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官
說“爲官”，要先從“算命”說起。“算命先生”，解放前從事這種職業的人不在少數。無論是在街頭擺卦攤的、相面的、測字的，還是走街串巷，吹笛打板的盲人，可謂比比皆是。解放以後，共產黨大力破除迷信，很長一段時間，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幾乎絕跡了。最近幾年，這些人又重新擡頭，當然，這已經是“新生代”了。我現在住的是高校的家屬宿舍，校門外整個一條街上，卦攤隨處可見。他們大行其道，騙人騙己，打着所謂“麻衣神相”、“奇門遁甲”、“易經八卦”的幌子，爲人測婚姻、測職業、測前途，甚至測生死。其實，這些人打的那些幌子，他們自己根本就一竅不通，不過憑着三寸不爛之舌騙財而已。年輕的學子們爲自己的前途擔憂，明知上當，卻偏要問上一卦，爲的是從騙人者那裡聽幾句好話，尋求一點精神安慰。有時我在街上走，也產生過沖動，想去揭穿這些騙子的騙局，可轉念一想，他們這種行騙行爲對社會危害不大，還可以用騙來的那幾個錢維持生計，爲國家減輕了發放救濟的負擔。更何況，如果他們把卦攤都撤掉，那些想來尋求精神安慰的學生們也會感到失落。這些想法讓我打消了那種衝動的念頭，讓他們自生自滅吧！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他們的市場也自然就沒有了，我又何苦做這種煞風景的事呢！
解放前，我的祖母篤信這些算命先生，尤其是那些吹笛打板的盲人，經常把他們領到家裡來聽他們嘰嘰哇哇地講，甚至咿咿呀呀地唱，祖母則在一旁不停地點頭稱讚先生算得靈。記得有一次，祖母牽着一個盲人進了家，說要給我算上一卦。小孩子好奇心強，巴不得聽他講一通，唱一段，於是高高興興地坐在了盲人身邊。他在我臉上和頭頂上撫摸了一陣子，然後問生辰八字，然後又自言自語，口中唸唸有詞，最後，終於開口講起來了。他講了很多，我大都不記得了，無非是一些誇讚的話語。但有一點我記得還很清楚，那就是他摸着我的頭頂說：“雙頂夾雞蛋，不做知府做知縣。這孩子將來是當官的料。”家鄉方言，管頭髮上的“旋兒”叫“頂”。大部分人的頭髮上都只有一個“頂”，生有兩個“頂”的就爲數不多了，也有極少數人頭上生有三個“頂”。家鄉有這樣一個順口溜：“一個頂的橫（讀去聲，意爲‘蠻橫’），兩個頂的擰（讀去聲，意爲‘倔強’），三個頂的打架不要命。”不知這種說法是否有根據，不過對我來講，這種說法還真是準確。我頭上生有兩個“頂”，我這個人的性格確實很倔強。我這兩個“頂”生在頭的最頂部，兩個“頂”的中間有雞蛋那麼大的距離，這就是那個盲人算命者所說的“雙頂夾雞蛋”。當官呢，也不幸被他言中了。從上學到退休，五十多年，一直“官運纏身”。當然，我沒當過什麼大官，沒當上“知府”，也沒當上“知縣”。不過，按照中國大陸的幹部級別，我做到了“正處級”，如果牽強附會一下，也可以算是“知縣”吧！我這個人生性散漫，不適於當官，也不願意當官，可是“官運”偏偏要來找我，讓我怎麼辦？可別忘了我頭上那兩個“頂”，別忘了我那倔強的性格。這種人當官，不鬧出故事來纔怪呢！豈止“故事”，說“事故”也毫不爲過。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當班長。不知道爲什麼，班上的同學，有年齡比我長的，有個子比我高的，有力氣比我大的，有說話比我響的，也有組織能力比我強的，老師卻偏偏看上了我這個年齡不大，個子不高，又瘦弱不堪的小男孩，讓我當班長。長大以後漸漸想明白了，當時老師可能看上了我唯一的優點——學習好。這符合大部分當老師的所具有的心態和理念。當然，我這個當老師的與那些“大部分”不同，教了幾十年的書，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態和理念，這是題外話。可在當時，我並不認爲學習好是我的什麼優點，因爲上學以前，我就讀完了好幾冊國語課本，學會了常用的加減乘除，甚至其他同學根本沒有接觸過的英語我都有了一定的基礎。那“來來來，來上學，大家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大家去遊戲”之類的簡單課文，我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中華民國國歌》、《中國童子軍軍歌》、《三民主義小唱》、《放學歌》這些一年級必學的歌曲，我也是上學前學會的。入學伊始，一切駕輕就熟，當然也就不足爲怪了。小孩子懂什麼，老師讓當班長就當唄！