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右翼”一詞起源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制憲國民議會的一次會議上，爲了營造聲勢，第三等級（平民）的代表不約而同地坐到了左邊的席位上。第一等級（教士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的代表亦心照不宣，紛紛來到右邊的席位就座。“右翼”的政治含意是維護舊體制，舊傳統，舊思想。
日本的右翼勢力，從其組織形態上，大體可分爲兩個部分：一個是“國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義團體”；另一個是“革新”派的“近代國家社會主義團體”。
日本歷史上一直是在模仿中國一切，不遺餘力地輸入中國文化。但本以爲歷史悠久、強大的、似乎不可戰勝的中國，卻敗給了西方列強，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可憐境地。而作爲學生的日本，也正在遭到同樣的命運。西方列強的入侵，一個個不平等條約刺激着日本人的自尊。
其原因何在？通過比較，日本的政治家發現“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經濟、經營等皆在我東洋之上……”。因此，爲擺脫殖民地危機，日本必須放棄從中國學來的那一套，全方位向西方學習。
在明治政府的倡導下，經維新官員強制推行，社會精英大力支持，輿論大肆鼓譟，什麼羅馬學會、英吉利法律學校、法國學會等機構紛紛設立。在很短的時間內，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各種自由主義、功利主義、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三權分立、民主憲政等思想被大量翻譯引入。一時間，“歐化主義”如颱風般席捲全日本。對西方文化的敬仰，如同過去對中國文化的敬仰一樣，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服飾髮式改了，飲食習慣改了，生活方式改了，儒學教育改了，宗教信仰改了，社交禮儀改了，軍隊體制改了……。
人們都在模仿、追捧歐美式樣，飯館招牌上也標上了英文。就是藝妓在表演時，也要夾雜幾句外語以顯文明時髦。人們以搶購消費外國商品爲榮，鄙棄日本國產貨。一些人更是言必稱歐美，如果不是歐美之物，就不屑一顧。穿西服、吃西餐、留分頭、跳交誼舞、蓋洋樓成爲時尚。有人提出廢除日語漢字，用羅馬字來拼寫日語對日本文字進行改革。還有人甚至提出：爲了提高日本的地位和日本國民的素質，日本人應與外國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種。
但隨着歐化的越來越深入，崇洋媚外之風也越來越甚，歐化也開始畸形發展，越來越表面化、庸俗化，連吃豬肉、穿鞋子進屋都成了“文明”的象徵。這種“東施效顰”製造了荒淫的空氣，許多傳統的東西都被拋棄了，民族自信心開始低落。“佛教荒廢，儒教衰徽，武士道亦不振。我國原來的道德主義漸漸臨末期，其狀之危不啻一髮千鈞。與之相反，西洋的道德主義則日積月累地輸入，其勢幾乎席捲我精神界。”這使得有傳統思想的人驚呼：日本國將不國！
在盲目“入歐”所帶來的日本價值觀發生裂變之時，源於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尊王攘夷”運動，反對封建等級幕藩統治的“國粹”右翼，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張揚民族傳統文化，提倡保留、保護日本國粹，批判和反對崇洋媚外的 “歐化主義”，主張用東洋的傳統文化來限制歐化主義。
什麼纔是日本國粹？見仁見智，衆說不一。“國粹”右翼崇尚以天皇爲中心的“天皇神權、一君萬民”的政治制度，對日本所謂“君民一體”、以農本主義爲特徵的理想國體情有獨衷。他們幻想讓日本回到舊有的、美好的、君愛民，民愛國，國護民的“理想國”中去，提出“敬戴皇室，愛重本國，維護民權”的口號。“國粹”右翼認爲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輸入會導致君臣抗爭和勞資對立，從而破壞“國民的統一”、影響日本國體。他們反對學習歐美、發展資本主義的歐化政策，主張亞洲各國“提攜攘夷”。寄希望於亞洲各民族以日本爲盟主團結起來，抵抗歐美列強對亞洲的侵略。
當然，如果它把層層色彩擦掉，它就是小資產階級右翼的主張。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想借助於封建的中央集權舊制度，抵抗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爭取本國中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有封建殘餘的地主兼資本家士族階層）自由發展的環境。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箱田六輔、平岡浩太郎、頭山滿這三個福岡藩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組織起了日本近代第一個右翼團體—向陽社。在原福岡藩藩主黑田家鼎力支持下，向陽社還在藩校舊址開設了向陽義塾，作爲傳播右翼思想的基地。一八八一年二月，向陽社改名爲“玄洋社”（福岡的外海即玄洋灘）。它的三條“憲則”是：“敬戴皇室、愛重本國、固守人民權利”。簡單地來說，就是皇權、國權、民權。
但是，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產業革命的開始、“脫亞入歐”的深入、自由民權運動的衝擊，武士特權的喪失，形勢的劇烈變化對他們要維護的“國粹”以巨大沖擊。“攘夷”已是不可能，“提攜”更是談不上，“理想國”的泡沫已經破滅。“國粹”右翼在國內的鬥爭中沒有還手之力，於是企圖從外部尋求解決之道。在幾百年的“武士道”精神發酵下，“國粹”右翼逐漸走上狹隘民族主義道路，形成了“皇室中心”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想。
“國粹”右翼的“民權”，並不是資產階級主流要爭取的民權，而是依附在皇權之上的“民權”。因此，“只講民權，不談國權，不能雪國恥，爲維持帝國的目面，非依靠軍國主義，大大地擴充國權不可”。在陷入殖民地的危機中，“國粹”右翼以“破支那，勝俄國，吞併朝鮮”爲目標，極力主張維護“皇權”，擴張“國權”，建立一個日本領導的大亞洲。想通過日本自己成爲霸主，進而帶領亞洲各國來抗擊西方列強。於是，“國粹”右翼對外充當天皇專制政權侵略爭霸的馬前卒，配合政府、軍部的對外侵略計劃和軍事行動，組織、派遣成員收集情報、製造事端、擾亂敵軍的後方和軍事行動，干涉鄰國的內政：對內成爲天皇專制政權的政治打手，對左翼人士、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進行暗殺等恐怖活動。“國粹”右翼逐漸墮落成爲黑幫組織，隨着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最後大多被“革新”右翼收編或與之融合。
