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貞的革命烈士
——龐人銓
世間作扇多綾羽，
此獨山間竹製成。
拿來豈爲驅蚊蠅，
一掃人間不太平。
——龐人銓
龐人銓（1897～1922），字壽純（又作受淳），1917年畢業於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染織科。龐人銓是湖南省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通過勞工會領導工人進行罷工鬥爭，與反動派堅決作鬥爭。1921年底龐人銓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1月17日被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於長沙。
革命未竟先殞身
1922年本是一個多事之秋，國家到處瀰漫着一派肅殺之氣。各地暗流涌動，反動派醞釀着對民主革命運動的對抗和破壞活動。然而湖南的工人們卻在龐人銓的帶領下，以犀利的時評文章爲匕首，辛辣尖銳的戲劇表演爲標槍，與資本家和反動軍閥作鬥爭。豪情萬丈的工人們將高漲的革命熱情襲向萎靡腐朽、落後的反動集團。一時間，湖南工人運動有如“萬紫千紅一點綠”，湖南勞工會成爲碩果僅存的工人先鋒運動團體之一。
“福兮禍之所伏”，在龐人銓的指導下，湖南的工人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發展壯大。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資本家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危害，他們密謀破壞工人運動，打擊高漲的工人運動士氣。在利益驅使下，資本家全然不顧窮苦大衆的悲慘遭遇和感受，決定聯合反動軍閥和政府破壞工人運動。
陰險毒辣的敵人首先採取重金收買的卑劣手段。沒想到“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當廠方代表將二千元支票厚顏無恥地捧給龐人銓時，龐人銓將支票摔在桌上，義正詞嚴地說道：“收起你的那套鬼把戲。我們搞工人運動不是爲了個人發財，而是爲了千百萬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衆們可以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我們一定會通過鬥爭得到原本屬於我們的勞動報酬。你們這些尸位素餐的寄生蟲，只想靠通過剝削窮苦大衆發昧心財。歷史將會給予你們公正的審判。告訴你，我們一定要同你們鬥爭到底，爭取屬於我們應得的權利，工人當家做主的日子早晚會到來。”
氣急敗壞的資本家勾結趙恆惕反動政府，準備對工人運動進行鎮壓。就在工人運動領袖與廠方代表談判簽字之際，反動士兵突然將龐人銓等工人運動領袖逮捕。心虛的反動軍閥怕受到人們的指責和聲討，所以未經審判，便在第二天將龐人銓殺害於瀏陽門外。
“革命未捷身先死，長使同志淚滿襟”。革命先烈雖然身死敵手，功業未就。然而他們視死如歸，爲革命滿腔熱情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後人。
孝母勤學懷遠志
龐人銓，1897年7月16日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在他不滿兩歲的時候，慈父去世。他的母親龐氏不僅要含辛茹苦地將他撫養長大，還要負責他的教育工作。但是這個時候的龐人銓，年紀雖小，卻喜歡調皮搗蛋。他經常帶着村子裡的孩子們上樹掏鳥窩；下河鳧水捉魚蝦；或者和小朋友打鬧嬉戲，就是對學習不感興趣。母親剛剛教會的課文，一會兒就忘得一乾二淨。龐氏既要操持家務，又要辛勤勞作，所以對於小人銓的學習照顧不上。沒有了母親管束，龐人銓更如野馬掙脫了繮繩的羈絆，“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
也許是由於父親早逝帶給他無窮的傷悲，他的內心深處難免會有深深的遺憾。這個時候的龐人銓雖然仍然喜歡和小夥伴玩耍嬉戲，沒有把心思用在學習上。但是他從內心深處對母親嘔心瀝血操持家務感到非常感動和欽佩。只是由於年齡小，不知道如何表達而已。小人銓暗暗發誓，不能讓媽媽受委屈。所以小小年紀的他已經懂得體貼母親，孝順聽話了。
一次，龐人銓看到母親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便詢問原因。當他知道正是自己的淘氣貪玩，不好好學習使得母親擔心憂愁的時候。他鄭重其事地向母親許諾，從此以後一定要刻苦學習，不再貪玩嬉戲。
龐人銓人小信用高。自從他給母親許諾之後，就極力剋制自己貪玩不專心的孩童本性。當小夥伴約他一起去山上摘野果、下河摸魚兒時，他立即搖頭晃腦地大聲誦讀優美古文。滿口煞有其事的“之乎者也”，讓小夥伴們興味索然，怏怏而去。從此小朋友們再也不打擾他學習了。
龐氏看到兒子認真刻苦，並且能經受住嬉戲玩鬧的誘惑，非常高興。她告訴小人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讓小人銓既要刻苦學習，還要學會放鬆休息。爲了對小人銓近期的良好表現進行獎勵，龐氏特別給小人銓放假二天，讓龐人銓和小夥伴們一起好好玩耍。龐氏語重心長地告訴兒子“學習的時候就踏踏實實刻苦學習，玩耍的時候就快快樂樂地嬉戲玩耍。”龐人銓高興地謝過媽媽之後，就加入到小夥伴們快樂嬉戲的隊伍當中去了。
龐氏經常在燈下不厭其煩地給小人銓講“孟母三遷”、“鐵杵磨針”、“岳母刺字”等古代聖人英烈的故事。通過這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激勵兒子好好學習，爲國家做貢獻。正是由於母親的循循善誘，才使龐人銓在以後的民主運動中得以發揮聰明才智。可以說龐人銓洞見癥結，犀利尖銳的文筆，堅貞不屈領導工人運動的執着精神，與龐母早期的良好教育是息息相關的。
口誅筆伐如利器
1917年，龐人銓畢業於湖南省甲等工業學校，雖然龐人銓在學校選修的是工科——染織科。由於小時候在母親的嚴格教導下，發奮讀書，龐人銓深入地閱讀了大量經典優秀古文。所以他能輕易地做到賦詩吟句，出口成章。這在當時被人們傳爲佳話。
在母親的教導下，龐人銓深刻地體會到了勞苦大衆的艱辛和困頓。所以他經常吟誦的是《憫農》、《蠶婦》、《觀刈麥》等同情老百姓的悲情詩篇。通過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的感染，加上自己身處農村的真實體會，他愈發體會到了勞苦大衆生活的不易；反動軍閥的驕奢淫逸，更加讓他意識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巨大反差。所以他暗暗下定決心，自己長大後一定要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現象。
在長沙入讀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期間，龐人銓除了發奮學習專業知識以外，他還在長沙的各家報紙上發表了大量激濁揚清、鍼砭時弊的文章。他的文章犀利尖銳，對時局判斷準確，分析得當，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他寫的詩句“願以鐵錘平社會，欲將機杼織人生”，對仗工整，既貼合學校性質和自己所學專業，又抒發了願意濟貧安世的遠大思想，堪稱絕句中的經典。由於其意境高深，用詞清新典雅，因此被大家傳誦一時。
