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五章 太空中唱響《東方紅》

太空中唱響《東方紅》

深埋在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內,當年使用過的儀表設備都已顯得簡陋和陳舊,只有刷寫在牆面的鮮紅字體依舊光輝奪目:“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透過指控室的潛望鏡,依稀可見,百米外,經歷了幾十年風霜雨雪的發射塔架,依然如巨人般挺立。塔架前的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金色大字——“東方紅衛星升起的地方”……

踏上研製衛星之路

在世界各國紛紛趕超核事業的時候,蘇聯已經搶先一步踏入了太空部落。1957年8月,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際導彈。幾個月後,又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

蘇聯衛星發射成功,這件事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他在此後東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高級首腦會議時說:“蘇聯第一顆衛星上天,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它標誌着人類進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紀元的開始。”

而後,蘇聯的第二顆衛星成功上天,又給了毛澤東很大觸動。他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擇一個目標——十五年趕上英國。蘇聯的衛星能上天,中國爲什麼做不到?在毛澤東眼中,中國沒有做不到的事情。正如他所說:“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能創造!”

此後,中國科學院奉命密切關注有關衛星的所有情況。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力學所所長錢學森、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等建議開展中國的衛星研究工作。從1957年10月起,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國家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對蘇聯衛星觀測,併成立了人造衛星光學觀測組和射電觀測組。

在副院長吳有訓的要求下,負責籌備電子所的陳芳允等幾位科技人員自選課題,做了一個無線電信號接收裝置。這個裝置不但能夠接收到衛星向地面發射的無線電信號及頻率變化,並能計算出它的軌道,從而推測出其內部可能有些什麼內容。此後,衛星研製被列爲中國科學院1958年第一項重大任務,據此,保密代號即爲581。

1958年1月31日,美國成功地發射了一顆人造衛星“探險者1號”。這使得中國不得不真正地把衛星問題提上日程。在1958年5月17日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多次提到了衛星問題。參加會議的委員們,就衛星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的委員提到,中國是火箭的故鄉,在中國科學技術館的“中國古代傳統技術”展廳裡,展出着“火龍出水”、“神火飛鴉”和“一窩蜂”等中國古代火箭的復原模型,它們充分展現了古代中國人民的傑出智慧和卓越才能。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都已經成功發射了衛星,中國也應該製造出自己的衛星。

會上,毛澤東認真地聽着每一位委員的發言,心中圍繞衛星的問題思緒萬千。幾位委員發言之後,毛澤東開了口:“近一段時間以來,人造衛星的問題一直受到大家的關心。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樣。蘇聯在去年就把衛星拋上天了,美國在幾個月前也把衛星拋上天了。那麼我們怎麼辦?”毛澤東拋出了問題,中國衛星的命運就此有了定論,“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

話音剛落,會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這個決定。

“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決定一出,躍躍欲試的科學家們開始按部就班地工作起來。在聶榮臻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和國防部五院組織有關專家擬定衛星規劃。7月,中國科學院向聶榮臻報告,中國衛星規劃分三步走:第一步發射探空火箭;第二步發射小衛星,即一二百公斤的衛星;第三步發射大衛星,即幾千公斤重的衛星。任務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爲主,探空頭和衛星及觀測工作以科學院爲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戰三年,實現中國第一顆衛星上天。

爲實現衛星和火箭探空的規劃任務,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衛星小組——中國科學院581小組,專門研究衛星問題。581組組長是錢學森,副組長是趙九章、衛一清,成員有楊剛毅、武汝揚、顧德歡、華壽俊等。另設技術小組,由錢學森和趙九章主持。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三個設計院:第一設計院負責衛星總體設計和火箭研製;第二設計院負責研製控制系統,分三個研究室,業務方向分別是姿態控制系統仿真,遙控遙測和運動物體控制;第三設計院負責探空儀器研製與空間環境的研究,趙九章、錢驥擔任科技領導。

負責衛星總體設計的第一設計院打頭陣,很快進入了“戰鬥”。在缺少先進經驗的同時,第一設計院面臨着一切從零開始的窘境。沒有辦公地點,就租下西苑旅社的幾個房間;沒有電子計算機,就用手搖式計算機代替;沒有辦公桌,就蹲在水泥地上畫圖。然而,這些困難並沒有難倒科技人員,他們時而拿着筆,時而拿着手電筒,時而拿着老虎鉗,夜以繼日地爲中國衛星設計雛形。

