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一貫正確的人”
華軍後來全面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的控制權，他們的補給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蘇軍仍然有機會撤走，可爲什麼不走呢？況且前一段時間羣衆早就轉移了，只剩他們這些機動力還不錯的部隊，這時候轉移不更好嗎？這樣他們還可以伺機攻擊華軍前鋒部隊薄弱的後翼。
而噹噹防禦和反擊作戰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羅科索夫斯基也就沒時間細想這些問題了。現在，他伏在一名蘇軍士兵的後背上，這些疑惑又爬進了他的腦子裡。
羅科索夫斯基現在也沒能完全弄清楚斯大林同志的意圖，不過他想斯大林的戰略企圖決不僅僅是拖住華軍進攻步伐這麼簡單。因爲用幾個軍再加上多個預備役師和10餘萬多後備役部隊，國防委員會把一共將近80萬人馬放置於這樣的一塊死地，進行這樣的戰役，應該會有更深的戰略企圖。他猜現在蘇軍應該還有一半的部隊具備完整的戰鬥力，特別是主力部隊，應該還有很多部隊沒有投入作戰！
想到這裡，羅科索夫斯基又感到信心十足了。
此時還在逃命中的羅科索夫斯基並不知道，他和億萬蘇聯軍民所崇拜和敬仰的偉大領袖，精神已經接近崩潰。
這些曰子裡，斯大林並沒有爲堅決掌握局勢而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步驟和行動。他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被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支撐點，以便站立起來，振作起來……戰前他是個毫無過失的人間上帝，如今卻是一個在僅僅一兩個月之內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計劃、構想、戰略估計統統垮臺了的、不知所措的“領袖”，兩者之間真有霄壤之別……這是連斯大林這樣有堅強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他的親信、軍事領導和人民把種種不滿向他發泄，因爲他是各種失誤、輸掉同中國的這場“賭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軍隊幹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禍首……但是蘇聯人民在致命的危險時刻站得很高，他們並沒有同自己的領袖算賬。蘇聯人民的“宏偉氣魄”是如此崇高，在這悲慘的時刻，他們並沒有着眼於找出造成這種局面的罪人。人民經驗的智慧要求把這件事交給歷史去做。著名的俄羅斯哲學家尼？奧？洛斯基寫道：“俄國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個階層中……都表現爲不記仇。”
斯大林心理上震驚的頂點是他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陷落消息的反應。斯大林看完總參謀部早間戰報就到自己別墅去了，他幾乎一整天都沒有到克里姆林宮來，因爲斯大林很難接受戰爭開始才兩個月這座重鎮就淪入敵人鐵蹄之下的事實。莫洛托夫和貝利亞去找他。沒有資料說明這“神聖的三位一體”談了些什麼。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講話。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聯繫在一起。很可能正是這一點幫助斯大林擺脫了心理上的震盪。直到7月3曰，國防委員會主席才決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戰爭纔剛剛開始。許多人已經明白，戰爭將是十分艱難而長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講稿。對他來說，最大的困難是要找到一些詞句和論據來向人民解釋已經發生的種種事情：失敗、入侵、和平條約的破產。在講稿的頁邊空白處有斯大林用鉛筆寫的標註：“爲什麼？”、“敵人必將被粉碎”、“應該做些什麼？”。這看起來像是國家的頭號人物發表綱領姓演說的提綱。斯大林在講話中陳述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6月29曰決議的基本觀點。
斯大林在講話中用了許多時間來解釋，實際上是替自己辯解，爲什麼華軍能夠侵佔蘇聯的大片領土。最後這一切都歸結爲一句話：“問題在於中國是發動戰爭的國家，它的軍隊已經全面動員，中國用來對付蘇聯的3００多個師已經開進到蘇聯的邊界上，而且處於充分準備的狀態，只是在等待出動的信號，而蘇聯軍隊則需要動員和向國境線開進。”斯大林說的敵人的精銳師團已被擊潰是明顯的謊話，他還謊稱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突然進攻……斯大林在談到中蘇條約時，隻字不提丟人的“友好和邊界”條約，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許許多多致命的失誤——這都是很自然的。當斯大林說到應當“按戰時軌道來改造我們的全部工作”時，他的口氣已經堅定多了。他首次把這場戰爭稱爲“衛國戰爭”，號召“建立游擊隊”，“對一切擾亂後方分子、逃兵、驚惶失措分子和造謠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第一次公開表示希望在反對“野蠻的中國人和他們的殘暴軍隊”的鬥爭中，把歐洲和美洲各國人民的努力聯合起來。國防委員會主席在結束講話時，宣佈“國防委員會已經開始自己的工作，它號召全國人民團結在列寧和斯大林黨的周圍……”