在戰爭中，由於軍國主義體制之下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政策，日本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農業生產方式落後，生產效率低，農民度日艱難，許多人失田破產流入城市或淪爲佃農。造成大量農村青年外流，農田勞力不足，更加劇了原有半封建的農業體制缺陷與農村經濟的凋敝狀況。造成廣大民衆的生活水平增長緩慢，下層工農羣衆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特別是一戰後，由戰爭需求帶來的畸型經濟景氣，隨着戰爭的結束迅速下滑，大量進入城市的青年又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的境地，工農的貧困化日益加劇。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也使中小資產階級境況日益惡化。
進入二十世紀後，社會主義學說在日本廣泛傳播。特別是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各種宣傳、研究社會主義思想、學說的報刊和團體猶如雨後春筍，社會主義者開始建立政治組織；貧富懸殊所引發的工人罷工、農民抗租等階級對抗運動越來越多，開始向有組織對抗方向發展；一度消聲的自由民權運動，以新的形式捲土重來，反對藩閥專制、要求民主、建立政黨政治和實現普選的呼聲越來越高。革命運動、工農運動與民主運動相結合，形成風起雲涌，此起彼伏之勢。
而此時“國粹”右翼階級基礎（士族階層）已經分化瓦解不存在了，他們早已經和自由民權運動絕緣，“維護國體、忠君愛國”的根本準則壓倒了“固守人民權利”的原則，他們要對天皇行臣民的“俠義”之舉，維護和擴張“國權”。面對日本的內外交困、急劇擴大的貧富懸殊所造成的激烈社會矛盾，已經失去階級基礎的“國粹”右翼無法作出解釋，更沒有任何社會改革的方案。中小資產階級對大資產階級壟斷強烈不滿，但同時又害怕俄國式的工農革命。於是，“革新”右翼就應運登場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年輕的學者滿川龜太郎、大川周明等人成立了一個老壯會，將不同年令，不同思想意識的人糾合在一起“爲國建言”。
面對衆人，滿川憂心仲仲地說：“如今我國內外全面陷於困境，正遇上稍有不慎即將導致國家滅亡的非常重大時刻。國際上，德國的敗局越來越明顯，英美在東洋的勢力將更加增大，中國問題、西伯利亞問題將成爲最大難題。在思想上，民主傾向成爲世界上的洶涌潮流，會如何衝擊我國，將如何對待之，這可以說是三千年來從未遇到的大事情。社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階級鬥爭的大浪潮正在滾滾而來，因此，對於貴族選舉權、富豪、工人、食物、土地這些問題，不能不求得根本的解決。”
老壯會沒有什麼會規會紀，年長年輕、右翼左翼各種人都有。也就是一幫文人在一起高談闊論，搞一些演講會、討論會。怎麼解決日本目前所臨的問題，這些志向高遠、品學兼優、肩負日本未來的重任的社會精英，七嘴八舌，爭論不休，但是……，誰都沒有能提出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分贓會議也開完了，老壯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分贓會議也開完了，老壯會精英們爭論許久，還是沒有人提出解決方案。爭論許久，還是沒有人提出解決方案。滿川和大川等骨幹認爲這種淡而無味的清談無助於事，還要有所行動才行。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他們在東京組建日本第一個“革新”右翼組織—猶存社。
猶存是什麼意思？據說是源於中國晉代詩人陶淵明《歸去來兮》中的名句“雖三徑就荒，鬆菊猶存。”表示不管世界發生什麼變化，他們將捍衛“日本民族之魂”。
不過據大川后來說，猶存是源於中國唐代名相魏徵《述懷》中的“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如果是這樣，是否會投筆從戎不知道，但確實表達了他們的乘亂逐鹿之志。
不管是要“捍衛”也好，想“逐鹿”也罷。既然要行動，那就得有目標，有行動方案。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日本的許多“有志之士”，包括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等等，也不斷高喊“改造、革命”的口號，但就是不知怎麼進行“改造”，怎麼進行“革命”。
猶存社雖說已經組成，但並沒有開會正式宣佈成立，更沒有開展活動。因爲他們現在也同樣，雖有着遠大的志向，要改造日本，並且不屑於清談，但對如何行動即是一臉茫然。
“唉，去上海找北一輝吧。”滿川對大川說，“前些天，北君給我寫來《對凡爾賽和約的最終判決》，他對世界局勢的發展，日本未來的走向有獨特的看法。你去和他談一談，看他對猶存社有什麼想法。”
二
北一輝，原名北輝次郎，一八八三年生於新瀉縣佐渡郡一個釀酒老闆家庭。自幼體弱多病，且患有眼疾，成年後右眼失明。北一輝思維敏捷，聰明好學，對中國的儒家文化非常感興趣，從小就學習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書籍。一九○四年，北一輝來到東京，在早稻田大學當了五個月旁聽生。在此期間，他接觸了不少的社會主義者，讀了一些社會主義理論的書，受到影響，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一九○六年五月，年僅二十三歲，對社會主義一知半解的北一輝，以驚世駭俗的膽識，自費出版了《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
在這本四十餘萬字的書中，北一輝從“純正社會主義”的立場，以尖酸潑辣語言，對天皇制度、藩閥政權口誅筆伐，指責憲法、議論國體、質疑天皇神聖，認爲“天皇不過是國家最高機關的一個成員”。他提出土地和生產工具國有化、生產軍事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張（男性普選）。這樣的書自然不會被日本政府所容，一出版就遭查禁，北一輝本人被全面封殺。
