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指遵義
遵義是中國革命的紅色名城，也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它北倚大婁山，南鄰烏江，地處川黔要衝，是黔北的交通樞紐。1935年初，革命的曙光在遵義出現。
1934年12月12日，長征途中的中央部分領導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大膽提議，轉兵在即；黎平會議，毛澤東挑戰最高“三人團”，西進貴州；猴場會議，毛澤東力主強渡烏江，劍指遵義；紅軍生死存亡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
序曲——長征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道路，領導了大小數次武裝起義，先後在農村建立了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連續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數次“圍剿”。到1931年初，中央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全國紅軍共30萬人。但是，隨着革命形勢的好轉，黨內的“左”傾情緒也逐漸發展起來。1931年間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並進而向全國各根據地推廣，使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以50萬大軍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企圖徹底消滅紅軍。這時，中共臨時中央已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被排斥，中央紅軍面臨着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其間，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處理一切，秘密主持策劃戰略轉移。
博古，原名秦邦憲，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到蘇聯留學。“博古”與俄語“上帝”的發音相同，能爲自己取這樣一個名字，可見博古的“膽子”不小。
說到博古，就不得不提到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人——王明。
王明曾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博古是同學。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着同樣的理想和目標，在觀點上也常常達成一致。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後不久，即赴莫斯科擔任了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他的舉薦下，博古一路青雲直上，以25歲的年齡，負責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工作，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那麼，李德又是誰呢？
李德，這個名字乍一聽沒有什麼特別，這個人卻值得關注。因爲德國人奧托·布勞恩，正是“李德”。他早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後來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他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於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啓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作爲一名外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被列入了最高“三人團”的名單之中。究竟李德的能力如何？反“圍剿”的戰鬥將是個不小的考驗。
文質彬彬的博古熟讀馬列主義作品，在領兵打仗上卻是個“新手”。此時，蔣介石的大軍壓境，趕快找一個指揮作戰的幫手，着實讓博古費了腦筋。想來想去，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是個不錯的人選。
“洋人”李德受到了重用，這下他的發言權可漲了不少。在討論作戰計劃時，爲了施展自己的才華，李德恨不得把自己在軍事學院學到的知識一股腦兒全搬出來。他嘰裡咕嚕地說着一大堆俄文，忙壞了身旁的翻譯。
看着振振有詞的李德，博古對自己的選擇暗自竊喜。但是，李德的身份是顧問，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此後，博古便開始了“一切行動聽指揮”。聽誰指揮？當然是李德。
其實，在前幾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紅軍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這位“洋人”顧問剛上任，也不顧兩軍力量的懸殊，提議和蔣介石的軍隊來個“硬碰硬”。炮火聲一響，紅軍的土槍、土炮明顯地敗下陣來。蔣介石的軍隊裝備精良，與他正面交鋒肯定是吃虧的。反“圍剿”本來就是被動之舉，再加上李德錯誤的指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中死傷慘重，根據地的範圍也日趨縮減。
戰場上的失敗，令最高“三人團”的威信受到了質疑。年輕氣盛的博古臉上沒了光，一時無言以對。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德的第一把火就被老蔣給澆滅了。反“圍剿”作戰的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戰略轉移路程。
1934年10月10日，除了留守的紅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餘人，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堅持鬥爭外，中央紅軍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共8.6萬餘人從江西瑞金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程，開始了著名的長征之路。
紅軍就要離開熟悉的根據地了，戰士們不免有些依依不捨。他們與當地的百姓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情誼。村子裡無論老人小孩，都出來爲紅軍送行。大家自發地唱起歌：“送紅軍到江邊，穿呀穿梭忙。紅軍啊，紅軍！革命成功早回鄉……”歌聲中，戰士們紅了眼眶，老百姓目送紅軍至遠方。
長征最開始的目標是挺進湘西，與第二、第六軍團會合。轉移部隊，這個舉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支將近九萬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戰士們背上揹着、手上拿着、肩上扛着，帶上所有的物資向前行進。