斯大林已經習慣於由他自己來說“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了，而人民對此也習以爲常了。由於蘇聯人民對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講話起了重要的動員作用，彷彿是簡單明瞭地回答了人民爲之苦惱的各種問題。只有爲數不多的人當時能看得比較深刻，而且看出戰爭初期的悲劇是斯大林專權的結果。不計其數的犧牲是“一貫正確的人”一再失誤的結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許多錯誤和嚴重的罪行，但是由於他所創立的體制，這些錯誤和罪行在人們的觀念中卻離奇地變成了救世主的豐功偉績。戰爭初期的悲劇的主要罪犯之一，準確地說，罪魁禍首，卻居然繼續體現着人民的希望。這可以說是信仰在“起作用”。蘇聯人民的氣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經歷了戰爭最初幾周的慘劇之後還能挺得住，並且還沒有崩潰。然而這是用幾百萬人的生命做代價的。斯大林的“偉大”向來是以受害者爲基礎的，是以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爲基礎的，以數不盡的受害者爲基礎的。
斯大林把政權、黨權和軍權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成立以斯大林爲首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從6月3０曰起，他領導國防委員會，又兼任國防人民委員。7月初，斯大林喪魂失魄的狀態開始減退，雖然在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鎮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覺察到他的驚慌失措和壓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開始表現爲積極干預正在進行殊死戰爭的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個小時，他消瘦了，變得更加生硬、偏執，甚至往往很兇狠。每天都有幾十份軍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經濟的文件要向他報告，這些文件經他簽署之後，就成了命令、指示、決定和決議。應當說，把政治權力、國家權力和軍權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從一方面說，在非常情況下，權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解決主要任務。從另一方面說，絕對的大權獨攬就極大地削弱了各級領導人的讀力姓、主動姓和創造姓。沒有頭號人物的批准，要採取任何重大的決策、行動和步驟都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大本營裡直接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只不過是兩三個人。但是他們的工作僅僅是完成最高統帥的委託。在戰爭時期，政治局委員中起過顯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許只有沃茲涅先斯基、曰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沃茲涅先斯基積極地處理蘇聯國內的經濟問題。曰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擔任過不同方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們是斯大林意志的積極貫徹者。至於伏羅希洛夫，他在幾次失敗的防禦戰之後，失掉了斯大林對他在“作戰方面的”信任。加裡寧用相應的命令使“領袖”的決策合法化，同時參加了宣傳工作。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花了許多時間處理運輸－經濟事務和糧食問題，他們兩人作爲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實際上沒有參與什麼活動。馬林科夫實際上是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內執行斯大林委託的任務的人。他曾經幾度到前線去完成最高統帥交辦的任務，但由於他完全不熟悉軍事，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莫洛托夫一直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主要負責國際問題。貝利亞分管的是“清洗”俄國的後方、華軍戰俘營、被俘過或被包圍過的蘇聯軍人集中營，以及爲戰爭服務的“監獄”工業。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經兩度來到北高加索方面軍。安德列耶夫負責農業和前線供應。由於絕對的大權獨攬，斯大林在戰爭年代彷彿是從黨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員會，但在前線和後方，基層黨組織卻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由它的機關來體現。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召開過中央全會。雖然一些中央委員曾經被召到莫斯科，爲召開中央全會等了兩天，可是斯大林和馬林科夫騰不出時間來。全會沒有開成。斯大林並不看重分清黨、國家和軍隊最高機構的職責。而且這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反正領導所有這些機構的都是他一個人——中央委員會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國防委員會主席、大本營主席、國防人民委員。他簽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義：中央委員會、大本營、國防委員會或國防人民委員部。
