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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研究，王國慶認爲，凡是由綠變紅、由紅到紫、由紫而黃（敗）的風雲人物，必有一個大同小異的人生拐點。
在劉俊卿案發後，不論是從外地調任的新干部，還是渦陽本地工作多年的幹部，都說：劉俊卿是個罕見的經濟能人。
多年前，高爐酒廠就如同遍地開花的小酒廠一樣，賣點小酒，掙點小錢，溫飽無憂，發財無望，既不會讓縣財政欣喜若狂，也不會讓職工無錢養家。然而，劉俊卿很快就讓縣財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劉俊卿從縣印刷廠調任高爐酒廠任廠長。一位渦陽縣老幹部向記者回憶說：當年，酒廠上交財政從200萬元一舉躍升至1700多萬元；第二年3500多萬元；第三年7000萬元；第四年便突破億元……
連續多年，酒廠是渦陽縣無可爭議的第一利稅大戶，並佔據縣財政的70％。有人說，在酒廠鼎盛時期，每10個渦陽縣城人，就有3個人直接或間接爲酒廠工作；每10個幹部的工資，有7個人要靠酒廠的效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坊式酒廠，一下變成當時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國白酒業排名第八的企業。各種個人榮譽接踵而至：“全國優秀企業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領導大會小會表揚個不停，全縣經濟工作會差不多快成酒廠經驗總結會。報紙、電視臺鋪天蓋地大談劉俊卿的先進事蹟。
知情人講，劉俊卿與當地官員來往密切，“從縣裡到市裡，再到省裡，一步步打通。”
據說，劉俊卿與王懷忠的關係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懷忠任阜陽市委書記時，劉王相逢，愛開玩笑的王懷忠戲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詩意。我的名字就很難聽，人家都叫我‘壞種’。”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內，檢舉劉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遞到各級紀檢機關，但劉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懷忠落馬後，據說也曾查到劉。紀檢部門只是把劉叫去核實情況，仍沒有動劉。
經此一役，劉俊卿變得更爲氣壯。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會上，劉放言：“你們扛着大旗，都不能擺平我。中紀委也是人，他要吃飯，要花錢，我就能把他擺平。”但是，劉俊卿最終還是失算了。
劉俊卿在任職的後期，終日借酒消愁，有時甚至從中午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企業效益逐年下滑，並出現虧損，昔日的王牌企業，落到了連職工工資都發不出的地步。職工的養老保險也無法湊齊，職工上訪不斷。
安徽省當地的一位白酒界老總惋惜地說，從酒界巨匠到階下囚，劉俊卿的墮落着實讓人心痛。
王國慶注意到，劉俊卿的墮落由他的心理失衡開始。
前幾年，儘管劉俊卿把高爐酒廠治理得井井有條，但“他得到的並不多，一個月也就是一兩千塊錢的收入”。
在幾年前的一次縣政府召開的“全縣企業家表彰大會”後，劉俊卿“再次貪杯了”，在飯桌上醉意朦朧地大談自己的“創業心得”。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一個民營企業老闆趁劉俊卿談興正濃的時候突然發問：“請問劉總年收入能達到多少？”劉俊卿頓時“酒意全醒”，“滿面通紅”，甩袖而去。
該知情人士慨嘆，“這讓劉俊卿時常難以舒懷，心靈上的天平開始傾斜。”
面對企業蒸蒸日上，劉俊卿卻心理失衡了。劉俊卿認爲，沒有他，就沒有雙輪集團的今天，也就沒有那些供貨商、經銷商的鉅額效益，收點錢、拿點禮，就像禮尚往來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後到底收了多少錢，收了哪些人的錢，存在哪家銀行，劉俊卿本人都說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應商、產品經銷商所送的錢物，同時長期包養*。
下面是王國慶看到的一份記者在獄中對劉俊卿的採訪片斷。
《廉政週刊》：個人待遇怎麼樣？有獎金嗎？
劉：我的工資一年不到1萬元，但政府每年都會給一定獎勵，我這10年的獎勵加起來大概有200萬元左右。
《廉政週刊》：這個收入是高了還是低了？
劉：這個收入應當說是很不錯的，政府給我的待遇也是非常優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幹部，甚至比廳級幹部、部級幹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黨委是對得起我的。
《廉政週刊》：你認爲這些收入和你的貢獻成比例嗎？
劉：不成比例。但是從我們國家國有企業現狀看，這個標準是不低的。
《廉政週刊》：和與你打交道的一些私營企業老闆比呢？
劉：這些私營企業老闆原來都是窮光蛋，他們都靠我發了財，也靠雙輪集團發了財，最後都變成了幾千萬元的富翁。酒廠的發展也帶動了他們的發展，酒廠的生產規模越大，他們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從這個現象來講，我在心理上確實有些不平衡。他們的能力不如我，這是肯定的。
《廉政週刊》：但是靠着你，他們都很快成了千萬富翁。
劉：對，有好多個千萬富翁。
《廉政週刊》：所以要給你送錢作爲回報？
劉：這些原料供應商都是個體的，他們看到酒廠未來的發展趨勢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當然要想辦法打通關係了。不過，他們要都是國有企業的老闆，也許不會給我送錢，或者送的金額也很少。
