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梅我的名字叫鄧克新，出生在山西某個小城裡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
原本，我的生活是應該沿着一條固定軌跡走下去的。但隨着父母親所在的那家工廠倒閉，一切幸福都變成了泡影。
我的父親開始酗酒，他把生活的一切變化都歸咎於自己的無能，但卻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改變這一切。我無法用合適的詞語描述這種心態，但我卻經常親眼目睹他在酩酊大醉後毆打我的母親，下手之重就像是面對生死仇敵。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我的母親無法忍受而離家出走爲止。
我以爲這種悲慘的命運即將來臨到我的身上，但是……沒有。他繼續酗酒，卻沒有動過我一個手指頭。沒喝醉的時候，他是一個勤勞肯幹的工人、和藹慈祥的好爸爸，喝醉的時候……至少在後一方面，也是這樣。
然而，我依然憎恨他，我拒絕和他說上哪怕一個字。只有在學校要交錢（我承認，只要經歷過內地的學生生活，任何人都能很快的接受剪羊毛理論）的時候，我纔會給那個和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的人留張字條，字條上面永遠只寫一個數字。第二天早晨，當我起牀後，相同數目的鈔票就會放在客廳的桌子上。我從來不知道那個人是怎樣弄到這些錢的，我也從不關心。
就這樣，我度過了我的小學和初中。
我原本以爲一輩子都會這樣過下去了，但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二零一零年的夏天，我們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她改變了我的一生。
她自稱是我母親的姐姐，要我叫她姨母。她說自己文革的時候因爲不堪迫害逃到了香港，在那裡成家立業，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尋找自己的妹妹——我馬上就相信了她，或者說我選擇了相信她。那天，我的姨母、我、還有那個人在家裡對坐了一個下午，知道了一切事情的姨母執意要帶我去香港，我也強烈要求跟着她走，而那個人一直沒有說話，他只是不停的抽菸。
當我跟着姨母出門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回了一次頭。地上，是亂七八糟的菸頭和菸灰，還有兩個已經被捏扁的香菸盒（那個人只抽一塊五一盒的劣質煙）；桌上，放着姨母留下的五萬塊錢，但他就像沒看到一樣；他只是低着頭，在家裡翻找着什麼東西。
我們家能放東西的地方就那麼幾個，衣櫃，抽屜，牀底。我看到他拉開的抽屜裡，有厚厚的一沓白紙條；而當我的目光向上移去，我發現那個人的頭髮已經白了，之前我卻從來沒有留意到；我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臉，只是注意到地上似乎被一滴水給打溼了。
無論如何，在那一個夏季，我的姨母把我帶到了香港。
我的姨父叫平光慶，這個名字我想很多關心香港經濟的人都聽說過。他屬於一類被人稱爲股市大鱷的動物。關於他的成就，姨母在飛機上已經和我說得夠多了。我想我應該覺得很榮幸，因爲剛到香港，我就得到了他百忙之中的抽空接見。
我和姨父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他的書房。
據姨父自己說，他年輕時是在英國唸的大學，所以很古板並且有很多規矩。他希望我能夠理解，這其中的一些並不是用來針對我的；他還說，有些事情就連他自己也知道不好，但卻無法改正。就像家裡如果來了客人，不管什麼事情，他都會讓對方在客廳等候，然後穿上西裝，打好領帶，再把客人請進他的書房——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我和他相處的大半年時間裡，除了書房，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在家裡的任何別的什麼地方接待過客人。即使他當時正在客廳看電視，而那個客人也只准備和他說一句話，也是一樣。
說完了這些規矩之後，他又像每一個長輩一樣訓誡了我大約兩個小時。這段時間的對話裡，絕大多數內容我都已經忘記了，但我記得他最後要求我儘快學習英文，因爲他對我的英文水準極其不滿意，而用他的話來說，不懂英文的人，在香港根本無法立足。