《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一書使北一輝一舉成名，但也給他帶來了許多麻煩。沒有人敢聘用他，甚至連生活都成了問題。受“甲號社會主義者”宮崎滔天的邀請，北一輝進入宗旨在向日本人介紹中國和俄國的革命情況《革命評論》雜誌社，並且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個月後，《革命評論》雜誌社因同盟會內爭解散。北一輝跟隨雜誌社老闆宮崎滔天，參加了玄洋社的下屬組織—黑龍會，並在黑龍會的機關報刊《時事月刊》任編輯。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國反清革命黨人的目標。黑龍會是“國粹”右翼玄洋社的下屬組織，它的目標是：改革國內現行制度，增加國民的福利；全民皆兵，充實國防；積極向海外擴張，建立一個以日本爲盟主的新亞洲，共同抗擊俄國等西方列強。
一**六年《清俄密約》簽訂後，清廷與俄國實際上結成了以日本爲假想敵的同盟。幫助中國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等於消滅了俄國的夥伴。同時，待中國“驅除韃虜”後趁機割取中國東北，逼退俄國。因此，在日本軍方的認可下，黑龍會一直從各方面大力支持中國的反清革命。黑龍會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關係密切，幫助他們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還直接派人蔘加革命黨的反清革命。
孤懸海外，漂泊不定的中國反清革命黨人，舉步維艱、荊棘遍地。得到黑龍會的支持，處境立刻大爲改觀。特別在精神上更是得到極大的鼓舞，我道不孤也！將他們視爲“革命志士”、“義俠”。
（*在支持中國反清革命的日本人中，包括黑龍會的成員，有許多基於“鋤強助弱”的古典俠義情懷和“提攜攘夷”的“亞洲同盟”傳統思想，並不總是隨附日本政府和右翼團體。他們確實懷着一顆希望中國獨立富強，中日兩國攜手，共同御西的赤誠之心：有人不惜傾家蕩產提供巨資；有人爲此窮困潦倒，同時還不見容於中國人和自己的同胞；更有人爲此獻出了生命。他們無愧是革命志士，中國人民的摯友。在此，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
一九一一年十月，受黑龍會指派和老朋友、主持同盟會日常工作的宋教仁之邀，北一輝以《時事月刊》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參與辛亥革命。他參加了上海起義，伴隨宋教仁轉戰各地，還四處奔走爲革命黨籌措經費、購買武器。後來因爲宋教仁被刺，北一輝自組調查團調查刺殺真相，被日本領事館以妨礙治安爲由勒令回國，並規定三年內不准他進入中國。
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大批革命黨人流亡日本。一日三餐都成問題的北一輝，卻又和這些人討論怎樣再次進行反袁革命。爲了爭取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北一輝開始撰寫《支那革命外史》。他向日本政府建言：日中是命運共同體，日本應支持中國革命，與中國組成軍事同盟，對英國和俄國作戰，幫助印度獨立，建立亞洲新的秩序。
一九一六年六月，北一輝再次來到中國時，孫中山已經成爲革命黨人最高領袖。北一輝對孫中山一向是反感和排斥的，認爲是中國革命過去失敗是孫中山導致的，甚至還認爲是孫中山謀殺了宋教仁。加之《民四條約》簽訂後，中日關係惡化，中國人民反日情緒日益高漲。以中國革命爲“職業”的北一輝，此時竟然失了業，沒法革命了。靠着朋友的接濟，北一輝每天除了誦讀《法華經》，就是不斷地思索、豐富他的“革命理論”。
八月下旬，大川乘船過海到了上海。幾經周折，在長田醫院二樓一間簡陋小屋裡，找到了窮困潦倒的北一輝。
簡陋的小屋缺少陽光，殘舊的傢俱無一值錢。作爲“革命理論家”，甚至連書櫃也沒有一個。北一輝雙頰削瘦，臉色蒼白，鬍子沒有刮，頭髮又亂又長。夏日炎熱，他赤着上身。本來就不高大的身軀，此時骨瘦如柴，更顯弱小。不過那一隻眼睛仍然烔烔有神，象是一個雖然已經敗北，但準備再次拼搏的鬥士。
大川出身富裕，一貫養尊處優，相識相交的都是“文雅之士”，何曾見過這樣的“革命家”。他喃喃地問道：“北君，你怎麼會成了這……”
北一輝自己倒是無所謂，擺擺手，說：“沒什麼，前些日子病了。”
看了滿川的信，聊了幾句關於猶存社的話，北一輝就沒有再多說什麼。他把《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的稿紙遞給大川，說：“我所要說的全在裡面，大川君，你先看一看。”
急於瞭解北一輝的思想，大川沒有計較惡劣的環境坐在搖搖晃晃的破椅子上，翻閱着稿紙。大綱開篇就是：“現在大日本帝國國難當頭，面臨史無前例之內憂外患。大多數國民爲生活所困，完全可能步歐洲各國遭受破壞之後塵。竊取政權、軍權、財權者，藉助皇威維持其惶惶不可終日的不義地位。而國際上，英、美、德、俄等國無不背信棄義，通過日俄戰爭勉強保全之鄰邦中國卻以排斥與御辱相報。日本之孤立誠如東海一粟之島國。倘若誤走一步，祖宗創建之國家將毀於一旦。”
“啊，”看到這，大川有了一種遇到知音的感覺，連連點頭，“正是如此呀！”
讀着讀着，大川感到“一股股革命的氣息撲面而來”。他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仔細地一行行地向下看着。
“了不起呀，了不起。”大川看完結構嚴謹，辭章整然的大綱後，連聲讚歎。簡直無法想象，這樣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寫出這樣劃時代的綱領性文章！
“北君，你是依據什麼來撰寫這個大綱的？”
“依據什麼？”北一輝搖搖頭，“沒有辭典對照，沒有別的書可作參考。但這三年來，我無時不在思考這個問題。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後，我認爲革命後建立新體制比摧毀舊體制更難。”
大川舉着稿紙晃了晃，說：“北君啊，這不僅僅是抽象的改造理論，而且還有改造的具體方案，它給了在暗中探索的人們以明確的目標！”
“本來我一直是在考慮如何進行中國革命，革命後的中國應該建成怎麼樣的國家。但是……”。
但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所引發的“五·四”運動，使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了日本，而且以前北一輝引以爲同志的許多人也站在反日運動的前列。這一切，與他一直構想、追求的“革命”完全不同。他無法理解：“當年肝膽相照，共謀中國革命，並企圖復興亞洲大計的同志，如今卻怒目相視，似乎一夜之間成了敵人。”他對此困惑、不滿，無奈、恐懼；他抗議，絕食，但無濟於事。
“作爲一個日本人，你爲何要在中國進行革命，而且如此癡迷，如此……”大川對於北一輝、宮崎滔天這些人很難理解。