別看小學一年級的班長，當起來也不是件容易事。首先，早晨要早去。每個同學一進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向孫中山和蔣介石兩位領袖的肖像鞠躬，然後就到我這裡來簽到，等老師進教室以後，再向老師彙報情況。這大概也是老師偷懶的一種辦法吧。我這個人從小就不喜歡打小報告，對老師自然也是報喜不報憂。有的同學一進教室就急着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忘了給領袖鞠躬。這種情況如果彙報給老師，這樣的同學是要捱打的。可我從來沒有彙報過。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班上有這樣的同學，他們本來對我當班長就不服氣，再加上我沒有如實彙報違紀同學的狀況，這樣他們就抓住了把柄，偷偷向老師打了小報告。後果很嚴重，那個沒鞠躬的同學捱了一頓板子，我這個沒彙報的班長也讓老師用竹棍打了一下脖頸——這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懲罰，老師並沒有因此免去我的班長“職務”。我這個班長照當不誤，那些打小報告的同學也沒撈到什麼好處。每天放學的時候，剛出校門的一段路是要以班爲單位排隊行進的。班長走在隊伍外面，監督隊伍排得是否整齊，帶領同學喊口號。除“一、二、三、四”外，也有一些現在聽起來不太合時宜的口號。“排隊靠邊兒，大小是官兒”，可說實在話，我真不願意靠這個“邊兒”。有一次，爲了看後面的隊伍是否整齊，我退着走路，碰到路邊的一塊石頭上，摔了一跤，引來同學們的一片笑聲。第二天，又有人把這個情況彙報給了老師。都說“法不責衆”，當時大家都笑了，罰誰呢？但老師有辦法——“責衆”。那一堂課，除我和那位打報告的同學之外，其餘同學都不許坐，一直站到下課。這一次，彙報者還真得了一點好處，可我這個當班長的心裡總覺得有點對不住大家。你看，小學一年級的班長，這應該說是個稱不上官的“官”，可讓我一當，就出了這麼多“事故”，以後“仕途”不順，也就順理成章了。
上了十六年學，除了班長，也當過一些其他方面的“官”。小學時，當過童子軍的“官”，當過少先隊的“官”；中學時，當過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可謂“黨政一把手”；大學時，當過學生會主席。參加工作以後，也當過諸如教研組長、年級組長、工會主席之類的“官”。可真正稱得上是“當官”，應該說是當中學校長和大學系主任了，因爲這些官位，正如前面我講過的，按照中國大陸幹部級別的制度和政策，屬“正處級”，這也許就是我小時候那位盲人算命先生所說的“知縣”吧！如果說在學校裡當個校長，當個系主任也算是“當官”的話，這種“當官”也算是“仕途”的話，那麼，我的“仕途”，怎麼說呢，不能用“不順”或“一帆風順”一言以蔽之。準確一點，應該說是“有趣”。這個“趣”，不是“過官癮”的樂趣（說實在話，我還真沒有“官癮”），而是“鬥爭”的樂趣。感興趣吧？那就聽我說說。
在民間，把這種正處級幹部叫做“縣團級”，如果是在封建時代，這就是縣太爺一級的七品芝麻官了。可就是這種“官”，也不是我主動要當的，更不是像有些人那樣，不擇手段地巴結上去的。說來有些不可思議。那是動亂結束以後，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這時，自上而下吹來了一陣風，說要“重視知識”，因而就要“重用知識分子”。別看我所學的專業是外語，但由於我的基礎和一段時間以來積累的教學經驗，在我家鄉那座城市的中學語文教學界，我可算得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在學生中口碑好不說，就是在素來秉承“文人相輕”理念的同行中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他們推舉我當上了市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的副理事長，也被省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聘爲常務理事。也許就是因爲我的教學能力和我頭上這些閃閃發光的學術頭銜成了上級讓我擔任學校領導的原因。就這樣，我糊里糊塗