1920年“驅張運動”結束後。龐人銓有感於時局混亂，軍閥交替執政，人民仍然處於軍閥混戰後的水深火熱之中。於是，他憤然在自制的筍殼扇上題詩一首：
世間作扇多綾羽，
此獨山間竹製成。
拿來豈爲驅蚊蠅，
一掃人間不太平。
從這首詩篇上，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龐人銓救國爲民的拳拳殷切之情。這篇詩作，將龐人銓那疾惡如仇，以掃除世間不太平爲己任的壯志豪情描繪得淋漓盡致。
1921年6月份，湖南勞工組織的另一位領導人黃愛，被趙恆惕的反動政府拘捕。在龐人銓和社會各界的多方營救下，最終迫使趙恆惕反動政府將黃愛無罪釋放。爲了紀念這次工人運動所遭受的挫折和磨難，龐人銓激情滿懷的揮筆寫下了《蒲殤》一首：
蒲殤珍重共斯辰，
事業天涯始回津。
自昔多才唯有楚，
而今苛政竟如秦。
青萍貯我囊中劍。
白眼看他世上人，
只恐江山蠶食盡。
波臣遺恨做橫論。
這首詩充分表現了龐人銓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只恐江山蠶食盡”表達了龐人銓的遠見卓識。16年之後的抗日戰爭，準確地證實了帝國主義對於中華民族的侵略是早有預謀的。
當然，龐人銓不僅僅在以上的詩詞創作方面有所建樹，在其他文化創作方面也有突出貢獻。在籌備湖南勞工會期間，他爲了解決勞工會的經費問題，激發人民反抗反動統治的鬥志和熱情。龐人銓以高漲的激情投入到戲劇創作中去，一時間創作出《金錢萬惡》、《社會福音》、《人道之賊》、《鐵血女子》、《殺！殺！！殺！！！》等一批意義深遠的新劇。這些戲劇主題明確，以揭露和鞭撻軍閥統治下官商勾結，橫徵暴斂，視人民生命爲草芥的腐敗黑暗現象爲目標，受到了羣衆的熱烈歡迎。
龐人銓寫的戲劇，語言質樸自然，主題鮮明，人物刻畫生動，通俗易懂，因此受到普通人民的熱烈歡迎。這些戲劇的廣爲傳播，使得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認識得更加清楚。一時間，長沙工人運動有如雨後春筍般勃然發展壯大。在龐人銓的引導和宣傳下，老百姓對於民主進步的認識和追求也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艱苦卓絕爲工運
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新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一時間魚龍混雜，不可辨識。與同時期許多探索救國圖強的仁人志士一樣，龐人銓對於這麼多的思想主義也一時無法正確辨別和認識。他的心情極度苦悶，彷徨。他曾有過“實業救國”的紡織實業計劃；又曾投筆從戎，想加入軍隊推翻反動的軍閥統治。然而，這些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龐人銓在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也曾經受過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走過一些彎路；經受過一些曲折和失誤。然而，他在求學、運動中結識的一些朋友，如毛澤東、何叔衡、夏曦等人給他以思想上的啓發和引導，使他走上正確的道路，不至於偏離革命的正確方向。正是在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同志的幫助下，龐人銓認真閱讀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進步書籍，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於1921年底正式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通過以往慘痛的失敗教訓，龐人銓深刻認識到：只有將大家組織團結起來，牢牢握緊成一個剛硬的拳頭，勇敢地將它迎向敵人的迫害和壓榨，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合法利益。1920年11月21日，正是在龐人銓的大力斡旋下，經過各方的努力，纔有八千多工人歡欣齊聚長沙省教育會草坪前，使得湖南勞工大會最終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以龐人銓爲首的勞工大會的發起人提出了《湖南勞工會湖南勞工會宣言》。該宣言明確提出了勞工大會的宗旨：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增強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
在此期間，龐人銓與另一位工人運動領袖黃愛互相幫助，配合默契。以他倆爲首起草的《湖南勞工會宣言》被勞工大會通過。勞工大會將其作爲行動綱領，指導工人革命運動工作。在成立初期，龐人銓和其他的領導者先後成立了工人夜校和工人讀書會等學習組織，實行“工作生產加讀書學習”的模式，通過互助互學等方式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事實證明，龐人銓的這些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正確的。工人作爲民主運動中的生力軍，通過提高文化知識，使他們對於革命道理認識得更加深刻，對於反動政府的統治更加反感。於是工人革命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迅猛流傳開來。
湖南工人勞工會正是在龐人銓的領導下，開展了各種形式的鬥爭活動，勞工大會爲工人爭取最大程度的權利和福利。正是湖南，首開“八小時工作制”的先潮。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制度也是在龐人銓領導下，勞工會經過不懈的鬥爭而爭取來的。
在龐人銓和黃愛等卓越的工人運動領袖的帶領下，湖南的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他們倆親密無間的合作，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周恩來讚揚他們爲中國的“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龐人銓也經常告訴別人，正是有黃愛這樣的革命同志的支持和幫助，工人運動才能蓬勃發展。
堂堂正正的“勞工律師”——施洋
施洋同志的犧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是最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
——毛澤東
施洋（1889～1923），湖北竹山人，原名吉超，號萬里，字伯高。1917年畢業於湖北法政專門學校。1919年在武漢當律師。1921年9月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聘爲武漢工團聯合會、粵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1923年2月，參與組織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7日晚被捕，在獄中和法庭上與敵人作針鋒相對的鬥爭，15日在武昌英勇就義。
嶄露才華
