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之張自忠將軍（上）
張自忠（－），字藎忱，漢族，山東臨清唐園村人。中華民國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犧牲後追授爲陸軍二級上將軍銜，著名抗日將領，民族英雄。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犧牲的最高將領。
人物簡介
張自忠1911年在天津法政學堂求學時秘密加入同盟會，1914年投筆從戎赴東北。1917年入馮玉祥部，歷任營長、團長、旅長、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等職。張自忠，一代名將，生於“中華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1891年，別於抗戰相持階段之1940年，年49歲。張自忠戎馬三十餘載，竭盡微忱。自抗戰事起，命運起落無常。曾被污爲漢奸，備受責難。又抱定“只求一死”之決心，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于徐州，四戰於隨棗宜，終換得馬革裹屍還，以集團軍總司令之位殉國。以一生之踐行，換得了名中的一“忠”字。[1]
少年時代
生於憂患
1891年，張自忠出生于山東臨清。
臨清，是魯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於衛河與古運河交匯的三角洲上。衛河古稱清河，“臨清”也就是臨近清河的意思。由於水陸交通發達，臨清成爲聯繫南北的要津，商業繁華，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號稱“小天津”。
齊魯爲孔孟故地，山東人素有忠義之名，臨清亦不例外。史稱，這一帶的人民“性強悍，負義氣，遇事敢爲”。明萬曆年間，稅監馬堂以徵稅爲名搜刮民財，臨清人民羣起暴亂。當朝廷派大軍前來鎮壓時，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擔過，從容就義，掩護了抗稅羣衆。清乾隆年間，農民王倫爲反抗虐政發動起義，後遭官兵鎮壓，王倫舉火自焚，壯烈殉難。到了咸豐年間，臨清又發生了宋景詩領導的黑旗軍反清起義。起義受挫後，宋景詩不甘屈服，重舉義旗，抗擊清軍，直至戰死。
這幾個事件典型地反映了臨清人民強悍的民風和近乎悲壯的性格，張自忠成長在這樣的環境裡，自然會受到潛移默化的薰陶。
張自忠出生於19世紀末葉，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敗，國勢極端衰弱，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一更高過一浪；1894年，清軍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四年後，旨在救亡圖存的戊戌維新運動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殺身成仁而告失敗。1900年，山東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包括臨清在內的魯西一帶，成爲義和團運動的發源地和活動中心之一。義和團運動雖然打擊了外國侵略者，但這種自發的無組織無綱領的混亂的農**動，不可能拯救中國於危亡。在八國聯軍的聯合鎮壓之下，義和團運動也失敗了，中國人民陷入了更爲悲涼和苦難的境地。
張自忠的少年歲月，就是在這樣一個黑暗時代度過的。這個背景對他的成長影響至深。
張自忠六歲開始入私塾就讀，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帶領小孩子們玩打仗的遊戲。唸書之餘，村裡的小孩子們在他的指揮下分成兩陣，彼此對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帶的東西和錢分給大家，作爲犒賞。若有誰不守規矩，不聽指揮，他就發脾氣，瞪着烏亮的眼睛厲聲斥罵，不留情面。小夥伴們又怕他，又喜歡他，都願意跟着他玩。
三年後，父親張樹桂前往江蘇贛榆就任巡檢，把自忠也帶了去。1905年，張樹桂因政績不錯，署理贛榆知縣，官晉五品。此時的張自忠年屆十四，已長成一個英姿勃發的少年。贛榆縣衙的深宅大院已關不住生性好動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門去，四處轉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閒逛，見一個無賴在欺侮二個賣菜的老頭。他二話沒說，衝過去對準無賴就是一拳，倆人便扭打起來。自忠雖年少，卻身高力大，那無賴見不敵對手只得服輸，給老者認了錯，自忠這才放過了他。張樹桂見兒子長大了，又不安心學習，就把自忠送回了臨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臨清不久，就從贛榆傳來噩耗：父親因病卒於任上。父親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爲自己沒有好好孝敬父親而難過。
