設計一種模擬器，主要用於英國皇家空軍的導彈項目。軍情五處沒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況。蒂斯勒的報告裡附有軍情五處檔案室收集的林尼的個人檔案：他是一個高級工程師，在蘇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邁爾斯飛機研製實驗室裡工作，能全面接觸到導彈的操縱詳細情況及性能指標。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我們爲何不把他置於我們的監視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里比爾會晤時把他逮起來？”
“就是這個問題。”霍利斯冷冷地說，並遞給我另外一頁紙。
這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寫給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體字打字機打的，裡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個更爲令人擔憂的情況。他說，普里比爾告訴他，有一個俄國間諜隱藏在倫敦的軍情五處裡。普里比爾發現這一點時，他正坐在汽車裡在倫敦街頭上一邊兜圈子，一邊聽取一名重要的情報員的工作彙報。他當時意識到有一輛汽車在跟蹤他們，他估計是軍情五處的監視車，於是用躲閃的行動來甩掉這輛車。爲了急於保證不暴露這位重要的情報員，普里比爾決定去找他的俄國同行羅果夫上校幫忙。羅果夫說需要花一兩天時間去核實。之後，羅果夫向普里比爾重新保證，說雖然有輛車跟蹤，可後來那輛車放棄了跟蹤，因爲軍情五處相信普里比爾僅僅是在教一位同事開車。羅果夫還說，普里比爾應該知道，軍情五處的監視車隊最近改變了策略，不再當外交官員們一離開使館時就公開跟蹤，而是在他們上了泰晤士河大橋後纔跟蹤，因爲在那裡進行反監視活動比較困難。
我看了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里比爾瞭解到的情況確實是真的。監視隊的行動確實進行了改動，這是由於我的建議。這種改變是實行現代化計劃的一個部分，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試驗了這一設想，獲得了一些成功，這項行動被稱爲“覆蓋點”。難怪胡佛堅持要他的副手阿爾·貝爾蒙特親自送信。貝爾蒙特拒絕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與霍利斯會面，於是會面被安排在軍情五處的一間保密室裡。隨後貝爾蒙特就詭秘地飛回了華盛頓。
“彼得，你看到我們的問題了吧？”霍利斯說，“如果我們對林尼采取行動，就有可能暴露蒂斯勒，可聯邦調查局想盡可能長久地把蒂斯勒隱藏起來。如果我們用別的方法去調查這個案子，那麼軍情五處內部爲俄國人傳遞情報的人就會暴露我們。但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一定要查清這個滲透分子的真相。”
霍利斯告訴我，在過去的三個月裡，馬爾科姆·卡明和反俄國間諜的負責人考特尼·揚對監視隊及其配套機構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認爲情報是從那裡泄漏出去的。但查到後來還是一無所獲。最後，溫特博恩說服了卡明，讓他去勸霍利斯找我參加。
“彼得，你有什麼主意？”
“先生，只有勒死在切爾特南的那幫混蛋！”
“對不起，我沒有聽懂你在說什麼……”
我向他解釋說，我早就在理論上提出過設想，即俄國人可能是通過截聽和分析我們的監視系統的通訊來獲得情報的。
“一九四0 年，在蘇塞克斯開闊的高地上，我和我父親就做過類似的事。我們跟蹤信號，設法在英國艦隊經過海峽時測算其航線。我敢肯定，羅果夫就是這樣獲取情報的。他們這麼幹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先生。他們自己的人四處走動，獲得了許多記錄。他們只需用這些記錄來對照我們信號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許多東西。基本上來說，他們肯定始終知道我們在什麼時候跟蹤他們。”
我對他說，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訊總部進行一項試驗，徹底調查俄國大使館裡是否有接收機針對我們的監視通訊進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訊總部覺得幹這種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聲。
“彼得，你能做這項工作嗎？”
“當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設法捕捉到接收機發出的射線。”
原理很簡單，每個無線電裝置都有一個振盪器，它把輸入信號“壓進”一種更容易濾波的固定頻率裡去。振盪器工作時總要發出聲波，就是這些聲波射線暴露了接收機的存在。
“先生，當然你是知道的，這是‘信號情報’，”我說，“嚴格地說，我們是不被允許插手這樣的事的。如果通訊總部發現了，他們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辮子去請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着，若有所思，他用雙手捂着臉。屋子裡一陣可怕的沉寂。
