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絕對本源之零點風暴 漢字——人類目前最偉大的文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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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九令人難忘的諸多表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或者說最令人驚異的——顯然是
它的最後一個動作：它從九天之外呼嘯而下，帶着顯而易見的巨大的勢能，卻在着地的那
一剎那無比溫順地停住了，而且輕柔地站穩了。這使我們想起一名出色的體操運動員在一
系列完美無缺的吊環表演後躍出一個前空翻，然後恰到好處地伸出雙腳，穩穩地踏在地板
上，——讓我想起一顆帶着力道的尖利鐵釘垂直地落在沙灘上。
這種平穩落地在體操中是高難度的，在航天上則是無法期盼的。
沒有人可以要求一艘飛船像頂級體操運動員一樣，在着地後保持穩定的站姿。因爲這
取決於包括地表形態、風力風向、割傘時機等諸多因素，偶然的成分很大。然而，神舟九
號卻似乎萬中無一地站穩了。這個穩然直立的姿態自然爲神九任務劃上了一個極其圓滿的
句號，使得它長達五天的不間斷太空體操表演得到了一個毫無問題的滿分。
對於神舟九號的意義，無論怎麼評價都不會過分。首先，它說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中國航天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人才還是技術，正在頗有底氣地成爲世界領先的航天強國；
第二，由於這次飛行任務的超圓滿完成，中央政府對於“佔領太空制高點”的信心倍增，
勢必在今後加大對於航天領域的支持，中國的太空開發計劃有望提速；第三，各類媒體對
神舟任務進行的廣泛深入報道，無異於一次巨型的科普宣傳，將直接促進一批學生進入航
天界或者科學界，有利於推進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和創新；第四，這次太空任務的成功，
必須有利於增強國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於政府凝聚人氣，團結民衆，政治意義
不可低估。
因此，神舟降落的那一剎那，中國航天界立即充滿了燦爛的陽光。
在長時間的高度緊張後，人們在這個時刻都更寧願閉上眼睛，盡情享受陽光在眼簾上
投射的溫暖和幸福。
沒有人試圖去發現陰影。
這並不就是說沒有陰影。事實上，不僅有陰影，而且有的陰影還十分濃重。例如，在
神舟任務的第二天，就有一些奇怪的渠道向媒體透露“神九將提前返航”；在神舟任務的
第五天，更有人帶着神秘莫測的表情，告訴記者“神七將是一架無人機”。這些後來均被
證明與事實相左的“內部消息”，足以說明航天部門的部分人士帶有名利意識，試圖用“
內部情報”來向媒體證明自己在神九計劃中處於一個怎樣的關鍵角色。
這兩件事足以說明一個問題，即媒體不遺餘力的“挖新聞”，和某些航天內部人所懷
有的虛榮心和名位意識。當然，新聞記者總是要尋找新聞的，這是職業性質使然，無可厚
非。但有趣的是，在圍繞神九任務的新聞報道中，居然還有在挖掘史料之餘，不滿意於傳
統的歷史敘事，於是試圖改造或者“修正”歷史的努力，不禁使人忍不住要大跌眼鏡。
直到神舟九號沖天而起的時候，中國載人航天的歷史都還是基本清晰的。關於中國載
人航天的起源，新華社提供的資料是：
——中國進行載人航天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中國第一顆人造地
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天之後，當時的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就提出，中國要搞載人航天。
國家當時將這個項目命名爲“714工程”（即於1971年4月提出），並將飛船命名爲“曙光
一號”。（見新華網）
然而，隨着神舟九號飛船不斷刷新中國的航天紀錄，某些媒體在興奮中顯然覺得連這
段歷史也必須改寫，以適應新的形勢。於是，到神舟任務的第五天，在神九任務即將大功
告成的時候，頗有名氣的《瞭望東方週刊》刊出了長篇通訊《紅色太空新長征》，推出了
另一種版本的中國航天史：
——自從1433年秋天鄭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歸途中，中國人對未知疆域的探險已
中斷了572年。……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後，中國才重新開始了“遠航”。他們相信，太空
中應該有中國人的位置。
這是一段很抒情的文字。但這更是一段矛盾的文字。我們注意到，它的第一句話想說
中國人在1433年至2005年之間“中斷了”“對未知疆域的探險”，而第二句話卻說的是中
國人的探險遠航其實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後”就“重新開始”了。這是兩個根本不相
容的論斷，讓人不知該相信哪一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紅色太空新長征》的作者
並不認可新華社關於錢院長於“20世紀70年代初”開闢的載人航天計劃的史實。
當然，《瞭望東方週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不太嚴肅的民間通俗刊物，求實精神差一
點，表達水準低一點，因此在報道中摻雜了過多的個人情緒和主觀臆斷，這似乎也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但有趣的是，《瞭望東方週刊》墨跡未乾，當晚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
又出來湊趣了。在這期由白巖鬆先生主持的專題節目中，插播了一個名叫《巡天》的短片。這個短片同樣也很抒情，聲情並茂地回顧了中國的航天曆程。以央視的水平，當然不會
