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很好奇萌總裁沒有接着談讓他去華國的話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人家也沒有親口相約，倒像是他自己自作多情了。
郭嵩燾又談了談他自己的外交理念，郭嵩燾外交觀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反對視西方諸國爲“夷狄”，主張把它們當作一個個獨立的文明國家來看待。針對封建士大夫的“虛驕”習氣，郭嵩燾認爲：中國除“取法”西洋外，別無他法。
在郭嵩燾身上有着強烈的家國之憂，但他的愛國情感與民族主義意識是以極爲理性的形式呈現的，並且更接近於近代民族主義觀念，也因此爲當時的人們所誤解。這首先表現在郭嵩燾對於華夷之辨的看法上。當時，傳統士大夫仍然強調明華夷之辨，郭嵩燾通過自己的實際觀察，認爲對西方絕不能再以蠻夷視之。
他認爲“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批駁了傳統士大夫關於“中國有道，夷狄無道”的觀念，並進一步指出過去比較落後的地區和民族可以轉化成先進的地區和民族。
對於傳統的華夏中心觀，郭嵩燾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傳統的華夏中心觀認爲中國居天地之中，是行綱常教化和禮義文明的結果，夷狄無此教化與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爲中西文明開化的格局已發生歷史的錯位，而時人卻仍然以天下主義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燾感到了其中蘊含的民族危機。
郭嵩燾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爲義，而置民父於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爲名高”，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樹立新的世界意識，走富國強民的近代民族主義道路。
郭嵩燾出身封建士大夫的舊營壘中，精通傳統文化，又瞭解洋務，對西方文明做過實地考察，這爲他對中西文化的整體進行評價和對比研究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他高出同時代人的地方，就在於他反對再以夷狄看待當時的西洋各國，承認“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雖然，這種文明並非盡善盡美，但從整體上卻要優於中國文明。這就打破了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的“夷夏觀”、“體用觀”、“道器觀”、“本末觀”等等。
郭嵩燾的思想在“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國傳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爲他身後蓬勃興起的維新變法思潮開了先河”。
萌總裁和郭嵩燾交談了一番，不得不承認，郭嵩燾是近代洋務思想家，是中國職業外交家的先驅。
“你這些想法，完全附和我華國的新學和外交精神，我還是剛纔的問題，在清廷推行，有土壤嗎？皇家不牽頭，光是靠底層的改良，能起到在全國形成大勢的效果嗎？”萌總裁接着笑問道。
郭嵩燾沉吟着，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良久才道：“相信朝廷看見華國的改變，看見華國的樣板，會醒的。”
萌總裁笑着點點頭，“謝謝你對華國的高度評價，但是我要告訴你，還有你們，根本不可能，因爲華國是所有人民的華國，華國的權力，掌握在老百姓手中，這從上千萬的華粹黨身上可以看見，華國由華粹黨領導，華粹黨由千千萬萬的人民共同組成，所以，華國的代表，是國家利益，怎麼對國家發展有利，華國就會怎麼發展！而清廷只掌握在少數王公大臣和皇室手中，即便有個別皇室成員像你說的，醒了，但是又能夠在皇室中佔多大的分量呢？這個集體本來就是建立在金字塔頂端，是大地主階級的代表，單靠個人的力量，能和國家的力量對抗嗎？不要說這種可能性不存在，即便從今天開始，清廷全都醒了，大家都開始改革，開始效法新學，封建大臣們能答應嗎？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階級，他們能答應嗎？他們本來可以過着躺着數錢的日子，你讓他們全部重頭再來，他們願意嗎？就像是你們這幫人，忽然說要頂替一個個總理大臣，大臣們會答應嗎？”
萌總裁的話，雖然淺顯，卻也易懂，關鍵是無法辯駁。
“還是那句話，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忠君愛國，是我輩讀書人當尊奉的道理。”郭嵩燾慨然道。“總裁，您也是讀書人，聽聞總裁兩歲就中了秀才，不會不懂這個道理吧？”
萌總裁笑了笑，接着道：“忠君愛國在中國算是一個流傳千年的命題，幾乎就成爲一個做臣下的必修課基本原則，奉之，則忠臣順民；不從，則亂臣賊子。然而，這個命題有許多含混之處，值得說道說道。首先值得釐清的是：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忠君”和“愛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爲忠君，所以要愛國；忠君就是愛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念，也不奇怪，中國傳統社會就是一個****的社會：皇帝既是國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標行爲規範，還是文化代表國家象徵。藉是，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必須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對方有錯的情況下也表現自己的忠貞不二，岳飛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劇痛讓老母親請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與“報國”作爲一生的精神統一體。