兩個多月後,中國科學院第一設計院通過與院內外31個單位大力協作,完成了運載火箭結構的初步設計,同時做出了載有多種高空環境探測儀器及動物艙的兩種探空火箭頭部模型,爲自力更生髮展中國空間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造衛星,先取經

1958年8月,國務院科學委員會做出了《十二年科學規劃執行情況的檢查報告》。報告中指出:“發射人造衛星,將使尖端科學技術加速前進,開闢新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領域,爲導彈技術動用後備力量。同時,大型的衛星上天,是洲際導彈成功的公開標誌,是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集中表現,是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向高層空間發展不可或缺的工具。”衛星技術是尖端技術之一,中國希望製造出自己的人造衛星,就離不開相關的科技知識。

當時,中國在聚集人才和培養人才的前提下,全國上下掀起了“衛星熱”,科技人員幹勁十足,在短時間裡提交了衛星、火箭的設計方案和構造模型。但是,只有這些還差得很遠,具體到什麼樣的衛星適合發射,如何發射衛星等問題還是一竅不通,於是中國開始向第一個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蘇聯“取經”。

1958年10月中旬,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大氣物理代表團,團長趙九章,成員衛一清、楊嘉墀、錢驥和翻譯楊樹智一行五人乘飛機前往莫斯科,進行考察。“這次去蘇聯學習考察人造衛星和火箭方面的情況,一定要想辦法多考察些地方,多學些成功的經驗,回國後,要在這次考察的基礎上,儘快拿出中國人造衛星的具體方案!”趙九章等人帶着科學院領導的囑託,開始了訪蘇之行。

中國代表團的幾個人身負重託,他們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學習、生活背景互不相同,卻有着共同的理想,爲中國的衛星事業而奮鬥。趙九章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留學德國,並於1938年獲德國柏林大學氣象學博士。1939年回國,擔任西南聯大教授。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人造衛星的發射,是空間探測新的里程碑”,趙九章積極培植和推動了與空間探測有關的基礎研究,爲中國開展空間探測拓寬了道路。

比趙九章小十多歲的楊嘉墀坐在旁邊,眼睛透過機窗眺望遠方。他曾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哈佛大學研究生,之後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進行生物物理學的研究。身處異國他鄉的楊嘉墀聽到了毛澤東的講話,“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的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聽到祖國的召喚,楊嘉墀不顧一切地返回國內,進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之後便擔任了中國導彈、衛星等尖端自動化技術部門的負責人。

飛機降落在莫斯科時,代表團的成員們頓時感到了那裡寒冷的秋意。蘇方負責接待中國代表團的官員名叫安德烈,他爲代表團安排好住宿後,熱情地說:“大家一路辛苦了,今晚請安心休息。參觀和考察的日程我方已有安排,明天就可以開始參觀了。”

儘管如此,代表團成員們的心情難以平靜。夜已深,五個人不約而同地來到住所的陽臺,他們相互對視,似乎在用眼神交流彼此的心聲,希望共同順利完成莫斯科考察任務。

第二天一早,安德烈帶領中國代表團乘車出發,進行參觀考察。第一天,中國代表團參觀了蘇聯天文臺;第二天參觀了空間電子所;第三天參觀了老鼠試驗生物艙……在莫斯科考察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代表團還參觀了莫斯科展覽館、科技展覽中心、蘇聯科學院的應用地球物理所等單位和部門。同時,還看到了磁強計、質增計等空間物理探測儀器,以及振動、衝擊、加熱等空間環境試驗設備。

在一個多月的學習考察期間,蘇聯在工業、農業以及能源交通和文化教育等行業取得的成果,使中國代表團大開眼界。特別是代表團看到蘇聯在科學技術領域所取得的成果,更是深受啓發。

然而,此次考察的重點還沒有落實,中國代表團還未參觀過蘇聯認爲較爲核心的地方和場所。趙九章在一次與安德烈的談話中提到:“安德烈先生,在這將近兩個月的學習考察中,我們從貴國學到了不少寶貴的成功經驗,對此我們深表謝意!不過,我們考察學習的時間很有限,你們能否儘快安排我們參觀衛星設計研究院和衛星發射場,以便讓我們對發射衛星建立一個直觀的認識,也好讓我們的衛星研製得以儘快投入。”