紅軍沒走多久，就遇到了蔣介石佈下的重重封鎖線。蔣介石宣稱：如果能活捉朱德和毛澤東，獎賞10萬元大洋。如果能活捉彭德懷等將領，獎賞1萬元大洋。後來，活捉朱德和毛澤東的賞額又升至25萬元大洋，這可是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啊！簡直是天文數字。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後，非但沒有害怕，還開玩笑說：“這樣一來，我的存款豈不是有幾十萬大洋嘛！”
英勇的紅軍經過幾輪艱難地奮戰，相繼突破了國民黨軍的三道防線，可惜，還是沒能阻止接下來的慘劇發生。
當紅軍前進到湘江邊時，蔣介石早已在湘江岸邊設下了層層防線。博古和李德無計可施，便匆忙下令：“與蔣家軍決一死戰。”
官兵們抱着視死如歸的信念，征戰在湘江。如詩如畫的江南美景，被血雨腥風的景象掩蓋住了。年輕的士兵們一個個衝鋒陷陣，不斷地阻擊敵人。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紅軍與優勢之敵苦戰，終於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然而，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不足3萬餘人。
湘江之戰，帶給紅軍的是無法抹去的痛。錯誤的指揮是致使戰鬥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此，最高“三人團”的指揮能力遭到了質疑，威信也一落千丈。
面對連連挫敗的事實，博古從無視敵人的目光中脫逃出來，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俗話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李德這個“紙上談兵”的外國顧問，也變得啞口無言了。作爲最高“三人團”的成員之一，周恩來主要負責監督戰略計劃的實施和進程。此刻，他也陷入了深深地自責中。
此時，毛澤東在哪裡呢？
毛澤東就在紅軍的隊伍中，他正在爲紅軍的失敗感到心痛，也正在爲失去的戰友默哀。
其實，自從紅軍開始長征，毛澤東就始終關心着紅軍的未來走向。他帶着滿身病痛，認真研究敵我雙方的情況和動態。紅軍第一次衝破蔣介石佈下的封鎖線後，毛澤東建議隊伍不要渡過瀟水，應該重新回到最初的革命根據地。這樣既殺了個回馬槍，又能很好地保存戰鬥實力。可惜，當時的博古和李德正興沖沖地謀劃着與蔣介石的“大戰”，根本無暇聽取毛澤東的意見。在湘江戰鬥之前，毛澤東兩次提議說紅軍應該改變行進方向。但是，毛澤東始終被孤立，正確的觀點無情地被博古等人當做了耳旁風。
結果如何？博古等人的一意孤行，換來的卻是湘江戰役的慘痛教訓。
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戰役的失敗，給最高“三人團”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作爲總負責的博古，一下子像丟了魂魄一樣，軍隊領導人應有的才能和膽識在他身上已全然不見蹤影。
在這種情況下，部隊明顯地滋長起懷疑、不滿和要求改換領導的情緒。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血的教訓面前逐步改變態度。
開闢新生路——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1日，紅軍隊伍來到了位於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縣城。
通道縣地處湘、黔、桂三省的交界點，是通往兩廣地區既方便又快捷的要道。在這裡，紅軍戰士們得到了短暫休整的機會；在這裡，中央紅軍需要及時總結失敗的原因，需要確定今後的路該怎麼走，仗該如何打……
進入通道縣城的第二天，天空一片陰沉，寒冷的空氣籠罩着大地。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是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六人。會議着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
六位領導人當中，各有各的經歷，各有各的想法，紅軍的前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那麼，六個人能否達成共識呢？
在這之前，博古和李德都受到過蘇聯教育的薰陶，在那樣的大環境下，他們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可以說早就站在了同一戰線。再加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舉措，他們更是一條船上的人，誰也脫不了干係。
當時，毛澤東已經被免除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接替這個職位的人是張聞天。
在紅軍隊伍中，張聞天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1925年入黨，之前曾經留學日本、蘇聯和美國，在語言、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起初，張聞天對毛澤東並不瞭解，也只是聽說過名字而已。1931年，在蘇聯工作學習了將近七年的張聞天返回國內，在上海負責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之後，他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
1933年初，張聞天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他在撰寫《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時，毛澤東與其通力合作，並於1934年4月共同出版了此書。在著書的過程中，張聞天發現，毛澤東並不像博古形容的那樣保守、沒有遠見，而是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考力。
在張聞天眼中，毛澤東是一個睿智、謙遜、充滿豪氣的人。在毛澤東身上，張聞天感受到了一個非凡領導人的氣質。同樣，毛澤東也把張聞天當作是自己的知己，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
毛澤東很慶幸能夠和張聞天成爲友人。當然，毛澤東的感召力還不僅如此，最高“三人團”中的周恩來，後來也成爲了他最誠摯的夥伴。
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有着一副英俊的面容，可謂是一表人才。1910年，年僅3歲的周恩來就隨伯父來到了東北。從鐵嶺銀崗書院，到天津南開學校，周恩來始終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周恩來也爲自己定下了目標，要“爲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後來，周恩來又先後到日本、法國和德國留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中國旅歐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當時，周恩來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情況有所不同，他在中央最高“三人團”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在軍事方面，面對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周恩來曾向李德提出過不同的意見。周恩來認爲，作戰方案應該以適應中國國情，以中國軍隊的實際情況爲基礎，避免與敵軍打陣地戰。對李德提出的“將隊伍兵分幾路，從不同地方夾擊敵人的做法”，周恩來並不贊同。他認爲應該把兵力集中起來，朝着相同的方向，先形成一個大的火力點。然後，在其他方向部署少量兵力，把敵人有效地牽制住。這樣一來，紅軍就可以彌補裝備差、彈藥不足的缺點，將劣勢轉爲優勢。