他爲了南宋王朝的穩定，爲了收復北方的河山，奔馳在廣袤的戰場上，英勇殺敵，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致使金兵聞風喪膽，所以纔有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說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間，岳家軍和金軍進行了幾次大戰，結果使金軍的十萬人馬死傷過半，爲宋朝收復了蔡州、鄭州、洛陽等地。其時，很多金軍將領已經準備投降大宋王朝。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卻收回成命，命令岳飛“擇日班師，不可輕進”，而且一天之內連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軍。在這種情形下，“忠君”和“愛國”的矛盾已經敗露：要忠君，就得聽從皇帝旨意，班師回朝。然而，這麼做的結果，卻是跟國家利益相違背，也就是跟“愛國”相違背，因爲這樣做會將收復失地的大好時機白白葬送，於國無利，於民也無利。然而，囿於中國傳統“忠君愛國”爲一體的糊塗觀念，岳飛的唯一選擇便是遵命會師。其結果，不僅收復的大好河山再度淪陷，岳飛本人也因“莫須有”的罪名冤死風波亭。岳飛之死，一般歸罪於奸臣秦檜。然而，只要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明白，秦檜只不過是宋高宗的一顆棋子，秦檜能真正做得了主嗎？要知道，這個“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兒纔可以下的！他的死實際上是死於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個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並不願意岳飛打敗金人，直搗黃龍——道理很簡單，萬一打敗金人，直搗黃龍，那原先被金人俘虜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就要回來，那他這個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邊假裝積極抗金，另一邊又秘密派人與金人和議，而岳家軍的節節勝利毫無疑問地嚴重威脅着他的利益，所以纔會這麼急急將岳飛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並不一定和國家利益一致，很多時候倒是相反。這種時候，您，還有在座的各位，你們還要明知道是錯，故意爲之？這是忠君愛國？”
萌總裁的一頓長篇大論，讓一幫人啞口無言，不是萌總裁的口才好，而是封建統治已經到了末路，稍微懂一點道理，便無法遵循這種腐朽思想，想從口才上和萌總裁辯駁，純屬雞蛋碰石頭。
“這只是特例，是昏君所爲。”一名年輕官員反駁萌總裁。
萌總裁笑了笑，道：“當忠君和愛國發生矛盾，臣下不選擇忠君，而選擇愛國，結果又會怎樣？結果不會比岳飛好——明朝的于謙就是例子。于謙，字廷益，號節庵，官至少保，世稱於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錢塘人。因參與平定漢王朱高煦謀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擔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撫。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後釋放，起爲兵部侍郎。正統十三年，于謙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舉進犯，王振挾持皇帝親征。于謙和兵部尚書鄺埜極力勸諫，但皇帝不聽。鄺埜跟隨皇帝管理軍隊，留于謙主持兵部的工作。結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虜。消息傳來，京師大爲震驚，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郕王監國，命令羣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許多臣下建議應當遷都南京。于謙厲聲說：“主張南遷的，該殺！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搖動，國家大計就完了。難道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嗎（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同時，他還與諸大臣商定擁郕王即位。穩定了局勢，並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師時親自督戰，將其擊退。從國家利益而言，于謙毫無疑問是功臣，是愛國者。可是，他這一舉措損害了當時是敵方俘虜的英宗的利益，讓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當明朝與也先議和，使得英宗歸朝後並復辟成功後，愛國有功的于謙就只得在天順元年因“謀逆”罪被殺。于謙愛國，並且，贏了，歷史就能證明他是對的，然後結果怎麼樣？還是被殺了，這就是封建統治的侷限性。”
萌總裁舉得這個例子，比剛纔岳飛的例子更加典型，皇室殺人，絕不問你對錯，這就是侷限性，無可辯駁，剛纔說昏君所爲的人，也不說話了。
郭嵩燾詫異的看着萌總裁，萌總裁才五歲啊。
萌總裁站起來，來回走了幾步，笑道：“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句話，明天發表在華粹晚報上。”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點頭道：“好的，總裁。”
萌總裁的魅力就在這裡，他一面總是愛談民主，一面總是愛將民主的發起的功勞，都壟到自己個人的頭上，推行自己的個人崇拜，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在這個封建末路的時代，萌總裁沒有做錯，這一套方法，非常霸道，也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