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兩國的邊界戰爭實現停火，首先是由於中國強大的軍事打擊和世界各方面政治勢力對蘇聯壓力的結果。..當然赫魯曉夫和蘇聯的主和派也做了極大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國自身也感到戰線太長，有些力不從心。現代化高強度的戰爭是需要強有力的後勤保障的。蘇聯遠東境內地廣人稀，交通不便，這樣一定程度上，給後勤保障造成很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西部也存在這個問題，遠離工業製造中心，運輸線太長；戰爭不是目的，僅是一種手段，通過這個手段，來到達自己要達到的目的就OK啦。這次“獵熊行動”已超額的完成了任務。
中國現在一下佔領了比原有國土1/3還多的這麼一大片地方的確也需要好好的消化一陣子。再多了一下消化不了，反倒容易整夾生了，適得其反。
組織千千萬萬的民衆，調動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遠東那地大物博，人口奇缺的地區進軍千軍好找，一將難求，新區最缺的是高層的管理人員，尤其是能主管全局的“封疆大吏”。再出現象新疆軍區司令員龍蘇進那樣玩忽職守的人就很麻煩。
中國又一次以無比的自信，做出了一個令世人矚目的決定，任命過去被稱爲中國人民公敵的原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72歲的蔣介石出任中國新區――貝加爾省省長。同時被任命的還有貝加爾省省長助理蔣經國。中國貝加爾省省委書記毛岸英。中國人民解放軍貝加爾省軍區司令員程耿，原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爲貝加爾省軍區副司令員。
由這批“國共雙方”組成的黨政軍領導班子，去管理這個比TW大25倍還多的外蒙專區以北，貝加爾湖以東，北緯53度以南和貝加爾湖以西，伊爾庫茨克州，圖庫，等地區。共計90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新增領土。
人可能都有這樣的經歷，趕路久了，腳步停下來，總要回頭看看自己所走過的路，這時感悟才油然而生。
蔣家父子在政治道路上趕路的腳步在1952年被迫的停了下來，在過去的7年時間，回首自己走過了許許多多的路，爬過了許許多多的山，涉過許許多多的河，反省着自己。
蔣家父子就像在大樹下酣然睡了一覺，長眠醒來後卻發現夢中一日，人間一年。中國這個幾千年的古國，在最高首長領導下，在這段短短的幾年時間裡走過了極爲不尋常的經歷，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7年的時間並不算長，而伴隨着中國強力的崛起，一掃百年的萎靡，風雷動，旌旗奮，震人寰。在世界上掀起一次次海嘯的震盪，世界遭遇到了中國颶風的洗禮。
他們從往返在中美之間的宋美玲和那些跑到美國的孫男弟女們那裡和每天的報紙，廣播，電視的新聞聯播中知道，世界矚目着中國，世界要看中國的眼神行事。這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象的。他們在廬山的那個院子裡，爲自己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而感到自豪。中國這麼快能夠在自己所留下的千瘡百孔的戰爭廢墟中，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逆勢發展。中國已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巨人。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親眼目睹了中國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象一輪紅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這一切自己能做到嗎？他們始終在腦海裡不斷的問着自己，答案是肯定的，不能絕對做不到在這些年中，他們領略到了最高首長那哲學、管理、生涯、人生修行等方方面面的風采和新中國在政治，經濟、國際地位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們服氣了。而且是心服口服，服的徹底。
最高首長教育改造人的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內容豐富的完整體系。他指出：犯人也是人，是人就是可以改造的。而且最高首長改造罪犯的偉大思想創造了中國改造罪犯工作的奇蹟。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只有在他的領導下，社會才能出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良好的社會局面。
最高首長說的很明白，“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爲新人。慢慢來，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絕大多數的人是可以進步的。”
對於在TW被俘的頭號戰犯蔣介石，他明確的指示，蔣介石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不是因爲他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逼迫人家改造也不好，還是讓他自我反省，自己覺悟。要給他在廬山蓋個院子，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年老有病，要給他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而且要給他一些文件看，讓他知道我們是怎麼做的。也可以聽聽他的意見。在適當的時候讓他出去走走看看。要允許蔣經國與其同住，蔣家在海外親屬可以前來探親，來去自由嘛。如果他改造好了，有了覺悟，還想爲這個國家再做點事的話，也可以讓他出來工作嘛。
蔣介石不是大者，因爲他缺乏作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爲民主鬥士，他縱有此宏願，也無此機會。但他是個民族主義者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如果沒有蔣介石，當時中國的臺灣、東北被日本佔領，中國將被各地軍閥分割成無數個小國家，當時在中國唯一可以控制全國各地軍閥、中央軍、黃埔系、準嫡系和嫡系擁有幾百萬軍力的國民政府黨、政、軍非蔣介石莫屬，沒有第二人，所以說，蔣介石的存在在促進中國領土完整這個問題上起到過重要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話講：他有一顆“不可動搖之國家決心。”就是在後世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還抱着他那神聖的理想：中國終將實現統一。這一點和中國人是一致的。