我很誠懇的表示我一定會努力學習英文，他很滿意的點了點頭，並且站起身，從身後的書架裡拿出一本厚厚的牛津大詞典遞給我；然後很慷慨的表示，我可以從他這裡借走任何一本英文書用於學習。
他身後的書架上有很多書，大多數都是英文，我猜想裡面有很多專業書，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選，那個時候的我，英文詞彙量還不到一百個。我仔細的一行一行掃視過去，也許有五六分鐘的時間，我終於看到了兩個還算認識的單詞，於是我指着那本《SuperSystem》（超級系統），對姨父說：“就這本吧。”
初中的時候學校曾經讓我們接觸過計算機，雖然僅限於開關機和打字，但我還是懂得system是“系統”的意思，我連猜帶蒙的感覺這是本關於計算機的書，而那時的我，確實對計算機很感興趣。
姨父明顯愣了一下，我感覺他並不想把那本書借給我，但卻更不想失言於一個小孩子。他慢慢的走到書櫃前，抽出那本書。
窗外的陽光透過窗戶射了進來，映在那本書的封面上，我清楚的看到，黑色封面上，坐着一個頭戴大草帽的老頭，他的名字寫在封面的右下角：Doyle-Brunson（道爾-布朗森）。
老頭的笑容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無比燦爛。他的手裡，拿着兩張撲克牌。一張紅心A，還有一張黑桃A。
我開始學習英文了，這是在香港立足的必要條件。姨母一有時間就和我用英文對話，姨父也偶爾參與進來；但更多的時候，他們兩個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姨母沒有工作，但她在幾個很有名的慈善組織裡擔任職務；她總是不停出席各式各樣的慈善活動——儘管直到現在，我依舊對此不以爲然；我曾經試圖給過自己一個解釋，那是因爲我天生冷血，無法理解這種偉大高尚的情操。
而大多數時間裡，姨父都會呆在自己的書房，不停的分析電腦上那一串串枯燥的數據，這種無聲的教育讓我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做成功無僥倖；當然，他也有休息的時間，但這爲數不多的時間也往往被無窮無盡的應酬所佔用；嚴格的說來，只有在每一個週末，當他雷打不動的坐船去澳門時，纔是真正屬於他支配的時間。
姨母和我都知道他在賭博方面的造詣極高，尤其是21點，但他似乎更喜歡一種叫德州撲克的遊戲。姨父可能是我見過的對賭博最有自制力的人，他擁有數億身家，但每次去澳門的輸贏卻只在五千港幣左右，多數時候他會贏，但就算輸了，他也依然面不改色。他總是乘坐週五晚上六點半的船去澳門，週六早晨七點半從澳門回到香港，就像他做別的任何事情一樣按部就班、準確而有規律。每一次他回來的時候都是一模一樣的表情，從他的神態裡，我根本無從判別他究竟是贏是輸。
所以，絕大多數時間裡，這所處於半山區的別墅裡實質上就只有我和菲傭瑪麗——司機和廚師住在花園角落的一套小房子裡，而當姨父呆在書房裡的時候是不能把他算在內的——我想我忘記了給大家介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姨父和姨母沒有子嗣，這可能是他們最大的遺憾，也許這才能解釋當時姨母爲什麼要那麼強硬的把我帶走。
不幹活的時候，瑪麗通常都會呆在自己的房間裡，而我則佔據了整個客廳。我喜歡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享受中央空調的絲絲涼意；學着姨父的樣子給自己衝一杯茶；打開電視觀看Espn和BBC的體育頻道。這是姨父要求的，他說過，體育是一個年輕人永遠的興趣所在，而且體育比賽裡那些快速流利的解說，也是一個鍛鍊英文聽力的好方法。
做完這一切後，我就會開始高聲朗讀那本道爾-布朗森的《超級系統》，別墅的隔音效果很好，我不必擔心會吵到別人；遇上不明白的詞語，就去查閱那本牛津大詞典。就這樣，在兩個月後的某一天，我讀完了那本書的作者簡介和前兩章的內容，我感覺到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奧馬哈高低撲克牌理論上的高手（《超級系統》的前兩章主要是介紹奧馬哈撲克牌遊戲的玩法和技巧，後面部分纔是德州撲克）。而且我驚奇的發現，自己也已經可以結結巴巴的用英文和姨母對話了，她對我的成績非常欣喜，並且當即決定，晚上帶我出去見見世面。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驚覺自己已經整整兩個月沒有出過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