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那個年代
有這樣一羣人，他們的心懷很寬廣，心中裝的是中國，而非自我。在他們的心中，強國不是夢。是這樣一羣人，“兩彈一星”事業的領導者、科研工作者、建設者，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卻都在爲同一件事而奮鬥，因此他們成爲了與“兩彈一星”事業同行的見證人。作爲“兩彈一星”事業的親歷者，他們會牢牢記住那個年代，因爲那曾有看不見的輝煌……
聶榮臻：回憶國防科研機構組建過程
20世紀50年代中期，聶榮臻出任新中國科技工作的負責人；1956年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此後，聶榮臻受命領導研製“兩彈”任務，積極組建導彈研究院和核武器、飛機、艦船、電子設備、人造衛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機構、試驗基地和國防科技高等院校，使科技戰線獲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經常引起我們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我們當時的敵人。如何逐步改變這種狀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越來越顯得突出了。我們國家很大，不可能靠購買武器來支撐國防，尤其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性也越強，別人即使給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儘可能吸取國外先進成果，走自己研製的道路。堅持自力更生爲主、爭取外援爲輔的方針，對國防科技工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時我對一些搞國防科研的同志說：“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爲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應該成爲我們制定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
當然，建國以後，我們建設了一些常規武器兵工廠，而且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隻有常規武器還不能保證我國的安全，何況我們當時能生產的常規武器，在性能、品種上也大大落後於技術先進國家。正如列寧所說的：“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爲這種行爲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在當代，我們必須發展包括導彈、原子彈在內的各種尖端武器。
1956年，我們首先組建了導彈研究院。當時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方面我國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像錢學森、任新民、屠守鍔、蔡金濤、樑守槃、黃緯祿、莊逢甘、吳朔平、姚桐彬等同志，他們很快集中到了導彈研究院，由他們指導，開展工作，少走了彎路。導彈研究院成立以後，由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各種技術人才和先進設備源源不斷地向該院集中。只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就已經初具規模，有了一支人數衆多的隊伍，其中技術人員佔絕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僅研究戰略導彈，而且研究各種戰術導彈。先從仿製蘇聯援助的一些導彈入手，逐漸過渡到我國自行研究設計，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導彈研究院以後演變爲七機部，即現在的航天工業部。
研究的導彈型號方面陸續作了若干調整。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產和研究機構，由宋任窮同志負責。先從勘探、冶煉鈾礦資源和建立試驗性小型反應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時探索研製原子彈的途徑。在此基礎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設計院。原子能方面我們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像錢三強、王淦昌、朱光亞、郭永懷、彭桓武、鄧稼先、陳能寬、程開甲、王承書、張沛霖等同志。在他們的技術指導下，我國原子能科研進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開始就是由二機部即現在的核工業部抓總的。國防科委成立後，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國防科委統一領導。