施洋，生於1889年6月13日。由於家境衰落，他年幼時就參加勞動，對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深有感受。11歲時，施洋開始了半耕半讀的生活。他先後在私塾和鄖陽府農業學堂學習。辛亥革命爆發，學校關門，施洋失學回到家鄉。他在家鄉創辦學校，開荒養蠶，組織農會，擔任宣講員，開始了反封建的鬥爭。
1917年，施洋畢業於湖北法政學校，接着在武漢開始了律師生活，加入了武夏律師公會並擔任副會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施洋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鬥爭，奔走呼號，積極支持愛國學生運動。湖北督軍王佔元對武漢參加遊行的學生進行了血腥屠殺。施洋滿腔義憤，維護真理，深入現場調查採訪。在漢口寧波球場追悼殉難五名學生的大會上，他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向幾萬名聽衆揭露了軍閥的罪惡；他又以律師公會的名義，草擬通電、宣言和傳單，聯合武漢各界愛國人士，響應反對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愛國運動。
7月9日，武漢各商店關門罷市，舉行聯合大會，到會的人都爲施洋的演說所鼓動，立即組織成立湖北各界聯合會，公推施洋爲赴京請願代表團團長，率各界代表向北洋政府請願，反對在對德和約上簽字，要求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後來各地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聯合會，他被推舉爲評議部部長，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北京，施洋和各地代表一道向北洋政府據理力爭。由於全國人民的不斷鬥爭，迫使北洋軍閥政府的代表拒絕了對德和約的簽字。
爲勞工主持正義
1921年6月7日，湖北督軍王佔元縱容士兵在武昌全城燒殺搶掠，蹂躪人民。施洋義憤填膺，冒着生命危險揭露王佔元的罪行，提出了“驅王自治”的政治主張。王佔元又恨又怕，馬上對施洋下了通緝令。施洋化裝逃到長沙，參與組織湖北自治軍，後在湘軍的協助下打回武昌。王佔元兵敗如山倒，狼狽逃竄。但是，狡詐的直係軍閥吳佩孚卻乘虛而入，派爪牙肖耀南率兵佔領湖北，並讓他當了督軍。施洋憤怒地罵道：“驅去一虎，又來二狼。”
1921年7月，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施洋在惲代英，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影響下，自覺地把自己置於黨的領導之下。9月，他參加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工作，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漢工人運動。
1921年12月，漢口人力車工人舉行同盟爲反抗車行資本家加租，舉行罷工鬥爭。罷工第二天，武漢黨組織就派施洋去具體指導，施洋馬上深入鬥爭現場，給工人當義務律師。他一方面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囑咐工人們要“齊心努力，堅持到底，我們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一方面替工人草擬《罷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書》，揭露車行資本家的罪行，向車行資本家提出改善人力車工人工作待遇等條件，又編寫了罷工的新聞報道，登載在武漢各報，廣泛宣傳，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同情，使罷工鬥爭處於主動地位。由於施洋和工人們堅持不懈的鬥爭，罷工獲得全勝。
武漢第一個工人組織的公開機構——人力車伕工會在鬥爭中勝利誕生了。施洋被聘請爲該工會的法律顧問。
1922年夏，施洋光榮地加入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時，黨組織派他擔任聯合會的法律顧問。施洋利用律師的合法身份，深入工人羣衆，積極從事工人運動，工人們給了他很高的評價，熱情地稱他爲“勞工律師”。
參與組織二七大罷工
在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中，施洋在黨的領導下，更是全力以赴，投身這一偉大斗爭，直至獻出他寶貴的生命。
早在1922年1月22日，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時，施洋就被聘擔任了俱樂部法律顧問。在工人俱樂部舉辦的工人夜校裡，他生動形象地宣傳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道理。對於消滅封建幫派，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施洋遵照黨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積極參與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對京漢鐵路總工會的宣傳組織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議，親自參加了大會文件的擬定工作，被推選爲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法律顧問。
1923年1月27日，施洋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江岸鐵路分工會的13個代表一起乘坐專車從漢口動身，到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到鄭州後，正遇到吳佩孚對總工會成
立大會進行阻撓和破壞。他和工會代表一起，堅決鬥爭，毫不退讓。
2月1日上午，全路代表和各路來賓，在參加總工會成立大會的途中，被荷槍實彈的敵人阻攔。施洋毫不畏懼，和林祥謙等代表一起，在被阻的街心與敵人據理力爭達兩個多小時，高呼口號一齊衝進會場。
在成立大會上，施洋懷着萬分憤怒的心情，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充分闡明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意義，抨擊了軍閥吳佩孚摧殘工人運動的罪行，號召工人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爲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戰鬥到底。他聲色俱厲，鬥志高昂，最後他激動地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無產階級勝利萬歲！”大會以後，他從鄭州返回漢口。
2月4日，京漢鐵路全線開始總同盟罷工以後，總工會遷移到江岸辦公，施洋更是廢寢忘食地工作。他經常說：“作爲一個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動統治階級面對面的打幾個回合，反動統治階級不會垮臺，革命事業也不會成功。”
“殺了一個施洋，還有千百個施洋”