周恩來提出的方案不但可以有力地阻擊敵人，還可以用機動部隊佔領獲勝的先機。不可否認，這一點正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倔強的李德卻固執己見。他沒有聽取周恩來的建議，而是執意把軍隊全部打散，幻想着能夠把敵人全部消滅。
慘烈的失敗，讓所有人感到悲痛，周恩來也不例外。但是他沒有立刻跳出來指責任何人，沒有像博古那樣自暴自棄，也沒有像李德一樣裝作無辜，而是始終堅持以大局爲重。
在周恩來心裡，如何挽救這隻龐大的隊伍，如何挽救苦難中的人民纔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沒有把壓力強加到戰士們身上，而是陷入了沉思。周恩來越發覺得，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面與博古等人有很多不同之處，所以他決定不再選擇妥協，而是堅守自己的看法。
當時，紅軍的隊伍中已經有人開始醒悟到，毛澤東的思想和觀點是正確的。黨內的最高“三人團”並不意味着就是鐵三角。那麼，這樣的“三人團”會一直不變嗎？
會議一開始，周恩來起身說道：“同志們，我們既然要探討紅軍的未來，就免不了要回憶過去。湘江戰鬥結束後，我們的隊伍損失極其嚴重。從幹部到戰士，大家都在質疑。究竟該怎麼辦？我們該做出一個明智的決定，爲將來好好打算一下。相信各位心中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請不要留有顧慮，把心裡的話都擺在明面上說一說。”
隨着周恩來一段開場白的結束，在座的幾個人相互看了看，默不做聲。
這時，李德帶着一副無所顧忌的表情，站起身來說了一大段俄語。緊接着，一旁的翻譯解說道：“雖然我們在最後的戰鬥中失利了，之前突破了蔣介石佈下的重重關口還是值得一提的。現在看來，蔣介石的隊伍也被我們折騰得夠嗆。據我所知，爲了堵截我們的隊伍，他們正在日夜兼程地向西行進，準備佔領湘黔那邊的土地。既然這樣，我們不如抄近路直接到達那裡，先給敵人來個措手不及，然後再佔據湘黔川交界的交通要地。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延續我們最初的戰略，與賀龍、蕭克的部隊重新會合。到那時，想要重新建立革命根據地簡直就是輕而易舉。”
李德一邊聽，一邊觀察着其他人的表情。他想看看，自己的見解能夠得到大家怎樣的支持。但是，對於李德如此輕敵的建議，大家好像都有些心存不滿，差一點就要連連搖頭了。在這種情形下，李德只好偷偷地向坐在對面的博古使眼色，想讓博古支持他的建議，哪怕是替他說說好話也行。
此時，博古咳嗽了一聲，說道：“李德的話有一定道理。”博古開始爲李德打圓場：“根據中央軍委的最初設想，這樣的戰略還是非常符合實際的。按照李德的描述，我們繼續向北行進，接着與賀龍、蕭克的部隊會合，再重建根據地。有了根據地，不就等於又有了‘根’嗎？在那裡，我們就不用像現在這樣東躲西藏了，可以踏踏實實地與蔣介石大幹一場。”博古話裡話外還不忘吹捧。他的音調越來越高，眼睛裡不斷地放光，好像已經看見了新建的革命根據地一樣。
這時，周恩來環顧了四周，輕聲說道：“博古同志，你先不要激動。方案總會有的，我們當然要挑選一個最合適、對我們最有利的來用。再聽聽其他人的想法吧。”
李德和博古發表了共同的意見。接下來，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毛澤東的發言。王稼祥和張聞天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毛澤東，而周恩來也滿眼期待地看着他。
此時的毛澤東正快速瀏覽着手中的報紙。當他察覺到有人在注視自己的時候，略微擡起頭，拿起卷好的土菸捲，猛地吸了幾口，說道：“我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沒有參加重要的軍事會議了，曾經的發言也猶如過眼雲煙，被吹到九霄雲外去了。”毛澤東先是吐露了內心的真實感受，接着將話題轉向李德，“對於李德剛剛提出的方案，我並不同意。李德同志，請問你是如何分析和判斷敵軍情況的呢？”李德頓時感到腦海中空白一片，他對敵軍的瞭解根本談不上深刻，所以面對毛澤東拋出的問題時，無言以對。
接着，毛澤東伸手指向鋪在桌子上的大幅地圖，指尖敲擊着標有藍色箭頭的地方說道：“蔣介石並不是你想象中那麼簡單。”說着，毛澤東又看向李德，示意他不要輕敵。
“我們的計劃早就被蔣介石猜了個底兒掉，對於兵力的派遣他已經做了調整，在湘西佈下了天羅地網，正等着我們‘落網’呢。另外，敵人還在湘西沿途築起了上百座碉堡，兵力足足有二十多萬。如果我們繼續向湘西北方向前進，三萬多人將白白喪命啊！”
毛澤東的話還沒完，“我們早有了前車之鑑，湘江一戰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蔣介石擺好的口袋陣裡，我們損失了多少兵力，失去了多少戰友啊。我們應該引以爲戒，千萬不能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李德忍不住了，急忙說道：“你說不要隊伍北上湘江，就是空口無憑。再者說，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嗎？”
毛澤東不慌不忙地迴應道：“當然，我認爲應該西進黔東！”這句話引得博古也加入進來。在座的其他人想說話都插不上嘴，只好以“兼聽則明”的態度，認真地聽着。
這個由六個人組成的緊急會議，氣氛越發緊張起來。狹小的空間裡瀰漫着煙味和騰騰的熱氣。正在這時，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破了僵局。原來是電訊部的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他主要負責截獲並破譯來自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如今他匆匆趕來，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事情彙報。
曾希聖緊握着一份電報，一步跨進屋內，氣喘吁吁地說：“這是剛剛截獲的國民黨軍的秘密電報，已經破譯成功了。”
話音剛落，周恩來立刻站起身來，扶着桌子說：“非常好，趕快念一念！”
曾希聖迅速打開文件，念道：“敵軍十一日密令。第一，已經判斷出紅軍主力部隊逗留在通道、龍勝邊境附近；第二，薛嶽率領的先頭部隊已經按照計劃抵達洪江；第三，劉建緒所率其分支部隊已經分別在築綏、保靖設下封鎖線……”
除了毛澤東外，在場的人都對剛剛傳來的密電內容感到震驚。張聞天和王稼祥互相對視了一下，似乎都在想：“毛澤東簡直料事如神。他的分析準確到與敵人的計劃幾近重合了！”
一直泰然自若的博古，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
遠見卓識。再瞧瞧德國人李德，正轉着藍藍的眼珠，四下張望。曾希聖所念的一切不就是毛澤東的證據嗎？不正是讓李德心服口服的一劑“良藥”嗎？
密電內容全部唸完。此時，李德覺得臉上像着火似的，又紅又燙。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等於自討沒趣，實在下不來臺。於是，他披上軍大衣，頭也不擡地走出了小小的廂房。
當時，大家的心思都放在了剛剛破譯的密電上，根本無暇顧及氣哼哼的李德。幾個人同時把目光鎖定在毛澤東身上。
