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蘇共喪失執政地位並自行瓦解，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極其複雜的歷史背景。表面看它發軔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然而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它與蘇共執政後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乃至與整個蘇共的歷史，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這個意義上說，蘇共的興衰史是歷史給予我們的一筆極爲豐富的遺產，認真研究蘇共的教訓，對於我們密切聯繫羣衆、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民心向背決定執政黨的興亡。回顧歷史，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即蘇聯共產黨最早的稱呼）是靠三個口號上臺的：和平、土地、麪包。這三個口號的內容，反映了當時工農羣衆最迫切的要求。但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卻以所謂國家利益來拒絕下層人民的“狹隘利益”，於是羣衆紛紛倒向了布爾什維克黨一邊。十月革命前夕，布爾什維克黨曾驕傲地贏得了兩個壓倒多數：一個是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一個是絕大多數軍人的支持。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全俄最大的城市裡，每五名士兵裡就有四名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失敗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同樣成爲不可避免。
經過74年的歷程之後，蘇共的輝煌不再，在世紀末的風雨中無比淒涼地謝幕了。1991年發生了舉世矚目的“8·19事件”，蘇共的執政者們被廣大羣衆甚至包括2000多萬蘇共黨員所拋棄。軍隊拒絕執行命令，甚至倒戈。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裡，蘇共解散，改變了國際大格局，而在蘇聯卻異常平靜。《蘇維埃俄羅斯報》的政論家謝爾蓋曾這樣寫道：“由於種種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羅斯工人羣衆之間，醞釀了一種信念，認爲摧毀蘇維埃制度並放棄與蘇共的團結一致將對人們有利。人們爲什麼會這麼想？——這是一個千古之謎。”其實這稱不上什麼“千古之謎”，因爲失民心者失天下。據當時蘇聯社會科學院所作的問卷調查表明，被調查者認爲蘇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僅佔4%，認爲仍然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僅佔7%，認爲能代表全體蘇共黨員的佔11%，而認爲代表各級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佔85%。由此可見，絕大多數羣衆認爲，共產黨不再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蘇聯共產黨沒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
蘇共的悲劇告訴我們：執政黨最可怕的是喪失人心，失去公信力；共產黨最可怕的是被它代表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所拋棄。要做到兩個“離不開”，關鍵是黨離不開人民，而不是人民離不開黨。因爲被比作“魚水關係”的黨羣關係，水對魚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水裡沒有魚，水還是水；而魚一旦離開水，終究會死掉。
二、蘇共喪失民心的諸多因素
蘇共脫離羣衆，喪失民心表現在諸多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欠賬大，改善羣衆物質生活欠賬大，使蘇共喪失了羣衆支持的物質基礎。
到了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一方面，蘇聯社會長時期積累的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銳；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的失敗，加劇了蘇聯經濟形勢的惡化，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一是經濟發展速度由增長變爲大幅度下降。以國民收入爲例，在蘇共執政晚期，1991年上半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與199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國民收入下降了12%，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了11%；二是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嚴重。僅1990年1~7月居民手中的貨幣量就增加了390億盧布，其中7月份就增加了200億盧布，而1981~1985年蘇聯貨幣總投放量僅爲180億盧布，導致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高達每月12%~15%；三是商品由局部短缺發展到全面匱乏。羣衆正常的物質文化生活都得不到滿足，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對執政的蘇共嚴重不滿，蘇共失去了羣衆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從另一個角度講，蘇共脫離羣衆也是因爲沒有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黨的先進性的重要體現。資本主義由於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後，必須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黨的任務就是領導廣大羣衆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領導蘇聯各族人民在帝國主義包圍的嚴峻環境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推動了科技進步，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在短短20年間，蘇聯的工業生產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歐洲第四位變爲世界第二位和歐洲第一位，1941年更超過英、法、德三國之和，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人民以強大的綜合國力爲依託，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段時間，蘇聯迅速恢復了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並進一步發展。這些成就不僅強盛了蘇聯的國力，擴大了蘇共的影響，而且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它大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製了第一座原子能發電站、原子能破冰船和圖-104噴氣式客機，在宇航、原子能、同位素、超音速飛機等尖端科技方面領先於世界。結果，軍事實力大增，綜合國力提高，成爲唯一能夠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然而，蘇共的致命錯誤在於：