張樹桂故後，夫人馮氏就成了一家之主。馮氏雖沒有讀過書，但爲人通達，處事幹練，治家教子都頗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黃不接，心地善良的馮夫人總是拿出糧食和棉布接濟貧窮的鄉親，深得鄉民愛戴。由於父親早逝，實際上張自忠的成長受到母親的影響更大一些。
回到臨清以後，張自忠繼續在私塾裡讀書。他仍舊很調皮，不怎麼安心學習。這時，他玩耍的花樣更多了，先學騎驢，以後又學會了騎馬，時常跟隨青年們出去打獵。他從這種勇敢、冒險的遊戲中找到了樂趣，有時一連幾天不回家。
慷慨仗義、同情弱者是張自忠在少年時代就顯露出來的性格特徵。據鄉人回憶，他兩三歲的時候，母親總在他的胸前系一個小兜兜，在裡面裝些花生糖果之類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夥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給他們吃，直到分光吃淨爲止。長大一些，有時他與夥伴們賭錢玩，贏了窮人的錢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則毫不客氣，一文不能少。
他生長在一個富裕家庭，從沒有爲衣食犯愁，但村裡有些佃戶吃糠咽菜，家境貧寒。張自忠於心不忍，常常從家裡拿來白麪饅頭換人家的糠窩頭。爲顧全對方的自尊，他一再說自己愛吃糠窩頭，從不擺出一副施捨的樣子。遇到街上賣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來，讓大夥吃光分淨，然後向母親討錢付賬。家裡有人責怪他，他則滿不在乎地說：“人家買不起，咱們送一點給人家吃算什麼?”
1907年，十六歲的張自忠由母親做主，與臨清縣諮議局議員李化南之女、十七歲的李敏慧結了婚。
結婚以後，張自忠漸漸變得成熟起來，增加了對家庭的責任感，讀書也開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臨清高等小學堂。當時的高等小學堂，相當於今天的中學。在這裡，教授的仍是以四書五經爲主的舊學，只不過較私塾更爲系統而已。可以說，張自忠從懂事起，就開始接受舊學的薰陶，父親的影響和學校的教育，都毫無二致地歸一於孔孟之道，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學習之餘，張自忠常借一些來閱讀消遣。最讓他喜愛的是《三國演義》、《說唐》和《說岳精忠傳》。這些古典名著對傳統道德作了活生生的註釋，關雲長、嶽武穆和秦叔寶的忠義俠行和浩然之氣令他心馳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張自忠從高等小學堂畢業，至此他的少年時代結束了。
對於未來，張自忠沒有什麼明確打算，但他的內心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好男不吃家裡飯，長大了要出去闖天下!
投筆從戎
寧爲百夫長，不做一書生
1911年10月，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引發了全國規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
一時間，革命浪潮激盪全國，腐朽的清政府搖搖欲墜。
這一年的冬天，張自忠考入了當時中國北方有名的法律學校天津北洋法政學堂。臨清雖號稱“小天津”，但畢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鮮，學校中的進步思想和革命氣氛尤其令他興奮。在這裡，他第一次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和“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階級革命政綱。這些振聾發聵的進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頭腦中增添了嶄新的內容，對他日後的成長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武昌起義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使張自忠興奮難捺，沸騰的熱血已不容許他安坐在學堂裡讀書了。1911年底，張自忠秘密加入同盟會，親身投入了大張旗鼓的革命運動。
