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未來必須要換裝？
其一是改變軍人的軍容面貌，提高行動敏捷，以外力介入強行改變百姓審美觀。其二就是以朝廷政策帶頭，加大棉花的布行的生產，從而間接促進棉花種植業。
國內哪裡適合種棉花？自然是高昌、甘肅、荊湖南北、夔州、中京（原京畿路）、京西和淮南一帶、永興軍、利州、河東等偏於西部和北部的內陸地區。
不論是將來以紡織品衝擊亞歐市場，還是化學火藥硝化棉的使用，都需要大量的棉花。現下國內的布行的價格還是偏高，許多百姓仍然以麻布衣物爲主，主要是織布技術和棉花供應量的限制。
織布技術只能慢慢來，但加大棉花產量開發西北兩地經濟卻是必須之事，要穩定高昌（回紇）和甘肅（西夏）、河東（山西）一帶的百姓和商人，棉花種植是再好不過的民生項目了。
別小看這種農業經濟，另一個世界大航海時代的荷蘭、葡萄牙、英國等等，之所以能笑傲全球各領風騷，利用殖民地展開棉布傾銷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軍火貿易份額還要大，並且相當穩定。
精美的金銀貨幣、紡織品、茶、軍火、瓷器（其餘還有茶、糧食、酒水）是將來中華國在海路開通後對亞歐大陸展開經濟掠奪的最重要五把利劍，把亞歐大陸上的女人、金銀和優質動力煤、石油（加熱分餾，已經在研究中，並且小有成果）換回來。
所以啊，有些東西真不是張某人隨隨便便搞出來的，當然，其中的目的性暫時沒必要跟內閣大臣們解釋，將來幹起來時候再說不遲。
而且，現在搞出來的粗線皇武布也不是後世那種細密緊繃的牛仔布，比較厚實耐磨，顏色上統一染成偏藍色。
從年後起，朝廷放開了糧價管制，准許糧價在30%以內浮動。於是乎，在短短的兩個月裡，糧價就攀升到了0.018元每斤。
普通人人均每月消耗45斤糧食，也就是八角一分錢，沿海18元每月的工資水平比起內地8元/月，依然要富裕的多。
現下，豬肉漲至八分錢每斤，羊肉跌倒四角五分錢，牛肉依然在一元三角每斤徘徊。百姓們的溫飽問題是解決了，偶爾弄點肉類打打牙祭也不是吃不起。
去歲稅賦一項收入將近八千萬，其實也就是每個百姓頭上收了七角錢，還不到0.5%。這是相當，相當低的賦稅了。按正常的稅賦來說，近個人所得稅一項就得5%以上才正常。
個人所得稅是採用累進制度，從100元/年往上開始分等級，按照3%，8%，15%，20%，25%，30%，35%，40%，45%來對不同收入的人羣進行徵收。最高也就45%，低於遺產稅。
當然，這個新稅制是從三月份開始實施的，藉着開通西域商道的風，商人們雖然鬧了一陣，但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
其實現在中華國內的商人們真是痛苦又幸福，比起前朝，他們被徵收的稅賦可算是低了許多，而且財產比較安全，不用擔心被朝廷無故搶奪。但是前朝可以偷稅漏稅啊，新朝廷下你敢偷一個試試？
老實說，商人們賺的的確比前朝多，但實打實交的賦稅也多啊。人是貪婪無休止的，誰也不想口袋裡白花花金燦燦的銀幣金幣被別人拿去。
不過，百姓和商人們都知道新朝廷窮，國內又大修國道和水利工程、工業城市，對外還在打仗。不支持新朝廷，難道讓朝廷打敗仗後被女真人搶奪？
朝廷對偷稅漏稅現象查的極其嚴格，抓到一個就罰到你大出血，罰款也就罷了，還會判刑，花錢都買不通關係。因爲凡偷稅者都要被當地官署的報紙進行實名通報，利用各種理由和危害批判的體無完膚，名聲臭了，整個家族都在當地站不住腳。
名聲對這時代的古人來說極其珍貴，誰願意出門被百姓戳脊梁骨？偷稅漏稅就是置民族與水火之中，與百姓爲敵，與國家爲敵，大有和敵對國家爲虎作倀之嫌疑。這麼大頂罪惡的帽子扣下來，商人們也很無語。
不過新朝廷在開國三年後，雖然漸漸恢復了稅賦，但國內經濟發展還是很快的，到處都是投資的機遇。在朝廷准許糧價浮動30%後，帶動市面物價上漲，去西部、北部當農場主顯然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朝廷對南方的肥沃土地管制極其嚴格，准許種植經濟作物的耕地很少，只能種糧食。但對西北則沒那麼大管制，除了一些朝廷要求的經濟作物，商人們根據土質想種什麼就種什麼。
相當一部分農場主選擇種植冬小麥，畢竟市面上面比米貴，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種，翌年5月底至6月中下旬成熟。間隙種種苜蓿、芝麻、胡椒、胡蘿蔔等其他作物。
南方一畝地苜蓿每一茬能收1500斤左右，每年最多可以收割4茬，市價0.35元/百斤，而且對土質要求不是太高。北方是兩茬，一畝地一年也能賺個七八元。
農場主一般都是一次性從當地官署租種五十畝以上，刨去人工什麼的，五十畝地一年能賺三百來元，比在工廠裡幹手工有的賺頭。要是當地官署有什麼種植任務下達，那賺的更多。
租借貧田、次田和良田、水田各有不同的種法，朝廷對西北的良田水田管制比南方更嚴格，強制性種植麥子--畢竟糧倉儲量關乎當地主政官員的政績和烏紗帽。
就目前來看，中華國施行的是朝廷牽頭、國營爲主、鼓勵私商、宏觀調控的計劃經濟，下放權力給各地官署進行微觀調控，有步驟地一點點放開市場管制。蓋因商人逐利，很多時候不顧國家發展而盲目跟風地投資，所以，眼下施行計劃經濟要比市場經濟更具優勢。
就好比商人們手中財富增多後，在糧食溢出的情況下，朝廷放開了酒水管制，結果大批商人進入酒水行業，糧價也就是這麼被擡起來的。要不是朝廷規定了糧價30%的強制浮動率，百姓非得抱怨不可。
商人們在酒水行當中大賺一筆，財富又是積累起來，一批商人選擇去西北投資，一批商人比較思想守舊，寧願把錢存在銀務署裡吃“低息”也不願意去西北。
活期儲蓄利率降到0.08%，一年定期儲蓄降到0.55%年利率，相當一批商人還是不願意把錢花出去往西北投資。年後發行了近兩億元的五年期國債，把利率降到0.7%，投入市場打個水花就不見，真個叫朝廷無奈。
好在是計劃經濟佔主導，朝廷只好從銀務署裡借商人們的儲蓄大力開辦國營工廠，吸引私商入股，也算是緩解了這個頭疼現象。
歸根結底，中原百姓“守財奴”的思想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轉變，依舊需要朝廷堅持不懈地宣傳商業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