在二七大罷工中，吳佩孚、肖耀南等反動軍閥，在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同時，以“煽動工潮”爲藉口，向施洋下了毒手。
1923年2月7日下午五時多，施洋從鬥爭現場回到家裡，他已敏銳地感覺到江岸的氣氛不對，敵人可能要狗急跳牆了。但他心地坦然，毫無懼色。
吃了飯以後，他問夫人：“怕不怕？”夫人已聽到一些不好的風聲，心裡早有幾分擔憂，但見丈夫安詳鎮定的面容，心裡踏實了許多，含笑答道：“不怕。”
施洋馬上高興地說：“對，沒有什麼可怕的，鬥爭總是要流血的。不過這些人爲什麼要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講下去，讓下一代都能繼承烈士遺志，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
就在這時，忽然闖進十幾個便衣警察，爲首的聲稱：“敝廳長請先生有幾句話談，趕緊跟我們走一趟！”施洋藐視地瞥了衆警察一眼，心裡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
一來到警察廳，施洋滔滔不絕地說：“京漢鐵路的工人罷工鬥爭，不是空穴來風，來之有源。其罷工原因，不外下列各種：一、工廠待遇惡劣；二、工人集會結社、言論出版都不能自由；三、工資太低，工人生活太苦；四、工人勞動時間太長。能解決這些問題，罷工自然解決，何必請教於我呢？”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敵人要押施洋過江去武昌。這時，敵人竟動用200多個武裝警察，排成兩行，把手無寸鐵的施洋押在中間，經大街，過小巷，來到漢口招商輪船碼頭，沿途觀看的羣衆人山人海。施洋被押上輪船，輪船到了武昌文昌門外碼頭，60多個武裝警察和一大批陸軍像迎接大元帥似的，“護衛”着施洋進入文昌門，到了湖北陸軍審判處，馬上釘上了沉重的腳鐐手銬，關進了牢房。
施洋被捕後，把“審判”革命者的法庭，變成了審判敵人的地方。2月8日下午4時許，敵人開始審訊，施洋抗辯說：“對於貧苦工人或工會有訴訟或非訴訟事件委託者，本律師不過在法律範圍以內，本法律應有的職權，代擬訴狀或出狀，有何犯罪可言！但是，你們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你們纔算犯了法；退一步講，即使我犯了法，但我一不是軍人，二不是江洋大盜，應該由地方審判庭來處理，陸軍審判處無權過問。這是你們首先亂了法紀，應當負法律上的責任！”敵人理屈詞窮，張口結舌。
在獄中，施洋以“監獄樂”爲題寫詩一首：“人人都說監獄苦，我坐監牢反覺樂。不要錢的衣給我穿個鼓堆堆，不要錢的飯給我吃個肚兒圓。”表現出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吳佩孚、肖耀南不敢公開殺害施洋。2月15日（陰曆除夕）清晨，當施洋得知敵人要秘密殺害他的時候，他坦然自若，從容地整理好衣衫，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
臨刑前，執法官假惺惺地問他：“要不要寫家信？有沒有遺囑？”
施洋輕蔑地瞥了法官一眼，聲色俱厲地說：“中國就是我的家，我有什麼信可寫！我只希望中國的勞動者早點起來，把軍閥、官僚資本家和你們這些替他們賣命當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寢皮！”
施洋提高聲音繼續說道：“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對強暴，你們殺了一個施洋，還有千百個施洋……”
最後，施洋身中兩彈，仍傲然屹立，他強忍劇痛，雙目怒視敵人，使出最後的力氣振臂高呼：“勞工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年僅34歲的施洋，英勇就義，爲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
“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先驅——顧正紅
工友們，大家團結鬥爭啊！
——顧正紅
顧正紅（1905～1925），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1905年生於江蘇省阜寧小顧莊（今屬濱海）。一戶貧苦農民家庭裡。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工人。1924年參加滬西工友俱樂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2月參加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後在五卅運動中犧牲。
加入工人隊伍
顧正紅小時候，家中有兩間簡陋的土屋和不到五畝的薄田。爲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父親又租種新河口富農劉某家的二十多畝鹽鹼地。顧正紅是老大，下有兩個弟弟，四個妹妹。從小他就生活在貧困的環境裡。
1916年，顧正紅的父親爲了家人的生活，隻身去了上海，在滬西一家油廠當苦力。年僅12歲的顧正紅和他的母親一起肩負家庭生活的重擔。顧正紅每天辛勤勞動，挖野菜，拾柴片，給地主家割牛草。在寒冬臘月和青黃不接的時候，還要去討飯。爲了全家人生活下去，顧正紅還給地主家放過牛。
1921年10月，蘇北阜寧一帶發生大水，顧正紅一家再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了。他們和母親含淚離開家鄉，一路討飯，逃荒到了上海。
顧正紅來上海以後，找到了已經在上海做工五年的父親。但是他的父親因工薪微薄，除了養活自己外，卻無分文積蓄，面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萬般無奈，全家在一起忍飢挨餓。不久，顧正紅的二弟就被飢餓奪去了生命。
1921年，經過多處託人說情，花錢送禮，17歲的顧正紅，才進了日商內外棉九廠（今上海棉四廠）。
顧正紅在九廠粗紗間當掃地工。這裡勞動條件很差，到處花絮飛揚，工人12小時做下來，都成了“棉花人”。車間裡的機器工沒有防護設備，稍不留心，就會送掉性命。顧正紅整天在這些機器中間穿梭往返，辛苦勞動，還經常受資本家的虐待和打罵，每天下班出廠都要遭到侮辱人格的搜身檢查。
經受嚴峻的考驗
顧正紅進廠已經好幾個月，但是還沒拿到工錢。原來九廠有十“規矩”；凡是新進廠的工人，都要對拿摩溫（工頭）表示“酬謝”。他幾個月的血汗錢就這樣被全部作爲“酬謝盤”，進了拿摩溫的腰包。顧正紅知道這件事後，心頭好久不能平靜。
不久，又到了發工資的日子。顧正紅再也忍無可忍了，他當衆責問拿摩溫：“我做工，你拿我的工錢，這算什麼世道？”拿摩溫當時打了顧正紅一頓耳光。顧正紅正要還手，卻被身旁的工友勸阻了。顧正紅不肯罷休，非要出這口氣不可。一天放工以後，他約了幾個要好的小兄弟，在拿摩溫回家的路上，把拿摩溫狠狠地打了一頓。但是，顧正紅也因此惹惱了資本家，被開除出內外棉九廠。
顧正紅在工友們的幫助下，不久又進了內外棉七廠，剛開始做了加油工，後來又做布機上盤頭工。
1924年，黨爲了加強工人運動，把滬西工人區列爲工作重點。先是開辦工人補習學校，又組織滬西工友俱樂部。顧正紅先是工人補習學校的學生，後來又是瀘西工友俱樂部的積極分子。
當時，鄧中夏、惲代英、項英、李立三、劉華、楊之華等人，都在滬西工友俱樂部給工人上課或講演。他們深入淺出給工人講革命思想，顧正紅每次都認真去聽。他學習刻苦用功，不論颳風下雨，從不缺席或遲到。在這裡，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