毛澤東再次伸手指向地圖，並在黔東範圍內做了一個標記。緊接着說：“現在看來，敵人在黔東地段的勢力不強，僅有王家烈帶領的二十五軍駐紮在此。據我所知，這支二十五軍相比國民黨其他軍隊來說，算是裝備最差，戰鬥力最低的了。尤其是黔東南地區，總共兩個團的兵力，區區三千來人，其中還包括很多剛剛組織起來的民團隊伍。也就是說，敵人的攻擊力量不強，防守力量也明顯不足。”毛澤東說完話，稍稍做了停頓，給其他人留有一些思考的時間。
之後，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我們如果能夠把握時機，乘虛而入，抵達黔東可謂是一舉多得。首先，黔東地區曾經是紅軍幾個團部的活動範圍，那裡已經具備了穩定的羣衆基礎；其次，可以避免與敵人的強勢兵力正面對決，又可以爲我們自己爭取到寶貴的調整時間；再次，我們接下來的行動絕對在蔣介石意料之外，不但讓他亂了陣腳，還可以在川黔地區與賀龍、蕭克和張國燾的部隊會合，形成極爲有利的態勢，然後再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的一番話讓大家熱血沸騰，紛紛就方案議論起來。先是張聞天拍案叫絕，然後王稼祥也舉手表示贊同，“孤軍奮戰”的博古此時也開始動搖了，因爲毛澤東的說法不但有理有據，還找不到一點“瑕疵”。爲了保存自己的顏面，博古雖然沒有公然反對，卻提出堅持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最初計劃。
此時，主持整場會議的周恩來開口說道：“我也非常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方案。既然大家的看法得到了統一，那麼我們下一步的計劃就是西進黔東！”周恩來的話作爲這場緊急會議的結束語，同時也爲紅軍的戰鬥計劃一錘定音。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對於會上支持自己的戰友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心存感激。因爲沒有他們的支持，毛澤東的計劃也不可能得以落實；沒有他們的支持，中國紅軍所面臨的將是全軍覆沒的結局。當然，毛澤東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曾希聖送來的國民黨秘密情報。會後，毛澤東拍拍曾希聖的肩膀，半開玩笑地說：“倘若沒有你及時送來情報，恐怕博古也只能夠‘博古’，不能夠‘通今’了。”
此後，“通道轉兵”的計劃也逐步擴散到整個紅軍隊伍中。
長征路上定方針
按照通道會議的決議指示，紅軍舉兵西進貴州。
從本質上看，短促的通道會議並未徹底改變紅軍的戰略目標，而是對於行進的路線做了調整。將原本計劃的從通道直接北上湘西，改爲繞道而行，途經黎平、錦屏，再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
紅軍部隊被劃分爲左、右兩路縱隊，分別從通道出發，經由不同地點先後到達貴州省黎平縣城。黎平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處於黔、湘、桂三省的交界之地。唐代時，這裡曾被稱爲“五腦寨”，後來被改稱爲黎平。古代文人對黎平的評價爲“黎平山珍，芳名千里”，可見它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自然資源，都堪稱罕見。
1930年至1934年夏季，黎平始終孕育在紅色的搖籃中。紅七軍曾在此建立了貴州省第一個基層蘇維埃政權，也就是懷公平鄉蘇維埃政府，因此這裡的百姓們信任紅軍，擁護紅軍。
1934年底，紅軍的左路縱隊先行抵達了黎平城外。隨着部隊不斷向前行進，古老的城牆外人頭攢動，百姓們敲擊的鑼鼓聲漸漸清晰。伴着呼嘯的北風和淅瀝的小雨，紅軍戰士們看清了鄉親們的面容，也感受到了鄉親們的熱情。
此時的毛澤東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手中拄着柺杖，步履堅實地向前走着。與他並行的還有張聞天和坐在擔架上的王稼祥。見到這麼熱鬧的場面，張聞天激動地對毛澤東說：“這裡的人民真是熱情，感覺好像回到了老蘇區一樣啊！”
殊不知，毛澤東早早安排先頭部隊與這裡的百姓建立了軍民魚水情。先是每位官兵貢獻出部分生活用品等，與人民共同分享。再是將地主土豪們惡意囤積的糧食分還給當地的百姓……對於這些，毛澤東並沒有張揚，只是暗暗地告知周恩來去辦理妥當。毛澤東放眼望去，歡呼雀躍的人民不知疲憊地敲着鑼，放着鞭炮，一派歡天喜地。他伸手指向前方，大聲地說：“再到城裡看看去！”
紅軍隊伍到達黎平，算是暫時躲避了危險，獲得了幾日寧靜。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準時在黎平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
會議剛開始，周恩來率先打開了話題：“這次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是鞏固通道會議的議題，二是希望大家能夠從大局出發，審時度勢地爲我軍接下來的計劃做出判斷。”
博古信誓旦旦地說：“國民黨王家烈的部隊見到紅軍就落荒而逃，此時正是我們重整旗鼓的時候，所以我堅持一路北上湘西，在那裡建立我們新的革命根據地。”
話音剛落，只見毛澤東猛地起身說道：“同志們，不要忘了蔣介石前面撒網，後有追兵爲的是什麼？不就是爲了阻止我們與紅二、六軍團見面嘛！”毛澤東濃重的湖南腔越發洪亮，“蔣介石是怎樣的兵力？幾十萬人的部隊，層層封鎖線，目的是將我們一網打盡。”毛澤東稍作停頓，“而我軍呢，在一次次反‘圍剿’中傷亡慘重，除了挫敗感還有什麼？戰士們的心聲沒人聽，戰士們的命沒人管，所以纔會人心渙散。”
李德急忙解釋道：“你只看到了失敗，難道那些勝利都熟視無睹了嗎？”
“我們進入黔東以來，是取得了幾場小的勝利，在座的誰不知道王家烈手下的兵都是‘雙槍手’，一個個叼着鴉片槍根本沒有打仗的樣子。即使是強渡湘江，那也是用上萬名紅軍戰士的命換來的。”說着，毛澤東眼中流露出悲傷的神情。
談到軍事，博古就有些插不上話。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想來想去還是有話語權的。博古又看了看李德，這位洋顧問是自己一手託上天的，再怎麼說也不能看着他摔下來。如果這樣的話，自己的臉上也沒有光。
於是，博古提高嗓門說道：“現在我們不要把矛頭直指李德同志，這如同是把問題轉向共產國際！”
“口口聲聲提到共產國際，那就更要講究真理！我們要永遠站在真理一方，現在問題的關鍵是誰掌握了真理！”這時，張聞天忍不住開了口。
王稼祥繼而言道：“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就是最真實的情況，我們應該撇開個人主義，爲全局考慮。”
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相繼發言，字字句句都有硬道理。
李德一時間插不上話，但是他早已看出事情的態勢，知道自己單靠着博古這一根救命稻草是不行的，何況從戰爭實際情況來看，他所提出的理論和方案根本不可取，也已無力爭辯。於是李德只好以身體不適爲由，灰溜溜地中途退出會場。
會上經過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大多數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計劃，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轉變的關鍵，爲遵義會議的召開做了重要的準備。
離開黎平縣城大概有十多天的時間，紅軍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了烏江南岸。
烏江，又叫黔江，屬貴州第一條大河，蜿蜒綿長，總共有一千餘公里。它的特點是江面寬廣，水流湍急，與兩邊陡峭的山壁遙相呼應，自古以來，人們甚至稱其爲“天險”之地。
