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佛教進入華夏之後，華夏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佛教所提倡的“順應”、“今生受苦，來世享福”似乎更適合統治者的需要，因此這個外來的宗教得到了許多統治者的極大推崇，甚至還出現了皇帝自願出家，最後被大臣花錢贖回的奇葩事件。
不過在一般情況下，佛教和道教是並行發展的，兩者相互影響，統治者在重視佛教的同時，對道教也有一定的推崇。但在大衆的印象之中，道教的發展往往不如佛教那樣昌盛，尤其是在盛世和平年代，隱匿在深山的道觀往往容易引起人們的忽視，道士們似乎對這樣的現象也並不着急。
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和尚講經乘法弘揚自己的宗教，卻很少能看到道士座談講經。道教這個宗教，似乎從他誕生之日起就有着清靜淡漠的一面，但在亂世的時候道教則有着極高的存在感，人們時常能聽到亂世道教下山拯救百姓的故事。
道教講究的是“替天行道”，講求的是苦修以得到大道，所以道教並不需要香火，反而還會威脅到統治者的統治。古代把皇帝稱爲天子，道教的替天行道怎麼看都有些大逆不道的味道。
皇帝自然不願意支持道教的發展，在皇帝的強權之下，道教自然沒有得到更好的發展。但是在戰亂年代，皇帝大權旁落，奸臣當道，民不聊生，講究替天行道的道教自然選擇了站出來。像亂世的五斗米教、黃金教，其實都是道教的一種變種，他們心懷蒼生與天下，所以願意在國家危難之時站出來。
佛教和道教不同，佛教的教義有很多，但是在傳入中原之後，思想的主體講究的還是“順應”和“忍受”，統治者們自然樂意這樣的狀態。佛教用自己的思想束縛百姓受帝王的統治，皇帝自然也願意支持佛教的發展，大力開始興建寺院，禮重高僧，佛教發展自然順利。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就是佛教昌盛最爲有力的佐證。在有些皇帝的大力扶持之下，佛教的發展甚至一度擠壓了儒學的地位。
佛教的過度發展嚴重威脅了君主統治所以歷史上發生了三武一宗滅佛運動。據史書記載“三武一宗之厄”這四次滅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動機不一，情況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轍。無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領域的衝突；僧團道風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間的經濟利益的矛盾方面等問題。
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佈施而得到的財產在當時爲寺院集體所有，主要用於維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動，後來隨着寺院財產的不斷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現，寺院地主經濟才最終形成。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寺院地主經濟是添加了佛的風韻的封建地主經濟，但它的高速發展卻給世俗社會的地主階級增加了現實中的競爭機制，也給國家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而封建國家又是由世俗地主們建立和把持的，經濟利益關乎根本，所以當佛教勢力嚴重威脅其根本利益時，作爲世俗地主的總代表--皇帝，爲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對佛教痛下殺手鐗。
三武一宗滅佛運動一方面是佛教的發展已對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與華夏儒家正統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結果。
從“三武滅佛”的結果看，“滅佛”確實有利於發展生產和增強國家的財政軍事實力。大量僧尼還俗，並被編入民籍，不僅爲社會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從而利於發展生產，而且爲封建國家的稅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國家的徵兵之源也得以保障。同時，大量的寺院財產被沒收充公，給國家提供了不少資財，這就增強了國家的的財政軍事實力。
當然，“三武滅佛”更直接與統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關聯。而在封建專制集權機制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度，對佛教的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
說到底宗教的發展不過是統治者意志的一種表現。皇帝希望用佛教逆來順受的思維，把大家培養成逆來順受的人，便於自己管理國家。如果皇帝是一位明君，那這一切顯得再正常不過，可如果是皇帝是一個昏君，百姓還逆來順受，那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場巨大的浩劫。所以道教也是有存在的必然的。
王珂知道了佛教的發展歷史之後發現和尚貪財怕死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並不是現代商業社會影響的原因，頓時對和尚充滿了鄙視和厭惡！
佛教之所以留存至今離不開統治者的扶持，並不是佛教有多好。一個有着貪財怕死傳統的教派能有多大的能耐啊！說出來笑死人！
瞭解了這麼多歷史秘聞之後王珂對佛門中人印象極差，相反對道門中人欽佩至極！
因此，王珂沒有對少林有解救的意思，讓其自生自滅吧。不過以這些和尚的尿性多半會苟且偷生下去的，不用擔心他們。
王珂繼續巡視其他地方，而後又回到了商都市開始吸收青毛晶體。
一口吞下，王珂便感受到了一種清爽的感覺。
青色,代表着清脆而不張揚,伶俐而不圓滑，清爽而不單調。
青色在華夏古代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青色象徵着堅強、希望、古樸和莊重，傳統的器物和服飾常常採用青色。
青色是我國特有的一種顏色，在我國古文化中有生命的含義，也是春季的象徵，在五行學說中，青色是木的一種。
隨着暖流在身體裡流淌穿行，王珂感覺到跟青毛屍王對戰所受的內傷在緩緩癒合，身體內臟受到了滋補，不會留下暗傷，身體內部獲得了一種新的能量，讓王珂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