顧正紅自從參加俱樂部以後，在七廠布機間積極開展活動。每逢夜班，夜半過後，東洋領班和工頭都休息了，他就向工人宣講從俱樂部聽來的革命道理，並小聲教唱從俱樂部學來的革命歌曲，組織和發動工人起來鬥爭。
1925年2月2日，內外棉廠廠主蓄意製造事端，毆打女工，開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黨的教育已經覺醒的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一致要求起來鬥爭。黨組織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動員全上海的黨員投入這次鬥爭。
顧正紅在1月罷工鬥爭中，參加工人糾察隊，到滬西蘇州河一帶交通要道上“把口子”，並積極向羣衆宣傳罷工的意義，講解工人團結鬥爭的重要性，勸告不明情況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還與工人宣傳隊一起，用具體事例揭露日本資本家殘酷壓迫和剝削工人的罪行，以爭取各界對罷工的支持。
與此同時，顧正紅也參加了有幾百人組成的罷工鼓動隊，當時叫“打廠隊”。他和“打廠隊”的工人先後到內外棉九廠、十四廠、十五廠，發動工人蔘加同盟罷工。
顧正紅在2月大罷工中還積極參加組織工會的活動。罷工開始以後，他和各廠秘密工會小組的負責人一起，積極發動和組織工人起來鬥爭，向他們傳達俱樂部的指示，散發傳單，並幫助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困難。工人們在鬥爭中逐漸認識到組織工會的重要性，罷工結束後，許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會。
顧正紅在2月罷工中不斷成長，進一步提高了階級覺悟。罷工結束後，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工人運動先鋒
5月15日早上6點多鐘，顧正紅趕到工會和俱樂部，參加內外棉，同興、日華等日商紗廠夜班工人緊急會議。根據七廠織布是靠十二廠供應棉紗這一情況，劉華估計日本資本家很可能以十二廠工人停工，織布無原料爲藉口迫使七廠工人停工，以製造工人內部矛盾，削弱工人鬥爭的力量。他對工人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七廠工人仍要上工，不要上資本家的當。七廠日班工人已去上工，夜班工人要有準備。”
果然不出所料，七廠日班工人剛上工不久，日本領班就叫拿摩溫到寫字間開會，然後向工人宣佈：“今天廠裡沒有紗，大班叫你們統統回去。”他別有用心地說：“工人沒生活做，就沒有飯吃。這不是東洋老闆不給你們飯吃，是十二廠工人不給你們飯吃。你們有親戚朋友在十二廠的，快叫他們趕快去上工！”日班工人聽了紛紛起來駁斥：“你們東洋老闆開除工人，抓走代表，十二廠工人才停工的。”“我們要上工，不開工就要給工錢。”大家聚集在七廠寫字間門口，堅持要上工。
中午時分，普陀路巡捕房派了一批巡捕到七廠進行“調解”，答應停工期間發一半工資。
這一消息很快在七廠日、夜兩班工人中傳開。顧正紅得到消息後，馬上約了幾個積極分子，分頭到夜班工人家裡去活動，動員大家不要理廠方“佈告”，堅持上工，並提早到廠門口集合。
下午5點左右，七廠夜班工人已陸續來到廠門口。此時，七廠廠門緊閉，門外有三名印度巡捕，還有“包打聽”，手裡都拿着鐵棍、木棒，一個個兇相畢露。然而，工人們並不畏懼。顧正紅領着工人們喊道：“叫大班出來說話！”“不發工錢，決不回去。”“日班有工錢，夜班也應發工錢。”一個日本職員獰笑着說：“告訴你們，日班也不發工錢。”工人們聽後十分氣憤衝向廠內。廠門口那些印度巡捕，日本點名員和“包打聽”，嚇得慌忙打開一扇小門溜進廠去。憤怒的工人呼喊着“我們要上工”的口號，奮力衝破廠門，一起衝進廠內。
兇殘的印度巡捕、日本點名員和“包打聽”，對衝進廠門的手無寸鐵的工人進行毆打，好幾個工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顧正紅見此情景，一面領着大家振臂高喊：“東洋人打傷工人啦！”一面帶領一部分工人衝進物料間，拿出一些打梭棒，供作自衛武器。
內外棉副總大班元木和七廠大班川村，接到印度巡捕的告急後，急忙帶着一羣打手，殺氣騰騰向廠門口趕來。工人們面對日本資本家的武力鎮壓，毫不畏懼。他們在顧正紅等人帶領下，一起向迎面而來的暴徒們衝了過去。顧正紅跑在隊伍的前列。他舉着打梭棒，領着工友們高呼：“反對東洋人壓迫工人，不開工就要發工錢！”
七廠大班看清工人的帶頭人正是他早已注意的顧正紅，就立即對着顧正紅開了一槍。打手見大班開槍，也都用鐵棍，刀對工人猛打猛刺。川村那一槍，擊中了顧正紅的左腿，頓時鮮血直流。但顧正紅毫不畏懼。他咬緊牙關，忍住傷痛，高呼：“工友們，大家團結鬥爭啊！”工人們被顧正紅的英勇行爲所鼓舞，個個奮不顧身，揮動拳頭和打梭棒，向日本資本家和他們的一羣打手衝去。
這時，兇殘惡毒的川村，又迎面向顧正紅腹部開了一槍。顧正紅強忍劇痛，兩眼噴射着對帝國主義無比仇恨的憤怒烈火，緊緊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樹，依然挺立在隊伍前列，繼續鼓動工人堅持鬥爭。川村見顧正紅仍然頑強鬥爭，又向顧正紅頭部開了一槍．顧正紅想和他們拼，但已力不從心。川村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見顧正紅仍未氣絕，又上前一步，開了一槍，並用刀向顧正紅猛刺了幾下。顧正紅終於倒在血泊之中。
這一天，在內外棉七廠，與顧正紅同時被日本資本家及其打手們毆打成重傷者還有7人，手斷頭破者有數10人之多，其中有女工10多人，14歲以下童工10餘人。工人們奮起反抗，鬥爭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後來，由於醬陀路巡捕房派來了大批武裝巡捕，纔給日本資本家解了圍，使鬥爭暫時平息下來。
人們懷着悲憤心情，把顧正紅等身負重傷的階級兄弟扶上人力車，去公共租界會審公廳控告，並送往醫院搶救。在途中，顧正紅還喃喃地說；“我不去東洋人醫院……”成羣結隊的工人一面護送，一面高呼：“東洋人打死人了！”我們要報仇！”跟隨在車子後面的人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反抗人流。
5月16日下午2時，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兒子，年僅20歲的顧正紅，終因傷重不治，爲無產階級和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
萬代流芳
顧正紅慘案發生後的第2天，內外棉東、西五、七、八、十二等五個廠，8000多工人一致罷工，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的罪行。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三十二號通告，號召“援助上海日商內外棉罷工工人，發動反日運動”。同時，俱樂部派往支援青島日商紗廠罷工的代表，和上海赴廣州參加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的代表，均於15日返滬。他們懷着滿腔革命激情，立即投入戰鬥。上海大學，文治大學，南洋大學等校生，也紛紛起來聲援工人鬥爭。於是，以顧正紅慘案爲先聲，一場波瀾壯舉的反帝運動興起了。
