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着兩大袋子舊書，林逸這才發覺，很重，真的很重，只提了一小會兒，手臂就發麻了，然後林逸就開始懷念曾經跟班的老黃，如果有他在，那就省事兒了。
可惜，老黃沒在這兒，自己還要提着這些書走老遠的路，想到這裡，看看裡面厚厚的《水滸》，《綠野仙蹤》等，不禁苦笑，買這麼多，何苦來哉。
距離去地鐵站的路還有一段距離，算起來也不算太遠，大約一里地路程，來的時候林逸是徒步而行，並且是大步流星，現在不行了，別說大步流星，就算像要稍微快一點都覺得吃力，所以林逸決定去乘坐大巴。
深圳市的大巴都是那種很上檔次上下兩層綠色公交，無人售票，自動投幣。林逸趕過去的時候，公交站牌下已經擠滿了人，沒等林逸喘口氣，那車就來了，然後人羣一股腦地往上擠，林逸提着書跟在後面也往前擠，可是由於上車的人太多，汽車的前門上不去了，林逸便只得轉個頭，從後門上了車。
到了公共汽車上，車上的人實在是太多，司機也顧不上叫從後門上來的乘客交錢。
正當林逸暗自慶幸，可以不必費力氣提着手袋去投幣的時候，這時就見一個跟他一起從後門上車的女中學生，動作麻利地從上衣兜裡掏出公交卡，對着比她靠前一點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說道：“叔叔，麻煩您能幫我傳一下公交卡嗎？”
那個中年男子也對她還以微笑，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說話間便接過女學生的公交卡，然後又遞給比他更靠近車頭的乘客，繼續往前傳遞着女學生那代表着最普通，基本道德，公共良心的公交卡。
看到眼前這傳遞的場面，想想自己剛纔的想法，林逸的心便一陣陣的發緊。正在這時，下一站到了，又從下面上來幾個中年的男女乘客，和林逸剛上車時一樣，都是一臉麻木的僥倖表情。此時的林逸，心裡也在做着激烈的鬥爭，沒想到二十來歲的人了，在公共汽車上還得作人生答卷上的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選擇題。
當然答案是沒得選擇的，車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舊書飛一般地跑向前門，快速地上車，好不容易騰出一隻手，把那枚攥在手裡很久的硬幣，迅速地投進了公共汽車上的投幣箱裡，然後轉身下車，如釋重負般地邁步走向了地鐵站。
……
搭乘地鐵，辛苦一路，終於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進了房間，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兒就是去檢查那張意外的收穫。
將那套1979年三聯港版《李自成》從手提袋裡掏出來，林逸開始翻找那張信札。
這本沒有。
這本也沒有。
這本還沒有。
林逸火熱的心立馬就冷卻下來，難道丟失了？他開始神經兮兮地緊張起來。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夾回書本的時候情況太緊急，以至於林逸忘記到底夾在第幾冊中了。現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沒找到，心中就覺得有點危險。
不過很快，當林逸拿起第四冊的時候，隨着手指的翻動，一張薄如蟬翼的信札，飄然露出真容。
原來在這裡。
林逸這才鬆了一口氣。
……
此時此刻，整個房間裡就他一個人，沒有了那個監視着他的書攤攤主，也沒有那些淘書看的顧客，他可以把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來，擺在面前，想怎麼看就怎麼看，毫無顧忌。
信札是紅格稿紙，質地柔軟，應該是那種老棉紙，信札的上頭有“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字樣，可見這種稿紙應該是作協內部的公用信紙。
在信紙上面，毛筆字楷行結合，龍飛鳳舞，寫着幾段話，具體內容是---
劉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聯港版樣品書，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對你給予此書出版的幫助，表示感謝。至於我與香港作家徐速的筆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會。煩事太多，易擾心碎，還是埋頭搞創作的好。
如有機會，我會去香港一趟，屆時定會與先生你會晤，到時可促見一面，促膝長談。
在此，願你身體康健，工作順利。
此致：
敬禮！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簽名外，還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鮮紅如火，印章上四個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見，說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寫信人對收信人的尊重。
回過頭來，首先林逸對這個收信人“劉以鬯”充滿了好奇。這個名字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不過林逸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卻是香港那個歌手兼演員“劉以達”---《食神》中的“夢遺大師”。
“劉以鬯”麼？林逸連那個“鬯”字都不知道該怎麼念。無奈，林逸只好打開酒店客房的電腦，查了一下才知道，這個字念“chang”，是個通假字，通“暢”。在古漢語中是一種祭祀用的酒。
至於這位“劉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壇教父”。
劉以鬯，曾主編過《國民公報》、《香港時報》、《星島週報》、《西點》等報刊雜誌。他曾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他一直致力於嚴肅文學的創作，其著名小說《對倒》，引發香港大導演王家衛拍攝成電影《花樣年華》，《酒徒》則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覺得熟悉，林逸這纔想起來很早以前看《花樣年華》的時候貌似在電影片尾看到過這個名字，貌似是“文學顧問”。
不過劉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譽爲“文壇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資歷比金庸，倪匡，蔡瀾這些牛人還要高之外，在藝術成就上，他更當之無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獲獎無數，《酒徒》開創了中國意識流小說先河，而他本人又被“匯豐作家”和“嚴肅作家”。