“我認爲日中兩國本應是脣齒相依，生死與共的關係。我將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都獻給了中國革命，爲的是日中攜手共同抵抗西方列強。”北一輝痛惜地說，“現在革命黨人受英美的操控，把矛頭指向了日本，中國的革命已變了質。通過中國革命的勝利，從而促進日本革命，從而建立亞洲新秩序的想法，現在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北一輝對中國革命絕望了。他認爲，靠人不如靠己，關鍵還是要日本自身強大。只有日本強大了，才能解決一切問題。經過三年時間的思考，他的“革命理論”已經成熟了。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僅四十多天，北一輝一氣呵成，寫出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再造一個日本。
“北君，你確定日本必須進行這樣的革命才能挽救？”大川拍着稿紙問道。他們那一幫精英，雖然也認爲現在日本政治體制需要有所改變。但採取這樣激烈的革命形式，過去還真的沒有想過。
“是的。明治維新是一次革命，打倒封建，實現以天皇爲中心的民族國家。但明治維新的成果被財閥、貴族們竊取，一切又回到了從前，甚至還不如從前。西鄉政變是第二次革命，是對當時倒退逆流的抗議，但是失敗了。”北一輝說着激動起來了，一隻手在空中揮動，“在這十幾年裡，日本已經加速地腐敗與墮落，現在已經到危急的關頭。必須進行國家改造的第三次革命，對污濁的日本社會作徹底的清洗。”
“說得好！北君，那還等什麼呢？”大川說，“中日兩國情況已經不同了，你的老朋友，只恨不是中國人的宮崎滔天，也不得不回到了日本。”
“是啊，我那還等什麼呢？”北一輝似乎有些茫然，“苦悶構思一個月，執筆一個月。這段時間，耳目所及無非就是一片反日的浪潮。而在一片反日的浪潮聲中，那些陣前所謂指揮、叫陣、鼓動吶喊者，不就是那些曾與我共渡十年血淚，生死訂交的同志們嗎？若論世間之矛盾，還有比這更矛盾的嗎？”
“你應該回國，回到日本進行革命”。大川勸道，“日本已經到危急的關頭，日本的革命需要你。”
“對啊，回日本吧！把日本的靈魂從根底顛覆，進行日本自己的革命吧！”北一輝望着窗外的天空，淚水無聲地往下流。在中國，他懷着理想，投入了青春，在此獲得了戀情和友情。而此時……，他喃喃地說道，“中國的革命已經不需要我了。”
三
一九二○年初，北一輝“告別十餘年間參與的中國革命的生活”回到日本，加入猶存社，受到猶存社成員的熱烈歡迎。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給猶存社帶來了系統的“革命理論”：
一、 依靠天皇發動政變，徹底改造、重組國家權力機構，將軍閥、吏閥、財閥、黨閥排除。通過普選，建立一個以天皇爲中心的民主政權；
二、 國家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造，保護扶植中小資本家，限制大資本家、大地主的資產和財產，將其超過限額部分無償交給國家，將經濟資源集中於國家進行管理；
三、 保護勞動者權利，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絕對禁止罷工，勞動者參與私人企業的經營和分配；
四、 保護國民的人權，保護私有財產，保護受教育權利和婦女權利在內的國民生活權利，實行男子普選制，反對婦女參與政治；
五、 國家除了防衛以外，還有正義開戰的權利。通過戰爭，建立以日本爲中心的亞洲帝國，進而廢除國界，實現世界和平。
《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所闡述的“革命理論”，解決了猶存社面臨的難題：
一、分清了敵我：日本存在兩個對立的基本社會階層；一個是由軍閥、財閥與政閥組成的社會上層；一個是由工人、農民與城市貧民組成的社會底層。
二、明確了革命的對象：軍閥、財閥與政閥是社會的蠹蟲，佔有最大量的社會資源，他們壓迫社會底層，是革命的對象。
三、確定了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會底層大衆。而軍隊則有希望轉化爲最有活力的力量之源。
四、明確了革命的方法與步驟：在“天皇親政”的旗號下發動政變，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造，建立一個天皇領導下的堅強政府，以階級戰爭與革命戰爭剷除社會的蠹蟲，最終實現日本的“純正社會主義”。
五、明確了革命的目的：消滅壟斷資產階級，在對政治、經濟絕對控制的國家集權制度下，實現日本社會的平等大同。建設一個強大的日本，解放亞洲乃至全世界。
猶存社有了北一輝的“革命理論”，成爲日本一個提出完整政治綱領的右翼團體。綱領第一條就是：“建設革命的日本。”革命就是改變現狀，猶存社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改造日本帝國，解放亞洲民族”。它的機關雜誌《吶喊》在創刊號上宣稱：“面對迫在眉睫的內外危急險難，對國家組織進行根本的改造，對國民精神進行創造性的革命，乃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是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幾乎沒有經過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依靠戰爭的刺激，完成產業革命，急速過渡至壟斷資本主義。由於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沒有自由發展的充分空間，在政治上，以輕工業爲主的中小資產階級沒有享受到民主權利。廣大勞動者在重重剝削壓榨之下，生活愈益貧困化，生存都困難，更談不上政治權利。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希望日本有根本性地變革，鬥爭矛頭直指封建性質的壟斷資產階級。
由於先天的不足，在天皇制之下，政黨沒有獨立運作的空間。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曾經一度活躍的衆多政黨，紛紛煙消雲散。風起雲涌的各種運動，缺少強有力組織領導，來得快，去得也快，反反覆覆。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左翼政黨則是一冒頭，就立刻被鎮壓。
政黨政治就是金錢政治，就是金錢與權力的姘靠與結合。而日本的政黨政治，則是具有排他性的藩閥政黨政治。就是政黨官僚化，潘閥貴族政黨化。潘閥、官僚、財閥、政黨因利益相互滲透，相互交織，又相互爭鬥。此時日本政壇由立憲政友會，憲政會，立憲國民黨三大政黨壟斷：
立憲政友會，是文治派藩閥元老伊藤博文爲了控制議會，收羅了“民黨”—憲政黨（原自由黨），於一九○○年創建，背後有老財閥三井支持；