紅軍想要到達遵義，必須渡過烏江。這又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滔滔江水，渡江迫在眉睫。博古和李德頓時亂了陣腳。比起湘江水，烏江可是洶涌呼嘯而來。遙想渡過湘江的慘狀，兩人不禁滲出一身冷汗，對於指揮軍隊渡江更是心裡發虛。
博古想來想去，又改變了主意。他的想法再次回到原點，開始反對紅軍剛剛制定好的前進路線，主張在烏江以東的地區與國民黨對戰，然後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在這種情況下，1934年年底的最後一天，中共中央決定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地區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思想分歧問題。
會議的序曲由博古和李德反對渡江的議題展開。博古提出的兩點問題無非是停止渡江、轉道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以毛澤東爲主導的另一邊則堅持渡江，直指遵義。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會上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從深夜到凌晨，直到會議結束，已經是1935年元旦了。
這是一場中國共產黨史冊上少有的跨年會議，會議的最終結果是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做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上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爲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
猴場會議結束以後，毛澤東走出院門，看見警衛員早早地等候在門外。年輕的警衛員高興地對毛澤東說：“您的住處已經安排好啦，一個很大的祠堂。前前後後好多個廳，廂房也有好幾間，整體建築完全是晚清時期的風格，相信您一定會喜歡的。”看着警衛員開心地笑着，毛澤東的心情也放鬆了很多。
“依我看，說那個房子是您長征以來住過的最豪華的房子也不爲過。”警衛員的話還沒完，“對了，今天是元旦，還特意準備了新年飯呢！”
此刻的毛澤東心情有些複雜，他語重心長地說：“謝謝你想得如此周到，但是這個新年恐怕沒心思享用美食了。我們的部隊要搶在敵人前面渡過烏江，等擺脫了敵人我們再迎新年吧。”
劉伯承智取遵義
從烏江到遵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戰士們雖然身體疲憊，但是內心卻依然迴盪着勝利渡過烏江時的喜悅。
夜晚，隊伍在野外宿營休整。紅軍總司令部裡的油燈剛剛點燃，毛澤東就召集周恩來、朱德和劉伯承共同商討攻佔遵義的作戰計劃。
毛澤東總是煙不離手。他時而彎腰審視着地圖，時而傾吐着煙霧，內心不斷地思考着紅軍接下來的安排。
大概過了五分鐘，毛澤東伸手指向地圖，開始下達心中謀劃好的命令。
毛澤東話音剛落，朱德面帶笑容地說：“遵義作爲中心，向東、南、北部各擴張領地，佈下嚴密的防守線。這樣既能鞏固戰線，又能把遵義作爲新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同志的主意可謂是兩全其美啊！”
周恩來思索片刻，說：“從這裡到遵義縣城，大概是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加緊行程，一天的工夫就可以到達遵義。”
大家對毛澤東的安排沒有異議。此時，毛澤東望向在座的幾個人，目光停留在劉伯承的身上。“伯承同志，此次攻佔遵義縣城非同小可，不可以出現一點紕漏。我希望你去指揮紅二師，意下如何？”
聽到毛澤東的詢問，劉伯承立刻起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劉伯承保證，絕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相信你一定能夠出色完成任務。”朱德滿懷信心地說。
當天晚上，劉伯承火速把會議決議傳達給各個軍團。之後，又趁着夜色趕往距離遵義城四十五公里的地方，與紅二師六團會合。
劉伯承一路風塵僕僕，終於在第二天凌晨趕到了會合地點。他剛用冰冷的水打溼臉頰，就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原來是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劉伯承先是與他們相視而笑，然後鄭重地問道：“對於這次攻佔遵義縣城，你們有幾成把握？”
王集成自信地回答：“應該說是有十分的把握。我們已經針對國民黨王家烈的部隊做了仔細地研究，並且曾經和他們打過交道。打敗他們肯定沒問題。”
劉伯承邊聽邊點頭，提醒道：“雖然我們曾經和王家烈部隊交過手，但是也不要輕敵。現在我們的處境還是相對困難的，想打一場漂亮仗，就要爭取傷亡的數量少，用的子彈少。從現在的情況看，光靠武器是不行的，我們要動動腦子，靠智慧取勝。”
王集成和朱水秋仔細思考着劉伯承的一席話。緊接着，劉伯承關切地問道：“戰士們的情況怎麼樣？長途跋涉一定很疲憊吧？”
劉伯承的話讓對面的兩個人心裡暖暖的，王集成如實回答：“戰士們確實感到很疲憊，但是一聽說要消滅敵人，他們就鼓足了士氣，整裝待發呢！”
事不宜遲。天剛矇矇亮，紅六團的全體官兵在很短的時間內集結完畢，向遵義進發。
天公不作美，很快就下起了大雨。通往遵義的路都是些蜿蜒曲折的山路，戰士們走在泥濘不平的小路上，時不時會摔上幾跤。雨水不停地打在臉上，使得眼睛根本睜不開。衣服被雨水淋溼後緊貼在戰士們的皮膚上，連體溫都被帶走了，全身冰冷極了。有些戰士不小心一腳踩進厚厚的泥巴里，拔出來時，腳上的草鞋都陷進去了。爲了不影響行軍速度，很多戰士都脫掉草鞋，光着腳板繼續走路。
隊伍行進途中，根據偵察員的情報，得知在距離遵義縣城三十多公里的地方，駐紮着一夥敵軍，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侯家軍”，被當地百姓稱做是“九響團”。
爲何稱爲“九響團”？這個團的團長名叫侯之擔，他手下的兵人人都有一把能連發九顆子彈的槍。
紅六團的戰士們並沒有被所謂的“侯家軍”所嚇倒，更沒有因爲“九響”而退卻，而是加快了消滅敵人的行動。
劉伯承站在全團人員面前，大聲地說：“接下來的任務非常艱鉅，我們一定要撒開網，捕大魚。對於前面的敵人，要麼消滅，要麼俘虜，不要留下一個漏網之魚，否則會給遵義的敵人通了消息。”
隨着劉伯承一聲令下，戰士們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隊形，兵分兩路，從左右兩邊對敵人的聚集地進行包抄。
沒有任何準備的敵人，沒有想到紅軍會在短時間從烏江挺進，更沒想到紅軍會冒着瓢潑大雨襲擊他們。當敵人聽到一連串的槍聲時，才意識到自己被死死地包圍住了，慌亂中抱頭鼠竄，嚇得連手裡的槍都握不住了。
雨中，紅軍戰士們憑藉簡陋的武器，不但戰勝了傳說中的“九響團”，還俘虜了很多敵人。
紅六團的這次襲擊，並沒有打草驚蛇。敵人在遵義縣城外安排的響噹噹的“九響團”全軍覆沒。這第一道線被衝破了，城裡邊的敵人仍舊全然不知紅軍的動向。這就是劉伯承用“智慧”走的第一步棋。
一營營長曾保堂負責率領大家打掃戰場。除了繳獲了很多戰利品外，戰場上還稀稀落落地站着很多俘虜，仔細算下來，總共有將近兩百名。他們見到紅軍戰士，嚇得恨不得跪地求饒，活脫脫一個個“落湯雞”。
曾保堂想從俘虜的口中得到更多敵人的動向，於是分別挑選了級別不同的幾名俘虜進行談話。
開始談話時，曾保堂一直是和顏悅色，還給俘虜們水喝。俘虜們原本怕得要命，見到紅軍如此厚待，漸漸地放寬了心，膽子也大了不少。