還有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設計師和工程師參加到這條戰線上來，他們對我國導彈、原子彈事業的發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大量的實際工作是由他們完成的。
在研製導彈、原子彈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感到“兩彈”是近代各種科學技術成果的高度結晶。“兩彈”的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組織全國大協作才行。於是，我們一面大力建設導彈研究院和原子彈研究院的關鍵性研究試驗手段，一面將大量課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各工業部門與各地方的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請他們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時給以保障條件，這就帶動了一大批學科，推動了我國科研事業的發展。
在研製“兩彈”的同時，我們就着手建設原子彈試驗基地和導彈試驗基地。以後隨着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我們又建設了一批尖端和常規武器的試驗基地，以及若干測量、觀察跟蹤基地或臺站。建設這批基地和臺站需要大量的測試、檢驗和觀察、跟蹤等設備，還有許多特殊要求的建築設施。這方面的困難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亞於“兩彈”研製中所碰到的難題。解決這些難題，除了購買少量的關鍵設備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國大協作的方式研究解決的，這又帶動了一大批學科。這些試驗基地和臺站，大多建立在荒無人煙或人煙稀少的地區，那裡氣候惡劣，交通不便，自然條件很差。我們從軍隊抽調了大批優秀的指戰員，包括一些領導幹部、各類工程技術人員、行政和政工幹部，開赴這些異常艱苦的地區。他們在戈壁沙漠、海島灘塗、荒山野嶺或茫茫草原上安營紮寨，與科學技術人員、建築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種種困難，艱苦創業，硬是把這些基地、臺站按期建成了。在這些基地上，我們多次成功地進行了導彈、原子彈、氫彈、衛星和其他武器裝備的試驗，有力地配合了國防科研工作的進行。我去過一些試驗基地，親眼目睹了他們吃大苦，耐大勞，創業維艱的感人事蹟。至今，許多同志已經在基地艱苦奮鬥了二十多年，這是難能可貴的。在研製導彈、原子彈、氫彈、衛星和其他武器裝備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樣凝聚着基地同志們的心血。像對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一樣，人民將銘記和感謝他們的寶貴貢獻。
在研製導彈、原子彈過程中，我們還大力發展了電子學方面的研究。因爲大量的遙測、遙控、自動控制、精密儀器儀表等都離不開電子設備。這在當時是我們的薄弱環節，單靠協作來解決大量的電子設備是難以做到的。因此，我們成立了電子設備研究院。後來又發現許多電子設備過不了關，是卡在電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電子元件、器件研究院。電子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兩彈”的研製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電子學研究院還爲其他軍工部門和民用工業部門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爲集中力量搞“兩彈”進展得比較快，所以我們決定，軍隊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艦船研究院以及其他武器裝備研究院。這些，也同樣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回想組建科研機構的整個過程，我認爲在當時我國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導彈、原子彈、現代高性能飛機和艦艇、複雜的電子設備等完全處於空白狀態的情況下，在機構建設上我們採取集中力量，形成拳頭的做法是正確的。實踐證明，這樣做，能夠較快地摸清情況，開展工作，組織協作，攻破難關，取得研究成果。
——選自《聶榮臻元帥回憶錄》
張愛萍：苦鬥百年今復生
自1959年9月起，張愛萍先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專委委員兼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軍委委員，主持國防科技、裝備和國防工業工作，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協作、大會戰，先後四次擔任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現場試驗總指揮，成功地組織了中國第一代地地導彈、首次原子彈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彈爆炸試驗。