地走馬上任了。當時，我連共產黨員都不是，也不知怎麼搞的，校長剛當了兩三個月，我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對當官無慾無求的人當上了“官”，這讓某些熱衷於當官且出自名校並早就入了黨的同事氣憤不已。他們認爲自己的條件比我強得多，埋怨上級領導太沒有伯樂的眼光了。但他們畢竟也是無回天之力的知識分子，只能無可奈何地面對這個他們不願意面對的現實。
有些話說得好，諸如“無私才能無畏”，諸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欣賞這些說法，因爲我對此有切身體會。因爲對“當官”無慾無求，因爲一直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於一名教師，因爲我最熱愛的是教學、科研、寫作、翻譯這些純業務性的工作，因爲我厭惡那些拉雜瑣碎的行政事務，尤其厭惡那些吃吃喝喝、吹吹拍拍、迎來送往的應酬，所以從“當官”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怕丟官，甚至巴不得丟官。是別人把我推到這個“官位”上來的，我又不願意讓人說我“不識擡舉”，所以我這個“官”當得實在是勉爲其難。這一點，那些“跑官”、“買官”的人當然不會理解，因爲他們把“當官”看得太重要了。我不敢與“不爲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比，也不敢與“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李太白比，但在對待“當官”這個問題上，我稱得上“瀟灑”。基於這種理念，當然我也不會以權謀私。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前前後後“當官”的時間不算短，有一段時間還確實擁有過一些不大不小的權力，但我同樣確實做到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像某些人那樣心口不一。這恐怕與我不把“當官”作爲最大的追求有着因果關係。既然我不怕丟官，就沒有必要去“媚上”，於是自覺不自覺地做了一些讓我上面的官不太高興的事。
那一年，教育部發了十條規定，其中包括不允許“統考”，不允許“排隊”，不允許按分數高低來評價教師等內容。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某些領導，把“統考”、“排隊”等工作作爲管理教育的主要手段，因爲這種管理手段既省事，又可以贏得他們的上司的賞識。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這樣做的危害，只是因爲這樣做能讓他們獲得最直接、最切近的利益，所以他們才樂此不疲。當時，我們那裡的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部的十條規定置若罔聞，“統考”照“統”不誤。這不是“陽奉陰違”，簡直就是“唱對臺戲”了。於是，我這個不怕丟官的校長與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唱起了“對臺戲”——堅決抵制統考。這是我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教育局領導也曾派人，特別是派一些與我熟悉甚至是與我私交不錯的人來做我的工作，但我就是不買賬。我認定的事，想讓我回頭，不管你是神仙二大爺還是什麼人，都不可能做到。我的這一舉動讓教育局的領導大大地丟了面子，也在我的同行——其他中學的校長——中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我的態度很堅決：教育部剛發了文件，我按教育部的規定做，何錯之有？進行統考——你錯；抵制統考——我對。我毫不退讓地向他們表示：你們有權免去我這個校長的職務，這我無話可說；但只要讓我當這個校長，在不違反黨和國家政策的前提下，這所學校的事就是我說了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無論哪一級領導，越過我這個校長，對學校的事務橫加干涉，我絕不允許。這個表態成了我的擋箭牌，在以後多次抵制上級錯誤決定的時候，我都要把這番話搬出來。當時的領導對我痛恨到何種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們並沒有免我的職。