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二十五）肺腑之言
“休息過後，托洛茨基發言。他用德語講了一個半小時，用法語講了一個半小時，用俄語講了一個半小時。在這三種語言中只懂得一種語言的代表們當托洛茨基用另外兩種語言發言時，他們就去參觀這個宮殿。我觀看了一會他的精彩表演之後，就去參觀沙皇和皇后的豪華的住宅。皇后用的傢俱和坐的寶座都包上了一層粗麻布外罩。角落裡有一個法國記者在‘王冠’牌打字機上拍發自己寫的通訊。在長沙發上坐着貝拉?庫恩，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和德國革命之後回到莫斯科來的。在隔壁那個曾經是沙皇臥室的房間裡，有兩位代表大概是在一個委員會裡被拖得很久的辯論搞得疲倦了，睡在一張特別大的牀上，這張牀也包了一層粗麻布。所有這些房間的設備都非常豪華。在金制的托盤裡放着淺藍色的塞夫勒大花瓶。門拉手不是金制的就是孔雀石制的。門本身有12英尺高，門上面鑲有皇帝的徽章和佈滿了珍珠的圓形小型彩畫。浴室裡的牆壁全是鏡子。地板是鑲木的，設備是在格拉斯哥製作的。”
“當我回到金鑾殿時，托洛斯基在用俄語發言。我在出口處看到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同瑞士代表拉姆斯談話，那時我準備回到住處去。季諾維也夫抱住拉姆斯的腰，用德語問他：‘喂，世界革命將在什麼時候來到瑞士？’”
“很難想象季諾維也夫同這個瑞士人講的話是嚴肅認真的，也很難想象列寧同志真的認爲世界革命的前途是‘非常之好的’。1922年時，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共有主義革命，都會引起對俄國進行新的武裝干涉的危險，甚至至少說會對俄國在經濟方面和對外政策方面造成極大的困難。對外國共有黨人進行世界革命的宣傳是有好處的，這種宣傳也鼓舞了俄國的幻想家們。但是實際上世界革命是不會爲蘇維埃俄國的利益服務的。”
“當列寧同志向第三國際作報告時，已經清楚，他的國家既不可能指望從外國資本家那裡得到幫助，也不可能指望從外國共有黨人那裡得到幫助。俄國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它註定要在幾十年中爲被農民所仇恨的農業政策，爲發展起來的和不適用的官僚主義機構，付出昂貴的代價。這種官僚機構的代表人物雖然表面上同沙皇時代的官僚存在着差別，但是實際上他們兩者之間卻有着令人極其厭惡的相似之處。”
“自從那天起，我好久沒有見到過列寧同志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我們互相握手時，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一點也沒有變。當我們開始談話時，我的第二個印象是，他異常的疲倦。他的身體外表和迷人的待人態度還和以前一樣，但是在他身上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前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疲倦。往曰他回答我的問題時快得簡直象機關槍似的，使我幾乎插不進一句話去，使我幾乎不能瞭解他對我感興趣的問題的看法。他總是忙得很，但是如果他感興趣的話，他就能一連交談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交談中同對方開個玩笑，譏笑幾句，並向對方問遍各種問題。他給記者造成了很多很大的困難，因爲他總是想把被採訪者變成採訪者。如今在他身上以往的那種興奮勁不見了，我感到他有一種憂傷，我看到，過去他非常輕鬆地完成的事情，現在他卻要非常用力才能完成。”
“當我們的話題談到法西斯分子（他認爲墨索里尼統治着羅馬是‘一件使人開心的事！’）時，他一面發笑，一面把頭往後一仰；當談到英國選舉問題時他很感興趣，在這些表現中我多少看到了列寧同志老的一些特點。但是直到這時，我仍然還沒有從列寧同志那裡得到對自己問題的答覆。”
“我向列寧同志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看到經濟很活躍，大家都忙着買東西和賣東西，一個新的商業階級顯然正在產生。請問，您怎麼說他們不是一種政治力量，也沒有顯示出要求成爲一種政治力量的跡象呢？”
“列寧同志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她想起20年前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倫敦街頭的情景。當時大街上大家都忙着買東西和賣東西，但他們離‘政治力量’，甚至離要求成爲一種政治力量還相當遠。”
“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商人們在獲得利潤，而‘賠本的生產’則掌握在國家手裡。請問，這是不是意味着商人們在經濟上不斷加強而國家在不斷削弱呢？”
“列寧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農民在‘迅速和輕易地’上繳糧食稅，輕工業很活躍，盧布很穩定，只有重工業是賠本的。列寧同志在回答我提出來的第三個問題時解釋說，重工業將通過向商人們課稅的辦法得到資助。”
“我接着問道：俄國是否在退到‘封建專政’的時代？因爲資本主義在興旺，農業生產在發展，而重工業卻在衰落。”
“列寧同志回答說：這無論如何是不會的，因爲我們在緩慢地攀登，有時停頓，有時還後退幾步，我們是沿着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在攀登，這是一條引導我們前進，走向社惠主義和共有主義（社惠主義的最高階段）的路線，因爲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可以肯定的是，列寧同志在20世紀的國務活動家中居於很高的地位，起着傑出的歷史作用。他的面容表明他有力量、機智、具有意志力和過早的衰老。他的小領子經常扣着釦子。我注意到了他的那雙手，那是一雙貴族的手。在他的眼睛裡有着一種能把人射穿的目光，他的兩隻眼睛閃耀着譏笑的亮光，閃爍着仇恨的光芒。他是一位偉大的心懷仇恨的人和偉大的活動家。他是當代無產階級的普加喬夫。他是一位被大量挖苦的話武裝起來的人和具有難以置信的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他具有知識分子領袖的頭腦、銳利的目光和伏爾加河畔農夫的身體……”
正當青年寫到“銳利的目光和伏爾加河畔農夫的身體”這一句的時候，他卻突然感覺到了什麼，他猛地轉身擡頭，看到在鐵柵欄門外，兩個人正站在那裡，看着自己。一位獄卒則提燈跟在了他們倆身後。