人的一生中，都有幾個永志難忘的時刻。1964年10月16日，就是我人生中這樣的時刻。那天，是劃時代的一天，是中國人民揚眉吐氣的一天，也是國外反動派心驚膽戰的一天。
然而，這一天來之不易。
20世紀50年代末葉，中蘇關係惡化，蘇共領導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製造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不久，就撤走了專家。這對剛剛開始進行核工業建設的我們，無異於釜底抽薪、當頭一棒。赫魯曉夫狂妄叫囂：“中國再過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當時，我國正值空前自然災害的困擾之中，國民經濟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中國核工業面臨是進是停、何去何從的關頭。對此，中央領導層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暫時停止，等經濟好轉後再上馬；另種意見是堅持搞下去。陳毅元帥說：“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少奇同志提議，先去調查調查，再下結論。毛澤東主席表示同意。
我有幸承擔了這一使命。同劉西堯一起，在劉傑陪同下，走遍了我國核工業所有的研究和生產單位，向中央寫了調查報告，明確提出只要組織得好，全國一條心，在1964年炸響第一顆原子彈是可能的。這進一步堅定了黨中央研製原子彈的決心。
毛主席爲此發出了“要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的號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總理掛帥、７位副總理、７位部級領導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直接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和試驗工作。周恩來多次親自主持專委會議，並作了一系列科學、具體的指示。鄧小平總書記還給我打氣說：“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黨中央、毛主席已經定了，你們就大膽地幹。幹好了是你們的，幹壞了是我們書記處的。”對所有參加原子彈研製工作的同志來說，這些都是多大的支持和鼓舞啊。
二機部決定，把蘇共拒絕援助的日期——1959年6月，作爲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名稱“596”，以展示臥薪嚐膽、矢志不渝、定要拿出“爭氣彈”的雄心壯志。
1964年8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首次核試驗委員會，我被任命爲主任委員。在這前後，我曾多次到幾個核試驗基地及所有研製單位，耳聞目睹了那些隱姓埋名、甘爲祖國做奉獻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我軍將士艱苦奮鬥、團結一致、捨身忘我的戰鬥精神。當時，全國先後有20個省市自治區、26個部（院）、近千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加了攻關會戰。凡是關於核試驗的事情，一經中央專委決定，有關單位即迅速行動，全程一路綠燈，從未出現互相扯皮、討價還價的不良現象，更沒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利則幹無利則算的惡劣風氣。戰鬥在
千里戈壁灘上的所有參試人員，全都“不怕困難，不畏強梁；任憑天公多變幻，哪管風暴沙石揚。頭頂烈日，明月作營帳，飢餐沙礫飯，笑談渴飲苦水漿……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爲祖國爭光”。如此百折不撓、萬衆一心的艱苦奮鬥，終於奪得舉世矚目的成功。
經中央專委批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定於1964年10月16日15時試爆。此刻，我和遠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的周總理都拿起了話筒。
當報時員報出“9、8、7、6、5、4、3、2、1——起爆！”的洪亮聲音時，突然，在寂靜的戈壁深處升騰起一股強烈耀眼的光芒，隨即，從地面上凸現出一個巨大的火球，接着，就是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颶風般的衝擊波以萬馬奔騰、銳不可當之勢，從爆心向四周飛馳，巨大的火球在巨響聲中化作巨型蘑菇雲，向高空蔓延……