“當然，如果我們讓他們也參與，那就得把蒂斯勒送來的情報讓他們也知道。”他最後說。這在白廳裡要產生分工上的糾紛，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總是要試一下的，”我大膽地說，“如果切爾特南方面發現了，你能爲我撐腰才行。這樣我們可以在幾個月內設法搞清蒂斯勒所說的那個人。如果讓通訊總部去幹，那得花一年時間或更多的時間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開始把檔案歸攏成一堆。
“我認爲這是最好的行動方案，”他說，“隨時和我保持聯繫，好嗎？”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彼得，你當然明白這對安全局是一種多麼可怕的事，不是嗎？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話，除了對華盛頓有影響以外，我們過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盡棄了。”我辛酸地想，同時我爲自己沒能在監視隊通訊問題上進一步敦促通訊總部採取行動而大爲惱火。
我回到辦公室後，立即與考特尼·揚取得了聯繫，讓他把現有的情報送來，並詳細說明俄國人戰後在倫敦購置或運入英國境內的電子設備的種類。
研究了這些報告後，我對俄國人在使館內使用的接收機的範圍及種類進行了準確的構思。我計算出了他們振盪器發出的射線的範圍約是200 碼左右。我們的固定觀察站在這個範圍以外，無法採取行動，A 處一直忙了好長一段時間來研製一種能使無線電波穿透的流動車，其車皮是塑料的。我催着溫特博恩儘快完成這項工作。兩星期之內，流動車就裝配好了，裡面有電源和兩臺接收機，一臺用來捕捉俄國人的振盪器發出的射線，另一臺則用來加強與A 處四科的頻率的聯繫。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託尼·塞爾和我第一次開着這輛流動車出去。我們得到允許把它開到肯辛頓公園俄國大使館的前面，裝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東西的樣子。我們坐在車裡，手指交叉着，頭戴着耳機，等候着放大器裡發出的哪怕是極輕微的聲音。我們來回兜了兩次，都沒有任何動靜，只有靜電干擾聲。我們又開到貝斯沃特路俄國領事館前面，打算從那裡穿過。快到五號樓時，突然聽到了微弱的信號聲。我轉動着接收機的旋鈕，聽到一陣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對方振盪器的頻率了。我們駛過前門時，把車速放慢了，信號聲音立即增大，當我們駛過領事館向大理石拱門開去時，信號聲逐漸減弱並消失。大使館裡肯定也有接收機在工作，但是不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呢？
在這以後的幾天時間裡，我們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多次驅車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館在什麼時候使用接收機，並查明與我們的監視通訊有沒有關係。有一次，當我們經過領事館前面時，一輛監視車碰巧從另一個方向開來，車上的監視員正用監視隊的頻率往監視總部發回信號。我們車內正對着領事館接收機振盪器的那臺接收機突然高亢地鳴叫起來。
“你想這是出了什麼鬼？”我問塞爾。
他臉上充滿了疑惑，擡起頭來看着我。頃刻，我們兩人都醒悟了過來。剛纔過去的監視車正好爲我們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證據。監視車用監視頻率在離俄國領事館如此近的地方進行通訊聯絡，這使得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振盪器的輸入線路超負荷。振盪器的頻率在超負荷的情況下會發生畸變，我們聽到的鳴叫就是發生這種畸變時產生的聲音。換言之，這證實了大使館裡的接收機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
這個新發現的代號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豐富的。我們不僅毫無疑問地證實了俄國人在監視我們監視隊的頻率，同時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檢查大使館裡任何正在進行收聽的接收機的頻率。我們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館發射電波，並監聽使館內接收機振盪器超負荷時產生畸變時的聲音。我從閱讀“冠石”檔案時就開始醞釀着這個設想，現在終於有了機會將其付諸實施。利用“筏夫”技術，我們可以查出由莫斯科傳送給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員的廣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館監聽。從潛在的意義上來說，“筏夫”技術使我們在蘇聯非法通訊這個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裡獲得了一個徹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儘管證實了我們的監視通訊系統已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但導彈間諜林尼的問題仍然存在。