當時，濟南有一所“山東省法政專門學校”，校長丁惟汾是山東同盟會的負責人。1911年，他聯合各界進步力量迫使山東巡撫孫寶琦宣佈獨立。一時間，山東出現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勢。張自忠聽到這個消息，便由天津徑自來到濟南，轉入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投身於山東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山東的獨立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袁世凱憑藉北洋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山東的獨立也被取消。隨後，袁世凱指派親信入魯捕殺同盟會員，革命黨人在山東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徹底平息了。革命黨人軟弱無力和慘遭殺戮的命運使張自忠意識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僅靠坐在學堂裡埋頭苦讀或四處奔走呼號、鼓吹革命是遠遠不夠的，必需擁有強大的武力纔有取勝的希望。經過深思熟慮，張自忠毅然決定投筆從戎。選擇從軍的道路，也與張自忠對自己的認識有關。他體格魁梧強健，生性好動，渾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剛毅之氣，這種性格氣質顯然更適合於當兵，而不是做學問。張自忠後來談及此事時曾說：“我對於學習軍事，比學習法律更有興趣。”這表明，他對於自己的所長具有明確的認識。後來的事實證明，投筆從戎的決定成爲張自忠一生成功的。不過，對他來說，幾年的讀書生活並沒有白搭，尤其是學習法律的經歷，對於他後來的治軍大有裨益。
投奔馮玉祥
轉眼之間又到了秋天，張自忠找到隱居故里的車震，告訴他還想當兵，請他代爲推薦。車震見他遇挫不餒，意志堅韌，讚許地說：“蛟龍終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鄉是呆不住的。這樣吧，過幾天我帶你去廊坊，把你推薦給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馮玉祥字煥章，原籍安徽巢縣，1882年出生於河北青縣。他自幼入保定“五營練軍”當兵。後改投袁世凱的新軍衛隊，因勤奮好學，埋頭苦幹，逐步嶄露頭角，歷任管帶、營長、團長，治軍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依照自行制定的標準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作風淳樸，能吃苦耐勞，也易於接受組織和訓練。他打破了當時一般軍隊因循守舊的陳規陋習，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練兵方法，培養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戰的青年軍官。
1914年，馮部擴編爲第十六混成旅，已成爲北洋軍中獨樹一幟的勁旅。1916年9月，車震偕張自忠到了廊坊，將他推薦給了馮玉祥。馮聽了老友的介紹，又將張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長得高大英武，且頗有“沉毅之氣”，便很滿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馮玉祥實際上是張自忠軍旅生涯的真正開始。這時，他已經二十五歲。按常例，此時從軍已爲時太遲。就連年紀比他小的佟麟閣、劉汝明、馮治安、吉鴻昌等人，都已經參軍多年，當了連長。但對於一個有理想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麼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確的奮鬥方向。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張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和實現理想的奮鬥舞臺。在這裡，他埋頭苦幹，發奮進取，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創業。
投奔馮玉樣之初，張自忠被委爲中尉差遣。差遣，是當時軍隊中的一種編外附員，需要隨初級官長班見習一段時間方能正式就任軍官，所以又被稱爲見習官。
不久，張自忠由見習官升任排長，所在連連長就是後來頗有名氣的“倒戈將軍”石友三。
爲了增進初級軍官的軍事知識和技能，1918年9月馮玉祥在常德設立了軍官教導團，以炮兵團團長鹿鍾麟任團長。張自忠奉派進入教導團軍官隊深造。主要學習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兵史、築城、簡易測繪及典、範、令等。張自忠對軍事的興趣極爲濃厚，故學習起來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礎好，所以每次考試總是名列第一。鹿鍾麟對他十分賞識，將他樹爲“標準學員”。馮玉祥也誇獎說：“在教導團中，他非常勤學，對人處事都極其真誠友愛，又能刻苦耐勞，這時便顯出他未來一定是個將才。”
西北軍名將
半年之後，學習期滿結業，張自忠升任學兵隊第二連連長。隊長馮治安待人恢諧風趣，與張自忠的剛毅寡言恰好形成對照，二人剛柔相濟，配合默契。張自忠與馮治安私交雖厚，且比馮年長五歲，但在官兵面前對馮諸事服從，禮節周到。