《廉政週刊》：原料供應商什麼時候開始送錢的？
劉：1994年春節，有個別客戶到我辦公室，給我送了錢。隨着企業的發展，客戶的業務也在發展，於是他們就利用每年的春節和中秋節兩大節日，以這個名義來給我送錢。
《廉政週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錢？當時心裡什麼感覺？
劉：收了10萬元錢。起初也是比較有顧慮的，怕以後有事，但又僥倖認爲能避免。那時的確存在僥倖心理。
《廉政週刊》：這些人爲什麼向你行賄？
劉：一個是要發展業務，另外一個希望資金週轉得快一些。
《廉政週刊》：從來不拒絕嗎？
劉：一般不會拒絕。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週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劉：你讓他賺那些錢幹啥？他已經賺得夠多了！
《廉政週刊》：有索賄的情況嗎？什麼情況下會索賄？
劉：索賄現象也有，都是在一起辦事，覺得關係不錯，就提出來了。
《廉政週刊》：不會是因爲缺錢吧？
劉：缺錢是不缺錢，但我不管錢，一般都交給我妻子張兆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說我在南京買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張兆俠要錢能方便嗎？不方便。
《廉政週刊》：跟這些有業務往來的人提出要錢不怕被拒絕？
劉：他們不會拒絕，因爲都是長期客戶，他們要依靠我，有求於我。
《廉政週刊》：既然不缺錢，爲什麼還頻頻收錢，甚至索要？
劉：價值觀發生了扭曲，認爲錢多了將來是一種榮耀，是一種地位。總以爲財富是地位的象徵，所以想積累點資金將來退休以後幹自己的企業，這是第一。第二，我沒能戰勝自己，也就是說沒能戰勝自我膨脹的私慾。
《廉政週刊》：你收的這些錢都怎麼處理了？
劉：錢我一般都交給家屬，有的存起來，有的投資。個人投資也是考慮自己的長遠利益，爲自己退休以後做打算。
《廉政週刊》：總的有多少錢？
劉：我也沒認真跟家裡算過賬，不知道有多少錢。
《廉政週刊》：這麼多錢給你帶來了什麼？
劉：給我帶來了罪惡。我本身在廠裡什麼都可以報銷，哪裡用得到錢。
《廉政週刊》：那等於你受賄的這些錢也沒有什麼用？
劉：在我受賄這段時間內，家庭和我個人都沒用上這些錢。因爲用不着，所以我也花不着它。
《廉政週刊》：在你受賄過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麼作用？
劉：收的錢交給她存起來，她起到收錢的作用。她單獨收的情況也有，那是因爲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來的。我犯罪對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還有我的父母，我給他們帶來了災難。
《廉政週刊》：你受賄對企業有什麼影響？
劉：咋不產生影響呢？本來我是可以壓低對方的價格的。如果不收這些錢，可以讓下屬部門壓低他的原材料價格，收了錢價格就壓不下去了。價格壓低了至少可以縮小客戶的利潤空間，比如一個酒的包裝盒子賺5角錢，我可以讓他賺三四角，這裡面有彈性。如果是我個人的企業，我肯定會想，你給我送這些錢幹啥，實際上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後來辦案的同志告訴我，我的行爲給企業帶來了災難，企業中層以上幹部平均受賄50萬元，包括保管員也收錢，凡是關口的都會收錢。
《廉政週刊》：企業中層以上幹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賄行爲，那企業還能很好地發展嗎？
劉：是我的責任，是我的行爲對企業產生惡劣影響的結果。我對不起酒廠幹部職工和地方黨委政府對我的信任和重託，對不起他們。
《廉政週刊》：你覺得他們是受你影響？
劉：上樑不正下樑歪，由於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沒有認真地去管理這些人，至少是放縱了。我也明白，客戶肯定會給下面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週刊》：你能管得住他們不收錢？
劉：肯定能管住。這個廠是在我的領導下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他們全部是見證人，這個威信還是有的。
當時在幹部會上我不止一次地講過，衡量我的標準有三條：第一，企業是倒退了還是發展了；第二，對國家的貢獻是大了還是小了；第三，職工的生活是改善了還是倒退了。
《廉政週刊》：如果用這三條標準來衡量，你的確曾經爲國家作出了一定貢獻，但現在卻被查處了，有沒有想不通的？
劉：沒有什麼想不通的。查我，對我個人來說，在某些方面是挽救了我。如果再過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將更大。如果企業的銷售額達到10億元以上，這些客戶送的錢不更多嘛！
《廉政週刊》：被查處以後這麼長時間，想沒想過自己怎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劉：隨着企業發展，各種榮譽和光環都接踵而至，個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於是思想上輕浮了，也陷入了飄飄然。另外，社會環境、市場經濟的一些消極因素比如拜金主義也在影響着我。看人家發財，自己不能發財，就有想法。所以當時思想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放鬆了，人生觀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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