立憲國民黨，是政黨出身的犬養毅爲了對抗政友會，以憲政本黨（原進步黨）爲中心，糾合幾個小黨派，於一九一○年創建。其內部矛盾重重，黨員進出隨意如同逛商場，被後起的憲政會超過。作爲第三勢力，在政友會和憲政會兩黨之間東靠西掛，一直未能獲得組閣之權；
憲政會，其前身立憲同志會，是陸軍巨頭、藩閥元老山縣有朋的掌門弟子桂太郎，爲了對抗政友會，於一九一三年創建，背後有新財閥三菱支持。
政黨收受財閥的政治獻金，擴大了影響，增強了政治實力。財閥則通過政黨推行有利於財閥利益的政策，爲自己謀利。政黨政治家與財閥勾結，或賣身投靠、或沆瀣一氣，各取其利。政黨政治家腐敗無德、貪污受賄、弊案不斷，政治醜聞也不斷。而且還寡廉鮮恥，在議會中公開相互攻訐，醜態百出。在廣大民衆眼中，政黨政治家爭權奪利，只顧自己享樂，不管民衆的死活。他們和財閥、藩閥一樣，墮落成了黨閥，都是社會的蠹蟲。
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日本（在德國、意大利也同樣）走不通。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不願走，也不敢走。爲抵抗封建壟斷大資本的欺壓，同時又要防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而然地，中小資產階級選擇了依靠國家集權制度，確保本階級的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但最終被壟斷大資本利用和收買，將鬥爭的矛頭向外，走上了極端民族主義道路，企圖通過對外侵略擴張來求得階級的生存和發展。）
社會主義革命是草根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經濟上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政治上勞動大衆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雖然早期曾受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北一輝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甚至警察也把他作爲社會主義者進行監控。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進行，甚至沒有想過進行建立工農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使是他參加的中國革命，也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他基本上不和工農大衆接觸，更談不上深入瞭解工農大衆。他的階級出身，他的經歷，以及他所處的環境、接觸的人，決定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他的“國家改造”理論，實際上就是小資產階級右翼思想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混合體，只不過在上面還塗抹了各種迷幻的色彩而已。
《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有社會主義的色彩（勞動者參與經營和分配等等），也有民主主義的色彩（普選、人權，保護私有財產等等），同時又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建立以日本爲中心的亞洲帝國等等）。而且它揮舞着天皇的大旗，鬥爭的矛頭直指官僚、軍閥、財閥、黨閥等特權階級。大綱不僅有着廣泛的羣衆基礎，而且它不是空泛的理論，有實施的具體步驟。特別是對於在迷茫中的日本學生和青年軍官，大綱指出了一條“光明之路”，因而得到熱烈共鳴，視之爲“革命者的可蘭經”。
北一輝回國後，仍受到憲警的監視，《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鼓吹暴力革命，因此是不可能獲得正式出版的。猶存社以“赤穗四十七義士”典故爲寓（注*四十七個武士捨身爲舊主人報仇的故事），秘密地油印四十七冊，分送相關人員。很快，大綱就在學生和青年軍官中悄悄流傳，轉抄。
在“國家改造”理論啓萌下，有了“猶存社”作爲榜樣，從大學高校開始，“日之會”、“潮之會”、“猶興學會”、“經綸學盟”、“愛國社”……等右翼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三人組盟，五人成會。各種右翼團體不斷地成立，又不斷地合併，具體數目無法統計。
更有一批青年，在北一輝導師指引的“革命道路”上，爲了建設一個“革命的日本”，實現日本的“純正社會主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二十九歲的朝日平吾是第一個將“國家改造”理論付諸行爲的人。
朝日平吾生活貧困，先後進入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學習，都因交不起學費而未能完成學業。朝日雖然貧窮，卻是一個熱血青年，有着遠大志向。他想組織社團來幫助貧民，藉以改變社會。爲了籌集資金，朝日遍訪資本家，但屢遭拒絕和嘲諷。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朝日求見安田財閥的老闆安田，要求他捐款幫助貧民，同樣遭到拒絕。早有準備的朝日，隨即掏出身藏鋒刀將安田殺死，然後當場割喉自盡。
朝日在他的遺書《死亡吶喊》中闡述了他的意圖：“……清除君側之奸、誅殺奸富乃實現日本繁榮昌盛之手段，乃爲大多數國民造福之舉……爲此，鄙人願率先垂範，誅殺一奸物。”
不過，安田只是“奸富”，距君王還遠得很。原敬的“產業合理化”政策加速了財閥的壟斷，更有人認爲，身爲首相的原敬不僅與財閥沆瀣一氣，其官員貪腐，魚肉廣大民衆，而且屈從英美，外交退縮，使國權受損。甚至還干預皇室事務（皇太子的婚事），藐視皇權，居心叵測。因此，黨閥原敬纔是君側之奸。
受朝日平吾“爲國除奸”的鼓舞，《吶喊》雜誌的忠實讀者、十九歲的鐵路扳道工中岡艮一立志要“清君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東京火車站檢票口，中岡高喊着“國賊！國賊！”用一把從商店買來的短刀，將要乘車外出的原敬刺死。
“殺奸富”，安田並不是最後一個。“清君側”，原敬也不是最後一個。許許多多的“革命者”正在尋找誅殺對象，隨時準備獻身而成爲“英雄”。
平民百姓“奮起救國”，熱血青年“爲國除奸”，在紀律森嚴的軍隊裡，軍人們也平靜不下來了。不過，軍隊的最早的的“革命”氣息，卻來自國外。就在原敬被刺殺的前幾天，遠在萬里之外的德國……
四
位於歐洲西部的德國，在它西南部巴符州的山谷中，在連綿起伏的羣山間，漫山遍野樹木林立，密密匝匝的樹木和枝葉遮天蔽日，遠遠望去顯得黑壓壓的一片，這就是德國著名的黑森林。