張自忠的帶兵天賦很快顯露出來。就任連長三個月後，他的第二連便在全旅各連軍事考覈中奪得第一，成爲十六混成旅的“模範連”。模範連是馮玉祥治軍的樣板，張自忠得此殊榮，幹得更加起勁了。經他訓練出來的全連126名士兵，後來幾乎個個成才，僅軍長、師長就出了十個，旅長、團長就更多了。從這時起，張自忠注重軍紀、治軍嚴厲的風格已經十分突出。遇有違反軍紀者，他初則說服教育，再則嚴厲訓斥，三則軍棍伺候。正如士兵們在歌謠裡所唱的：“教你學好不學好，鴨嘴軍棍捱上了。”後來，因張自忠對於違反軍紀的官兵常說一句口頭禪：“看我扒不了你的皮!”於是，被官兵們冠以“張扒皮”的諢號，全軍上下無人不曉。一首順口溜說：“石友三的鞭子，韓復榘的繩，樑冠英的扁擔賽如龍，張自忠扒皮真無情!”“張扒皮”的渾號使人誤以爲此公是個無情無義、粗暴蠻橫的武夫，實則不然。張自忠愛兵如子，嚴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義和“恩威並用”的運用之妙。以打軍棍爲例，張自忠並不是遇過即打，濫施棍杖，而是實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氣不打，盛暑不打，飯前不打，無恩不打，罰過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見，張自忠對於如何使用軍棍是十分講究輕重分寸的。
1921年，張自忠升任馮玉祥衛隊團第三營營長。三年之後，也就是1924年春，張自忠被馮任命爲學兵團團長。但他覺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經驗，只能勉強當個營長，因而上書懇辭，結果未獲批推，只好從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爲第三軍總司令，令其出古北口進擊開魯，但馮玉祥黑暗凱旅回京，與駐防北京的孫嶽部裡應外合，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系首領曹錕，並將溥儀皇帝驅逐出宮。直系軍隊因後院起火而告失敗。在此過程中，張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趨長辛店，截擊吳佩孚的交通兵團，迫其繳械投降。
不久，張自忠奉命移駐豐臺。當時豐臺已爲英軍盤踞多年。張自忠率部到達豐臺時，英軍不準其進入，雙方發生爭執。那時候的許多中國軍人，在外侮的積威之下，對洋人不免是“聞鳴鏑而驚心，對彎廬以屈膝”，但張自忠血氣方剛，硬是派一個連強行進駐車站。英方派人前來交涉，張自忠說：“豐臺車站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執行任務，外國無權干涉：”英軍見交涉無效，就武裝包圍了豐臺車站，向我軍射擊，氣焰囂張。張自忠當即命令車站守軍：“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堅決消滅他!”守軍根據張的命令，一面從正面還擊敵人，一面派出一個班突襲敵後，英軍不支，被迫撤退。但駐守鐵道的英軍仍不准我軍士兵攜帶武器，致使雙方再起衝突。這次英軍派遣一位中國人爲代表前來談判，要求中國軍隊撤兵。張自忠理直氣壯：“這是中國的領土，不是英國的地盤，撤退的應該是他們!”一句話說得來人啞口無言。英軍見碰上了強硬的對手，只好認輸。從此，被英軍盤踞多年的豐臺車站重新回到中國人手中。
“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這是對那些熱衷於國內混戰，而慣於對外妥協的軍閥們的生動寫照。而張自忠第一次與洋人接觸，便顯示了鐵骨錚錚、不畏強暴的本色。時人評論說：“張自忠以他平時的人格的修養，獨能以不屈不撓的態度，應付他們，較之當日的統兵大員，已覺出人頭地一等。”
初露鋒芒
中原大戰
二次“北伐”後，西北軍的實力得到擴張，成爲蔣、馮、閻、桂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爲雄厚的一個。這自然引起蔣介石的嫉妒。爲削弱馮、閻、桂各系軍隊實力，蔣介石以減少軍費負擔、從事經濟建設爲名，提出裁軍問題。1929年1月1日，蔣介石主持召開編遣會議，強行確定全國設立8個編遣區，其中4個由自己控制。蔣介石還規定，全國軍隊的一切權力收歸中央；各軍原地靜候改編；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這種做法引起馮、閻、桂各派的強烈不滿。馮、閻、桂各系遂組成反蔣聯軍，武力倒蔣。1930年5月，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了，雙方投入的兵力高達130萬人。此時，張自忠任第6師師長，編入張維璽統領的南路軍。5月初，南路軍首先在平漢線向蔣軍開戰，拉開了中原大戰的帷幕。5月中旬，當張自忠指揮第6師進抵許昌十五里店時，此地已爲蔣軍徐源泉部佔領。因十五里店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點，張維璽嚴令張自忠限期奪回。張自忠遂指揮所部乘夜暗發起猛攻，勢如疾風暴雨，一夜之間克復十五里店。