5月18日上午，當顧正紅的遺體運到潭子灣時，男女工人整隊送行，沿途高呼：“誓死堅持到底！”“要行兇的償命！”當日下午又在靈柩前追悼顧正紅烈士，到會的工人、學生約4000餘人。劉華手持一面寫着“中國人慘遺日本人殘殺”的白旗，領着大家高呼：“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死不上工！”工人們和學生們在顧正紅烈士靈柩前輪流演講，緬懷先烈，激發鬥志。
5月24日，在閘北潭子灣荒場舉行公祭顧正紅烈士大會，有上萬人蔘加。“大家下決心踏着顧正紅烈士的血跡，繼續前進，決不後退！”這次大會不僅打破了上海市民的沉默，而且因參加大會的學生被捕，以及上海工部局再次準備通過壓迫上海人民的印刷附律、碼頭捐、交易所註冊等提案，使反帝鬥爭在上海迅速發展爲偉大的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是以工人階級爲主體的偉大羣衆運動，而顧正紅烈士則是這次偉大運動中的“工人先鋒”。他的英名也因五卅運動而被載入中國近代史冊。
“紅燈”不滅後世傳——袁玉冰
矢願從今堅立志，要爲世界主人翁。
——袁玉冰
袁玉冰（1899～1927），江西泰和縣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後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3月，中共中央調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委員會秘書、上海團地委宣傳部主任。1926年10月，參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年底，奉調回江西工作，擔任共青團江西區委書記，並主編團的刊物《紅燈》週刊，使之成爲宣傳革命理論、反擊國民黨新右派進攻的重要輿論陣地。後任中國共產黨江西區委宣傳部長、區黨委書記等職。1927年12月，袁玉冰化裝進入南昌向省委彙報工作時不幸被捕。12月27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窩刑場英勇就義，時年28歲。
少年書生揮斥方遒
1899年2月，袁玉冰出生江西興國縣崇賢鄉上沔村一戶貧苦農戶家裡。自幼家境貧寒，爲了分擔父母肩上的重擔，袁玉冰從小就放牛、割草、砍柴。農民出身的袁玉冰對貧苦農民生活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從小就立下了要拯救勞苦大衆水火之中的志向。
1910年，11歲的袁玉冰入私塾。1914年，袁玉冰入興國縣高興圩成德小學就讀高等小學。他積極進取，在老師的幫助下還創辦了學生閱書社，由學生自願捐款，購置書刊。
1918年的秋天，袁玉冰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學。青年學生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爲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5月7日，爲了響應和聲援這次愛國運動，召開了南昌市學生代表大會，袁玉冰作爲南昌二中的學生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接着，他和同學們一起，參加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在街頭髮表演說，號召人民行動起來，反對賣國求榮的北洋政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並將搜查到的日貨當衆燒燬。這一年，袁玉冰20歲，他寫了一首題爲《二十初度感懷》詩：
光陰去我太匆匆，忽忽年臨二十中。
矢願從今堅立志，要爲世界主人翁。
國勢阽危抱杞憂，挽回深愧乏良謀，
才疏漫與終軍比，弱冠空貽識者羞。
原來我亦是貧家，那得金錢用似沙，
遊年多年消鉅費，從今敢不力懲奢。
詩中抒發了對祖國前途命運關心和立志革命抱負。他還在《贈周君轉學心遠中學》寫道：
世事原來少自由，一時失意不煩愁，
勸君莫把東隅戀，且看桑榆尚可怕。
對學友加以勸勉，從側面表現出他立身處世的準則與態度。鼓勵朋友不要貪戀往日的成功，更要努力爭取日後的勝利，其奮發進取的精神溢於言表。由這些詩我們不難看出，青年袁玉冰的革命志趣，崇高理想與偉大抱負是何等的高潔執着。
“五四”運動以後，袁玉冰的思想由追求愛國真理開始向共產主義者轉變。從此，袁玉冰開始閱讀《新青年》、《每週評論》等進步書刊，探求救國救民道路。對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宣傳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文章產生了濃厚興趣，並逐漸認識到，組織進步社團，創辦刊物，努力提高中國人民覺悟，是進行革命首要任務。
1919年下半年，袁玉冰邀請後成爲中共優秀的領導幹部、馬列主義的活動家、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創造者之一的黃道，及徐先兆、石廷瑜等幾位同學，組織了江西第一個革命團體“鄱陽湖社”。他們當時都在南昌二中讀書，又是同班同學，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經常在一起議論國事，激揚文字，抨擊時弊。後來大家感到“鄱陽湖社”這個名稱無法體現團體宗旨，於是在次年12月更名爲“江西改造社”。
創辦《新江西》
1921年1月1日，“五四”運動後江西第一個革命團體“江西改造社”在南昌二中宣佈正式成立。到會的9位社員公推袁玉冰爲會議主席。會上決定出版發行《新江西》季刊，並推舉袁玉冰爲改造社主要負責人兼《新江西》主編。
袁玉冰爲創刊號撰寫了《本刊宣言》，闡明改造社的政治主張。他說：“改造社的宗旨，是主張改造社會的。發行本刊，就是改造社會的一種方法。我們改造社會，先在江西做起，……所以就叫做《新江西》。”
《新江西》自問世那天起，就成爲反帝、反封建、反軍閥鬥爭匕首、投槍，成爲江西第一個宣傳馬列主義革命刊物。伴隨着《新江西》廣泛發行，其影響日益擴大，一批先進青年先後參加改造社。
當時的這江西首個革命團體改造社成員，曾以《新江西》爲陣地，開展過“主義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爭論。“主義問題”實際上是要不要馬列主義的問題，“政治問題”實際上是要不要參加革命實際活動的問題。這場爭論直接影響着和決定着南昌學生運動的方向，在爭論中袁玉冰等人駁斥了反對者的言論，指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參加實際政治鬥爭的重要性。袁玉冰常對大家宣講：沒有主義的信仰是再危險不過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激進中的能夠實現的主義，只要看他主張非妥協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就很可以堅定我們的信仰了。但是他又指出，信仰馬克思主義不等於拿馬克思主義作教條。因此，他告誡大家不能只是空談而不注意中國的社會實際，如果這樣空談，自然是落空中的落空。
袁玉冰先後在《新江西》上發表文章三十多篇，他在《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中，痛斥了官僚政客軍閥財主禍國殃民的罪行，“過去的江西，現在的江西，都是充滿了黑沉沉的、陰慘慘的色彩。社會上沒有一樁事，不受官僚政客軍閥的支配”。同時他對勞苦大衆寄予了深切的感情。他說：“可憐的三千萬男女同胞，在這黑無天日，慘無人道的地獄裡面過非人的生活，真是言之傷心！”他號召人民“應該有真正徹底的覺悟、犧牲奮鬥的決心；把那些阻礙的荊棘，一刀斬去，盡力去殺出一線光明的道路來”。袁玉冰成爲江西傳播馬列主義的先驅。