在黑森林西北部的邊緣上，有一個被譽爲“歐洲的夏都”的小城—巴登巴登。“巴登”在德語裡是沐浴或游泳的意思，可見這個小城即沐浴之城，有許多溫泉或礦泉。
據說是古羅馬人在這個山谷裡發現了溫度高達六十八度的礦泉，他們於是開始建造大型的沐浴場所。在十九世紀時，巴登巴登是德國上層社會和歐洲權貴們的聚首之地。富豪們不惜花費巨資，在此建造了華麗的酒店、宮殿和浴場。
巴登巴登位於奧斯河谷中，城市沿着山谷蜿蜒伸展，背靠青山，面臨秀水，景色嫵媚多姿。潺潺的奧斯河流過起伏的羣山，山谷中孤獨的古城堡、古教堂、古老的步行街、古老的賭場……，尤如一幅美麗的畫卷。
五月至九月，巴登巴登陽光明媚，氣溫宜人，是最佳的旅遊季節。秋後雖然遊人不多，但風和日麗。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豪華的斯丹佛尼酒店來了三個三十六、七歲，西裝革履的日本人。他們就是被少壯軍人譽爲 “三羽烏”（相當於漢語的“三傑”）的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
永田生於一八八四年一月，長野縣人，醫生家庭出身。永田長得濃眉長臉、短鬍鬚、高個子，戴着一副近視眼鏡，初看象是一個學者。但他平時臉色闆闆、言談有序、中規中距，使人難有親近之感。特別是從他眼鏡後面射出的目光，使人覺得就象是黑暗中有一條毒蛇無時不在窺視着自己，不寒而慄。此時永田任日本駐瑞士公使館副武官，從伯爾尼趕過來。他剃着短髮，留着飛翹的鬍子，除了膚色，外形頗象是個普魯士人。
岡村比永田小几個月，東京人，武士家庭出身。他是陸軍省新聞班少佐課員，現在正作爲巡迴武官赴歐美作爲期半年的考察。岡村平時不修邊幅，又是深度近視，摘了眼鏡後，滿腮的鬍子，半眯着眼睛看人，令人覺得有點滑稽。
小畑比永田小一歲，高知縣人，貴族家庭出身，父親和長兄位列男爵，他現在職務是駐俄國公使館少佐副武官。十月革命後，俄國臨時政府“遷都”海參崴，很快就消亡了，日俄沒有了外交。因爲廟街事件，日本出兵佔領了庫頁島北部，雙方關係緊張，小畑連俄國都進不去，只得在柏林滯留。
小畑雖然是貴族出身，卻沒有溫文爾雅的貴族氣度，容易激動，脾氣很大。他身材瘦小，人很聰明，思維跳躍快。在一戰中的日俄是同盟國，小畑作爲駐俄軍觀戰武官駐俄國，恰好此間發生了十月革命。他對此作了研究，看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雖然沒有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但卻有了一個驚人的“新發現”：通過“部落共產主義”，人可以神秘地與天皇進行感情思想溝通。不過非常遺憾，他的“新發現”沒有得到推廣。
三人都是一九○四年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畢業，同時，永田和岡村是東京地方幼年軍校的同學，酒友：岡村和小畑是中央幼年軍校的同學，畢業後同入步兵第四十九聯隊：永田和小畑是陸軍大學第二十三期同學，他們三人的關係可稱得上“鐵”。
此時是皇太子裕仁遊歷歐洲剛剛回國不久。在歷時半年的遊歷中，裕仁走訪了英、法、比、荷、意五國，還召見了一大批駐歐及在歐考察的日本軍官。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一般人是很難見到皇帝的，日本人更是如此。能見到“雄姿神宇”的未來天皇，親耳聆聽“玉音”，還受到設宴招待，使得這幫軍官十分興奮。皇太子的鼓勵和期望，激發了他們的勃勃雄心。帶着“天將降大任於我”的虛幻感覺，這三個好友相約來巴登巴登度假。
泡着熱礦泉，喝着啤酒，在熱汽騰騰中三人聊了起來，話題很自然地從皇太子裕仁遊歷歐洲開始。
皇太子裕仁十三歲進入“東宮御學問所”學習，已經六年多了，他打算開拓視野，以一次對歐洲的訪問來結束自己的學業。因爲內中還牽涉到外交國事和裕仁的婚姻，首相原敬和陸軍巨頭山縣有朋因各有打算，對裕仁的想法表示支持。
在歷史上，日本還沒有天皇出行國外的事例。裕仁是皇太子，未來的天皇，他出訪歐洲是一件大事。因爲涉及到各派的勢力消長，裕仁出訪歐洲消息傳出後，在野黨和右翼知名人士，以及部份皇室成員紛紛表示反對。種種對裕仁不利的、攻擊原敬和山縣的流言飛語也隨之傳開，而且越傳越荒謬。
“國粹”右翼老祖頭山滿糾集大批“愛國尊皇”的右翼分子，在明治神宮前舉行示威遊行，要裕仁中止出訪。還寫信威脅原敬和山縣，暴打裕仁侍從官。甚至還計劃組織人臥軌，藉以阻止裕仁的專列開往港口。裕仁費盡口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對相關的人說服、安撫，這才得以成行。
這些情況，國內國外的日本人都知道。因此永田就說：“皇太子殿下這次能排除種種干擾，堅持遊歷歐洲，還真是不容易啊！”
岡村接口說：“這次皇太子殿下冒險遊歷歐洲，而且又召見了許多年輕軍官，其中的意味很深啊！”
“是啊，”小畑說，“皇太子殿下剛滿二十歲就遊歷歐洲，考察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可見他胸懷鴻鵠之志，我日本帝國未來是大有希望的。”
岡村有些感概地說：“唉，天皇身體欠佳，國家、軍隊都被藩閥控制，連皇室的事，藩閥都要干預。要想富國強兵，振興日本，皇太子殿下的擔子重、壓力大啊。”岡村所在的新聞班，主要從事溝通軍隊與國民之間的“感情”，處理軍方對國內民衆的宣傳事務，因此岡村文筆和口材都是相當不錯的。
“是啊，”拿着啤酒，背靠池邊，永田接口說，“皇太子殿下此次遊歷，對各國軍事特別關注，還特別到了伊普雷、滑鐵盧、索姆河等舊戰場考察，我想他是在將國內的情況與歐洲各國作對比。”
岡村說：“想必不會太滿意吧！”
“是的，比較了各國，海軍劣於英國自不比說，皇太子殿下對陸軍的現狀並不滿意。”
“能滿意嗎！”小畑不滿地說，“日本陸軍體制落後、觀念陳舊、裝備低劣，與英、德、法三國的陸軍根本不能相比。就是與現在的蘇俄相比，也並沒有優勢。”
“國事堪憂，軍隊堪憂啊。”永田一副憂國憂民的架式，“所以稔彥王說，日本能不能成爲強國，與歐美強國並列，皇太子殿下寄希望於我們年輕的軍官。”
日本皇室近親婚姻很平常，而且不按輩份亂收猶子（猶如兒子，類同養子），所以輩份亂得很。按輩份來說，東久邇宮稔彥王是裕仁的皇叔。也是裕仁的九姑父，而且裕仁未來的皇后良子又是他的親侄女。稔彥王比永田他們三個要小几歲，十九歲獲賜宮號，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期，陸軍大學校第二十六期，現在在法國陸軍高級指揮學校留學。裕仁召見駐外軍官，都是由他引見。
“那是當然，岡村頗有些自傲地說，“皇太子殿下聰明睿智，當然知道藩閥出身將領思想陳舊過時了，日本軍隊需要掌握了現代軍事新知識的軍官來領導。”
小畑攤攤手：“可是，我們這些掌握了現代軍事新知識的軍官又能幹什麼？軍隊完全被藩閥控制。看看歐美列強的軍隊，如果發生戰爭，我們能取勝嗎？”
“對，長州藩出身的將領佔據陸軍重要的位置，他們守着舊的觀念，躲在統帥部遠離民衆。”永田說，“他們不懂得未來的戰爭是全體國民的戰爭，戰爭不僅僅是軍隊的事，還要依靠全體國民，要動員全國的力量才能贏得戰爭。