6月中旬，第6師將蔣軍丁治磐部擊退，得到孫連仲部支援後又轉守爲攻，猛烈出擊，蔣軍抵擋不住，全線潰退至漯河一帶。此時，南路軍如乘勝南追，直趨信陽，戰局將十分有利。但馮玉祥顧慮蔣軍主力從豫東發動進攻，故將張自忠等部由平漢線轉用於隴海線，支援東路軍。到達隴海線戰場後，張自忠奉命向蔣軍左側攻擊，在杞縣、太康之間的高賢集與蔣軍精銳張治中之教導第2師相遇。這兩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許多人誤爲一人的名將，隨即展開了激烈的對攻戰。教導第2師是蔣介石聘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精心訓練出來的兩個“近衛師”之一，編制整齊，擁有當時中國軍隊最先進的裝備。張自忠針對敵軍裝備精良的特點，指揮第6師發起突然猛烈的攻擊，奮勇接敵，與之展開近戰，發揮刺刀、手榴彈和大刀的威力，使敵軍重兵器無法發揮作用。經反覆拼殺，終於將敵擊潰。蔣軍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戰，傷亡慘重，紛紛向南潰退。張治中部奉命擔任掩護。張自忠指揮第6師乘機追殺，再殲其一部。教導第2師經此一役，元氣大傷。作戰中，張自忠勇猛果斷，指揮若定，顯示了大將之才。他的參謀長張克俠評價說：“其決心堅強，臨危振奮。每當情況急迫之時，輒鎮靜自持，神色夷然。”
反蔣聯軍當中，雖然西北軍屢有勝績，但桂軍與晉軍均作戰不力。桂軍方面，李宗仁於5月下旬揮師入湘，但遭到蔣軍反擊，7月撤回廣西。津浦線方面，晉軍節節潰退，連丟曲阜、泰安、濟南。濟南之失對戰局影響尤大。閻錫山見戰局不妙，即開始圖謀自保，甚至斷絕了對西北軍的糧彈供給，致使西北軍陷入孤軍苦戰。
9月18日，一直坐山觀虎鬥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宣佈放棄中立立場，通電擁蔣，隨即揮師入關，佔領華北。戰局急轉直下，反蔣聯軍敗局已定。西北軍一部被迫繳械；吉鴻昌、樑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部相繼投蔣，接受改編；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部脫離西北軍，自由行動。馮玉祥眼看衆叛親離，山窮水盡，被迫渡黃河北上。
中原大戰結束時，張自忠的第六師除了配屬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隨樑投蔣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槍團大部，約5000人，是西北軍殘部中最完整的部隊之一。
西北軍的土崩瓦解，使張自忠同其他將領一樣面臨着何去何從的選擇。當他聽說馮玉祥已經北渡，即帶領第六師由鄭州渡河北上。恰在這時，蔣介石派飛機給他空投委任狀，任命他爲第二十三路軍總指揮，但張自忠拒絕投蔣。他對部下說：“我們做軍人的，很要緊的就是忠誠。現在西北軍失敗了，很多人倒戈了馮先生，但我張自忠不會這樣做。”第六師隨即渡河北上，進入蔣軍尚未控制的山西省。
張自忠自1916年加入第十六混成旅，至1930年西北軍失敗，追隨馮玉樣14年。這期間，他埋頭苦幹，轉戰南北，由一名差遣依次遞升，成爲西北軍的一員高級將領。他的從軍較之同輩要晚四五年之久，卻能後來居上，這一方面是他努力奮鬥的結果，同時也與馮玉樣的慧眼識人、大力栽培有關。
正因如此，張自忠的命運緊緊地同馮玉祥聯繫在一起。十餘年間；他與馮玉樣同呼吸，共命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西北軍最初脫胎於北洋軍，爾後逐漸從軍閥行列中游離出來，表現了革命的傾向。反段護法、討伐張勳、首都革命、五原誓師、參加北伐，都是西北軍史冊上精彩的段落；然而，隨着馮玉祥的立場轉變，西北軍又陷入爭權奪利的無義混戰。這一系列行動，張自忠基本上都參與其間，箇中是非功過，也都應有他的一份。這是由他的地位所決定的。
西北軍的失敗葬送了一大批將領的政治前程。但張自忠是幸運的，他仍掌握着數千人的部隊，這成爲他謀求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礎。從此，一種不同於西北軍時代的新生活開始了。
長城會戰
1930年10月上旬，張自忠率部進入山西。在他前後入晉的西北軍將領還有劉汝明、張人傑、呂秀文、童玉振、孫良誠、宋哲元、秦德純、趙登禹、張維藩等人，各部合計約六七萬人。
11月中旬，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關於北方軍事善後問題，蔣介石決定將晉軍和西北軍殘部改編爲邊防軍，由張學良負責改編，並歸其節制。張北返後即着手改編，確定將西北軍殘部改編爲一個軍。
在入晉的西北軍諸將領當中，以宋哲元資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軒，山東樂陵人，是西北軍五虎上將之一。馮玉祥對他十分賞識，稱讚他“勇猛沉着”，“忠實勤勉”，“遇事不苟”，“練兵有方”。爲收拾殘局，宋哲元派蕭振瀛、秦德純等人同各方聯絡。張自忠對宋頗有好感，願意擁戴宋哲元爲軍長，並推薦好友馮治安爲師長。由於第六師在各殘部中是裝備整齊的勁旅，因此張的態度舉足輕重。