首先，他們剛任命我時間不長，馬上就免職，無異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次，在這件事情上，明顯他們是理虧的，一旦鬧大，對他們也沒有好處；另外，當時我在市裡的教育界正處於大紅大紫時期——優秀共產黨員、敬業領導幹部、市人大代表、市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理事長、學科帶頭人等等多頂帽子都戴在我的頭上。如果此時此刻免了我的職，弄不好他們會引火燒身。他們與我不同，我是被拉進官場的，不怕丟官，甚至巴不得丟官；而他們是職業當官的，知道官場的水有多深，善於耍權術。而且，他們一旦丟了官，又能幹什麼呢？所以這件事就這麼不了了之了。彼此心知肚明，又都不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此後見面，仍然免不了“今天天氣哈哈哈”。
我又想議論幾句了。
把優秀知識分子推上領導崗位是好事，但要用得得當。不能讓他們爲當官而當官，把當官當成一種獎勵，搞“學而優則仕”那一套。確實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旦上了領導崗位，官僚主義比那些職業政客還嚴重，趾高氣揚，頤指氣使，尸位素餐，誇大政績，甚至貪污受賄，腐敗墮落。這樣的“知識分子”最好永遠不讓他們當官。當然，大部分知識分子不是這樣的。他們雖然被推上了領導崗位，但知識分子的本色不變，仍然把從事自己的專業作爲立命之本，做領導工作也是爲了把事業搞得更好。一檔電視訪談節目介紹過安徽與我同姓的一位教授，搞農業研究的。他爲了尋找並研究“魔芋”這種植物，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積蓄，而他的研究成果則解決了幾千萬人的吃飯問題。後來，上級派他到一個縣裡去當縣長。在第一次接風會上，他就給了當地領導一個下馬威：剛一坐下來，就掏出二十元人民幣，放在飯桌上，然後就正襟危坐，杯箸一動不動。當縣長期間，每年有多一半的時間在田地裡與農民一起摸爬滾打。他爲什麼能這麼做？因爲看重事業，心裡裝着民衆，厭惡官場應酬，不怕丟官。我不敢把自己與這位老先生相提並論，但在注重實效、不怕丟官這一點上與他堪稱知音。正因爲如此，我纔會在上任不久就做出這種讓領導大跌眼鏡的事來。
另外，我認爲，領導機關做出了規定，只要這個規定是正確的，就要極力督促下屬認真貫徹執行。以那次統考爲例。爲什麼教育部剛剛發出禁令，一個基層的教育行政部門就敢頂風對着幹？我想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他們心知肚明，即使這麼做了，上級也不會把他們怎麼樣，而這樣做，既迎合了地方行政領導的意圖，又達到了給教師施加壓力，從而讓他們更加順從的目的，何樂而不爲？如果教育部有權懲治那些敢於頂風對着幹的任何一級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我想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爲那些當官的唯恐自己的“政績”得不到彰顯而導致仕途不順，當然更怕丟官。這已經涉及到在我們這個體制下的幹部管理制度問題了，我不好說三道四。還有一個例子，也涉及到教育部。前幾年，教育部也發了一個禁令，說不允許大學生在外面租房。我住的這個小區是高校的家屬宿舍，禁令已經發出幾年了，可在這裡租房的學生有增無減，他們以方便學習、考研複習等爲藉口，而真實目的是擺脫羈絆、貪圖享樂。有的成雙成對，買菜做飯，甚至養了狗，儼然一對夫妻，過起了小日子。這還學什麼習，考什麼研！教育部的禁令不又成了一紙空文嗎？如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個行業的全國最高領導部門，權威何在？很多官員的腐敗，其實也是這種現象推而廣之的結果。腐敗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不改變這種現狀，消除腐敗，談何容易。長此以往，伊于胡底！
議論告一段落，接着說我當校長期間的那些事。