那一時刻，我強抑心中的激動，向總理報告：“核爆炸成功啦！”周總理問：“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趕忙問身邊的著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他肯定地回答：“是核爆炸！”周總理說：“很好！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參加原子彈研製和試驗的全體同志表示熱烈的祝賀！毛主席正在人民大會堂，我馬上去向他報告！”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結束了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無核歷史，打破了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而我們在研製成功的速度上遠遠超過了蘇、美。後來，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說，這要感謝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給我們高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說來也巧，當天晚上試驗場舉行慶祝會時，周總理來電話告訴我，赫魯曉夫下臺了。會上，我向大家宣佈了這一消息，全場歡聲雷動。我即興作了一首打油詩：
十月十六狂歡節，
核赫兩彈齊炸裂。
妄圖稱霸下黃泉，
爲民造福上天闕。
——選自2001年《求是》雜誌第13期
王淦昌：關於“596”工程的回憶
王淦昌，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原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兩彈一星”元勳。他參與了中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來信，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有關技術資料，以後就撤走全部援華專家，帶走一切資料，還譏諷我國離開他們的幫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着這堆廢銅爛鐵吧”！
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爲了記取這個教訓，表示中國人的志氣，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工程代號就定爲“596”。當時我還在莫斯科郊外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埋頭於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年底才結束工作返回祖國，到北京西郊原子能研究所準備建造加速器。
1961年4月1日接到通知說，二機部副部長劉傑約我即刻進城商量要事。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校友錢三強（他也是該部副部長併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也在座。劉傑迎上來緊握我的手，說：“今天請你來，是想請你做另外一件事，這和杜布納的事完全不同，是請你參與領導研製戰略核武器——原子彈！”他還向我轉達周總理的口信：這是政治任務，我們剛起步的國防尖端事業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學家，我們的祖國需要更加強大。
我聽後思緒萬千，想起35年前“318”慘案的那一天晚上，葉企孫老師在他家中對我說的一番話：“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從那時起，我下決心走科學救國的道路。“祖國需要更加強大”正是幾十年來我所追求的爲之奮鬥的願望，現在投身原子彈的研製，正是以科學直接報效祖國的好機會，我還能說什麼呢？於是我用這樣一句話向他表示自己的心情：“我願以身許國！”
當時要求我們三天之內到核武器研究院報到，我第二天就去了，由於國家機密之需，改名王京，從此隱姓埋名與外界隔絕17年。與我一起報到的還有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清華物理系7級（1935級）校友彭桓武和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力學專家郭永懷，我們三人同時被任命爲該院副院長，分別擔任物理實驗、總體設計和理論計算等方面的領導工作。院長是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李覺。
不多久，陳毅、彭德懷和彭真等就到實驗室來看望，陳毅還緊握我的手高興地說：“有你們科學家撐腰，我這個外交部長也好當了！”
與那些已製成原子彈的四國比，我們的條件實在差得太遠了。美國奧本海默創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時，一下子就招聘到1500名科技人員，可說是集中了歐美各強國的科技精英和工業力量。蘇聯則一方面運用強大的情報網從美國竊取核科技機密情報，另一方面又在進軍德國時擄獲大批重要科學家、工程專家、核機密資料、設備和鈾資源。英法兩國則充分利用了當年與美國合作研製原子彈的有利條件。唯獨中國只能一切靠自己摸索，從理論設計到實驗測試儀器、方法都是從頭開始，艱苦創業。原子彈爆炸的過程是：爆轟、壓縮、超臨界、出中子、爆炸。研製工作要先進行“冷試驗”取得各種數據。最後才進行“熱試驗”。只要稍有一點差錯，花了鉅額經費辛苦製成的原子彈就會成爲“臭彈”。
我們首先進行爆轟試驗，地點設在懷柔長城腳外的古烽火臺前，一個碉堡、十幾頂帳篷，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場了。爲爭分奪秒儘可能多地積累實測數據，一天要打十幾炮，加上這裡原本就風沙彌漫，每天下來，大家都成了泥人、沙人了。