顯然，只有在不讓我們的監視隊通訊系統暴露整個行動的情況下，才能對林尼案件進行調查。要讓無線電沉默是不現實的。我決定採取一種最好的方法，即改變被指定參加行動的車輛的頻率。我同國防部取得了聯繫，要求借用他們的一個軍事頻率，與監視隊現行的頻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這樣，監視林尼的那輛車的通訊便會混入附近衆多波段的軍事通訊之中。我們首先必須在監視隊的無線電裝置中安上新的晶體，以便監視隊能用新的頻率工作。每臺用於通訊的無線電裝置都包含一塊控制發射或接收頻率的晶體。我不願冒着讓軍情五處來搞這項工作的風險，只得私下地拜訪了老同事肯普——馬爾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問他能否在大巴達城的實驗室裡爲我製造這種新的晶體。我給了他一塊晶體的樣品，以便他能不走樣地進行生產。我強調說，只能讓他和他最親近的助手知道新頻率，並決定在晶體上標明一種與實際使用頻率完全不同的假頻率來作爲一種額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週，肯普就生產出了足夠的晶體，可供十幾臺發射機和接收機使用。我們讓軍情五處負責監視隊無線電通訊的工程師把這些新晶體裝上，這樣可以不引起懷疑。
這個行動的代號是“情鳥”，其細節在軍情五處內部也是嚴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溫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確的頻率。新的無線電裝置不得在俄國大使館能觸及的範圍內使用。領事館裡的接收機仍然用“筏夫”監聽，這樣就可以記錄下來我們對林尼采取行動時俄國人的反應。D 處已經對林尼和他上司普里比爾的行蹤進行了大量的分析。通過對這兩個人的行蹤的比較，我們發現他們經常碰頭的地方是在布賴頓附近的南丘陵。我們安排了特別處進行行動，在他們下次接頭傳遞秘密材料時逮捕他倆。
林尼去接頭時，攜有新頻率無線電的監視人員一直把他跟蹤到接頭地點。他在那裡等了兩個小時，然後就回家了。可普里比爾卻在同樣的時間裡呆在倫敦。以後，我們對林尼進行了傳訊，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從表面上來看，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終。可有一個細節卻使溫特博恩、我以及D 處那些主辦這起案件的官員們感到困惑，普里比爾爲什麼會失約不去跟林尼碰頭？可以有許多原因來解釋他爲何沒有露面。他在過去可不曾失約過。如果他事先已經知道要逮捕他的計劃，其來源本可能來自監視隊的通訊系統，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風報信。
在解決俄國人從監視通訊系統獲得情報這個問題的同時，我決定採取另一次試驗來解決是否存在兩條腿的人作爲情報源的問題。我作了安排，同時更換了所有的監視通訊的無線電中的晶體，並用“筏夫”監聽俄國接收機，瞭解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如果不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記錄細節，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調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沒有哪一個監視員能事先知道這個計劃。
星期一的早晨，我們用“筏夫”對俄國人的接收機進行監聽，並用以往的頻率來跟蹤俄國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們關閉了所有監視機器來安裝晶體。我們告訴監視員們頻率提高了兩兆周，其實是降低了兩兆周。星期四我們又開了機器，用新的頻率來跟蹤外交官。我們仔細地注視着“筏夫”的反應。我們告訴了監視員新頻率的波段位置，讓他們看看有沒有俄國人在搜索我們新頻率的任何跡象。俄國人確實是檢查了他們的設備，彷彿是由於機器出了毛病。直到週末，他們仍停留在原來的舊頻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們開機時，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臺俄國接收機已經在用新頻率監聽了，但不是在領事館，而是在肯辛頓公園裡的大使館裡。我們又步入了迷宮。要麼這臺接收機是從上個星期就在搜索監視隊的新頻率，只是我們的注意力放在了領事館而沒有察覺；要麼就是有人在上個週末把新頻率的事捅給了俄國人。可是我們認爲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負責反蘇聯間諜的考特尼·揚把整個調查過程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有人走漏風聲，我們大家都會猜到這個人一定藏在監視隊或其配套機構裡。我們決定耍一個花招，行話稱之爲“喂鋇餐”，也就是故意泄漏一點很重要的情報，如果確有兩條腿的情報源存在，他肯定會把這個情報傳遞給俄國人的。
考特尼·揚此時正在負責一件雙重間諜案。這個間諜的代號叫莫羅，與俄國海軍武官盧拉柯夫海軍少校有聯繫。我們決定採用一項直截了當的方案，我們把莫羅案件告訴了監視人員，彷彿他是一個真間諜似的。我們對他們說，特別處已經接到指示，將在第二天當莫羅在漢普斯特與盧拉柯夫碰頭傳遞秘密文件時逮捕他。監視隊要對莫羅和盧拉柯夫進行全面的監視。我們猜想，如果監視隊內部有叛徒，他就會通知俄國人，俄國人要麼不讓盧拉柯夫去接頭，要麼通過某種方法去警告莫羅。