袁玉冰主編的《新江西》雜誌成爲當時江西思想界的一顆明星，受到了廣大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的熱烈歡迎。儘管它從出版的第一天起，就一再遭到軍閥當局的干涉和迫害，但它流傳的地域和影響相當大，不僅江西各地擁有大量讀者，甚至上海、北京、廣州、武昌等地也有所見，1923年春，《新江西》雖然被迫停刊了，但是旅居上海、南昌的20餘名江西先進青年，接過袁玉冰未竟的事業，又於同年10月創辦了《新江西半月刊》，繼續從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當時，由於追求進步、傾向革命，改造社很快吸引了衆多有志青年學生加入。至1922年，會員一度達到100多人，黃道、邵式平、方誌敏等都是該社社員。
1922年6月，在南昌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就讀方誌敏在報名參加了改造社後，與袁玉冰以及隨後結交的趙醒儂，爲了一個共同革命理想和目標，攜手合作並肩戰鬥，日後被人們譽爲“江西三傑”。
“江西改造社”隨着組織的擴大，社員分佈極爲廣泛，以江西爲主，北京、上海、湖南、四川甚至日本均有。
“江西改造社”的《新江西》，由於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和鍼砭時弊的言論，很快轟動全省，影響全國，成爲當時的暢銷書刊。爲此，該刊在省內南昌、贛州、九江、吉安、興國、鉛山、河口等地設立分售處，省外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昌等地設立分售處，讀者遍及工農商學兵各界，一大批有志青年由此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的道路，從而爲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青年團在江西建立地方組織奠定了理論基礎和羣衆基礎。
光榮入黨
1921年5月1日，袁玉冰在南昌向勞動羣衆和青年學生作了題爲《勞工神聖紀念日》的報告，他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在我沒寫回憶文章之前，“南昌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五一’是怎麼一回事。”6月，袁玉冰等爲了普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這是江西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爲此，《新江西》開闢了“介紹進步書刊專欄”，介紹了《馬克思全書》、《列寧全書》，轉載了《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等。袁玉冰還輯錄了大量的“名詞淺釋”，介紹了《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新青年叢書》和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出版的《青年週刊》等60多種書刊。
1922年1月17日，湖南工人運動領袖黃愛、龐人銓慘遭時任湘軍師長、總司令兼湖南省長的軍閥趙恆惕殺害，消息傳開，羣情激憤。4月初，袁玉冰在改造社常委會上提議召開紀念五一節暨追悼黃、龐兩位烈士大會，邀請了大江報社，覺社等團體共同參加。5月1日那天，南昌各界20多個團體，2000多人云集江西省教育會，盛況空前。《大江報》還出版了袁玉冰編輯的《五一勞動節特號》。但因北洋將領、直係軍閥、時任江西軍事長官督軍陳光遠以“煽惑勞人鼓吹共產主義”的罪名查封了《大江報》，所以這期特刊並未與讀者見面。袁玉冰後來在文章中說：“從這回運動中可以證明，南昌人們已有了覺悟，這是令我們很抱樂觀的。”
下半年，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求學，改造社同時在北京成立了總社，社址設在北大校園內，並在南昌和上海設立了分社。由於北洋軍閥繼而派蔡成勳爲江西督軍進行瘋狂鎮壓，改造社被迫於1923年春中斷活動。
在北京，袁玉冰很快結識了仰慕已久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革命家、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李大釗非常關心袁玉冰學習、生活以及改造社情況，親自介紹袁玉冰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這年秋，袁玉冰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爲興國縣籍第一個共產黨員，也是贛南籍第一位中共黨員。袁玉參與方誌敏發起籌辦成立開展革命活動，宣傳和推銷國內外進步書刊，傳播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南昌文化書社。他們一道利用南昌文化書社爲掩護，宣傳革命思想，秘密聯絡黨團員，使南昌文化書店成爲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堅強陣地。
勇猛的戰鬥
1923年1月底，袁玉冰受李大釗指派，利用北大放寒假機會回到南昌，和方誌敏、趙醒儂等人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團組織——南昌地方臨時委員會，同時由袁玉冰主持創辦團地委機關刊物《紅燈》。又在南昌二中成立了“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在心遠中學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由袁玉冰擔任主任。研究會以學術研究團體面目出現，指導革命青年閱讀馬列的書，研究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教育，在省內擔負革命的先導作用。袁玉冰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當時，北洋軍閥江西省最高軍事長官督軍蔡成勳省長李廷玉派人對袁玉冰進行遊說，許以公費送東渡日本留學，企圖收買。可袁玉冰義正詞嚴地拒絕了。3月下旬，袁玉冰攜帶南昌地方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民權運動大同盟給中央的報告，動身去北京，不幸被惱羞成怒的蔡成勳、李廷玉把持的北洋軍閥江西省政府逮捕，關押在軍法處監獄。趙醒儂、方誌敏等人也被通緝。袁玉冰被捕激起了江西社會各界人士憤慨，經趙醒儂及著名的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劉和珍等各界人士的多方活動，積極營救，北洋軍閥當局迫社會壓力，將關了8個月袁玉冰於11月交保釋放。
