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因爲她的虛榮，向朋友借了一條鑽石項鍊參加舞會去了，在項鍊的照耀下，她在舞會上出盡了風頭。不幸的是，項鍊丟失了。虛榮的女人爲了賠償這條項鍊付出了十年的艱辛。然而，十年後，她終於從項鍊的主人那裡知道，所謂的鑽石項鍊是假的。
——這就是《項鍊》。這個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家喻戶曉的原因並不複雜，它多次出現在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里頭。家喻戶曉的原因還有一個，《項鍊》的寫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國的小說傳統，——因果報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其實有弱者的模式，自己無能爲力，那就寄希望於“報應”。基於此，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時常出現在我們的電影與電視上，一位倒黴的老漢聽說自己的仇家遭雷劈了，他老淚縱橫，不能自已，他對着蒼天捶胸頓足：“——報應啊！”他那是歡慶勝利。好了，都報應了，天下就此太平。
《項鍊》的“報應”當然有它的主旨，它劍指虛榮，或者說劍指女人的虛榮。如果我們“深刻”一點，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它劍指人心腐朽與道德淪喪。如果我們的“深刻”再帶上一些歷史感，我們也有理由這樣說，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罪惡導致了人心的腐朽與道德的淪喪。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這個。莫泊桑告訴我們，拜金與虛榮絕無好報。他的批判是文學的，也是數學的，也許還是物理的。像E=MC2一樣，《項鍊》這篇小說其實也可以簡化成一個等式：
（女人）一晚的虛榮＝（女人）十年的辛勞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這不重要。烏龜到底能不能跑得過兔子？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泊桑相信，拜金與虛榮本身就帶着寓言式的、宿命般的黴運。
是8歲還是9歲？做語文教師的父親第一次給我講述了《項鍊》。他沒有涉及拜金與虛榮，也沒有批判壟斷資本主義。他講的是“鳳頭、豬肚、豹尾”。父親說，“那一串項鍊是假的”就是“豹尾”。
是高一還是高二？我們的語文老師終於在語文課上給我們講解了《項鍊》。我的語文老師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他重點講了兩條：第一，資產階級的虛榮必定會受到命運的懲罰；第二，在小說的結尾，爲什麼馬蒂爾德會在弗萊思潔面前露出了“自負而又幸福的笑容”呢？這說明勞動是光榮的，勞動可以讓人幸福。
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記得這兩條，是因爲老師的話太離譜了，它自相矛盾。——怎麼可以用光榮的、給人以幸福的東西去懲罰呢？這就如同我在打架之後你懲罰了我兩根光榮的油條，我再打，你再加兩個光榮的雞蛋。但是我沒有舉手，也沒有站起來，我的老師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不想爲難他。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至今都不能確定我的大學老師有沒有在課堂上分析過《項鍊》，我一點都記不起來了。就課程的設置而言，老師們講述法朗士、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左拉、莫泊桑差不多應該是同一個時段。關於這一個時段，我記憶裡頭有關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是模糊的，清晰的只是一大堆的形容詞：虛僞、貪婪、吝嗇、腐朽、骯髒、愚蠢、殘忍、醜惡、卑劣，奸詐，行將滅亡。這些形容詞不只是修飾，更多的是界定，被修飾與被界定的中心詞只有一個，西方資本主義，或者說，西方壟斷資本主義。一句話，西方的文明是一塊臭肉。
我想說的是，在我讀大學的那四年（1983—1987）裡，人們對金錢、資本與西方依然保持着豐沛的卻又是動搖的仇恨，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在批判金錢、資本和西方。在我們的記憶裡，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說白了就是批判金錢主義、資本主義、歐洲主義和美國主義。是的，如果你不去讀小說，僅僅依靠課堂，你會誤以爲所有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都是同一個寫作班培訓出來，他們類屬於同一個合唱團，只訓練了一個聲部。
老實說，分析《項鍊》是容易的，《項鍊》很清晰，還簡潔。如果我們把莫泊桑和左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分析《項鍊》也許就更容易。作爲一個和“自然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作家，莫泊桑一點也不“自然主義”。他另類。他獨闢蹊徑。他沒有多餘的動作。如果說，左拉鍾情的是魯智深笨重的禪杖，莫泊桑所擅長的其實是輕盈的飛鏢，“颼”地就是一下。莫泊桑不喜歡對視，他是斜着眼睛看人的；他乜斜着目光，卻例無虛發。他只讓你躺下，可他從不虐屍，碎屍萬段的事情他從來不幹。正因爲另類，他的前輩法朗士，他的精神領袖左拉，他的文學導師福樓拜，都給了他極高的評價。他配得上那些評價。
《項鍊》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結構完整，節奏靈動，主旨明朗。直接，諷刺，機敏，洗練而又有力。你可以把它當作短篇小說的範例。如果讓我來說，我能說的也許就是這麼多。事實上，關於《項鍊》這個短篇，我真的已經說完了。
我真正想說的是另一件事，一個真實的小故事。就在前幾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鐘山》上的專欄，特地給我打來了一個電話。他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你把別人的小說分析得那麼仔細，雖然聽上去蠻有道理，但是，你怎麼知道作者是怎麼想的？你確定作者這樣寫就一定是這樣想的麼？