蔣介石在被俘後，把他這個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垂死的病人，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他曾滿含着激動的淚水拉着周總理的手說：“你們人胸襟博大真是令人敬佩之極。我都看到了，一百多年來，中國從來沒有象在你們手中這麼強大過。洋人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老實過。你們人在潤之的領導下，讓中國頂天立地。你們說愛國一家人，愛國不分先後，只要你們有能用的着我蔣某人的地方，只要能對國家和民族再獻點餘熱，我蔣某人一定萬死不辭。”
在1956年當他看到中國平息了西藏分子發動的叛亂的簡報後，他人心大快，對自己兒子蔣經國說：“殺的好誰要是鬧獨立，就讓誰掉腦袋。”
當他看到中國對印度發動了邊界反擊戰，他猶如一個戰場上的參謀一樣，每天趴在地圖上，按着戰報在上面，畫着一條條紅線，藍線，在上面塗抹着一面面小紅旗。當他看着中國成功的解體了印度，並把山南那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併入了中國的版圖，他再也坐不住了。在這麼一場偉大的民族振興之中，自己絕不能再做一個旁觀者了。
他拿起了毛筆，力透紙背給最高首長寫了一封“求職信”。
潤之惠鑑：
值此中國取得對印度作戰勝利之際，我同全國人民一道，熱情慶祝中華民族又一次取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爲中華民族開疆擴土，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使中國成了橫跨兩洋的國家。
關於我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和罪過，在去年5月間寫的“中正自述”中已詳細的做了交代。我自己認識到了，自從1927年我作爲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總代表，堅持的立場。手上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錯誤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繼續對紅軍進行“圍剿”。造成紅軍的大量傷亡。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西安事變後，與貴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部署和指揮中隊開赴華北和淞滬前線，抗禦日本侵略軍。組織了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戰役。廣大愛國將士奮勇殺敵，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速戰速決、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也曾爲中華民族抗擊外來的侵略出過微薄之力，當然也犯過一些戰略戰術方面的錯誤。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又全面發動內戰，而且“無罪”釋放了末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逃到臺灣後，繼續堅持與人民爲敵。又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我犯的錯誤和罪行很多，在“中正自述”中我已經交代並作了反省和檢討，這裡不再一一贅述。我的錯誤和罪惡的根源是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造成的。
潤之，1952年2月，我已被下了兩次病危通知書。在生命垂危之時，是你們人用最好的醫生，使用最好的藥，對我進行24小時特殊護理，並組織最好的心肺專家對我的病情進行會診。而且承擔了一切費用。中央又爲我派來了專門的醫療小組。對我進行了全力的搶救和精心治療。
是你，又批准我回大陸安度晚年，並撥出專款在廬山爲我修建宅院。允許犬子蔣經國與我同住。在海外的親屬可以前來探親，來去自由。
你和中國的寬大政策恩惠到我這個罪無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圖報之情罄竹難書。縱觀古今中外象我這樣經歷的人，幾乎都沒有得到好的下場的。他們不是被滿門抄斬，被驅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斷頭臺。如果不是你和中國對我實施的無產階級偉大的人道主義，我早已成了飄零在大陸之外的孤魂野鬼了，不可能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新公民。”
這幾年來，我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每天混、吃等死，讓我感到有愧於這個國家，有愧於中華民族，也有愧於你和對我的挽救。我今年雖說已經69歲了，但覺得自己身體還好，我總想能有一個機會，再爲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做點什麼有益的工作，對國家和民族獻出我最後的一點餘熱，這是我蔣某人最大的心願。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人民公敵，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我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以報答你和的再造之恩。
最後衷心地敬祝潤之你身體健康
最高首長對人的駕馭水平已達到了最高的意境，對於蔣介石這個“老朋友”的一切盡在他的體察之中。知人方可善任幾十年的較量他對蔣介石可以說了如指掌。既然蔣介石正是秉着這種民族精神再度迴歸，我們人又爲何在拘於意識形態和黨派之爭呢。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參與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建設，爲偉大中華民族的全面崛起一起去奮鬥，分享中國之鉅變，俯察天下，掌握未來又何樂而不爲呢。
當蔣介石得知，中央政府讓他出任中國新成立的――貝加爾省省長，並讓自己的長子蔣經國作爲自己的主要助手時，他的激動心情溢於言表。他又一次的感受到了最高首長博大的胸懷和堅定的自信人生。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蔣介石不由的高聲的唱詠着最高首長的豪放之詞《沁園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