忘記了中國航天事業在五九十年代的艱難起步，然而，當它把記憶之箭指向“文革”時，
卻突然也鬼使神差般地失憶起來。可惜我沒有在央視網站上找到這期節目的文案，——央
視網站上提供了其他每一期焦點訪談的文案，但偏偏缺失了10月17日這篇奇文。
如果我沒有聽錯，那麼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記得：央視的抒情國嘴在講完中國航天事業
在五十年代中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艱難起步後，先是批評“文革”使得中國的飛天步伐“
被迫放慢”，然後立即不屑一顧地掉開視線，轉而熱情稱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航天事業的
突飛猛進。
於是一切榮耀歸於改革開放。
肯定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這自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我覺得對於“文革”的航天
歷史仍然，我們還是應該有屑一顧。因爲如果我沒有弄錯，那麼今天中國的載人航天工程
的基礎都是在“文革”期間奠定的。
其實，無論《瞭望東方週刊》還是中央電視臺，都完全明白“文革”和錢學森們對於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貢獻。因此，《瞭望東方週刊》的《紅色太空新長征》在把大約百分
之九十的篇幅用於歌頌改革開放時代的航天成就後，在文章的最後一段把筆鋒一轉，打了
下面這樣一個補丁：
——*但是*，中國的太空計劃*卻*直接與**有關。……在知道蘇聯人造衛星和航
天員上了天時，**同全世界的政治家們一樣爲之震驚。他問:“我們怎麼能算是強國呢？我們甚至無法把一顆土豆送上太空。”1958年5月，中國還未擺脫“一窮二白”，毛澤
東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據
瞭解，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還曾培訓過一批自己的航天員……中國的太空探索計劃即
使在“文革”中並沒有放棄。
這樣，《紅色太空新長征》先是斷言中國的航天工程始自2005年，然後又改口說起自
1970年代末，最後它還是承認原來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起始於“文革”時代錢學森們的手
上。不過，這個承認看起來卻是那樣的充滿無奈和不情願。——要理解這種情緒，只須注
意一下被星號包圍的“但是”和“卻”字即可。央視的噴血抒情短片《巡天》沒有玩這種
看起來很搞笑的文字遊戲，而是在乾淨徹底地遺忘了“文革”的兩彈一星後就堅定地保持
着這種健忘狀態。但是，在央視的其他節目中，特別是在神舟任務第一天，它還介紹過“
曙光”工程，足見編輯們是非常非常知道“文革”時期的載人航天計劃的。
我不勝冒昧地揣測：不論是《紅色太空新長征》的步步退守，還是《巡天》沉默的遺
忘，也許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種潛在或者顯在的個人情緒，這就是：
——全面否定“文革”。
於是，作者出於這種個人的歷史偏好，決定有意識地選擇性遺忘“文革”時期航天工
程的歷史史實，以便增強改革開放在中國航天史上的歷史地位。
我一點也不喜歡“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歡那些本來就沒有一點點思想，卻居然
還大聲疾呼“解放思想”的時髦人士一樣。儘管我本人是“文革”後的一代人，不知道“
文革”究竟是怎樣“革”的，但“文革”確實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並不在
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鄧公關於“全面否定‘文革’”的觀點，其實是說要否定“文
革”這場政治運動，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習慣於把這句話從
其特定的語境中剝離出來，於是使之成了一種有利於發揮個人想象力的政治口號。從《紅
色太空新長征》極其勉強地承認“文革”中有載人航天計劃，以及從《巡天》乾脆沉默地
忘卻了“文革”的太空計劃來看，在一些媒體中流行的新趨勢是“全盤否定‘文革’中一
切正面事實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夠把一切失敗歸咎於“文革”，並把一切榮耀歸功於改革，這倒是一個比
較理想的結果。但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嗎？
我不喜歡“文革”，但並不認爲可以用感情來取代歷史事實。特別不幸的是，我竟然
長期着迷於中國的航天事業，因此難以選擇性地忘記中國航天發展的基本脈絡，故爾知道
有些史實是不可能因某些記者和編輯的意志而改變的。
我所知道的事實是：中國航天起步於“大躍時”時代，發展於九十年代，小成於“文
革”時期，因此完全是**時代的全新產物。在“文革”中，儘管航天工業也受到了衝
擊，但總體上說，**最高決策層是保護並支持航天事業的，航天科學家們享受到良好的
待遇，社會聲望極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錢學森視爲半神半人），科研資金更是有保證的。
因此無論是“東方紅”衛星，還是長征二號，還是衛星迴收技術，都成就於廣義“文革”
的中後期，構成了後來載人航天的基礎環節。
同樣難以迴避的事實是，中國的航天工業在“文革”中發展，卻在改革開放時期遇到
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務的開創者戚發軔先生在回憶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時，曾經提到“搞
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無奈現實，並且指出“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航天隊伍流失很