之前一聲不吭的敵營長也感動地說：“咱們是敵對的關係，你們抓了我，不但不打我、不罵我，還關心起我們的疾苦，我真是感激不盡啊！”敵營長說：“我也沒什麼可以回報給你們的，現在我就把遵義城裡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你們。”
紅軍戰士詳細記錄着敵營長的話，逐字逐句都不錯過。後來，敵營長還主動給紅軍畫了一張遵義縣城內敵軍的部署地圖。這下可好了，不但清剿了“九響團”，還摸清了敵人在遵義縣城的脈絡，紅軍的第一仗既漂亮又有價值。
曾保堂弄清了敵人的情況，第一時間跑來向劉伯承彙報情況。剛一見面，曾保堂就迫不及待地說：“現在敵人還不知道我們的動向，更沒想到我們已經抓了上百名敵軍俘虜。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喬裝打扮成敵軍的模樣，來一個渾水摸魚，大搖大擺地進入遵義縣城。先是由一小路隊伍在前，主力部隊在後面備戰。如果有什麼不測，比如我們被敵人認出來了，就採取強攻的方法。”
曾保堂一口氣說完了自己的戰鬥計劃。劉伯承向上推了推眼鏡，笑呵呵地說：“看來你小子是真正領會‘智取’的精髓啦。”“但是……”劉伯承轉念一想，說：“裝成敵人的模樣也要注意很多事情，言談舉止，表情都要到位，更何況是直接進入敵人的‘心臟’，一旦被發現是很危險的。我看這樣好了，現在就把偵察連安排給你，立即準備一下。”
曾保堂把劉伯承的話牢記在心，自己也開始盤算着接下來的好戲該怎麼演。這時，他回想起自己當初在老革命根據地化裝成敵軍偵察的情形，這麼說起來，自己也算是有一些經驗了。
第二天下午，曾保堂帶着先鋒隊和一些俘虜向遵義縣城進發。一路上，曾保堂再次詢問起遵義縣城的一些細節。
曾保堂對敵營長說：“你們和遵義縣城裡的兵是否同屬一個師？”
敵營長回答：“是的。由於我們的武器裝備好，所以被派到城外盯着。”
曾保堂笑了笑，說：“既然你們的武器精良，怎麼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
敵營長坦言道：“一大早收到城裡送來的電報，說你們還有兩天時間纔到呢，所以我們根本沒做戰鬥準備。誰知道，天降奇兵，轉眼的工夫，你們就攻打過來。說起來，還是紅軍的兵更能打，也肯打，比我們厲害多了。”
紅軍戰士們聽到敵營長說得神乎其神，都咧開嘴樂了。
接着，曾保堂又拋出問題：“遵義縣城的城牆很高吧？”
“是啊，徒手根本別想爬上去。”敵營長想了想說，“不過，南邊的警備稍微鬆一些，咱們可以走南門。”
隊伍大約走了兩個多小時，遠遠可以看到遵義縣城樓上的點點燈光。紅軍戰士們早已換好服裝，一路上也與俘虜們熟悉起來，看上去也分不清誰是假的國民黨軍了。
此時，隊伍停止了前進。敵營長和曾保堂附耳說道：“前面就是遵義縣城了。”
曾保堂立即下令：“按原計劃進行！”
只見紅軍戰士們個個做出痛苦的表情，有的頭上裹着紗布、有的一瘸一拐地走路、有的敞着衣襟、有的用國民黨軍特有的大檐帽擋住半拉臉，還有的相互攙扶着，發出哀嚎，一副國民黨軍退敗的情景。就
這樣，紅軍戰士和俘虜混合在一起，搖搖晃晃地向城門走去。
突然，有人從城樓上向下張望着問道：“站住！不許動！你們是幹什麼的？”
隊伍停止了前進。曾保堂用手指頭捅了捅身邊的敵營長。
敵營長向上看了一眼，發現質問的人身上斜跨着槍，正在拉着槍栓。他趕快用濃重的貴州腔調說：“千萬不要開槍！我們是自己人。”
“自己人？你們是哪個部分的？”城樓上的人半信半疑。
“是‘九響團’的呀！”敵營長回答。
“你們不是被派去在外圍禦敵嗎？怎麼這般模樣跑回來了？”
“你可不知道，我們被‘共軍’包圍了。之前收到的情報根本不準確啊！他們不但過了江，還神不知鬼不覺地襲擊了我們，抓了咱們不少弟兄。我和這些兄弟們拼了命才逃了出來，連頭都不敢回，說不定‘共軍’還在後面追我們呢。”敵營長把曾保堂教給他的話背了一遍，裝作喘了幾口粗氣，接着說：“快給我們開開城門吧！”
“快開開門吧……”其他人也跟着央求起來。
爲了讓城樓上的人趕快相信，俘虜中的幾個年輕人用貴州方言說着：“快點開城門咯，後面有追兵啊！”“我們還有重要情況要彙報呢，延誤了時間你們擔待得起嘛！”
“好吧，好吧，給你們開門就是了。”城樓上傳來不耐煩的聲音。曾保堂趁着這個時機，暗示大家趕快準備好武器。
終於，厚厚的城門緩緩地打開了。曾營長率部迅速衝了進去，立即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二三十個司號員一起吹響了衝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地衝進城區。
頓時，古老的遵義縣城炮火聲、吶喊聲、槍聲、廝殺聲統統混在了一起。夜幕中的遵義縣城不再寂靜，火光沖天的時刻，紅軍正在與敵人展開着一場智慧與體能的較量。
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地佔領了黔北重鎮——遵義城。晝夜更替，經過戰火的洗禮，遵義城依然沒有失去“活力”。街道兩旁的商鋪裡擺着各式各樣的食物、用品等。除了有水果、蛋糕外，還有貴州地區的特產雲煙和茅臺酒……
歷史選擇了遵義
“遵義”這個名字源於《尚書》中“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一句。它位於貴州省北部，北邊依傍大婁山，南面緊鄰烏江天險，通過川黔公路可以直接到達重慶，是從貴州地區到四川的“咽喉”之地，同時也是貴州省的重鎮之一。
遵義作爲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經歷了許多朝代。在遠古時期，遵義爲梁州之城。春秋戰國時期，這裡就地屬巴、蜀、夜郎等國。秦朝時期，又改爲巴郡的領地。西漢元光五年的時候，曾經在此設郡，定名爲“鄨縣”。隨着歷史的演變，到了唐代，這裡又改名爲播州，宋朝在此設立遵義軍，而後明代又被定爲遵義軍民府。遵義定名後，一開始屬於四川省，直到清朝雍正年間，才劃歸於貴州省。
原本遵義只有一座城，建在湘江西邊。清朝時，又在湘江的東邊蓋起了一座新城，恰好與老城遙相呼應。老城固守那份陳舊，主要分佈着各個學堂和百姓的住宅，而新城則多是商業店鋪。連接新、老兩城的是一座架在湘江上的石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軍閥的嚴防死守下，遵義地區仍然保存着革命的火種。
遵義地區的一些進步人士，爲革命事業默默地做着工作。以四川人周司爲代表的“紅軍之友協會”，就是一個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革命活動的進步組織。
周司，1928年入黨，經過幾番周折從四川轉戰到貴州，開始向知識青年們講述革命的意義，帶領大家共同支持革命。同時，遵義三中的幾名青年學生，對於軍閥和地主們的種種惡劣行徑產生了強烈地抗議，並在老師的幫助下成立了“文藝研究會”。學生們利用自己的專長，通過文字的形式，向廣大百姓宣傳革命真理。通過自己的言行告訴周圍的人，紅軍不可怕，是幫助人民擺脫困境的隊伍。
得知紅軍即將抵達遵義的消息，這些進步人士紛紛組織起來，準備迎接紅軍。
1月9日，中央紅軍在遵義城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天剛矇矇亮，遵義城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城門口，想要一睹紅軍的風采。學生們高高舉起“歡迎紅軍”的橫幅，等待紅軍隊伍進城。商人們也都走出鋪子，站在街道兩旁，期待看看傳說中的紅軍。
當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來到城門口的時候，紛紛下馬，朝城內走去。熱情的羣衆簇擁着、歡呼着，全都高興地拍起手來，古老的遵義城頓時變得熱鬧非凡。
毛澤東等人不斷地向百姓們揮手致意。人羣中有些人或多或少聽到過毛澤東的名字，卻從來沒見過其人，都爭先恐後地向紅軍隊伍中張望。有人撓撓腦袋說：“站在最中間的是不是毛主席啊？”“不是他，旁邊那位纔是。”旁邊的人立刻說。
毛澤東來到府衙門前，站在事先準備好的一張大桌上，熱情洋溢地向廣大羣衆發表了講話：