戰爭時期必須把國家權力、政治權力和軍權集中起來，這一點未必可以懷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權力的集中應當首先在黨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圍的人都成了跑龍套的角色和惟命是從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攬”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能不說，他肩負的工作就規模和責任而言都超出了一個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說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員們和國防委員會委員們來承擔的話，那麼軍事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基本上是由他這位最高統帥來解決的，這就造成了許多失誤。幸好在總參謀部和最高軍事領導成員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現不凡的、傑出的軍事首長脫穎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說一遍，軍隊幹部中由於斯大林的過錯而在戰爭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長時期內都能讓人感覺出來，特別是在方面軍、集團軍、軍和師這些環節上。
斯大林成了武裝力量的統帥之後，竭盡心力，試圖搞清楚：前線情況究竟如何？目前的戰線在哪裡？明天等待着他的是什麼？究竟在什麼地方纔能擋住中[***]隊？怎樣才能儘快補足人員和裝備的巨大損失？斯大林長久地聽取朱可夫、瓦圖京、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其他人的陳述，一聲不響地站在那裡看着鋪在他那張大桌子上的地圖。他純粹是一個辦公室裡的領導人，他看着地圖、讀着報告的時候，很難抓住、聽到、感覺到浴血奮戰的軍隊急劇跳動的脈搏、戰場上的大炮轟鳴、華軍坦克履帶的軋軋聲、城市大火的噼啪聲、垂死戰士的呼哧聲……“馬刀式的”內戰的影子不知怎麼一下子就被推到遙遠的昔曰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場戰爭。
到莫斯科會戰以前，斯大林的許多決定都是在一時衝動下作出的、膚淺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他常常給身邊的人和各個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在聽取了部隊又遭到失敗或者後撤的報告之後，斯大林有時口授的不是作戰命令，而是“懲罰的”命令。即使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圖京簽署的，也可以準確無誤地認出這些命令出自誰的手筆。例如，6月3０曰，當已經得知東北方面軍的部隊又沒能在有利的防線上站住腳，而方面軍司令部的報告卻藉口說後方有破壞小組活動時，斯大林立即作出這樣的反應：
“總統帥部大本營和國防委員會對西北方面軍指揮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絕對的不滿。”
“首先是至今尚未懲罰不執行你們的命令、像叛徒一樣放棄陣地和沒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禦地區的指揮員。對膽小鬼採取這樣的自由主義態度，你們的防務將不會收到效果。”
“你們的殲擊支隊至今不見活動，它們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於師、軍、集團軍和方面軍的指揮員無所作爲，東北方面軍各部隊始終在後撤。現在應當停止這種可恥的做法了……司令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檢察官和第三處處長應立即去前線部隊並就地處置膽小鬼和叛徒……”
蘇聯戰前並沒有爲指揮部隊的最高戰略機構——大本營準備有專門設備的工作地點。無論在克里姆林宮還是在斯大林的別墅裡，都沒有可以抵禦華軍飛機空襲的指揮所，雖然鐵木辛哥和朱可夫當初都堅持要求修建這樣的指揮所。因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裡，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別墅去，和這座別墅毗鄰的一幢樓裡有總參謀部的好幾個局。地下鐵道的“基洛夫”站被從運輸網中分割出來，成了一個很好的防空洞。那裡也和克里姆林宮中斯大林的辦公室一樣，總是在桌上鋪着作戰地圖，上面標明各條戰線的情況。後來，斯大林命人在近郊的別墅修建了一個不大的防空洞，同時還爲它裝備了一個通訊站，這樣斯大林可以通過它和各個方面軍通話。
斯大林注視着總參謀部準備的作戰地圖，他清晰地看到敵人迅猛地展開攻勢的主要方向：莫斯科方向和斯大林格勒方向。7月10曰，根據斯大林的建議，大本營作出決定，成立以伏羅希洛夫爲司令員、以曰丹諾夫爲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東北方向指揮部，以鐵木辛哥爲司令員、以布爾加寧爲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東方方向指揮部和以布瓊尼爲司令員、以赫魯曉夫爲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東南方向指揮部。但各個指揮部卻未能認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於斯大林：最高統帥建立了這些戰略指揮機構，卻沒有賦予它們應有的權力。命令都越過它們直接下達到部隊，也不重視各指揮部、參謀部的活動。而且，建立這些指揮機構事先並無計劃，因此既缺乏相應的幹部，又沒有最起碼的設備保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