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六）手把手教民主
“現今之中國，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適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爲以前文明糟粕的犧牲品。”黃興說道，“目前中國實業尚未發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便用不着。”
“不錯，瀚之以前便對我說過，科學的社惠主義有預期之目的可達，有一定的階段可循，其進化之跡象與動植物之擅蛻相同，其因果之公律與物理化學之分析無異，非僅一種之理想。”蔡鍔想起了最近北京城裡發生的事，不無憂慮的說道，“自俄國革命之後，現今國人無不以談社惠主義爲時髦，以爲有捷徑可履，大誤也。”
聽到“時髦”一詞，梁啓超感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對於中國知識界追求時髦產生的惡果，梁啓超可以說是深有體會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在“救國圖強”這個大目標下，一直被西方牽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打敗之後，一窩蜂似地高呼要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發現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興起社惠主義時，又一窩蜂似地高呼着要學習社惠主義，趁機“駕乎歐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實正是中了西方“社會進化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的表現。自嚴復“天演論”啓蒙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種虛無縹滅的“社會終極進化目標”，這個目標，曾極短暫地是“資本主義”；很快就變成了“社惠主義”；後來終於成了“共有主義”。
在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260中的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只有近30種；而在1918年至1920年間，共計約280種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220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報刊，也包括激進的青年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有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1918至1920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惠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們，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惠主義，以免落後於時代！
“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惠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裡的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鬆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現在社惠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卻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黃興不無苦澀之意的說道。
“社惠主義學說，其屬於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錶同情；其關於革命主義，則吾亦未始不讚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後。”梁啓超說着，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張信紙，遞給了蔡鍔，“這是我和東蓀、百里及君勱集思廣益，廣徵博議，彙總出來的一點心得，名爲‘公定之趨向’，共計十六條，鬆坡和克強不妨看一看。”
蔡鍔接過信紙，和黃興一起看了起來。
“第一條：人類之福利，當以羣性與個性互相助長，務使羣性能保持平等，使個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條：中國之不振，由於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於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顛覆制度。”
“第三條：政治改造，首在打破舊式代議制度，故國民須有組織之自由權。”
“第四條：經濟改造，在於既不抹殺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計壓迫之現象。”
“第五條：世界改造，在於打破國家最高主權之論，使各國人自覺爲人類一分子。”
“第六條：軍事上取消極自衛主義，且爲適合世界新潮，應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條：國家之組織，全以地方爲基礎，中央權限當減至必要範圍爲止。”
“第八條：地方自治，應由各地方自動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條：國民的結合，應實行地方和職業同時並舉。”
“第十條：社會之生計，應對於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力求實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條：生產之事業，應於分配平均之際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條：教育普及爲一切民治之本，故應於地方根本法中規定強迫教育。”
“第十三條：勞動神聖，爲世界不可磨滅之公理，故國民有勞動之義務。”
“第十四條：思想統一，爲文明停頓之徵兆，故對於世界有力之學說皆應採取無限制輸入主義，待國人採擇。”
“第十五條：淺薄籠統的文化輸入，實爲國民進步之障礙，故對於所注重之學說應進行忠實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條：中國文明，實全人類極可寶貴之一部分遺產，故我國人有整頓發揚之責任。”
“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義的‘社惠主義宣言’了。”黃興看完後讚許地說道，“將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思想自由和勞動至上融爲一體，主張以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中國社會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謂良苦。”
“然而，很多人卻以爲，這樣主張的結果，意味着中國仍然需要沿着社會進化自然演進的程序，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梁啓超說道，“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番理解，其實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義觀。他們應該好好想想，我爲什麼只要‘社惠主義改良’，而堅決不要‘社惠主義革命’。”
“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蔡鍔笑了笑，回答道。
蔡鍔的回答可以說一針見血，他明白的點出了老師梁啓超反對社惠主義革命的原因：因爲直接革命必然導致以“富人”而不是社會制度爲革命對象！而這會嚴重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提！中國的歷次“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任公的這個‘公定之趨向’十六條，可否給楊瀚之看過？”黃興問道。
“沒有。”梁啓超的臉上現出了落寞之意，“軍閥總是軍閥，縱然能夠開明一時，將來難保不會成爲第二個段芝泉。”
蔡鍔和黃興知道新國會選舉的失敗帶給梁啓超的刺激過大，都禁不住嘆息起來。
梁啓超一直認爲，自民國元年以來，因爲議員素質太低，國會屢屢與政府爲難，導致政府與自己種種良好的施政計劃屢受挫折（譬如開明**，袁世凱對德宣戰）。故此在袁世凱的弘憲帝國覆亡後，梁啓超與段祺瑞合作，蕩平楊度的帝制復辟後，即明確表示拒絕恢復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和被廢除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梁啓超的理由是：“中華民國已爲袁世凱復闢帝制所滅，今國家新造，應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