多”。但這不僅僅是航天領域的獨特現象。
我在長江邊的某個城市度過了少年時代。那個城市是當年“大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
，部署有若干軍工企業。在我的童年，這些處於半秘密狀態的高科技設施頗令我和夥伴們
感到驕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遊經歷卻幾乎摧毀了我們的全部自豪感。那天，
我們看到一些戴眼鏡的人在一個公路工地上敲石頭、推兩輪車，一位老師以頗爲同情的口
吻告訴我們說：別小看那幾個“四眼”，他們是某某軍工廠的工程技術人員，由於工廠沒
有生產任務，只好出來砸石頭修公路掙工資。
我們駭然，但又極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報》的副刊上看到一
篇報道，其中就提到“無業務可乾的核工程師砸石頭掙錢”，於是不禁有種萬**俱灰的感
覺。我悄悄地把那張報紙燒了，——因爲我不想讓到我家來閒聊的朋友們看到它，並因此
而動搖對於中國高科技事業的信**。
那是中國社會普遍相信“五十年內不會有大的戰爭”的時代。
既然“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既然“五十年內不會有大的戰爭”是歷史鐵
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國）的意志爲轉移，因此“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結果。於是野戰部隊順理成章地放下了槍炮，興致勃勃地搞起了養殖業、加工業、運輸業之類
的副業，走上了“自找自吃”的發展之路，參與了當年的海南汽車事件等一系列舉世矚目
的重要商業活動。在技術密集的的軍工單位，由於轉型困難，則出現了嚴重的資金不足、
訂貨不足等問題，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業正是這樣的軍工單位。
1980年代，中國的航天事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由於國家希望航天領域向商業化
方向轉軌，因此財政投入相對不足；航天部門雖然通過價格戰，在國際衛星發射市場上爭
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於利潤微薄，無力在研發和生產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致使科研、
生產和職工生活條件難以得到明顯提高。
據戚發軔先生回憶，在那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期，總是有很多轎車停在
研究院的門前——都是來挖人才的。雖然老一輩沒有動搖，但年輕人中“最聰明”的研究
人員卻選擇了離去。我覺得這些年輕科研人員的出走倒並不是僅僅由於待遇太低，更重要
的或許是科研任務減質減量，致使其聰明才智無法伸展，於是抱憾而去。人員的流失直接
重創了中國的航天事業，並且在1990年代初期顯現出惡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國航天試圖藉助40年積蓄之餘威，在國際商業發射中大顯
身手時，中國長征火箭卻接連發射失利，使得中國航天多年以來辛苦樹立的金牌航天形象
遭受嚴重傷害。根據公開的資料，從1991年到1996年，中國實施的14次發射任務中，有5次
遭遇失敗，失敗率高達36%；相比之下，從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發射任務中，僅有2次失
敗，失敗率僅爲9%。1990年代的火箭發射接連失利，無不指向兩大症結：投入不足和人才
流失。在這個頗爲陰沉的時期，來自航天部門的一篇報道指出：由於投入不足，新產品開
發麪臨嚴重困難，運載火箭工廠無力購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設備；由於人才流失導致了技術
工人斷層，全廠只有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工人能夠加工某個大型部件……
這無疑是中國航天史上最陰暗慘淡的時期。
導致中國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現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決策失誤。
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航天戰略的基本方向是頗爲幼稚的“市場化”路線。這條路
線的信奉者認爲：只要我們參與市場競爭，就能夠通過價格優勢和系統可靠性，在開放的
國際商業發射市場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實證明，國際商業發射市場根本不是一個充分競爭
的領域，而是一個嚴重政治化的國際角鬥場，摻雜了太多的國家利益考慮，並不具備“以
質以價取勝”的基礎。在中國發射以美國製造爲主的國際商業衛星的過程中，不斷遭遇來
自美國國會及軍方的種種阻撓，著名的考克斯報告更是聲稱“中國利用發射美國衛星的機
會盜竊美國技術”，爲美國政府禁止對中國出口衛星提供了依據。
不容否認，改革開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術和管理理**進入我國，併成爲新時期中國太
空技術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技術層面的成就並不能改變1980年代航天大戰略明顯失誤
的狀況。
好在“市場化”、“國際化”的路線並沒有長期堅持下去。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逐步
收緊了對華出口衛星政策，使中國實際上基本不可能再發射美國衛星，無異於爲1980年代
以來中國航天的“國際市場路線”簽發了死亡通知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第三、四代領