值得高興的是,趙九章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幾天後,中國代表團被邀請到蘇聯中央氣象局的火箭大廳參觀。大廳中央的平臺上,擺放着一枚探空火箭的頂端部分,直徑在1米左右。代表團的成員就站在距離火箭3米遠的地方,他們認真地端詳着這個蘊涵着尖端科技的部分,仔細聆聽着蘇聯專家對火箭的講解。

當中國代表團爲能夠參觀火箭頂端部分而高興的時候,心中還在想着沒有見到衛星的事。於是,代表團成員經過商定,通過中國大使館向蘇聯有關部門提出擴充新的考察內容,希望能安排一次考察衛星和發射場的活動。

結果卻令中國代表團大失所望。等待了幾天,蘇方最終的答覆是:中國代表團此次赴蘇考察,不便安排衛星研製和發射場區等考察內容,希望中方給予諒解。而中國能做的也只有“諒解”二字,在考察期間,蘇方的確以一位“老大哥”的姿態,熱情地接待了中方代表團,並且允許參觀和考察了諸多地方,用楊嘉墀的話說,就是“該看的都看了”。但是,重要的軍事機密仍然要保留,可以說是無可厚非。

爲期70天的考察臨近尾聲,蘇方爲中國代表團舉行了辭行晚宴。席間,蘇聯專家對代表團成員誠懇地說:“發射衛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涉及到技術領域,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根據蘇聯的經驗,建議中國不要一開始就搞衛星發射,應該從探空火箭搞起,這樣會更現實一些。”蘇聯科學家的建議是中肯的,代表團成員也從中深刻地領悟到一個道理:求人不如求己。

代表團帶着參觀和考察的成果回國後,根據中國國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向上級部門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中國的空間技術要從小到大、由低到高發展;第二,中國發射人造衛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困難中前行

莫斯科之行後,中國更加堅定了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發射衛星,的確是一項繁複而龐大的系統工程,難度高的事情有很多:首先,要研製所有裝在衛星上面的儀器。也就是說在地面上建一個平臺,模擬高空真空環境,進行儀器運轉試驗。其次,進行生物上天試驗,需要建立高空模擬實驗設備,測試衛星上天以後儀器的運轉情況。再次是衛星本體的一系列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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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重任都落在了科學院的科技人員肩上,然而,自力更生的道路不但要承受白手起家的過程,還要經受來自外界的考驗。1958年,中國航天事業剛剛起步,就遇到了罕見的三年困難時期。

一個民族,深陷饑荒,度日如年,還能否在尖端科技領域有所作爲呢?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當機立斷,做出“衛星還要搞,但是要推後一點,因爲國家經濟困難。”1959年1月21日,鄧小平做出指示:“衛星明年不放,與國力不相稱。”中國的衛星事業不得已減慢了速度。

雖然全國上下飽受饑荒之苦,但是科技工作者們依然堅守在崗位上,在艱難困苦的情形下,依然不甘落後,堅持挺進太空。

不久,中國科學院根據國情,調整了空間技術計劃,提出“大腿變小腿,衛星變探空”的工作方向和“以探空火箭練兵,高空物理探測打基礎,不斷探索衛星發展方向,籌建空間環境模擬試驗室”的具體方針,決定調整機構、停止研製大型運載火箭和人造衛星,把工作重點轉向研製探空火箭上來。這次調整不是任務下馬,而是着重打基礎,先從研製探空火箭開路,開展高空探測活動;同時開展人造衛星有關單項技術研究,以及測量、試驗設備的研製,爲發展中國航天器技術和地面測控技術做準備。

所謂探空火箭,就是在近地空間範圍內進行環境探測、科學研究和技術試驗的一種火箭。它只攜帶科學儀器進行亞軌道飛行,具有結構簡單、成本低廉、發射方便等特點。人造衛星及其運載火箭的分系統和部件,在被髮射到太空之前,需要在地面進行一系列的試驗。而地面是很難滿足試驗條件的,必須利用探空火箭進行飛行模擬試驗,因此,探空火箭是發展空間技術中一種不可或缺的試驗工具。