1931年1月16日，西北軍殘部正式編成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劉汝明任副軍長，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張自忠爲三十八師師長。同年6月，南京政府開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改番號爲第二十九軍。
二十九軍改編一就緒，張自忠就投入了艱苦緊張的練兵工作。雖然糧餉不足，處境艱難，但張自忠的精神並未餒喪，因爲艱苦對他來說早已習以爲常。1931年夏，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北上考察華北政務，便道歸晉掃墓。宋哲元特派張自忠請其檢閱三十八師。孔祥熙所得印象是：“卒伍整飭，無矜氣，無怠容。”
中原大戰的失敗對於張自忠猶如一次脫胎換骨。西北軍慘遭敗績、馮先生下野隱退固然令他難過；但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中原大戰的結局爲避免自相殘殺、斷送國脈的無益內戰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爲一個愛國軍人，他多麼渴望全國的軍人能夠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爲捍衛祖國而效力!
因日本軍隊向關內侵略，張自忠殺敵報國的願望提前實現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東三省，並於1932年拼湊了僞滿洲國。但日本軍閥並不以此爲滿足，復於1933年開始了新的侵略擴張。這次擴張的目標就是與東三省毗鄰的熱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關東軍突然向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發動攻擊，3日佔領山海關，取得了進攻熱河的有利態勢。
1933年2月21日，日本關東軍以第六、第八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團和騎兵第四旅團等部爲主力，並糾集僞滿軍張海鵬等部約10萬人，在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信義指揮下，兵分三路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兼第五軍團總指揮湯玉麟部連同義勇軍不下10萬人，或逃或降，一觸即潰。湯玉麟本人以200輛汽車裝運私產，逃往天津。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128人不費一槍一彈，耀武揚威地佔領了熱河省會承德。
熱河在短短十餘天裡競被日軍全部佔領，舉國上下爲之震驚和憤慨。張學良被迫辭職，遺職由何應欽代理。
宋哲元雖爲第三軍團總指揮，但所轄只有一個二十九軍。該軍擴編後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裝備仍極爲低劣，全軍只有野炮、山炮10餘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只有兩挺。步槍多爲漢陽造和38式，還有一些老毛瑟槍和土造槍。由於槍械陳舊，型號不一，彈藥補給十分困難。根據西北軍的傳統，二十九軍給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並多製造一些手榴彈，以資彌補。
1月10日，二十九軍主力奉命由山西陽泉開赴通州、三河、薊縣、玉田待命。
這是張自忠有生以來第一次同日軍交戰。部隊出發前，他召集全師營以上幹部開會，作戰前動員。他慷慨激昂地說：“日本人並沒有三頭六臂，只要我們全國軍民齊心協力，與日寇拼命，就能將日寇打出中國去。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爲國捐軀，重如泰山!”他還要求部隊特別注意兩點：第一，要與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動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戰鬥中要節省子彈，不瞄準敵人不準打槍。
3月4日承德失陷後，二十九軍奉命赴冷口策應萬福麟部作戰。不料，二十九軍正行進中，萬福麟部已潰退至喜峰口附近。鑑於敵情轉變，華北當局改變計劃，令二十九軍迅速趕赴喜峰口阻敵，冷口防務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趙登禹率一o九旅先頭出發，其餘各部跟進。
3月7日，張自忠與馮治安抵達遵化三屯營。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張、馮在此設立二十九軍前線指揮所，就近指揮前方作戰。在與馮治安、趙登禹商討作戰計劃時，他鼓勵他們說：“人生在世總是要死的，打日寇爲國犧牲是最光榮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們決心與日寇血戰到底!”馮、趙二人甚爲贊同。