當時，針對有人提出今後要“言行謹慎、免遭毒手”的議論，袁玉冰在專爲歡迎他出獄的大會上說：“世界上沒有不死的人，如果碌碌一生，專爲私人的衣食住行着想，活上百歲又有什麼價值？爲了無數貧苦人們的利益，就是明天要犧牲，我也是甘心情願的。”又說：“我們做改造事業的人被投入監獄，上斷頭臺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話語平實，擲地有聲，表現了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的高尚情懷。
主編《紅燈》週刊
1924年3月，中共中央調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委員會秘書、上海團地委宣傳部主任。5月，袁玉冰奉中共組織派遣，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中國班學習，並參加軍事訓練。袁玉冰在莫斯科見到了列寧，聆聽了講話。這年8月，袁玉冰還見到了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李大釗，並聽了所作關中國革命運動問題報告。
1925年冬，國內革命形勢蓬勃發展，需要大批幹部。袁玉冰奉中共組織指示，提前畢業回國，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書記，並在中共江蘇省委員會負責宣傳和組織工作。
1926年10月中共組織領導上海工人階級進行第一次武裝起義，袁玉冰發動和組織青年工人和羣衆，參加了這次鬥爭。
這年冬天，北伐戰爭在江西戰場節節勝利，袁玉冰奉中共組織調令回江西工作，擔任共青團江西區委書記，兼任中共江西區委秘書和宣傳部長等職。時任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的蔣介石在南昌逐漸暴露出反共反人民面目。面對蔣介石國民黨右派猖狂進攻，中共江西區委決定讓原中共南昌市委機關刊物《紅燈》復刊，並由袁玉冰擔任主編。
11月初，《紅燈》週刊與讀者見面，刊物封面由袁玉冰精心設計，畫有兩個燈筒，放出一片紅光。在復刊詞《紅燈的新使命》中，袁玉冰寫道：紅燈是爲革命而發刊的，也是爲革命而停刊的，現在“紅燈”繼續出版，自然仍是爲革命的，即是爲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導。我們願意竭盡我們所有的能力，爲江西青年供給革命的理論，指導革命的行動，這就是“紅燈”繼續出版以後的新使命。
11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由劉九峰任書記，傅烈任組織部長，袁玉冰任宣傳部長。同時，袁玉冰還擔任共青團江西省委書記等職。
爲了支持工農運動，反駁一些國民黨右派別有用心的對工農運動的責難，《紅燈》刊發出了一篇篇戰鬥檄文，文字短小精悍，切中時弊，深受進步人士喜讀，發行量由數百份增至5000餘份。方誌敏的堂弟方誌純後來回憶說：“《紅燈》是我參加革命後接觸到的第一個革命刊物。當年，我是《紅燈》的熱心讀者，《紅燈》曾向我灌輸革命理論，啓迪我正確分析形勢，幫助我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許多革命青年一樣，《紅燈》曾經是指引我前進的一盞指路明燈。”《紅燈》週刊成爲當時宣傳革命理論、反擊國民黨右派進攻的重要輿論陣地。
1927年3月起，蔣介石國民黨右派蓄意破壞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7年3月6日，蔣介石國民黨右派殺害了中共贛州組織創建人、工運領袖，時任中共贛州特別支部書記、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袁玉冰領導和指揮了南昌市大規模的罷工、罷課、遊行示威活動，狠狠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的囂張氣焰。袁玉冰和時任中共江西區委組織部部長林修傑組織了一場大規模反擊蔣介石國民黨右派鬥爭。在此正當南昌革命熱潮高漲之際，國民黨右派組織了“AB團”，企圖攫取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省黨部的領導權。他們下令解散國民黨南昌市黨部，組織“暗殺團”暗殺革命同志。在這種情形下，上級決定拔掉“AB團”這顆釘子。
4月2日，在袁玉冰與林修傑的指揮下，成千上萬工人、學生、市民涌上街頭，向南昌百花洲進發，搗毀了發起成立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AB團的段錫朋控制的國民黨省黨部，搜索抓獲國民黨右派分子90餘人，摧毀了AB團，讓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重新掌握了省黨部的領導權。段錫朋的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取消民主主義。這樣一個組織，在成立後僅3個月，就被袁玉冰與林修傑領導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四二”大暴動所摧垮。在江西的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英勇就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政變。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預備隊總指揮朱培德在江西搞“禮送”共產黨人出境，袁玉冰也處於危險之中。
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袁玉冰仍臨危不懼，轉入地下秘密活動。袁玉冰於5月16日寫下《蔣介石政府的危機》一文，深刻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右派“清黨”的實質，痛斥其鎮壓工農運動和叛變國民革命的種種罪行。
7 月15日，一度與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的時任國民黨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政變，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進行大屠殺，此時白色恐怖更爲嚴重，袁玉冰不顧個人安危，繼續在江西堅持鬥爭，擔任了中共興國縣委書記。
中共“八七會議”後，袁玉冰被任命爲中共九江地委書記，他不懼危險，出生入死，積極組織贛北秋收暴動。11月，袁玉冰被派到中共贛西特委兼任書記，在吉安準備組織工農武裝暴動。
1927年12月13日，袁玉冰化裝赴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彙報和請示工作，被叛徒蘭仲和發覺告密，不幸被捕。在獄中，袁玉冰面對敵人嚴刑拷打，威脅利誘，始終堅貞不屈。12月27日，時年28歲的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窩刑場英勇就義。
袁玉冰英勇犧牲後，中共中央在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瞿秋白當時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上發表悼念袁玉冰文章，文章寫道：袁玉冰“如今死了，可是赤血將從地下噴發，洗乾淨黑暗陳腐不堪江西！”袁玉冰以年青的鮮血和生命續了一曲感天動地的革命壯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