在爆轟試驗、固體炸藥工藝研究、新型炸藥研製、射線測試和脈衝中子測試等方面取得大量實驗數據，解決了一系列關鍵難題之後，1962年9月11日二機部擬定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彈事業情況的報告》，11月3日毛主席批示：照辦；併成立了以周總理爲主任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在錢三強主持下，程開甲執筆完成了《國家第一種試驗性產品初步技術方案》，規定了兩年內完成研製的計劃，得到批准。位於海拔3000米的青海高原的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便加緊了建設。
1963年3月集中在北京的科研生產人員便陸續遷往大西北，繼續進行縮小比例的聚合爆轟試驗。不久我和李覺、吳際霖、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等就到該試驗場組織進行原子彈點火裝置測試，負責測試具體工作的是長期任我助手的唐孝威。試驗成功後緊接着於11月20日又成功地進行了縮小比例的聚合爆轟試驗，使理論設計和一系列試驗的結果獲得了綜合驗證，爲原子彈的設計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
1964年進行“熱試驗”的條件已經成熟，9月我和吳際霖到新疆羅布泊戈壁灘準備第一顆原子彈層炸試驗。把沒有爆炸裝置的原子彈經由甘肅至新疆的鐵路運送到羅布泊，其安全保衛工作可是緊張細緻，所用的專列火車的燃用煤100多噸都經過仔細挑選檢查，不讓混入一丁點任何可能爆炸的雜質。各站檢查這趟火車的工人均發一把特殊的銅錘，以防敲擊檢查時產生火花。當火車通過甘肅、新疆兩省交界處的車站時，我和吳際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站臺上一行行鐵路幹警和安全保衛官員筆直地站着，簡直像雕像一樣，守衛着鐵路線的安全；聽公安部領導說，他們已站了一夜。爲了這顆原子彈，真是全民動員起來支援這一工程。10月14日19時，組裝好的原子彈吊上並安裝在103米高的鐵塔頂部。
10月16日凌晨6時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員撤離鐵塔爲中心的幾十公里以外，一線指揮所由張震寰任指揮，基地司令員張蘊鈺和李覺、工人趙維晉乘坐吉普車到塔下，把原子彈的心臟——XY小球（即點火中子源，這是負責研製的汪德熙爲它起的名）接插上。10時整，張蘊鈺和李覺在操作規程表上簽字，總指揮張愛萍最後一次往北京打電話向總理報告：“最後安裝工作已結束，請指示。”總理平靜地說：“中央批准0時定在15時。祝你們成功。”
14時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員韓雲梯按下了啓動電鈕。10秒鐘後，整個系統進入自控狀態。計數器從10運轉到0時，金光噴發，火球凌空，蘑菇雲騰空而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了！
30年過去了，往事歷歷如在眼前，在閃光和狂風般的衝擊波過後，伏在幾十公里長的一圈沙灘上的人羣，穿着安全服戴着玄色眼鏡狂跳起來，互相擁抱，歡呼：“成功了！我們成功了！”古老的東方巨人從此真正堅實地站起來了，任人宰割欺凌的日子告終了。鄧小平在1988年10月24日說得好：“如果歷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中國人民是有志氣的，我們的智慧決不比外國差，依靠自己的獨創和勤奮，可以超過人家。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到氫彈的試爆成功，美國用七年，蘇聯用四年，英國用四年零七個月，法國用八年，而中國僅用兩年零八個月。
——選自《世紀清華》
錢三強：核發展中的嚴峻考驗
錢三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秘書長，二機部（核工業部）副部長，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中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災人禍同時重重地撞擊着中國大地。對於中國原子能事業來說，那是一個卡脖子的年代。
當我們自身的教訓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清理，標榜“無私援助”的“老大哥”卻在這時真的變了心。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8月23日，蘇聯又單方面終止兩國簽定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撤走了全部專家，甚至連一張紙片都不留下，還譏諷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着這堆廢銅爛鐵吧！”
作爲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此時此刻的心情是什麼滋味！我很清楚，這對於中國原子核科學事業，以至於中國歷史，將意味着什麼。前面的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