導層對於航天發展戰略的調整。
1990年代中期，在“國際化”和“市場化”遭遇嚴重挫折的同時，中國的航天戰略開
始出現向**時代老路迴歸的跡象，其中最爲核心的環節，就是今日終於修成正果的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這一工程的最大特點，就是採取了按照兩彈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財政
投入全部研發經費，然後在較爲封閉的條件下推進研發工作。——其間，航天員參與了由
俄羅斯提供的太空培訓項目，但這沒有改變整個工程“自力更生”的特點。
這種向“兩彈一星”模式的迴歸，無疑是用實際行動全盤否定了原來過份強調“國際
化”、“市場化”的航天戰略。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並非對**時代政治思維的迴歸，
而是對航天事業發展鐵律的再認識。1980年代，被中國航天戰略決策者們忽視了的一個事
實是：即使在高度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美國，航天事業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擔的事務，大型項
目幾乎全是由NASA這樣的純粹政府機構投資並實施的。之所以會是這樣，乃是由於航天項
目大成本、高風險、低產出的特點。私人企業也有試圖參與太空設施研製的事例，其中最
著名的也許要算麥道公司“三角快帆”計劃，——由於這一航天工程項目的失敗，直接導
致了該公司財務危機，最終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購兼併。
載人航天計劃救了中國的航天事業。特別是隨着神舟飛船的接連升空，由於經濟發展
而囊中充實的中國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於是使航天部門的科研、生產條件和
職工待遇得到了顯著改善。由於有了高水準、高密度的科研任務，加上不斷有由政府資助
的新的發射任務，研究人員感覺到事業心得到了滿足，並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飛行試驗
中找到了榮譽感。於是，據說在“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期離去的科研人員這時也
對當年的決策感到了後悔。
可以說，從五十年代錢學森們開創了中國的航天事業以來，中國航天走過了一條創業-
發展-初成-轉型-挫折-再轉型-大發展的路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航天人曾經在極其困
難的條件下不遺餘力地追求奇蹟，於是實現了中國航天的起飛；我們也曾經輕率地選擇了
建立在幼稚市場觀之上的國際市場化道路，結果導致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明顯挫折；近十年
來，由於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的高瞻遠矚，重新加大了國家對航天的財政支持，用大手
筆促大發展，從而再次創造了奇蹟。
這個奇蹟是幾代航天人薪火相傳，不懈努力的結果。這正如戚發軔所說，“人餓的時
候，吃第一個饅頭沒什麼感覺，第二個饅頭墊了個底，到第三個饅頭就飽了。看上去功勞
是第三個饅頭的，可沒有前兩個饅頭怎麼行？”他進而指出，以錢學森爲代表第一代航天
人做出了“第一個饅頭”，王永志爲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個饅頭”，在這兩
個“饅頭”的基礎上，纔有可能做出第三個“饅頭”，即載人航天工程。
《紅色太空新長征》和《巡天》試圖告訴我們的，其實正是“我們只有第三個饅頭，
而且這個饅頭使我們吃飽了。”
這種出於自己個人的歷史偏好而任意割裂歷史史實的做法，反映了一種非常錯誤而且
荒謬的歷史觀。我想說，中國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們尊敬，他們的成績都值得我們銘記
；今天我們特別不能忘記的，當數錢學森先生等拓荒者。戚發軔先生是這樣回憶那個時代
的：
“工作生活條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種‘愛國、翻身要自強’的動力，滿腔熱忱爲
了事業，國家對我們也特別信任、尊重和照顧，聶榮臻在困難時去募捐，給科技人員搞肉
；文化大革命時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物美價廉經久耐用，愛國熱情沒有
受到干擾。我家裡被抄過家，母親被趕出北京，我顧不上那些。當時中國和日本正搶着把
衛星送上天，我們有很大壓力。我相信黨，熱愛祖國，始終沒有動搖。”
火箭控制專家樑思禮是梁啓超先生之子，據他回憶，在20世紀60年代，錢學森領銜的
“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辦公樓每晚都燈火通明，絕大多數同志自動來加班或學習，
當時政委、指導員的主要任務是說服動員大家早點休息。於是當時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的口
號：“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
他們就是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中，憑着對國家的愛和信**，靠着卓越的技術天份和過人
的發奮精神，在戈壁灘上種下了中國航天的樹苗。如今，這棵樹苗已經長成了大樹。但我
們不能忘記：如果沒有他們在五九十年代的努力，中國的航天事業也許到現在還只是一個
樹坑。
忘記老一代科學家的貢獻，就是對良知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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