一是不能及時地改革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從而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雖然在歷史上起過積極作用，但後來日益僵化，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蘇共領導人只是滿足於對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修修補補，對已經很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沒有真正加以改革。
二是對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技術革命無動於衷，結果錯失了發展的大好時機。蘇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定時期內曾經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使蘇聯的科學技術水平得到巨大發展，爲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愈益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的時候，卻由於其領導人在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上的錯誤，錯過了新科技革命的良好時機，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消極影響。這兩點失誤使蘇聯經濟體制中的流弊積重難返，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發展速度不斷下滑，與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改革變成了改向，從根本上破壞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迨至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出現負增長，並由此引發不
良的連鎖反應，達到難以爲繼的境地，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而且波及東歐，出現了歷史的大倒退。
第二，政治上離心離德、脫離羣衆，喪失了羣衆支持的政治基礎。
由於民主政治建設滯後，羣衆的民主權利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蘇共在政治上脫離羣衆，喪失了執政的羣衆基礎。蘇維埃民主制度是列寧親自締造的，是獨具俄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理應從根本上優越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蘇維埃制度在建設初期，並不完善。列寧晚年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設想，以發展和完善蘇維埃民主制度。不幸的是，這些設想沒有得到實現。斯大林執政後，蘇聯具備了發展和完善蘇維埃制度的有利條件。但是，斯大林把過渡時期的政治體制凝固化，沒有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最終形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最高蘇維埃變成了黨的附屬品。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背離了民主政治的一般常理和普遍規律，實際上同社會主義民主也格格不入，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聲譽。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維埃建設僅是在法律條文規定上有所改進，而在現實生活中，蘇維埃制度沒能發揮其優越作用。蘇維埃亦然形同虛設。
蘇維埃民主制度經過70餘年的發展，在體現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力方面成就甚少，勞動人民的代表並不能充分行使羣衆委託的管理國家的權力。同時，最高蘇維埃也根本沒有能力保證人民代表，行使其他的民主權利，僅僅起着“橡皮圖章”的作用。以黨代政、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延緩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並使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顯然，蘇維埃制度還沒有建設成爲社會主義制度最好的政治外殼。
長期以來，蘇聯領導集團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一言堂、個人專斷、踐踏黨章和法律、侵犯人民權利的事件不斷髮生，20世紀30年代發生肅反擴大化、階級鬥爭擴大化，許多幹部和羣衆受到迫害，嚴重脫離了人民。作爲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人民的民主權利只是寫在憲法上，缺乏保障的具體法令和措施。各級蘇維埃代表會議不舉行認真的討論，不傾聽人民呼聲。幹部實行委任制，形成了只對上負責，對下則欺壓羣衆，日益嚴重脫離廣大羣衆。羣衆的民主權利無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羣衆對執政的蘇共產生不滿情緒。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改革失敗，社會政治危機加劇，羣衆當家作主的權利幾乎化爲烏有，人們對蘇共完全失去了信任，蘇共因此而喪失執政地位也就不足爲奇。
蘇聯民主發揚不充分，民主體制不健全。人民還不能完全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管理與決策。這就不能完全、迅速、有效地監督國家機構和國家工作人員所滋生的某些腐敗現象，因而還不能充分調動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體系還不甚完整和嚴密，人們的法制觀念較差，依法辦事的自覺性較低。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責關係不明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現象嚴重，缺乏完善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以致還不能有效地防止某些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從人民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完全實現依法治國。在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中，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機構重疊臃腫現象嚴重，因而辦事的效率比較低，活力比較差。這種種弊端的總病根，則在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餘毒和屢禁不止的官僚主義。這是現實體制中的兩大頑症。
第三，思想文化建設沒有搞好，意識形態失去吸引力，造成社會思想混亂，羣衆理想信念動搖。