事實上，盧拉柯夫按時去接了頭。他在漢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條僻靜的街上進了莫羅的汽車，並迅速和莫羅交換了包裹。兩個人當場被捕。盧拉柯夫向我們亮出他的外交人員證件，然後被釋放了，此後不久他便離開了英國。我們對莫羅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銷了。
乍看起來，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似乎證明了沒有人滲透到我們內部來。可是，就像過去的每一次試驗一樣，這裡面有令人憂慮的不一致性。
從過去的監視材料中看出，盧拉柯夫在與對方接頭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上是極有耐心的。過去他去赴約時，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倫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車，又換乘公共汽車，進出地鐵和商店，最後纔去碰頭。可這一次，他只是直接離開辦公室，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接去了約定的地點，甚至在汽車內的燈亮着的情況下交換包裹。任何對俄國情報部門熟悉的人都知道，這些舉動完全是令人費解地偏離他們正常的職業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針對調查蒂斯勒揭發的全部情況寫了一篇長長的報告，並把它交給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從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爾上校那裡聽來的一切情況，—一做了研究，並就俄國人如何得到這些情況，向霍利斯談了我的想法。
我在報告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談“筏夫”技術。毫無疑問，我們是通過它來知道俄國人對我們的監視通訊進行了監聽，這成了他們獲取軍情五處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多年。俄國人的這種舉動清楚地解釋了所謂普里比爾“駕駛考測”的故事，同時又肯定了俄國人是怎樣知道“覆蓋點”行動的原因。儘管我們的通訊分析專家們懷疑，俄國人是不是單單依靠監聽我們的通訊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們是在泰晤士河大橋上開始跟蹤他們的。可是，普里比爾未去與林尼接頭，俄國發現我們監視隊的新頻率之迅速以及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等都可以對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我們權衡了各種可能，結論是，俄國人除了通過監聽我們監視隊的通訊來獲取情報以外，並沒有兩條腿的人這種情報源，可事實上這種可能性並沒有排除。
在我把報告呈上去一兩天以後，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進到他的屋子裡去的時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檔案，並用一支自來水鋼筆在上面寫畫。他並沒有擡起頭來看我，繼續寫他的東西。我站在那裡彷彿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學童似的。這間辦公室在狄克·懷特搬走以後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只是牆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長的肖像。霍利斯的寫字檯上放着一張他兒子的照片，旁邊有三部電話，分別接通內閣辦公室、國防部和軍情六處。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表現個性的任何痕跡。
“謝謝你的報告，彼得。”霍利斯說。他仍然沒有擡頭看我。他同當年早些時候把蒂斯勒檔案交給我看的時候相比，完全判若兩人。危機已明顯地過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還在繼續寫。
“我給胡佛寫了一封信，扼要地對蒂斯勒材料中關於軍情五處有間諜的說法進行一次解釋，”他接着說，“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們的技術人員報告一下這起案子的背景情況，如‘筏夫’一類的事，我想這一定很不錯。好好地利用這次旅行，好嗎？到處走走，交交朋友。”
他擡起頭來，突然笑了。
“我很高興這次我們搶在他們前面了，幹得棒。”
他回頭又去忙那檔案了，這意味着我們之間的簡單會晤已經結束。我轉身離開屋子。
“哦，彼得，”當我走到門口時，他又說，“你就只講技術上的發現，好嗎？我想我們不應該給胡佛留下一個印象，認爲還有什麼事情……沒有解決。”
“當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實際上在那時我並不明白，可我們已經首發命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