“就是這麼一回事。長州藩閥以陸軍爲棲息之地，藉口統帥權，架空天皇，遠離廣大民衆，日本陸軍根本無法適應未來戰爭的要求。”小畑恨恨地說，“更可恨的是，一些平庸無能之輩，只知道謀取私利，滿腦子裝着過時的舊東西，對現代戰爭一竅不通。卻僅僅因爲有着藩閥背景，便佔着陸軍重要的位置。”
“現在是什麼年代了，”岡村憤憤不平地說，“但是日本依舊留存着明治時代的傳統，論資排輩，講究出身。有知識、有理想而沒有背景的軍官的晉級之路頗爲艱難。這樣下去，日本軍隊沒有取勝希望。”
“皇太子殿下將來登位，但由於長州藩閥把持着重要位置，如果他們從中阻礙，就算皇太子天資聰慧，恐怕也難以成事。”小畑說，“難道我們就這樣無所事事，坐在辦公室裡喝茶等待嗎？”
岡村搖着頭說：“這不行，一定要想辦法，要讓有真才實學的陸軍精英進入到重要位置。否則，我們就辜負了皇太子殿下的期望。將來年老之時，也無顏面對子孫。”
“說得太對了！”永田點點頭“我們是掌握了現代軍事新知識的軍官，對大和民族的興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必須打破陸軍這種死氣沉沉的局面，要讓皇太子殿下親掌兵權，讓真正的陸軍精英進入到重要位置，否則日本軍隊就沒有希望！”
小畑赤身跳出池子，頭一昂，一字一頓地說：“要打破這種局面，就必須打倒長州藩舊勢力。”
永田一掌拍擊水面，說：“對，打倒長州藩舊勢力，奪取陸軍的領導權，改革軍隊，使日本軍隊成爲精銳之師，達到歐洲的水平，至少達到法國軍隊的水平。”
“可是，怎樣才能做得到呢？”岡村有些信心不足地問，“我們有這個能力嗎？陸軍大臣、次長、軍務局長、參謀總長、次長、教育總監、教育總監本部長，省、部、局重要的位置全都……”
“那就採取特別手段，必要時發動政變，進行軍隊改造。”小畑握緊拳頭，狠狠地揮動着。
“發動政變！”岡村眼睛一睜，牙一咬，“嗯，我同意，爲了日本，爲了陸軍，只要能打倒長州藩舊勢力，不管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都行！”
“現在說方法、手段還爲時太早，”永田搖搖頭，冷靜地說，“如果就我們幾個人，那什麼也幹不了。現在要做的是集聚力量，要聯絡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強大到足以和他們抗衡。”
“對，我們人其實並不少，只是還沒有團結起來，還沒有形成整體力量。”小畑說，“他們都是哪些人，我想你們心中應該是有數的吧？”
永田和岡村同時點頭，平時與人交往，哪些人是志同道合的人，確實心中有數。
“既然要幹，那就不能說空話。”小畑確實是個急性子，“立即行動起來，聯絡同志，形成合力。”
“好，“行動起來吧！”永田興奮地光着身子在浴池中站起來，“現在我們的目標已經明確了，就是打倒長州藩舊勢力、刷新人事、改革陸軍、振興日本。” 啪！三人擊掌爲誓。
過了兩天，岡村到達萊比錫，首先聯絡上了在此留學的東條英機。一週後岡村回國了，第二年小畑也回國了，永田則是一九二三年纔回國。永田回國後，他們十多個“志同道合”的人，主要是十五期至十八期的士官學校畢業生，經常在東京澀谷的雙葉亭集會。久而久之，在圈子外的人把他們稱爲雙葉會。
不過，怎麼才能打倒長州藩強大的舊勢力呢？就靠雙葉會這十多個自以爲是，連課長、聯隊長都不是的少佐、中佐軍官？那純粹是在說笑話！
五
“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
日本近代軍隊最初是從長州、薩摩、土佐三個藩抽調藩兵組成的近衛軍。在這支六千多人的近衛軍中，薩摩藩的人數最多，帶兵的將領也多出自薩摩藩，都督是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一八二八年出生於薩摩藩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二十六歲成爲藩主島津齊彬的親信扈從，三十六歲時執掌薩摩藩的軍權。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和討伐幕府軍反撲的戊辰戰爭中，西鄉都立下了功勳，與長州藩的木戶孝允、薩摩藩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一八七二年七月，西鄉出任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
朝鮮第二十六代國王李熙（高宗）是旁支繼承王位，只有十二歲。因此，李熙的親生父親李昰應被封爲興宣大院君攝政。李昰應從小研讀正宗的儒家學說，篤信宋明理學，倡信“衛正斥邪”，特別排斥西方的宗教和各種學說，以之爲“邪”。李昰應在朝鮮實行“鎖國攘夷”政策，不但反對“洋夷”，也不滿日本的維新與歐化。在“斥倭攘夷”政策下，朝鮮斷絕了德川幕府以來的日朝關係。明治政府建立後，派出使臣前往朝鮮，力圖重修日朝舊交，但朝鮮“大義凜然”，拒絕與追隨“洋夷”的“叛逆者”交往。
按理說，既然人家不願意與你交往，那你就不與他交往，老死不相往來就罷了。但日本從美國老師那裡學來了強盜觀念，認爲朝鮮拒絕交往，就是侮辱了日本。因此，必須向朝鮮問罪。如果朝鮮不服，就要用武力征服。
根據吉田松陰所設定的擴張國策：“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爲者而先爲之。”進不了朝鮮，那是收不了滿洲的，當然也無法窺清國。徵韓是“雄飛”大陸政策的起點，這原是日本上下的共識，問題是徵韓的時機。
西鄉爲首的徵韓派極力堅持此時出兵征討朝鮮，但是木戶、大久保爲首的內治派則認爲，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充實國力目前最重要，堅決反對立即開戰。兩派爭論激烈，最後天皇以敕書形式宣佈緩議。
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維新政策，打碎了武士們的鐵飯碗，剝奪了士族特權。使武士階級既失去了經濟基礎，又失去了往日的社會地位。爲此，大批失業武士不得不自謀出路，或農或工，或商或吏。混得差的武士，不僅是自己，而且連家人都要靠出賣勞動力爲生。徵韓派堅持此時出兵征討朝鮮，還有一個用意，是要通過戰爭來挽救的武士階級。
徵韓主張未被採納，一八七三年十月，西鄉憤而辭職回到鹿兒島。西鄉是武士們的精神領袖，他辭職後，一批近衛軍官兵和警察官吏也跟着回到鹿兒島。與過去相比，武士們經濟和社會地位落差太大。因此懷恨在心。一八七三年三月，政府頒發出廢刀令，八月宣佈廢除俸祿制。武士們被激怒了，熊本縣、山口縣等地發生士族的叛亂。
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三日，薩摩藩士族推舉西鄉隆盛爲首領，將薩摩的軍隊編爲七個大隊，共計三萬餘人，發動了反明治政府的武裝叛亂。