在任何一項科研工作中,技術力量和工業基礎都是分不開的。爲了把北京的技術和上海的工業進行結合,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商定,中國科學院第一設計院負責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總體設計的技術人員,於1958年11月從北京遷往上海,與上海市有關院校和工廠抽調來的技術人員、工人等,組成了中國第一個完全自主的從事火箭技術研製的單位——中國科學院上海機電設計院,專門負責探空火箭設計任務。楊南生任副院長,王希季任總工程師。

當時,37歲的王希季也是海外歸國的學子,他出任總工程師後,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了探空火箭的研製上。當時,探空火箭在中國沒有先例,也就意味着從設計、研製到發射全都沒有參照,沒有外援,必須自力更生,在困難中前行。回想起當年的苦日子,王希季歷歷在目:當時國家沒錢,窮得叮噹響。研製人員又年輕,平均年齡只有20來歲,既沒理論又沒經驗。搞設計沒電子計算機;搞試驗沒有試驗場,就在日本鬼子留下的一個破碉堡裡幹。寒冬臘月,科技人員弄水和泥,搬磚擡石,全都當起了“泥瓦匠”。加上缺乏營養,不少同志都得了浮腫病,還常常餓着肚子幹到深夜。

科技人員們用“苦日子”換來了新成果,1960年2月19日,中國第一枚自己設計研製T-7試驗探空火箭(由固體助推器和**主火箭組成)終於豎立在了20米高的發射架上。發射場位於上海南匯縣的一個老港鎮上。在上海這個南方水鄉,這裡卻是寸草不生,人跡罕至,氣候惡劣。第一枚**火箭的發射過程,更是令人難以想象。地上的發電站,是由一臺50千瓦的發電機,和頂部一張油布組成的。臨時指揮所裡沒有電話,人員之間沒有步話機,甚至連個喇叭也沒有。發射命令就像是古時候的傳令,一人接一人,一聲接一聲。

火箭發射之前,沒有專用加註進推劑的設備,科技人員就找來自行車輪胎的打氣筒做壓力源;幾個人用手轉動天線,預備遙測定向天線,跟蹤火箭。在如此簡陋的設備下,火箭在一聲令下後,竟然成功地起飛了。不可否認,飛行的高度令人惋惜——只有8公里。

這枚僅用三個月的時間研製出的中國第一枚主火箭,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射成功,雖然距離有限,但是這標誌着中國在飛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途上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這短短的8公里,毛澤東稱其“了不起”,他說,有了這8公里,就會有20公里,200公里。

中國航天事業的希望就從這8公里開始!1960年3月,科學院建立了代號爲603的火箭發射試驗基地。在那裡成功進行了探空火箭和固體助推器串聯起來的無控制火箭試驗。第一枚火箭總長10米,直徑0.45米,起飛重量1138公斤,可攜帶探測儀器25公斤,設計最大飛行高度60公里,於1960年9月13日首次發射成功。在此基礎上,科技人員又進行技術改進,把火箭的最大飛行高度增加到115公里,箭頭、箭體分離後分別用降落傘回收,這不但滿足了氣象探測,也爲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測創造了條件。

萬事開頭難,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發展人造衛星的問題逐步被提上了日程。1964 年6 月,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發射成功。同年10 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10月下旬,趙九章和幾位科學家應邀參觀了“東風二號”導彈的發射,那振奮人心的時刻久久迴盪在趙九章的腦海中。從暫時放棄研製人造衛星開始,趙九章的心裡始終惦記着此事,原子彈試驗成功後,更是給他和整個華夏民族以動力。

於是,趙九章決心要推進人造衛星方案的制定,他連夜起草了一份關於儘快全面規劃中國人造衛星問題的建議書,“在探空技術上,取得了一點初步成績。但這僅是我國空間研究的開始,我們還必須再接再厲,努力取得更多的成績。我國亟須進一步準備發射偵察衛星、通訊衛星、氣象衛星等工作。這是我國科學上繼原子彈之後的一個重大任務……”洋洋灑灑幾千字,道出了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意義,同時對發射人造衛星的技術途徑及需要已具備的條件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第二天,這份建議書被當面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接到這份建議書的時刻,也就意味着中國延期研製人造衛星的事業即將轉入正軌。無獨有偶,鑑於中國的航天科學技術在單項課題研究和試驗方面取得了的一系列成就,時任國防部五院院長的錢學森,於1965年1月5日提出了早日製定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計劃的建議。