有一個國家級的劇團來到我們這個城市巡演，演出一個關於青少年思想教育方面的劇目，劇名和內容都記不起來了。市裡有關部門要求各中小學包場觀看演出，教育行政部門抓住了這個時機，想從中賺一點蠅頭小利。他們從劇場按“批發價”買來了所屬中小學全體師生的戲票，然後按“零售價”賣給各學校，要求各校按人頭把票從教育局買回來。我認爲，看戲是一種娛樂活動，即使是“寓教於樂”，它的功能首先還是“樂”，所以我向師生提出：看與不看，完全自願。把要求看的人數統計上來，直接到劇場售票處去買票。教育局的票是按所屬學校全體師生的人數從劇場“批發”來的，我這所學校四千多名師生的戲票就“積壓”在教育局了。局長派人到學校來，我講了我們的理由。這樣一來，教育局的這筆買賣不但沒賺，反而賠了，因爲劇場拒絕退票。可想而知，我這一舉動又讓教育局的領導大爲光火，可他
們又無奈我何，於是積怨越來越深。
我當校長的那所中學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創建的一所完全中學，佔地面積二百多畝，師生四千餘人，應該算是一所比較大的中學了。學校不是衙門，沒有“衙門口，向南開”的講究，它的正門是朝西的。與校門相對的那條街，比衚衕寬，比大街窄，兩側都是居民，沒有機關單位、廠礦企業，甚至連一家大的商店都沒有。從我們這所學校的正門走出去，穿過居民區，要走一公里多的路，才能到達繁華商業街。區裡的環衛部門要搞“門前三包”，把任務分給了各主管部門。所謂“門前三包”，就是各單位要保證自己門前那十幾平方米的面積要乾淨整潔，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就是這麼一件好事，也讓我和教育局產生了分歧。他們給我分配“門前三包”任務時，讓我們從校門口一直“包”到商業街，整個居民區的那條街道都“包”給了我們。我馬上提出質疑，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說這條街道兩側沒有任何單位，又不能把“門前三包”的任務分配給居民，所以只能讓我們多“包”一點。我說，如果這一公里多的小街都算是我們的話，那我就在小街與商業街的交口處蓋一間房作爲我們學校的傳達室。結果是：教育局從環衛部門那裡領了任務，到我這裡又卡了殼。無奈之下，教育局只好每天派幾個工作人員來打掃那條小街。每次我在那條小街上走，看到那些一邊幹活一邊發牢騷的工作人員，都忍不住心裡暗笑。一個單位的領導，讓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忍受那麼多尷尬，這個單位的領導似乎已經“罪不可赦”了，可有什麼辦法呢？這個“官”不是我巴結上去的，我做的那些事又樣樣在理，乾脆你們就用自己手中的那點權力免去我這個校長的職務吧！這樣不就把你們升官發財之路上的這塊絆腳石搬掉了嗎？可不知道爲什麼，我日盼夜盼的“免職令”就是遲遲下不來。最後還是我自己下定決心，辭去了這個“人嫌我煩”的校長職務，跑到莫斯科去幹我的翻譯工作了。
想當官的當不成，不想當官的卻偏偏“官星照命”。到大學以後，想一心一意地搞我的教學、科研和翻譯工作，再也不去當什麼官了。可事與願違，剛進高校不久，系裡的老主任就退居二線，我陰差陽錯地又當上了系主任。於是，“人嫌我煩”的日子又開始了。
在其位，謀其政。要幹嗎，總不能尸位素餐吧！正因爲如此，我的“系主任生涯”也是從打架開始的。打字員向我反映，系裡的那臺電腦太老舊了。每天要打印大量的資料，既有俄文的，又有中文的和英文的。但老舊的電腦打字速度太慢，打字員希望換一臺新電腦。當時最好型號的電腦是“486”，我聽說學校正好新進了一批“486”，馬上跑到校外辦去交涉。外辦主任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學校只給外辦系統分配來兩臺“486”，都給了英語系。一股血氣馬上提高了我的嗓門，與外辦主任據理力爭起來。這位外辦主任此前大概沒有遇見過如此蠻橫的俄語系系主任，硬是從英語系要回來一臺給了俄語系。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不僅是打字員，系裡幾乎所有的行政人員都鼓掌歡呼起來。這是我當上系主任不久打的第一場架，也是給俄語系辦的第一件好事。
在高校當系主任還有一個既艱鉅又麻煩的任務——創收。俄語作爲小語種，創收的來源不多。主要有兩個途經：一是往國外派翻譯，系裡從他們的收入中提成；二是辦班，主要是辦自考班和職稱班。我初來乍到，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後來偶爾在市黨報上看到英語系發的一則辦班廣告，受到了啓發，也照此炮製，在報紙上發出廣告來。英語系廣告的落款的“外語系”，這讓我很不服氣，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發的廣告落款也是“外語系”。英語系系主任依仗自己是大語種，氣勢洶洶地來質問我。我自然有一百個理由來回答他：“你英語是外語，我俄語就不是外語了嗎？如果你的落款是‘英語系’，我的落款自然也是‘俄語系’，彼此相安無事。現在的這結果難道不是你們造成的嗎？”那位老兄啞口無言，悻悻而去。