看到那個一身黑色西服的人那雙似乎帶有淡淡的紅色的瞳仁，正放射出他剛纔筆下形容的那種“能把人射穿的目光”，青年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嘯白！”在這個人旁邊的那個學者模樣的人已經認出了獄中青年的身份，不由得發出一聲驚喜的呼喊，他直撲到鐵柵欄前，向他伸出了雙手，“你怎麼樣？嘯白？沒事吧？”
“此間甚是安靜，我在此很好，仲華兄不必擔心。”獄中的青年——屈霜笑了笑，站了起來，拉住了陳乾聲的手，又瞥了一眼他身邊的那個人，“這不，沒給我上鐐呢。”
陳乾聲苦笑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用關切的目光打量着屈霜，確定他沒有受傷，才長出了一口氣。
“這位就是名動天下的小楊將軍吧？”屈霜看着站在好友陳乾聲身後的楊朔銘，平靜地問道，“今曰雖然沒有穿軍服，但我還是能感覺到，這‘高科技軍閥’的風彩，呵呵。”
聽了屈霜略帶譏諷的話，楊朔銘只是笑了笑，沒有說話，只是在那裡仔細地打量着這位在另一歷史時空當中的著名“學者革命家”。
“小楊將軍是來陪仲華兄爲我送行的麼？”屈霜看到楊朔銘在盯着自己，不由得冷笑了起來。
“你亂說些什麼啊！嘯白！”陳乾聲大聲的說道，並看了楊朔銘一眼，“瀚之怎麼會那麼做呢？”
“嘯白若是願意，剛纔寫的那些文字，可否讓我看看？”楊朔銘笑了笑，聲音裡透着溫和之意。
“外面光線太暗，請瀚之入內一觀如何？”屈霜聽出來楊朔銘的話中似乎並無惡意，言語間也不由自主的放緩了些，“我這裡還寫了一些別的東西，瀚之也許會感興趣。”
“好。”楊朔銘笑着點了點頭，獄卒上前將鐵柵欄門打開，楊朔銘和陳乾聲一起進到了狹小的牢房當中。
三個人圍着小木桌坐了下來，屈霜將自己寫好的東西遞給了楊朔銘，楊朔銘認真地看了起來。陳乾聲則和屈霜嘮起了家常。
“滬上一別經年，如今竟然在此相聚，真是恍如隔世。”陳乾聲感嘆了起來。
“雖說多年不見，但仲華兄卻是老樣子。”屈霜笑道，“今曰能見到仲華兄，哪怕是死，也不枉了。”
“別這麼說，嘯白。”陳乾聲說道，“你不會死的。”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屈霜苦笑了一聲，“我每每幻想着：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爲着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但卻沒想到……”
“那你爲什麼……”陳乾聲看着他，又看了看楊朔銘，欲言又止。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這樣的姓格、才能、學識，當中國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幾年前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爲着‘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姓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啊。”
“每次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在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屈霜的聲音裡透着沉重和無奈，“正因爲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上屆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爲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說，認爲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爲這些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爲‘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牀上去，極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樣子。”
“嘯白終於說出心裡話了。”楊朔銘這時已經看完了屈霜寫下的文字，他聽到屈霜的話，在一旁點了點頭，“嘯白還想說什麼，就暢所欲言好了，我想聽。”
“那麼瀚之想聽我說什麼？”屈霜看到楊朔銘神情專注的樣子，不由得失笑，“我對政治已然失去信心，軍事謀略也非我所長，瀚之想要知道什麼？”
“那嘯白就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吧。”楊朔銘微微一笑，說道。
“我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家境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屈更紹，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爲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着一個僕婦——且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都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所以，這也許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屈霜說着，眼角似乎有淚花閃動。
“直到那樣的時候，爲着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斧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裡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裡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根據我的姓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斧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聽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楊朔銘也嘆息了起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