“匯豐作家”，是說他作品多，一生寫了大概有六七千萬字。說他是嚴肅作家，是他出的書不多，許多文字被他當“垃圾”淘汰掉了。寫了一生，只出版兩個長篇《酒徒》和《陶瓷》，4箇中短篇集子和3部評論集、翻譯作品。爲什麼這樣，蓋因他的創作態度太嚴肅了，《對倒》本是長篇，後刪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結果刪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鳥與半島》，原作60多萬字，出書時刪去50萬字，僅留1/6。
難怪有人曾評論他，在香港這方流金淌銀的土地上，劉以鬯堅守一方淨土，“一輩子耕耘他那一畝純文學的地”。
姚雪垠寫這封信給劉以鬯，主要是因爲在香港出版這套《李自成》，劉以鬯幫了很大的忙，尤其作爲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壇巨匠，劉以鬯的幫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夠在香港開花結果，得到推薦和重視。
每個作家都愛自己的作品，猶如父母愛自己的兒女。姚雪垠也一樣，自己的“兒女”在香港受到劉以鬯的熱情“招待”，自己當然要回信致謝了。
至於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則是香港和內地文壇的一件“筆墨官司”。
此事源於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陽》，涉嫌抄襲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開的時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1958年著，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現在舊書售價300元；1959年臺灣東方出版社版本，舊書售價120元；1983年臺北水牛出版社版本，舊書售價80元；1985年中國友誼出版社版本，舊書售價50元。
這部長篇小說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寫3位女性在亂世中同戀一青年，他優柔寡斷而不知如何選擇，最後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當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頌了崇高無邪的愛情。
姚雪垠著《春暖花開的時候》，民國三十五年，現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冊，品相好售價高達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屬於“魯璧文學叢書”系列）售價則是150元。
這部書講述的是1938年春臺兒莊戰役前後，在河南境內大別山下的一座小縣城裡，一羣熱血青年辦起了救亡工作講習班。
可以說兩本書的主要內容大相徑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卻很類似，以至於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認“抄襲”；而在徐速去世後，姚雪垠面對記者，明確回答：用太陽、月亮、星星比喻三種女性性格，明顯受了《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啓發。但從徐速作品的整個內容看，並非抄襲。姚雪垠公允的表態，終使這件公案落下帷幕。
……
縱觀這封信不足兩百來字，卻極具收藏價值，首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壇教父”劉以鬯，再加上“姚雪垠”這位歷史小說“大神”，強強聯合，價值就更高了。何況，依照這封信，可以查出這兩位文壇巨匠深厚的友誼，具有很強的歷史研究價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筆墨官司”這麼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歷史意義了。對於喜歡研究這些文人掌故的史學家來說，單單信上這幾個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對這場“官司”的態度，寧可埋頭寫書，也不願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從而展現出一位文壇老前輩高尚的品格和積極創作的態度。
最後，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網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隻有簽名，沒有印章的。
印章作爲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賦予很重要的意義。只有在很特殊的時候，比如揮筆作畫，揮筆寫詩，亦或者與好友知音遊戲時，纔會完美地印蓋上去。一般的書信來說，很少會有主動蓋印章的，除非寫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關係。
姚雪垠和劉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兩人估計未曾謀面過，只是彼此知道對方的作品，欣賞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這才使得劉以鬯竭力推薦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過來，姚雪垠要是給一般的熟人朋友寫信，斷不會加蓋上這種私人印章，因爲大家彼此都熟悉，沒必要搞的那麼隆重和正式。但寫給劉以鬯就不同，加蓋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說明姚雪垠尊重對方的態度。
這就是文人交往的細節。
細節決定態度，態度決定命運。
而姚雪垠與劉以鬯的命運之交，也從這封信開始。
只不過讓林逸疑惑的是，這封信怎麼會夾在《李自成》這套書中，又怎麼會流落到深圳的舊書攤？
轉而又釋然了，深圳和香港本來就很近，至於這套書和信可能有很多緣故出現在這裡，被竊，丟失，無意中丟棄等等。總之，現在到了自己手裡，這就是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