喜峰口，位於河北省遷西縣北部燕山山脈的中段，是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衝。這裡山屏聳秀，層巒疊峰，險山深谷，絕壁危崖，構成天然之險。進攻喜峰口的日軍爲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和第八師團第四旅團及僞滿軍一部，共3萬餘人。3月9日上午，日軍先頭部隊攻佔喜峰口東北制高點孟子嶺，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勢對我極爲不利。
9日午後，趙登禹率一o九旅抵達喜峰口。日軍亦源源增兵，雙方展開激烈遭遇戰。經過兩天連朝接夕的交戰，我軍雖然頂住了日軍的攻勢，卻未能克復孟子嶺高地，處境仍然被動。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終非善策，於是同馮治安、趙登禹商議，決定組織大刀隊對日軍實施大規模夜襲。
11日夜，王長海率領二一七團，趙登禹、董升堂率領二二四團，李九思指揮二二六團楊幹三營，分路夜襲敵營，大獲成功，殺敵上千人；一一o旅乘機發起正面攻擊，有力地牽制了敵人。楊幹三營尖兵排士兵李大興還繳獲了一架極爲珍貴的高倍望遠鏡。張自忠拿到這架望遠鏡，稍加端詳，即喜形於色地說：“這是指揮炮兵射擊用的十二倍望遠鏡，我們花錢也買不到。”他當即叫人取重金獎賞李大興。
15日一早，張自忠由三屯營親臨喜峰口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他將全國民衆送來的錢物一一分發給大家，以示犒勞。針對視察陣地中發現的問題和自己的作戰經驗，他向各旅、團長下達了五條指示
這些指示，是張自忠在總結長城抗戰打響以來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體現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和積極防禦的一貫作戰思想。佟澤光旅長說：“我們一一執行了張師長的指示，在以後的戰鬥中，確實避免了不需要的傷亡。”
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一帶固若金湯的防禦，使日軍志氣餒敗，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遂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
鑑於羅文峪守軍暫編第二師只轄3個團，兵力虧弱，張自忠、馮治安決定將三十七師劉景山二一九團和三十八師祁光遠二二八團調往羅文峪方面，歸劉汝明師長指揮。戰鬥結果，日軍再遭敗績，狼狽撤退。
在保定的蔣介石得到二十九軍捷報，喜不自勝，特電宋哲元、張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張、馮三人赴保謁蔣，受到盛情款待。據說，蔣“神情歡愉，面有喜色”。這是張自忠第一次與蔣介石見面。
但長城抗戰最後以失敗告終，這個結局決非偶然。因爲蔣介石此時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圍剿”共產黨和紅軍上，故有意將長城抗戰限制在一定規模之內，而不願增派後續部隊；再者，長城抗戰本身是一種分兵把口的線式防禦，這種防禦的穩固程度取決於最虧弱的環節，而不是最堅固的環節。所以二十九軍的出色表現並不足以挽救長城抗戰全盤失敗的結局。由於日軍從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線，攻入長城以內，繼而佔領遷安，二十九軍陷於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放棄喜峰口、羅文峪陣地，向西南方向退卻。國民政府加緊向日軍謀求停戰，最終被迫同日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在事實上承認了日軍對東三省的佔領，並使察東、冀東成爲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區。從此，長城即爲國境，平津化爲邊塞，華北的冀、魯、晉、察、綏五省全部暴露於虎口之下。
張自忠認爲，二十九軍之所以能夠用低劣的裝備打退日軍幾十次猛攻，並殲滅日軍5000多人，除以攻爲守約戰術原則和注重野戰工事的構築等因素外，主要得益於全軍同仇敵愾的戰鬥精神。張自忠將其歸納爲四點：
具和睦無間之精神，全軍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揮單應之效果者一也；抱絕大犧牲決心，冒死爭先，有進無退，足以沮喪敵人之鬥志者二也；持堅忍不拔之毅力，苦撐於危急震撼之際，而卒賴以戰勝困難環境者三也；絕對守軍紀不擾民，造成武力與民衆結合，爲戰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