天皇頒佈敕令組成“征討軍團”平叛，任命有棲川宮熾仁親王爲征討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中將、海軍卿川村純義中將爲參軍。征討軍先後出動了八個旅團，共計六萬陸軍和十九艘軍艦。幾次交戰後，叛軍不敵潰敗。九月二十四日，征討軍攻破叛軍的老巢鹿兒島城山，西鄉隆盛重傷自殺。
山縣有朋，號含雪，一八三八年六月出生於長州藩一個下級武士家庭，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參加過倒幕運動和戊辰戰爭，是有功之臣。有“天下一軍師”之稱的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被刺身亡，沒能完成他建立新式軍隊的設想。一八七○年八月，山縣從歐洲考察軍事歸國，任兵部省少輔、大輔，繼承大村遺志，開始建設日本新式陸軍。廢除兵部省，分別設陸軍省和海軍省後，山縣出任陸軍卿執掌陸軍。在平定叛亂的戰爭中，新式軍隊顯示出舊軍隊所沒有的優越性。因此，山縣更爲天皇所倚重，權勢和影響力與日俱增。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參謀本部從陸軍省中獨立，執掌軍令，直屬天皇，由山縣出任參謀本部長。一八八七年設置監軍本部，山縣出任監軍本部長。一**八年一月，山縣獲元帥稱號。
與大山岩、黑田清隆、野津道貫等人相比，山縣的戰功並不算顯赫。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新式陸軍建設上，他把軍隊的“統帥權”獨立於政府，在軍制、兵制、兵備、教育、軍紀等等各方面，往往都是親力而爲，因此堪稱“日本近代軍隊之父”。
由於薩摩藩叛亂失敗，軍中將領紛紛下野去職，嚴重地削弱了薩摩派在陸軍中的力量。山縣又通過各種手段，把反對他的人擠出陸軍，把對他宣誓效忠的人提拔到重要的職位上，逐步結成了一個以長州藩出身爲主的大派閥。他與同爲長州藩出身、有“明治憲法之父”之稱的伊藤博文，一武一文把持日本二十多年。 一九○九年十月，伊藤被朝鮮志士安重根刺死，山縣更是權傾一時，成爲最有權勢的元老，左右着政局。山縣至死都始終控制着陸軍，重要職位都由長州藩出身的軍官所佔據。
海軍則要比陸軍單純得多。在幕府末期薩摩藩的造船能力和船舶數量就在各藩之首，明治初期組建的海軍中，官兵大多出身薩摩藩，送到國外留學的學生基本上也是出身薩摩藩。在陸海軍分設後，一九七三年年底，原德川幕府的大臣勝海舟出任海軍卿。一八七八年，薩摩藩出身的川村純義繼任海軍卿。而後出任海軍大臣和軍令部部長的都是薩摩藩出身，海軍的重要職位幾乎清一色薩摩藩出身的軍官。
靠雙葉會的十多個中下級軍官要想打倒長州藩閥，恐怕只是一個願望而已，即使有攝政的皇太子在撐腰也還是不行的。
時間是最可怕的敵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幾年的時間裡，陸軍內部起了巨大的變化。一九二二年二月，八十四歲的山縣病死，他的兩個得意弟子桂太郎和寺內正毅則更是死在他之前。作爲長州閥第二代掌門人田中義一大將，也於一九二五年五月退出現役。其他人退的退，老的老，長州閥在陸軍中的力量已經去了大半。更通過大裁軍，長洲閥在陸軍的勢力基本上被掃除了。
在海軍之中幾乎不存在反薩勢力。在陸軍之中，在山縣風頭正盛之時，薩摩藩出身的高級將領雖然不少，但由於薩摩藩叛亂失敗的陰影，即使是象大山岩、野津道貫、黑木爲楨這樣的將帥，也不敢冒然出頭。因此，無論是薩摩藩還是長、薩藩外，都沒有形成一個反長州閥團體。在山縣老衰、桂太郎和寺內死後，形勢有了變化。佐賀藩出身的宇都宮太郎大將，創立了一個“佐賀左肩黨”，糾合了長、薩藩外軍官對抗以田中義一爲首的長州閥。不過宇都宮命短，他比山縣年輕二十多歲，但幾乎是同時逝世。他的接班人，福田雅太郎大將比他小不了幾歲，也與田中義一同時退出現役。
有“日本工兵之父”之稱的上原勇作元帥，是野津道貫大將的女婿。他年紀比宇都宮大，卻成爲陸軍中薩摩派對抗長州閥勢力的領袖。“佐賀左肩黨”羣龍無首，上原將其收羅，組成“上原派”。
田中離開陸軍後，長州閥留在陸軍中領軍的是陸相宇垣一成陸軍大將。宇垣生於岡山縣，脫胎於長州閥。因爲不是山口縣人，宇垣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長州閥。他和神奈川縣出身的山梨半造一樣，是“準長閥”。眼見從院校畢業的閥外軍官逐漸成長，走上了重要的崗位，長州閥人才凋蔽，逐漸沒落，宇垣也就逐漸有了自立的打算，從橫向組織起一個他自己的新派系。他與同屆同學鈴木莊六、白川義則合作，網羅了一批少將和大佐級人物，形成了“宇垣派”。
已經不必再費心思了，長州閥派只剩下氣息奄奄的殘兵敗將，即將煙消雲散。在陸軍中，“上原派”與“宇垣派”已經形成了新的對抗之勢。不過，雙葉會並沒有形成獨立的派別，兩派都有其成員。
華盛頓會議後，根據《五國海軍條約》規定，日本政府宣佈：放棄海軍建造“八·八艦隊”的計劃；放棄十四艦戰列艦的建造計劃；中止六艘戰艦的建造；對海軍省部進行“統、廢、合，裁減海軍七千五百名下士以上人員；解僱了一萬四千名相關工人。海軍被迫放棄多年苦苦追求的“八八艦隊”，退而求其次，通過完善“六四艦隊”，增強輔助艦艇來充實海軍實力。
由於國內國外輿論的壓力，以及政府財政狀況，對裁軍持消極態度的陸軍也被迫進行裁軍。從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山梨半造和宇垣一成任陸相期間，共裁減了九萬四千名官兵，軍馬一萬八千匹，約五個師團的兵力。撤消了四個常設師團的番號，同時還撤回了在西伯利亞的全部駐軍。不過，陸軍裁軍並不是爲國家省錢，而是“以質量換數量”，建設現代機械化部隊。節省下來的經費被用來爲部隊配備飛機，坦克，輕機槍，通信器材，汽車牽引炮和野戰重炮。
工人怕廠主辭退，職員怕老闆裁人，佃民怕地主奪佃，對於職業軍人來說，就怕國家裁軍。工人、職員可以另外找老闆打工，佃民可以另找地主租地，也可以進城打工。軍隊只有一家，從小就學習殺人技能的軍官們，一旦離開了軍隊，在和平時期，能幹什麼呢？
裁軍使得大量軍人失業，大約有四千名軍官退職，成了社會上的閒散人員。還有大約有兩千名軍官沒有了職位，被派到中學、大學去當軍訓教官，對學生實施軍工訓練。
軍人屬於戰爭，和平年代，工人生產產品，農民生產糧食，警察維持治安，軍人有什麼用呢？看着軍官無所事事地挎着軍刀在學校裡、大街上游蕩，人們自然覺得礙眼。一向驕橫無比、恥高氣昂、受人欣羨的軍人突然變得人厭狗嫌，被人看不起了，弄得一些軍官上下班都不敢穿軍裝。
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地位的降低，都使失業的、在職的軍人怒氣衝衝、恨天恨地，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受到社會各種思潮的衝擊，他們把矛頭也指向了藩閥、官僚、財閥、黨閥，也要進行“國家改造”。在民間團體林立的影響下，三人組團、五人結社，軍內的各種團體開始紛紛成立。
暗潮滾滾，民間右翼勢力和軍內右翼勢力合流，只是時間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