我這個當老師的，從來都把學生當成親人，當上了領導依然本性不改。我把自己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了學生，可以給他們增加一個晚自習的處所，也減輕一點圖書館閱覽室的負擔。我那間辦公室位於樓道盡頭，暖氣管道也到了末端。一到供暖季節，必須不時打開放水閥，才能保證暖氣的溫度。學生們疏忽，有一個晚上，他們離開的時候忘記了關閉放水閥。第二天早晨，滿樓道流的都是水，也殃及了樓下電子計算機的機房。機房主任上來興師問罪，我忙不迭地賠禮道歉，並要求學生下去幫助整理。後來，這位機房主任的一句話惹惱了我。他說：“你別拿學生當藉口，學生不如我那些電腦值錢！”我立刻變了臉：“青年學生是祖國的未來，你那幾百臺電腦都毀掉，也抵不上我一個學生！”說着，馬上把那些準備下去幫助整理的學生叫回來，然後一個“滾”字，把那位機房主任打發走了。
在一次校長主持的系主任會議上，我又禁不住發火了。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一位主任埋怨學生不願意上公共課，並強調他們的課有多麼重要，不是其他學科所能比的。我發言了：“學生不願意上你們的課，說明你們的課上得不好。同樣是公共課爲什麼公共外語課學生們都不缺席呢？再說，你們的學科真的有你說的那麼難嗎？咱們不妨換一下：把你的課本給我，讓我備一個星期的課，我可以教得比你好；把我的課本給你，讓你備一年，你如果能上一節課，我就拜你爲師。”只見那位主任滿臉通紅，無言以對。校長急忙站出來解圍。
你看我這個“官”，當得多麼“瀟灑”。說來說去，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喜歡打架，只不過是愛較個真兒，愛講個理兒，底氣還在於不怕丟官。不過，要談到“政績”，我當領導期間，也不能說政績平平，更不能說沒有盡職盡責。首先，我在學校當領導，無論中學還是大學，從來沒有當官做老爺。不像有的人，一當上領導就忘了自己是老師，一節課都不上了。我當領導，先後十幾年，課一直照上不誤。在中學當校長期間，我教高三語文，兩個班，每週十二課時；在大學當系主任，更是一節課都沒少上過。教學任務最繁重的一年，三個年級三個班，每週十三課時，當時的科研、翻譯任務與系裡的政務同樣繁重。佔據領導崗位十幾年，一直是業務、政務兩不誤，並沒有因爲我不怕丟官就對自己應盡的職責稍有懈怠。無論在中學，在大學，我總是提前半個小時到單位，各處查看，謹防疏漏。校園裡或者樓道里有一塊紙屑我都要把它撿起來扔進垃圾箱。爲了解決城市學生的就業問題，我千方百計努力，在我任職的那所中學的高中部添設了職業班。爲此，我走京都，串省城，求援，取經。那一個暑假，我一天都沒有休。職業班開設起來了，連續幾屆畢業生都在市、區兩級企業找到了工作。在大學，我們俄語系是個小系，四個年級只有一百六十名學生，三十多位教職員工。可就是這樣一個小系，在我當系主任期間，多次在全校規模的各種活動中奪魁。我當領導，沒有謀過一分錢的私利，卻時時刻刻想着教職員工的福利。中學教師是要求坐班的，可在我當校長期間，在學校裡實行彈性工作時間。只要老師把課上好，我從來沒有在時間上對老師有過太苛刻的要求，沒有因爲哪位老師晚來一會兒或者早走一會兒而批評他甚至扣發他的獎金。但對老師的工作，我的要求是嚴格的。預備鈴響過之後，該進課堂的老師不進課堂，我要嚴厲批評他；考試監場遲到的老師，我要扣他的獎金。我當官，不爲名，不爲利，更不爲過“官癮”，只爲對得起自己的責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我沒有向任何人討好過，無論是上級還是下級。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舉國上下紛紛把“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和“正能量”這些說法當做口頭禪大談特談的時候。我贊成這些說法，但我反對僅僅把這些說法當成口頭禪，當成套話。我希望這些說法能激勵我們在富民強邦的路上多發揮一點作用，能盪滌我們內心深處那些污泥濁水，更應讓那些形形色色的爲官者或引以爲戒，或奉爲座右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