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玲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電影學院的導演系。
她不是去年的菜鳥了，清楚面試流程。
一般來說，在第一輪面試後，該淘汰的就淘汰了，該選上的就選上了，像她這種要參加第二輪面試的，屬於待定。
也就是說，還有機會，但機會不大。
這一次的主考官不是三個人，只有一個，也沒有考試的氛圍，就是坐在一塊閒聊。
鄭洞添1961年考入京城電影學院，1976年在電影學院任教，拍攝了多部優秀的電影，是華國第四代導演的中堅力量。
他不僅是一位老師，還是京城青年電影製片廠的廠長。
在華國的電影圈，屬於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挑選學生不會找那種死讀書或者性格呆板的人，就算你把理論知識學的再好也沒用，他認爲導演要知識面廣，興趣廣泛，對社會生活有感悟能力。
只有瞭解這個社會，洞察社會中的人情世故，才能拍攝出真正有意義的好作品。
鄭洞添和林曉玲隨意的閒聊，就從那部紀錄片聊起。
問起了怎麼想到要拍攝這部紀錄片，拍攝的過程，用了多少時間，遇到的困難和趣事……
林曉玲起初還有些緊張，後來逐漸放開，她本來性子就活潑，說起來也沒什麼顧慮。
林子軒和馮曉剛？
鄭洞添記得今年入圍金牛獎的那部《大撒把》的編劇就是這兩位，還獲得最佳編劇的提名，不過沒能獲獎，這部電影就是由京城電影製片廠拍攝。
京城電影學院和京城電影製片廠只有一牆之隔，他還是青年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對電影圈的事情非常熟悉。
一旦提起某個人名，他能很快的捋出一連串的聯繫來。
比如，他就想起張億謀正在拍攝的那部叫做《活着》的電影，小說的作者正是林子軒。
也就是他不怎麼接觸電視圈，否則會聯繫到更多的事情，這隻能說林子軒和馮曉剛在京城演藝圈還沒到那種人盡皆知的地步。
有這兩人幫忙，拍攝一部紀錄片不是難事，林曉玲也確實參與到製作之中。
他們用了極少的資金和時間拍攝了一部很有新意的紀錄片，這一點十分難得。
然而，鄭洞添還是無法確定要不要錄取林曉玲。
電影學院導演系今年的招收名額有限，很多人都比林曉玲更有資歷，有幾個人甚至在電影行業工作了好幾年，實踐經驗豐富。
相比較而言，林曉玲在生活閱歷上還略顯不足。
只是如果不錄取的話有點可惜，聽得出這女孩爲了報考導演系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鄭洞添想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正是在1993年，京城電影學院進行了一項教學改革，允許每個班有一名旁聽生。
這個旁聽生的名額是針對那些專業課成績優異，文化課成績糟糕的學生，或者說有一定藝術特長，不過考試過不了關，還有那些來自香江和寶島的學生。
對於這樣的學生，先讓他們在電影學院旁聽，過個一兩年再轉正。
電影學院做出這種改革，是爲了在招生的過程中更爲人性化，照顧那些較爲特殊的人員。
“小林啊，今年導演系的招收名額太少，你這個情況不符合招生要求。”鄭洞添商量道，“不過呢，你可以先來旁聽，等明年名額充裕了再轉正，你覺得怎麼樣？”
林曉玲聽到前半句的時候心情跌落到了谷底，聽到後半句立馬就滿血復活了。
“我願意旁聽。”曉玲同學興奮道。
“你先別急，還是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旁聽這一年不算學業，也就是說你要在電影學院讀滿五年才能畢業。”鄭洞添介紹道，“旁聽生和其他學生一樣可以住宿和上課，不過沒有補助和獎學金，還要繳納學雜費和住宿費。”
林曉玲想了想，牽扯到錢的問題，還是要回去和父母商量。
她離開電影學院，回頭看着這座不太起眼的學校，覺得自己離夢想如此的近。
曉玲同學沒有回家，而是坐公交車先到藝術中心找到林子軒，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那就先旁聽唄，咱家又不差那點錢，你現在別想其他的，趕緊複習，高考別考砸了。”林子軒做出了決定。
這時候大學裡學雜費和住宿費便宜，加上吃飯和零花，一年不會超過八百塊錢。
他現在雖然還不是大款，但也有幾萬塊的存款了，這點花銷完全負擔的起。
“謝謝老哥，保證能考好。”林曉玲高興道。
“這算是鄭教授對你的照顧，明天買點禮物，老哥帶你去感謝人家。”林子軒叮囑道。
這就是人情往來。
林子軒雖然不清楚這個旁聽名額是什麼來歷，但能在電影學院自由上課就很能說明問題，何況還牽扯到林曉玲明年的轉正，以及以後幾年在電影學院的生活。
他帶着妹妹去感謝鄭洞添是應有之義。
林子軒在藝術中心裡找從電影學院畢業的人打聽了一下，知道鄭洞添人品和風評不錯，深受學生的喜愛，這樣的人送禮不宜過重，買盒中等價格的茶葉就行。
鄭洞添收不收是一回事，自己的心意要表現出來。
“連曉玲這孩子都要走上導演的道路了，時間過得真快，你說張億謀他們這幫人被稱作第五代導演，到了曉玲這一代就該是第六代了吧。”馮曉剛感嘆道，“曉玲爭口氣，這第六代導演就看你得了。”
他們在藝術中心閒聊的時候，鄭洞添把導演系四個年級幾十名學生召集起來，到小放映廳裡看片子，作爲電影學院的學生，看片子是他們的必修課。
尤其是能看到一些禁片和外國的電影。
這些學生沒想到這次看到的竟然是一部國產片，畫面非常粗糙，聲音雜亂，片子裡的風聲經常會蓋過人的聲音，很難聽的清楚。
整部片子就是一個帶着紅圍脖的女孩不停地跑動着問人問題。
但就是這樣的片子讓這些人看的很激動，這和他們以前看的那些正兒八經的片子不同，和華國以前的紀錄片不同。
他們激動的是原來片子還能這麼拍，這纔是真實的紀錄片。
不需要大投資，不需要一個幾十人的劇組，只要兩三個人，一臺攝影機，滿大街的跑，就能拍出這麼真實，這麼令人深思的片子。
他們看到了一種不一樣的拍攝方式。
這些人不知道林曉玲的名字，只能叫她紅圍脖女孩，在他們的心目中，紅圍脖女孩成了一種象徵，象徵着一種新的拍攝理念，一種反傳統的電影形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