萬馬都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又一次受到莫大創傷。其實，一年前即1958年5月16日，毛澤東曾在第二機械工業部（即後來的核工業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尊重蘇聯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是誰也看不起的。”
京劇《法門寺》中的賈桂，奴顏婢膝，別人讓他坐，他說站慣了。在以往的中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因此世界列強可以爲所欲爲，欺辱中國，蔑視中國人。
但是，歷史的進步是客觀存在。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了。尊嚴和骨氣，再也不是埋在地層深處的礦物。
“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毛澤東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再次發出號召，“要下定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算的。”
疾風識勁草，嚴寒知松柏。在正確的決策下，原子能戰線上的科學技術人員、領導幹部和工人、解放軍，不論男女老少，個個精神抖擻，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科學的偉大事業。
爲了記住那個撕毀合同的日子，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定爲“596”。
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爲首的一批理論與實驗物理的優秀科學家，從中國科學院和高等學校調到核武器的研究機構，直接承擔起各個環節上的攻堅任務。
蘇聯專家撤走後，周光召立即把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國專家召集到一起，進行討論：離開外國人的幫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製成原子彈？回答是肯定的。二十餘人聯名向國內寫信，請纓回國參戰。周光召回國後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副主任，鄧稼先爲主任。
人馬調齊，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製進展神速。
有一種擴散分離膜是鈾-235生產中最關鍵、最機密的部分，蘇聯人稱它是他們“社會主義安全的心臟”，從不讓中國科學家按近，就是參觀學習，也只許站在老遠的地方望一眼。我們原子能所爲此組織了攻關小組，由學術秘書錢皋韻牽頭，聯合中國科學院、冶金部和復旦大學等幾個研究單位，經過四年努力，研製成功合格的擴散分離膜，並開始批量生產，使我國成爲繼美、蘇、法之後，第四個能製造擴散分離膜的國家。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製成我國第一臺大型通用計算機——109丙機，成功地承擔了第一顆原子彈內爆分析和計算工作。
原子能研究所及時組織了于敏、黃祖洽等青年理論物理學家，在進行原子彈研製的同時，開展了氫彈原理的預研工作；核武器研製進入決戰階段後，于敏、黃祖洽等三十餘人合併到武器研究所，加快了氫彈研製的速度，創造出了從原子彈到氫彈進程上的奇蹟！
所有這些工作的成功，都離不開周恩來和聶榮臻的直接領導與指揮，離不開全國上下左右大力協同的奮鬥精神。
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遮蓋在中國大地上的烏雲吹散了，心頭的疑團解開了，曾經以爲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明白：受制於人的地方越少，獲得的東西就越多。
當1964年10月16日我國西部上空升騰起第一朵蘑菇雲的時候，有些外國人還不以爲然，以爲只不過是一個低水平的玩意兒，直到他們對大氣中的漂浮物進行分析後，才感到驚訝。
僅僅兩年零八個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了，成爲世界上從原子彈到氫彈發展最快的國家。這回又有人說啦：“中國人真神！”其實也不神，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中國人並不笨，外國人能夠做到的，中國人經過努力，也能夠做到。
——選自《請歷史記住他們——中國科學家與“兩彈一星”》
張蘊鈺：勘選核武器試驗場
1958年，張蘊鈺被任命爲核武器試驗靶場主任，是中華民族第一任核司令,領導了中國核基地的建設。他把戰爭年代積累的指揮經驗具體靈活地運用於核試驗的組織工作，爲“兩彈一星”事業作出了貢獻。
1958年10月20日，我乘火車去敦煌。敦煌有世界聞名的藝術殿堂莫高窟，又是通西域的要衢，西漢時，繼武威、張掖、酒泉之後，在瓜州設敦煌郡，膾炙人口的“春風不度玉門關”、“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中的“玉門關”和“陽關”都在敦煌境內。這裡長年乾旱少雨，井少又深，羣衆生活用水要靠日常的重體力勞動，全縣約5萬人，只有南部地區出點棉花，人民生活貧困。城內街道狹小，縣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我在城南關駐地見到了常勇和張志善、史國華、衛壘同志。他們都在此工作幾個月了，確實很辛苦。我看了蘇聯顧問對核武器試驗場的設計，編制有靶場主任、學術秘書、力學測量室、光學測量室、核測量室、放射化學測量室、技術室。這就是蘇聯專家提供的有關建立試驗場的全部知識。以後就什麼也得不到了。我感到驚訝的是美國在比基尼島已經試驗過300多萬噸的氫彈了，我們建個核試驗場只能試驗2萬噸的原子彈！