1965 年1 月,中央批准了研製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計劃,代號就以錢學森提出建議的時間而定——“651工程”。4月,國防科委集中各方面的意見,提出了《關於研製發射人造衛星的方案報告》,提出在1970年或1971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設想。衛星主體由中國科學院負責研製;運載火箭由七機部負責研製;地面觀測、跟蹤、遙測等系統的研製以中國科學院爲主,四機部配合。8月,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將這項工作列入國家計劃,並確定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由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逐步發展的方針。接下來的首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研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及其運載火箭。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正式成立衛星本體組、581組、軌道組、生物組和地面設備組,並計劃在6月10日前拿出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設想和衛星系列規劃輪廓。

十天的時間,對於科學家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由何正華、潘厚任和胡其正組成的三人組開始了夜以繼日的科技攻關。最終,他們沒有辜負國家的期望,在十天內拿出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初步方案:三張圖,一張表,衛星外形圖、衛星結構佈局圖、衛星運行軌跡圖以及衛星分系統組成表。衛星的外形呈近似球狀,向外伸出四根鞭狀天線。在衛星內部,裝有探測儀器,可以探測地球大氣層外的空間物理環境。

初步方案拿出來後,給衛星起名字就成了問題。當時,負責畫衛星結構圖的何正華提出給衛星命名爲“東方紅一號”,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贊同。

初步方案和名稱上報中央後,很快得到了批准。之後,又經過兩個月緊鑼密鼓的準備,中科院受國防科委委託於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開全國各有關單位參加的“651會議”。會上全面論證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方案,把實現目標歸結爲12個字:“上得去、抓得住、聽得見、看得見。”

會議結束後,中央立即組建了“651”設計院和“701”工程處。前者負責衛星本體的設計研製和總體協調;後者負責地面跟蹤臺站的總體設計和籌建。衛星本體、各分系統、地面臺站選點等工作全面鋪開,另外,在全國各地安排落實了近200個預研和試製項目,大到分系統、小到元部件,“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工程研製工作全面展開。

正當衛星研製的關鍵階段,1966年全國颳起了“**”的風暴,“東方紅一號”的倡導者、“651”衛星設計院院長趙九章被“打倒”。爲確保衛星研發的順利進行,聶榮臻、葉劍英、朱德、陳毅、徐向前、劉伯承、賀龍、林彪八大元帥於1967年1月22日夜召開秘密會議,聯名上書毛澤東,保證科研機關不再受到“文革”的衝擊。

此後,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命令》(即“八條命令”)上作了批示,命令明確規定了軍以下單位堅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針,不準串聯,不準抄家,不準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等等。接着,中央決定對中科院實行軍事化管理,使幾近停滯的衛星研製在形式上有了保障。

接着,中央很快抽調力量組建新的機構集中搞人造衛星。中科院所屬的“651”衛星設計院、自動化研

究所、力學所、北京科學儀器廠等十餘家科研單位以及當時的七機部部分骨幹一起組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隨着“文革”之風愈演愈烈,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日益艱難,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既要克服技術難題,還要排除動亂的干擾。

除此之外,在沒有任何衛星研發經驗可供參考的情況下,難題接踵而至。有一次深夜,錢學森把潘厚任等人叫下去,問:“衛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見?”潘厚任回答:“這個星的直徑1米,亮度相當於7等星,在天氣、光線都好的情況下,人的肉眼最多隻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見7等星。”

“看不見”變成了大問題。爲了讓大家看到,科學家們在火箭上動了腦筋。他們在末級火箭上加了一個特殊材料製成的‘圍裙’,衛星上去之後,末級火箭脫離,“圍裙”撐開有幾十米,大面積反射太陽光,與衛星一前一後,速度軌道差不多,很容易看到。

“看不見”的問題解決後,接着要排除“上得去”的困難。發射衛星,主要靠火箭的動力。而要把人造衛星送入到預定的軌道,必須克服地球的引力,這需要強大的動力。人造衛星不僅要穿越大氣層,要飛離地球表面200多千米,而且要把衛星加速到7.9 千米/秒的第一宇宙速度以上,才能把衛星送入預定的地球軌道。因此必須研製多級大推力火箭,每級各飛一程,逐級加速,最終使火箭末級上的衛星達到宇宙速度,才能進入預定軌道。