梁啓超認爲，中華民國已經在袁世凱復闢的那一刻滅亡了。此後，是梁啓超的進步黨與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聯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個新國家。這個新國家與之前的中華民國不存在法統上的繼承關係，所以，應該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法統，選舉出新的國會。梁啓超認爲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讓現政府與此前的中華民國一刀兩斷，舊國會自然是不要了，《臨時約法》同樣也不能保留；進而，新國會將由進步黨控制，而不再有原來革命黨勢力的存在；新憲法也將基本反映進步黨人的意見，而不再體現革命黨人的意志。
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當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爲人被時人視作楷模，但梁啓超並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裡並無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個聽從自己意志的國會出現，梁啓超的“改造國會”的設想一開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啓超的進步黨“再造共和”，之後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財力打造出了所謂的“安福系”，將梁啓超的進步黨徹底排擠出了國會。
對於段祺瑞這樣的對待自己，梁啓超的失望多於憤怒。
“別人怎麼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發現了自己的一種罪惡，這罪惡的來源在哪裡呢？因爲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但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因此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梁啓超主張的“賢人政治”舊觀念，一是指開明**，即將國家的轉變希望寄託依賴於一個“賢明”的威權領袖（如袁世凱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啓超“改造國會”排擠激進革命勢力，就是基於這樣一種“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啓超看來，革命黨人是出身底層的“亂暴勢力”，而研究系進步黨的中層精英才是能擔負起國家民主轉型重任的精英。
但讓梁啓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權領袖段祺瑞，竟然會用賄選這樣的下三濫手段，擊破他的“賢人政治”的夢想。
現在的梁啓超，可以說已經對“賢人政治”心灰意冷。
“楊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段芝泉對民主共和其實並不熱心，但楊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沒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難變成現實的，很可能一開始便毀在那些審查委員會的人手裡。”黃興說道，“任公其實應該把這個給他看看，對他在閩桂湘贛雲貴等省推行底層民主建設是很有幫助的。”
“底層民主建設？”聽了黃興的話，梁啓超不由得一愣。
“楊瀚之想要提高國民的民主素質，在民間搞的實驗。他還弄了一個‘教材’出來，任公想必沒有看過吧？”黃興笑了笑，說道，“一會兒任公隨我走一趟吧，我給你搞一份看看。”
此時，在北京的“中國國家社會民主黨”總部，一些年青人正在興致勃勃地讀着同一本書。
“今後民國前途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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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識者，均認爲我國國民素質不高，對共和、民主的認識很有限，更談不到上升爲政治信仰。其實我國國民素質不高，恰恰是長期的**體制所致，中國四萬萬之衆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羣力發揚耶！”
“開啓民智，爲諸君子賢達之共識。而開啓民智之方法，則所見多有不同。主張‘開明**’者，認爲可依靠一個開明的**政府，來提升國民的基本素質，當國民基本素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開明**’的政府則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觀點則認爲，**政府絕不可能主動去承擔開啓民智的重任。以吾觀之，民智之開啓，需要依靠社會的力量，國家應該與社會分離，當限制國家的作用，任社會自由發展，避免國家對民智的摧殘，纔是發展民智的關鍵。蓋人格之淘養，其權不在政治而在社會。此民主操作之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何爲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複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爲純粹之民國也。辛亥所倡‘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純粹民國之重任，理所當然爲全體國民之責，非一人一黨之責也。蓋國民爲一國之主，爲統治權之所出，而實行其權者，則發端於選舉代議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漸而進，由幼稚而強壯，民權發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也。”
“讓民衆知曉自己在‘中華民國’中享有何種權利，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如何去實踐和維護自己的這些權利。唯如此，民權纔會發達；民權發達了，**自然就沒有了復辟的空間。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衆，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學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孩提之舉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此《民權操典》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當開會之時，會長起立，稍靜待，或敲案而後言曰：‘時間已到，請衆就秩序而聽前會記錄之宣讀。’乃坐。書記於是起而稱‘主座’，然後宣讀記錄，讀畢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諸君聽悉前會之記錄矣，有覺何等錯誤或遺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無之，此記錄當作認可。今當序開議之事，爲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覺記錄之錯誤，當起而改正之，發言如下，曰：‘主座，我記得所決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書記以爲所改正者合，而又無人反對，書記當照錄之，而主座乃曰：‘此記錄及修正案，當作認可成案。’倘有異議，或書記執持原案，任人皆可動議，曰‘照所擬議以修正記錄’，或刪去或加入何字。此動議經討論及表決，而案之修正與否，當從大多數之可決、否決而定之。主座於是曰：‘記錄如議修正，作爲成案。’”
“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流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蠟，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啖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全然領略矣。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人，使成爲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堂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爲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