張志善、衛壘、史國華帶我去察看選定的後坑場區，途經玉門關。玉門關原來是朝西方向一個豁口、軸長約20米、牆高約20餘米、牆厚約l米、內呈圓形的土圍子，向內30度的斜坡，是黃羊糞漸漸堆起來的。我繞外圍走了一圈，又順着向西不足一米高的長城走了一段，嗨！這遠不像想象中的玉門關那樣威嚴、可愛、美妙、傳情，但這是真正的漢玉門關。我們沿勘察隊走過的車轍繼續前行，看到有些地方長着稀疏的芨芨草、羅布麻和野梧桐樹。汽車停下來，蚊子的騷擾真是無可奈何。偌大的地區無草木，地質是大孔土，汽車陷下去無救援不能前進。我們來到了選定的靶場中心樁，看到了中心東北方向指揮點。
應該看的看完了，歸途中，我深思着：距敦煌才120公里，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築嗎？施工生活用水從哪裡來……回到駐地，常勇、張志善、史國華、衛壘和我談論着試驗的條件，認爲另選場爲好。我回到北京向安東副部長、陳士榘司令員、總參裝備部部長萬毅同志分別彙報了情況和意見。在陳賡副總長召開的辦公會上，我又做了彙報。他說：“那裡不好，你們另找一個嘛！”有他這句話，我立即告知常勇、張志善同志，我也於12月15日左右回到敦煌，準備穿戈壁向新疆境內另選新場區。
選場最初的作業圖上，敦煌以西還有兩個方案，最西一個方案是在羅布泊，這是我們向西勘察的目標。勘察隊人員有我、張志善、史國華、總參測繪局朱處長，上尉楊金嶺管理汽車和生活。我們乘坐吉普車4輛、生活車4輛，攜帶10天飲水、油料、帳篷、糧、菜、罐頭、柴和一部電臺，12月24日出發，經玉門關向西。停車休息時，我們議論着玉門關建於何時，說不清楚，周穆王會見西王母后入玉門東還，這當然不可信，“穆天子傳”也無此記載。大漠中有水就有路，可想民間往來總比張騫這位國家使者要早得多。漢朝時，去輪臺傅介子斬樓蘭王都要出玉門關，這裡有過興盛的日月。走！希望還在玉關西。
……
次日，我們乘興逆河而上，西行百餘里，目測中這個地面開闊的戈壁灘基本平坦，選一箇中心點，分東南、東北、西北、西南方向踏查地形地貌。看來這裡完全適合選場條件，我們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樁，這就是使用至今的我國核武器大氣層試驗靶場。
勘察任務完成了，心裡一塊石頭落地。我們的歸程是經辛格爾去吐魯番，可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車按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羅布泊去鄯善那條路，我們車隊在地圖上是什麼位置不敢確定，連指北針也有點懷疑，我們都有些着急，怎麼走呀！楊金嶺同志說好幾臺車汽油不多了，又是急上加急！工程技術員說在山頂上看到山下有個小水溝，聽說有水，真是一驚一喜，好！開車下溝，後來知道這個地方叫沙窩，有兩公里長的一條小溪。“很好！今天是歲末，就在這裡過年。”我說。張志善、史國華和大家一齊包餃子，我起草電報，發給總參萬毅部長向他祝賀新年，並告我們一行正在尋找道路回鄯善。我讓楊金嶺對每輛車的油量都測一下，還有多少油、能跑多少公里，我想必要時甩掉幾輛車。餃子熟了，飽餐一頓，戈壁灘大，餃子也大，就是沒有酒，也過了個好年。我和蔣繼宗同志閒談起來，他曾留學德國，要說早應有個家，但他還沒有結婚。我順口吟誦了《浮土德》中的一首詩：
“美麗的姑娘，我可不可以挽你的手兒，送你家去？”
“我不是姑娘，也並不美麗，回家的路兒呀！我自己知道。”
我說你勇敢一點，不要怕碰釘子嘛！
第二天，張志善派人去找路看到了車轍，我們寅夜上路，在高土樑上野宿，單布帳篷抵擋不了寒風，早晨起身時發現，自己呼出的氣都結成了冰，將頭髮和棉被凍結在一起。當然，這隻用小小的智慧就解決了。回到鄯善，我由哈密乘飛機回到北京。
在北京，我將在羅布泊勘察情況向萬毅部長、陳士榘司令員作了彙報。1959年1月下旬，我陪同萬毅部長、工程兵設計院院長唐凱同志由北京飛往新疆，在羅布泊新選場區進行空中觀察，飛機臨空時場中燃起三堆大火以示目標，我在飛機上，一邊對地面觀察一邊向萬毅部長報告情況和回答他們的詢問。看！這就是孔雀河，約一個流量，距場區20公里，施工、飲水沒有問題。孔雀河至北山60餘公里，東西長100公里，地勢平坦，海拔1000米。地質是沖積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築路，就地取材很便利。這裡長年風向是西風，下風方向，東至敦煌之間無居民、無耕地、無牧場，還未發現有價值的礦藏。在西南方有村莊是鐵幹裡克，也在120公里以外。飛機盤旋幾圈後，飛往烏魯木齊。萬毅、唐凱都說“是個好場子。”
我們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同志通報了情況。2月初，我們一起到北京，由陳士榘、萬毅和我聯名向國防部寫了專題報告，建議核試驗場定點在羅布泊西北地區。1959年3月13日，國防部正式批准這個報告。3月25日，國防部通知新疆軍區，0673部隊進疆，執行特種工程任務，該部的軍事、行政、黨政、後勤工作均歸新疆軍區領導，特別注意保密。
——選自《共和國軍事秘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