1966年1月27日,根據國防科委的要求,七機部確定: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運載火箭的第一、二級選用正在研製的兩級**燃料火箭,有關改變飛行程序的彈道計算工作由一院承擔;運載火箭的總體抓總、末級總體及總裝由八院承擔;末級(即三子級)固體發動機由四院負責研製。1966年5月,中國第一枚運載火箭命名爲“長征一號”。

“長征一號”是中國的第一種三級火箭,第一、二級爲**火箭,第三級爲固體火箭。火箭起飛重量81.6噸,起飛推力1100千牛,直徑2.25米,全長29.45米,運載能力爲300公斤(440公里圓軌道)。

1969年4月9日,爲保證全彈試車的順利進行,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並召見七機部有關人員,進行耐心細緻的工作。他明確指出,試車是關係國家榮譽的大事,任何人不得干擾。5月19日,終於取得一、二級試車成功,6月4日,完成了二級試車。

7月,周恩來連續主持研討生產情況,決定派錢學森全權處理有關火箭試車事宜,並要求把參加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研製工作的29 個單位和3456 名工作人員的花名冊報總理辦公室存查。同時,要求所有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員都要服從指揮,堅守崗位。爲了不耽誤科研生產的進度,中央專委還爲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關鍵、短線項目開具特別公函,也就是說,無論火箭研製工作需要哪方面的援助,到全國各個地方都能暢通無阻。

爲了讓衛星上天后“抓得住,測得準”,長征一號火箭上裝了三套飛行測量系統和兩套安全自毀系統,以傳輸飛行中各系統工作的信息和火箭運動參數。如果,衛星在飛行中發生故障,就可以根據地面指令或火箭上的自毀指令在空中把火箭炸燬,以保證航區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中國的衛星事業,走過了三年困難時期,經歷了“**”的洗禮,在困難中前行,一步步走向勝利。“東方紅一號”研製成功,“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時刻待命,這一切都在預示着中國將叩響太空之門。

萬事俱備

早在1958年冬季,由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等組成的勘探小組,對中國的東北、華北、西北七個預選地區進行了一番空中和陸地的艱苦勘察,最終選定甘肅酒泉以北的戈壁灘作爲中國第一個導彈衛星發射試驗場。該地區屬內陸及沙漠性氣候,地勢平坦,人煙稀少,全年少雨,白天時間長,每年約有300天可以進行發射試驗,是個絕佳的發射試驗地區。

在工程兵、鐵道兵、特科工程隊、通信兵、汽車運輸部隊等近十萬人的大力協作下,經過12年的建設,酒泉成爲了中國建設最早,規模最大的衛星發射中心。1970年4月1日,當載着兩顆“東方紅一號”衛星和一枚“長征一號”火箭的專列,緩緩駛入站臺的時候,駐守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人們,歡呼雀躍,熱淚盈眶。此時的酒泉已不再沉寂,而是即將見證衛星升空的豐碑。

在衛星發射之前,有一項很有挑戰又極富意義的事情,那就是讓衛星在太空中唱響《東方紅》。早在“東方紅一號”衛星方案討論時,衛星總體設計部就曾提出一個特別的設想:讓中國的第一顆衛星發出有別於蘇聯、美國、法國的信號。這個想法爲衛星的信號音開了一個先河,然而,究竟選擇什麼樣的聲音最適合呢?

當時,《東風紅》這首樂曲已深入人心,並且極具社會主義特色,能夠真正地代表中國的那個時代。最終,中央批准了選取《東方紅》的方案。《東方紅》全曲共16小節,若全部播放完成,需要40秒的時間,上級果斷決定截取“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前8個小節。在“東方紅一號”中,裝有一臺程序控制的無線電發射機,通過這個裝置可以向地面不斷髮射《東方紅》樂曲。

即將在首顆衛星上播放的《東方紅》的演奏方式極爲特別,選用了中國古代編鐘演奏。然而,樂曲需要短波才能及時發回地面,爲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耗資購置了短波接收設備,以接收短波信號,再轉換成中波頻率,傳向全世界。

《東方紅》的曲調在科技人員心中迴盪,期待着最終發射衛星的日子。在這期間,氣象工作人員都在時刻關注天氣情況,爲試驗基地提供及時準確的天氣預報。由於“東方紅一號”發射軌道的特殊性,所以對氣象預報的要求更高。衛星要從海南上空入軌,要保證不能有雷電;當衛星飛經北京時,要保證天空晴朗,讓人們清晰地看到它。

