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月，天氣漸漸暖了起來。雖然外面還是冰雪千里，春寒料峭，陽光灑在人身上卻懶洋洋的。
杜中宵坐在書房，閉着眼睛假寐。這樣一場大戰，必須上報朝廷，不能先斬後奏，否則沒人擔得起責任，韓琦也不行。十幾天過去，朝廷一直沒有消息。
正在這時，韓琦急匆匆從外面進來，見杜中宵張開眼睛，道：“經略，朝廷已下旨意！”
杜中宵起身，笑道：“看相公樣子，不須說，朝廷已經同意了。”
韓琦點頭：“不錯，朝廷同意以武力逼党項交回叛逃的番戶，不要有辱國體！“
杜中宵想了想，道：“意思就是同意我們打一場，而且一定要打勝唄。”
韓琦落座，道：“對，就是這個意思。龐相公和高太尉不容易，需要你打一場大勝仗，明白嗎？”
“明白，下官明白。”杜中宵點了點頭。“此次出戰，必不失諸位相公所望！”
河曲路勝了，廣南平儂智高又勝了，最近幾個月宋軍屢次大勝，朝臣的心氣起來。不過皇帝並不想打仗，宰相龐籍和樞密使高若訥數次勸諫，纔不得不同意。只是連番大戰下來，對河曲路支援不多。
等了這麼些日子，杜中宵慢慢猜出了龐籍和高若訥的心思。他們本來也不想打的，唐龍鎮一勝，宋軍有了面子，接下來應該休養生息，不輕啓戰端。狄青還朝，讓他們決定支持杜中宵。
歸仁鋪一戰，狄青大破儂智高，皇帝得了捷報，立即催促朝臣議賞，理由是晚了不足以勸功。有了火車，狄青擊潰儂智高主力後，不久就回到了京城，以護國節度使爲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並且皇帝有意讓他爲樞密使。正是要以狄青爲樞密使，讓龐籍和高若訥支持韓琦和杜中宵用兵。
趙禎並不像歷史學家說的那樣，從他開始確立了宋朝以文馭武的傳統。實際上趙禎當政，一直是以武將爲樞密使，前有王德用，後有王貽永，只是還有一位文臣樞密使罷了。此次欲讓狄青爲樞密使，代替的是高若訥，即兩位樞密使全爲武將，出現一種難言的局面。
文臣不管是爲宰相參政還是樞密使副，出入無常，今天當上了，明天可能就罷了。武將不同，一旦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會罷免。如果狄青和王貽永兩人爲樞密使，可能後面一二十年不會換人，這種局面就很微妙了。王貽永不說，本是世家外戚出身，狄青可是出身行伍，做上一二十年樞密使，就不能不讓人想起五代時的局面。這種局面，其餘宰執都會被他壓制。
杜中宵記憶中，研究歷史的一說起狄青做了四年樞密使的狄青被臺諫攻擊，出知陳州，無不義憤填膺，認爲是文官打擊壓制武將登峰造極之舉。自己也曾經那樣想，現在卻覺得，書生之見，不知所謂。
樞密院不同於三衙，是官僚機構。讓武將掌握官僚機構，後果是什麼，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能以狄青的個人品格和表現來評價。只要開了頭，狄青不反，後邊總有人會反。
杜中宵學的歷史，因爲發端於積貧積弱整個國家民族被動挨打，被人嘲笑的時期，有一些獨特的氣質。宋之後軍事不行，自該研究軍隊本身，基於軍事理論，對軍政進行分析研究。歷史學則不是，研究歷史的人對軍事是不懂的，研究者便歸到了兩個方面。
一個是人不行，沒有做軍人的氣質，不好勇鬥狠，所以打不過別人。甚至認爲，漢人必須從周圍的野蠻民族引入尚武精神。再一個是文化不行，整個民族文化偏文弱，不尚武，具體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要改變，就應該改變文化，提高軍人地位，恰好對應那個時期的軍閥統治。當然，歷史的事實與他們的結論相反，軍閥既不能御外辱，也不能對內振奮民族精神，反而把整個國家和民族拖入深淵。但事實不重要，並不妨礙他們用這種觀點解釋歷史，也不妨礙他們把持歷史的話語權。
不只是對軍事的解釋，歷史學家對科技的解釋也是如此。爲什麼他們那個時候落後了？一是因爲人不行，沒有科學精神，不具備理性，天生矇昧，沒有接受他們的啓蒙。再一個是文化不行，特別是佔據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天生不能產生科學和理性，而且必然地對科學和理性進行壓制。至於爲什麼儒家會這樣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流文化，換一家來無非是他們換一個名字批判。