“我們勞動人民，爲什麼祖祖輩輩是窮人呢？富人爲什麼那樣富呢？這是因爲有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國民黨蔣介石不抵抗，實行先安內、後攘外的賣國政策，對內發動全面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戰爭。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土豪劣紳對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國民黨、各地軍閥、黨、政、軍、警、憲所有的官員都是一羣貪官污吏，是專門敲詐勒索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吸血鬼，富了當官的和地主老財，窮了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我們無產階級長期以來都是受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軍閥官僚壓迫剝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政權，沒有自己的軍隊，人民沒有自由說話的權利，因此窮人沒有靠山。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政權和軍隊，人民就有自由說話的權利，就有生存的條件。”
毛澤東字字句句都從人民的角度出發，用心在審視過去，用敏銳的眼光看待未來。
“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的軍隊，是爲人民謀利益、求解放的軍隊。工人、農民和勞動人民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青年人要踊躍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壯大紅軍的力量！”
毛澤東慷慨激昂的發言引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此刻，沐浴在驕陽下的老城遵義又增添了紅色的氣氛，學生們、商人們、農民們，無不被毛澤東的發言所打動。
從毛澤東的演講中，遵義城的人民深刻懂得了紅軍是什麼樣的紅軍，該如何幹革命。他們認識了這位帶領中國前行的人——毛澤東。
當時負責總司令部電臺工作的戴鏡元，回憶起遵義人民喜迎紅軍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一月九日中央軍委縱隊到達了遵義城。當毛主席、朱總司令入城時，許多工人、農民、學生、貧民、商人都跑到城門口夾道歡迎，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大街小巷鞭炮震耳，鑼鼓喧天。滿城遍掛紅旗，迎風招展，羣衆那麼熱烈地歡迎，真是盛況空前。
這幾天，全城人民歡欣鼓舞，張燈結綵，慶祝自己解放的節日，天天燃放鞭炮，敲鑼打鼓。商店都照常營業，市面比平常更顯熱鬧、繁榮。學生們在街頭巷尾演講，紅軍的宣傳工作，更是活躍。
紅軍隊伍從開始長征起，一路奔波，現在終於可以停留在歷史悠久的遵義城內。
在遵義，全軍上下都找到了一種“家”的感覺。遵義的老城中有一條南北走向的長街，街的名字取自清代舉人鄭子尹的名字——子尹路。紅軍的總部就坐落在子尹路九十六號。這座結合了中西方設計的雙層洋樓，有一個別致的名字——“柏公館”。
遵義新城的豪華建築比老城還要多，毛澤東的住所就位於新城古寺巷內。那裡同樣是一座雙層洋樓，青磚青瓦，西式風格中還透露出一絲中國的古樸之美。從樓上到樓下，有蜿蜒曲折的迴廊。五顏六色的玻璃在整個建築中算是點睛之處。
這一次，與毛澤東一同住在此處的還有王稼祥和張聞天。當天晚上，三人共同來到大廳一起聊起從通道一路來到遵義的事情。
話題剛剛開始，又迎來了兩位摯友——周恩來和劉伯承。
大門剛剛打開，就聽見周恩來的寒暄：“希望大家在這裡好好地休息一下啊。”
周恩來、劉伯承向毛澤東走來。劉伯承笑着說：“主席，猜猜我給你們帶來了什麼好東西？”
毛澤東望着劉伯承，若有所思，期待着接下來會有什麼東西出現在眼前。
劉伯承讓門口的衛兵擡進屋內一個大筐，裡面裝着香菸和幹辣椒。毛澤東頓時懷念起自己的故鄉——湖南韶山。他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道：“伯承同志真是想得周到啊，你莫不是梁山好漢——及時雨宋江吧。”
毛澤東打趣的話讓大家哈哈大笑。他伸手抓起一把幹辣椒，用鼻子深深地聞了聞，問道：“辣椒可是分好多個品種呢，你們知道這些是什麼品種嗎？”
毛澤東說到自己既熟悉又懷念的美食，不禁興奮起來。“這種是朝天椒，綏陽產的。顧名思義，朝天椒生長的時候，個個都努力朝着天空的方向，不偏不倚。它的味道又香又辣，顏色又紅又亮，你們要不要嘗一嘗？”說着，毛澤東咬了一口幹辣椒。
“伯承同志是四川人，與湖南人有相同的愛好，喜歡吃辣的食物，我們比一比誰更能吃辣的如何？”毛澤東話語間伴着孩子般的好奇。
“你不是說‘吃得了辣椒才能幹得了革命’嘛，在這一點上我恐怕還需要繼續努力啊。”劉伯承笑着回答。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幾位中央領導人難得的聚會，也是難得的輕鬆時刻。
笑聲過後，傷勢還未痊癒的王稼祥開口說道：“咱們離開老蘇區這麼久了，終於有個落腳的地方。現在我們趕走了國民黨，全軍上下也輕鬆了不少，但是咱們不能放鬆，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開個會了。自從黎平會議結束，到今天也有些日子了，會上的決議仍舊需要徹底落實一下。另外，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始終不能忘啊，應該再認真總結一下。”
“是的，我們應該好好地梳理一下脈絡了。我看會議的主題就定爲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總結吧。大家意下如何？”毛澤東提出自己的觀點，並徵求大家的意見。
“我非常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張聞天一邊點頭，一邊答道。
旁邊的周恩來也真誠地看着毛澤東，兩個人心照不宣地達成了共識。
歷史選擇了遵義，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遵義會議即將拉開帷幕，中國紅軍的未來也將由此得到定論。
遵義會議轉乾坤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
遵義會議相比之前長征途中召開的幾次會議場面更大，與會人員更多。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各軍團負責人。
按照會議議程，首先由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總結報告。“今天我們在這裡正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有兩點：其一，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其二，探討一下長征以來的軍事問題。”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博古滔滔不絕地說着，厚厚的演講稿在他的手裡翻了一頁又一頁。聽來聽去，博古說的都是些理論性問題，聯繫到實際情況就缺乏內容了，就像是光有一副骨架，沒有血肉。
講着講着，博古看到在座的很多人並沒有表示贊同的意思，自己也感覺到有些沒趣，於是儘早地爲自己的演講做了結尾，最後說了一句：“接下來由周恩來同志發表看法吧。”