文化作爲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同時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社會主義的文化是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同時又是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社會主義文化之所以優於封建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就是因爲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當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互相對立和競爭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唯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批判地繼承借鑑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以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來抵禦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才能牢牢把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才能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列寧創建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曾經是一個高度重視先進文化的黨，這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理論凝聚和思想先導作用。但是在列寧逝世後，蘇共的歷屆領導人卻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蘇共是在沙俄統治的廢墟即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國情裡建設社會主義的，但它在提倡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同時，沒有注意肅清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斯大林時期嚴重的個人崇拜，曾給黨的事業造成很大的損失，但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提倡和讚賞對自己的崇拜，勃列日涅夫則更甚，使黨長期籠罩在個人迷信的怪圈之中。與此相隨的是黨內思想僵化，教條主義盛行，完全缺乏與時俱進的風尚。先是長期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僵化地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生搬硬套地用這種錯誤的理解來剪裁活生生的現實。在實踐上出現重大失誤以後，自蘇共二十大開始又沒有及時地用正確的思想理論統一全黨思想，導致思想理論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張，這使蘇共的思想文化界出現了十分混亂的局面。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後，大肆批判“斯大林主義”，形成否定歷史、否定蘇共、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和所謂“改革新思維”，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在黨的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指導地位，使蘇共的指導思想成爲一個既包括馬列主義，也包括全人類的價值（尤其是自由、民主、價值觀）、人道主義哲學以及基督教學說等思想的大雜燴。同時在廣泛“民主”的旗號下放棄正確的思想引導，放任自流，使否定和污衊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書籍、報刊和言論到處氾濫，併成爲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思想文化上的混亂必然導致黨的精神凝聚力的喪失，思想文化建設的不足和對正確軌道的偏離，影響了人們的視野和是非觀念，扭曲了整個社會心理。到蘇聯解體前夕，蘇共已從根本上失去了對黨員、羣衆和各個加盟共和國的號召力。同時，思想文化上的混亂也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混亂。完全可以這樣說，正是蘇共在黨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失誤拉開了蘇共垮臺的序幕並最終把蘇共送進了歷史的博物館。蘇聯的政治多元化由此開始，國家的解體由此而來。
蘇共喪失了羣衆支持的思想基礎。蘇共蛻化變質，首先是從意識形態開始的。尤其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提出和實行“公開性”“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全盤否定蘇共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使整個社會思想陷入極端混亂，羣衆的理想信念嚴重動搖，羣衆與黨的聯繫被瓦解，這就進一步
加劇了蘇共的崩潰。1991年6月，美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作了一次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全部是掌握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結果表明：全部被調查者中，只有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認爲應當實行資本主義的則佔了76.7%。當時就有專家撰文指出：蘇共官僚們最關心的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意識形態，也不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特權，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是爲了維護黨政官僚的利益。事實上，最熱衷資本主義化的正是黨政官僚。
第四，黨自身的建設沒有搞好，蛻化變質，在羣衆中失去了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喪失了羣衆支持的組織基礎。
列寧曾經指出：執政黨最大的危險之一就在於脫離羣衆。但是，從斯大林開始，黨羣關係發生裂變，蘇聯當權的“人民公僕”蛻化變質，黨內開始形成一個保護特殊集團和高級領導人享有各種特權的制度。特權和腐敗使蘇共漸失人心，黨的領導人在羣衆中威信掃地。瓦·博爾金（曾任蘇共中央內務部長，是參與“8·19”事件的重要人員）在其《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寫道：曾經強大的黨的核心正在衰亡，整個肌體正在壞死。美國研究俄羅斯問題專家弗蘭克·奇福德說：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1991年10月9日蘇聯《工人論壇報》一篇文章認爲：“蘇共是作爲工人階級的政黨成立起來的，宣佈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然而它日益脫離了這個階級，失去了對工人的政治影響力”。1991年蘇聯《自鳴鐘報》文章寫道：難道真有人不明白，用採取過高工資和享受各種特權的辦法，攫取人民勞動成果——這種形式不正是蘇共政權垮臺和受到蔑視的原因嗎？可以說，蘇共和蘇聯真正的掘墓人，正是蘇共和其自己培植的官僚高薪特權集團。搞黨內腐敗，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必然脫離羣衆，必然亡黨，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三、蘇共執政失敗的後續反思