對於歷史的解釋，就是一個人不行，一個文化不行。祖上曾經輝煌過不重要，越是輝煌，越是說明害處越大，大到難以調頭，恰好在他們的時代讓他們落到最低谷。
人不行，說明就要完全接受別人的東西，除了血統和身體不能換，最好全部換過了。甚至還有更加英明的人，提倡連血統和語言最好也換掉。而他們這些人，恰巧就是學了洋人的東西回來的，自然就該是被別人學習的對象了。文化不行就更妙，他們是學了別人文化的，不需要認真研究文化，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師。只要翻過兩頁書，喊一句人種不行，再喊一句文化不行，就既是歷史大師，又是文化大師。
在破舊立新，需要引進學習的時刻，這種言論是正常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仔細地把每一個問題研究清楚，慢慢對外面的知識引進吸收，國家和民族已經沒有時間了。大破大立，打碎一切瓶瓶罐罐，儘快引進吸引先進的知識，在最危難的時刻挺住，是必要的。但過了這樣的時期，還堅持這種方法，就是學者偷懶了。以軍事論，戰鬥力的構成要素許多教科書上面寫着，一樣一樣套都不會得出這種結論，形成這種看法。引經據典失去了時代背景沒多少用處，實事求是，從最基本的研究起纔有意義。
宋朝軍力爲什麼不行？病根是從晚唐五代落下來的，軍閥的胎裡病。再加上文官政權，必須要消滅武將顛覆政權的危險，兩者迭加，越陷越深。不只是宋朝這樣，後世許多國家這樣。只要脫胎于軍閥的政權軍隊，沒有進行徹底的變革，就沒有能打的。
如果當年軍閥堅持到了二戰結束，中國是什麼樣子？軍事實力能強到哪裡去？
宋朝建立，是太祖掌握後周軍事力量的前提下，篡周來的，軍隊是一切的基礎。有軍隊在，就有大宋的天下在，軍隊的軍閥色彩特別濃厚。而有五代教訓，爲了防止軍隊擅自廢立，從太祖到太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勤從軍隊獨立出來，剝離了將領的人事權和監察權，又徹底廢掉高層指揮體系，以營爲軍隊的基本單位。戰鬥力要素中，至關重要的組織力被廢掉了，能打纔怪。
現在的禁軍，兵員素質不差，武器裝備不差，軍種比例不差，訓練水平也不差，還是職業化的正規軍，可就是戰爭規模一大就輸。有什麼話說？武將管理、指揮軍隊的經驗，就是一營五百人，再往上就沒有本質的區別。帶的兵多打大仗，帶的兵少就打小仗，戰略指揮完全就是空白。
但對於皇帝來說，最可倚靠的力量，恰恰是禁軍。這是禁臠，輕易不讓大臣插手。
趙禎不是崇文抑武，恰恰相反，他有一種迷一樣的心思，想把軍權完全交回武將手裡。西北用文臣爲帥，一是延續真宗時的傳統，再一個是沒有辦法。武將不是沒用過，早期的指揮戰事的就是武將，敗得太過難看了，沒有辦法才啓用了韓琦和范仲淹。
西北爲什麼敗？趙禎的想法跟朝中大臣是不一樣的。他認爲戰鬥力不行，是沒有良將，國家承平日久，沒有選拔出優秀的人才來。只要有優秀將領，戰爭結果不是那樣。
猛將起於卒伍，這句話是韓非說的，與法家以吏爲官一脈相承。可在韓非那個年代，凡爲方面之帥的幾乎沒有符合的。不但是他那個年代，後來的年代也很少。猛將可以起於卒伍，主帥卻很難如此，除了一些特例，恰好撞上了，比如岳飛。
趙禎卻是認爲主帥與猛將沒有什麼不同，猛將起於卒伍，主帥也該是如此。惟有如此，現在宋朝的軍政體制，才能是正確的。禁軍將領選拔，士卒是選汰出來的，勇猛者入諸班直或上四軍，外放則爲各級軍官。而後循資，如果有戰事，則依軍功升遷，正是起於卒伍的標準程序。
狄青符合這些條件，在趙禎眼裡是最理想的將帥。狄青能行，以後別人也能行，禁軍肯定行。趙禎看重狄青，不是因爲個人感情，兩人其實沒多少交集，重要的是狄青符合趙禎的政治正確。
不管是龐籍還是高若訥，包括韓琦，對此並沒有清醒的認識。只是從他們的立場出發，不希望狄青任樞密使，此時需要杜中宵的軍功，恰巧支持了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