周恩來把早已準備好的報告拿在手中，信心十足地環顧了四周。這時，坐在不遠處抽菸的李德正用力捻着菸蒂，轉過頭恰好與周恩來四目相對。李德猜到，周恩來的報告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是對他還是博古，都將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境遇。
會場上一片寂靜，大家都在期待周恩來的發言。
“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最重要，也是最不能逃避的原因，就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周恩來如此開門見山地談到了戰爭失敗的原因，這令大家的神經一下子繃緊了。
平時，周恩來總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感覺，但是在工作中卻是一個原則性極強的人，尤其是對待錯誤，他從不選擇逃避，而是勇敢地直面它。
周恩來的報告中，逐字逐句地反映了當時的戰鬥情況，從不同側面分析了當時軍事指揮上出現的錯誤。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大膽地提出，中央領導集團內部存在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問題。
可以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誰是誰非都看得很清楚。在座的參會人員，有的人陷入了沉思，有的人開始回想戰鬥經過，有的人則心裡打鼓。當然，對於願意承認自己錯誤的人來說，所收穫的也許是更多、更好的機會。周恩來就是這麼做的。
在報告中，周恩來提到最多的就是自己在作戰中的錯誤。其實，在各次戰鬥中，周恩來扮演的角色並不是一個直接指揮者，更不是有最大話語權的一位，但是他沒有選擇避而不談，而是一字一句地說出了自己真實的感受。
周恩來的語言平實可信，僅僅半個小時的報告，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自我批評”令每個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整個會場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靜。
此時的李德心裡開始發慌，作爲湘江之戰的總指揮，他在戰爭失敗以後始終沒有總結過失敗的教訓，沒想到今天會議剛開始就把“失敗”提上了主題。
博古穩如泰山地坐着，心裡卻亂成一團。他先是想想自己報告的無人喝彩，再看看周恩來報告引發的思考，開始爲自己的前程擔憂起來，平常的張揚和自信在會場上絲毫不見了。
毛澤東選擇了一個最佳時機發言，他說：“對於博古同志的報告，我並不同意。”
一旁的張聞天緊接着說：“我也不能苟同。”
帶傷參加會議的王稼祥一直在等待這個時刻，跟着說道：“還有我，我也不同意。”
其實，在會議討論中各執己見是很平常的事情，出現不同的意見並不奇怪，重要的是如何使意見得到統一，問題得到解決。但是，博古卻不這麼想，他的腦門上滲出了汗珠，認爲自己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張聞天見博古沒有說話，便起身講起了自己的看法。作爲同是莫斯科“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校友，張聞天並沒有像博古一樣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而是更好地把它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徹底深入地談了談反“圍剿”失敗的原因。
午飯後，會議繼續進行。
毛澤東率先發言，從更加專業的軍事角度開始分析反“圍剿”的失敗原因。他從戰略規劃到數量配比，講得頭頭是道，使大家聽得入神。
一個多小時後，毛澤東發言結束。他那精煉的語言，獨到的見地令與會人員深感佩服。這時候，靠在椅子上的王稼祥手捂着傷口說：“我此刻最想說的有兩點：第一，爲了人民，爲了國家，紅軍無疑應該由毛澤東同志領導；第二，我認爲有必要取消最高‘三人團’的指揮權了。”
王稼祥顯然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一時間與毛澤東靠攏的形勢更加明顯了。
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一直與博古、李德的關係不錯，又是博古在莫斯科唸書時的同學，在這種情況下，他忍不住說：“我不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提議。”
凱豐轉過臉看着毛澤東，繼續說：“我知道毛澤東同志組織過農民運動，在山裡打過游擊戰，這些恐怕都是從《孫子兵法》裡學來的本事吧？可惜你沒有機會到莫斯科上大學，也沒有機會到軍事學院進修一下……”凱豐的話多少有些諷刺意味，但是毛澤東不但不生氣，還做了記錄。
凱豐的發言終於在名著的引文中結束了。毛澤東略帶笑容地說：“如果按照凱豐同志的要求，咱們在一線作戰的同志都要請假去莫斯科學習一段時間再回來了，當然，這個結果會有一個人贊同，那就是蔣介石。”毛澤東用幽默的語言迴應了凱豐的刁鑽問題，同時也化解了會場的尷尬氣氛。
緊接着，毛澤東坦然地說：“我們每個人都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也不會有誰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誠然，我現在的確沒有讀遍所有馬列主義的著作，但不意味我將來就沒有機會學習。另外，你似乎小看了《孫子兵法》的重要意義，與馬列主義的理論書相比，《孫子兵法》是一本軍事經典，同樣對帶兵打仗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這兩本書是具有共性的，沒有什麼高低之分。”毛澤東看似針對性的回答，實則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對面的凱豐羞愧地低下了頭。
“的確，實踐證明一切。我認爲讓毛澤東同志來領導紅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周恩來抓住這個時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毛澤東的睿智、幽默打動了在場的所有人，同時也預示着他將在這場會議中收穫頗豐。
遵義會議前後共持續了三天，經過反覆討論，遵義會議最終做出四項決議：
（1）毛澤東同志選爲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爲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後不久，中央決定毛澤東爲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任總負責人。隨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自長征以來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它明確地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中國紅軍的命運因遵義會議而明確了方向，中央軍事指揮小組因遵義會議華麗轉身，變爲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遵義會議的召開不只是一次激烈的軍事討論，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歷史，扭轉了中國紅軍的現狀，堪稱中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