因此,保證兩地的天氣狀況良好,是個大問題。4月23日,在氣象局的一次會議上,氣象員分析:近期,只有4月24日是好天氣,也就是明天。時任基地氣象室主任的彭鳳紹總結道:“根據現在的分析判斷,明天北京是好天,海南也沒有雷電,只有發射場區有高雲。” 也就是說,24日的天氣屬於複雜的“轉折天氣”。所謂轉折天氣,就是天氣在當時轉向好的一面,高雲就能按時散去;相反,如果天氣轉向壞的一面,恐怕會影響火箭的發射。而氣象預報員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時刻觀察天氣變化。

根據最新的天氣預測,衛星升空的時間被定爲4月24日。

飛向太空——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

1970年4月24日,酒泉衛星發射基地。

當天的天氣正如氣象預報員說的一樣,發射基地上空佈滿高雲(由細小的冰晶組成)。根據氣象專家的預測,高雲將在半個小時以後慢慢減弱,到臨發射前半個小時會完全消退。然而,漫天的高雲能否真的能在一個小時內消散,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發射人員焦急等待高雲散去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衛星上的應答機對地面發去的信號沒有反應,這將會影響到對衛星跟蹤測量的精度和軌道預報的準確性。總指揮李福澤立即向中央專委報告,建議推遲發射,查明故障原因。周恩來總理接到報告後,指出“必須把應答機的問題解決好”!並同意推遲發射。

經檢查,衛星沒有出現任何狀況,而是地面設備的某個接頭鬆動了。故障排除後,錶盤的時針停留在21點5分的位置,一切準備就緒,指揮員下達了“30分鐘準備”的口令。緊接着,喇叭裡傳來“全體人員撤離現場!”的命令。此刻,令人興奮的是,萬米高空,無聲地露出了天際的本色,厚厚的高雲如約退去,滿足了發射衛星的氣象條件。

21點34分,“0”號發射指揮員楊恆站在潛望鏡前,下達命令:“一分鐘準備!”設備開始倒計時,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戈壁之上寂靜無聲。

21時35分,基地第一試驗部發射團操縱員胡世祥在“點火”的命令下達的同時,按下點火按鈕,瞬間,“長征一號”載着“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離開發射臺,徐徐上升。運載火箭噴出長達幾十米的火焰,明亮照人,直奔東南方而去。火箭的速度越來越快,直衝雲霄。

“長征一號”火箭發射後,全球有人居住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沿着這條航道,火箭第一級墜落在甘肅,第二級墜入中國南海,第三級則在廣西西北部上空把衛星加速達到第一宇宙速度後同衛星一起進入軌道。

5分鐘後,衛星進入南方入軌測區,湘西站首先發現目標,接着南寧、昆明、海南站也相繼發現並跟蹤到了衛星的軌跡。當衛星通過北京上空時,人們爭相眺望。15分鐘後,各觀測跟蹤臺站幾乎同時向控制計算中心報告:“星箭分離,衛星入軌!”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里,最遠點2384公里,軌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週114分鐘。衛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頻率,在太空中唱響《東方紅》。

現場人羣頓時沸騰起來,盡情地歡呼,跳躍……當時,人們的臉上掛着淚花,相互擁抱,難掩激動的神情,正如胡世祥說的“眼淚就讓它自然流吧,沒人去擦它”。

此刻,毛澤東正在電話機旁焦急地等待,當他得知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後,高興地連聲說“好”,接着說“準備慶祝”!

4月25日下午,新華社受權向全世界宣佈“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新聞公報一發表,舉國歡慶!北京燈火通明,鑼鼓喧天,彩旗招展,鞭炮鳴起,到處喜氣洋洋。與此同時廣播、電臺和報紙,紛紛報道這則喜訊,關於“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的《人民日報》號外被廣大市民爭相購買。

對於“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成功發射,新加坡《民報》說:“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天外飛來的音波,不但震盪了舉世的人心,也使美、蘇兩國聞之相顧失色。”

繼蘇、美、法、日之後,中國成爲了第五個把衛星發送上天的國家,“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發射,開創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新紀元。此後,中國又進行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發射試驗,從而成爲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回收衛星技術、第四個掌握一箭多星技術、第五個能獨立發射同步通信衛星的國家,終於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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