蘇共在執政過程中逐漸失掉民心、脫離羣衆的教訓值得今天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持久地深入反思。
在蘇聯解體前，當時蘇聯社會科學院的民意調查非常明確地顯示出，在羣衆看來，蘇共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全體人民，甚至不代表全體黨員，只代表執政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在這種情形下，不難理解爲什麼蘇聯人民那麼平靜地接受了蘇共垮臺這樣一個現實。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以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宗旨的黨。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爲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蘇共在很長時期裡代表了蘇聯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得到人民的高度信賴，因此激發了人民洶涌澎湃的革命和建設熱情，奪取並鞏固了政權，打敗了外敵入侵，建設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執政過程中，蘇共領導人忽略了人民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在黨風方面，黨內特權和腐敗現象日益嚴重，這樣日積月累，人民對黨的意見和積怨便越來越多，越來越深，以至於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並不認爲蘇共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如果說蘇聯共產黨喪失羣衆的支持和擁護，最初的原因在於黨執政的績效不明顯，特別是由於黨的自身建設和黨的領導出現的種種失誤，使黨不能很好地領導國家和社會前進，不能有效地履行執政爲民的根本職能。那麼，到了執政的後期，執政黨成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逐漸偏離了執政爲民的根本宗旨，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自我矯正的機會和能力。蘇共到後來已經蛻變爲少數當權者的黨、既得利益集團的黨，誰都無法憑藉這樣一個黨來爲最廣大人民謀福利。由於蘇共內部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這不僅損害了黨的形象，還培養了一羣黨內的“蛀蟲”，擁有一定職權的各級官員通過非法手段聚斂錢財，極力阻撓觸動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更爲可怕的是，這些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爲了“漂白”他們非法攫取的鉅額財富，最後甚至不惜用推翻蘇共的執政地位來使他們侵吞的社會財富合法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的所謂“新權貴”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些蘇聯解體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原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早期發展起來的黑市“倒爺”，而是蘇共執政時期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正是蘇共黨內存在的頑固既得利益集團，利用蘇聯黨和國家的體制秩序來爲自己大肆攫取非法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羣衆對黨的信任和支持。加之他們操縱着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這就使黨的執政價值取向根本不可能指向羣衆。
蘇共的悲劇從反面說明，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後不能堅定不移地領導人民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不能及時地改革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不能始終代表最廣大羣衆的根本利益，那就會逐步喪失政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必然遭到羣衆的拋棄，最終將會亡黨乃至亡國。
能不能得到最大多數羣衆的衷心擁護和支持，這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最直接的決定因素就是羣衆利益預期得到滿足的程度，而這種利益預期離不開正確的執政理念，也離不開卓有成效的執政實踐。羣衆對執政黨的支持程度，是一個客觀的、動態的、開放的過程，羣衆對黨的支持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一個時期黨在執政實踐中能夠做到執政爲民，切實代表羣衆的根本利益，就能夠得到羣衆的支持和擁護，而另一個時期也有可能會因爲錯誤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損害了羣衆的根本利益，或者因爲自身建設存在的缺陷損害了黨在羣衆心目中的形象，傷害了羣衆的感情，就會出現羣衆同執政黨離心離德的局面，最終失去最大多數羣衆的支持，也就會被羣衆所拋棄。
深刻總結蘇聯共產黨喪失執政權的歷史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必須始終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基本理念，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要始終緊緊依靠羣衆，誠心誠意爲人民謀利益，從羣衆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始終把體現羣衆的意志和利益作爲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把依靠羣衆的智慧和力量作爲我們推進事業的根本工作路線。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國民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執政的績效能夠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充分顯現，廣大羣衆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實現、維護和發展，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是踏踏實實執政爲民的。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基本理念，堅決反對和根治各種腐敗和特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剷除既得利益集團，始終保持黨的本色，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這永遠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法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