我不確定。作者是怎麼想的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關心作者，我只是閱讀文本。
爲了證明我的觀點，我補充說，——我也是寫小說的，每年都有許多論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論文只是證明“畢飛宇這麼寫是因爲畢飛宇確實就是這麼想的”，那麼，文學研究這件事就該移交到刑警大隊，警察可以通過審訊作者來替代文學批評。常識是，沒有一個警察會這麼幹；沒有一個作家會在文學審訊的記錄上簽字。
小說是公器。閱讀小說和研究小說從來就不是爲了印證作者，相反，好作品的價值在激勵想象，在激勵認知。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說，傑出的文本是大於作家的。讀者的閱讀超越了作家，是讀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數的讀者和更加少數的作者可以享受這樣的福。
所以，關於《項鍊》，我依然有話要說。我所說的這些莫泊桑也許想過，也許從來就沒有想過。
一切都來源於昨天（2015年7月11號）。就在昨天下午，我在電腦上做了一件無聊的事情，其實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把《項鍊》重寫了一遍。當然，所謂的重寫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在電腦上做了一個遊戲，我把馬蒂爾德的名字換成了張小芳，把馬蒂爾德丈夫路瓦賽的名字換成了王寶強，把富婆弗萊思潔的名字換成了秦小玉。幾分鐘之後，漢語版的而不是翻譯版的《項鍊》出現了。故事是這樣的——
2005年，在北京，教育部秘書王寶強的太太張小芳因爲虛榮，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條鑽石項鍊參加部長家的派對去了。派對結束後，項鍊丟失了。爲了賠償，王寶強和他的太太四處打工。10年後，也就是2014年，這對夫婦終於還清了債務，他們在國慶長假的九寨溝遇上了富婆秦小玉。秦小玉沒能把蒼老不堪的張小芳認出來，然而，張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訴了秦小玉。秦小玉大吃一驚，反過來告訴了張小芳另一個真相：“那串項鍊是假的。”
雖然是自娛自樂，但我的遊戲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據：今天的中國金錢至上，今天的中國資本壟斷，今天的國人太物質，今天的國人很虛榮，今天的國人愛奢侈。換言之，今天的中國和1884年——也就是莫泊桑發表《項鍊》的那一年——的法國很類似。既然社會背景是相似的，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當然就可以置換。
但是，我沮喪地發現，僅僅替換了幾個中文的人名，漢語版的《項鍊》面目全非。它漏洞百出、幼稚、勉強、荒唐，諸多細節都無所依據。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它的破綻——
第一，作爲教育部公務員王寶強的太太，張小芳要參加部長家的派對，即使家裡頭沒有鑽石項鍊，張小芳也不可能去借。王寶強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樣的事情來；
第二，相反，哪怕王寶強的家裡有鑽石項鍊，他的太太張小芳平日裡就戴着這條鑽石項鍊，可她絕不會戴着這條項鍊到部長的家裡去。在出發之前，她會取下來。她不想取下王寶強也會建議她取下；
第三，一個已婚的中國女人再幼稚、再虛榮、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頂頭上司家裡，她不會搶部長太太的風頭，她一定會“低調”。當然了，部長夫人的風頭她想搶也搶不走，無論她的脖子上掛着什麼。——除非張小芳把長城買下來，再掛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點是最爲基本的中國經驗，或者說，機關常識。
第四，假貨是中國的基礎，造假是中國人最普遍、最傑出的生存能力。國人對假貨在道德上是譴責的，在情感上卻又是依賴的。誰還沒買過假貨呢？張小芳，一個虛榮的、騷包的女人，她對假貨一定是在行的。讓她去借奢侈品，這不是張小芳大腦短路，是寫作的人腦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說，這對夫婦真的借了，項鍊真的被這對夫婦弄丟了，可他們真的會買一串鑽石項鍊去還給別人麼？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還項鍊”作爲小說最爲重要的一個支撐點，王寶強夫婦的這個行爲能不能支撐這部小說？
第六，就算他們買了一條鑽石項鍊去還給人家，一條鑽石項鍊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書辛苦十年麼？對了，還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張小芳爲什麼要去洗十年的髒衣服呢？她那麼漂亮、年輕。這年頭哪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會洗十年的髒衣服？張小芳掙錢的方式有許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爲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賺了一條鑽石項鍊，她真的會在第一時間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張小芳麼？這種可能性有沒有？有。更可能沒有。
第九，這年頭，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質，有些虛榮，只不過借了一條項鍊想在派對上出點小風頭，這怎麼了？怎麼就傷天害理了？你一個作家利用手上的那點寫作權力，惡意昇華、草菅生活、肆意糟踐，刻意安排人家過了十年的不幸的日子，你這不是仇富，而是變態。你的寫作心理是不健康的。一位女士的小虛榮怎麼了？那麼多的官員在那裡搞形象工程，動輒損失幾個億、幾十個億，這樣的虛榮你不管不顧，你無聊吧？你吃了藥再寫好不好？你的情感方式不適合做一個作家。
第十，就因爲女人的那點小虛榮，這個社會就虛僞了？貪婪了？吝嗇了？腐朽了？骯髒了？愚蠢了？殘忍了？醜惡了？卑劣了？奸詐了？在中國，女人的虛榮什麼時候有過這麼大的能耐？造成中國嚴重社會問題的因素有許多，恰恰不是女人的虛榮。拿女人的虛榮來說這麼大的事，只能證明你的淺薄與無知。你的理性能力遠遠達不到寫作的要求。
我只是隨隨便便地列舉了十個理由，如果你願意，你也許還可以找到另外的十個理由。我只是納悶，我更好奇。——這麼好的一篇小說，什麼都沒動，僅僅替換了幾個漢語的姓名，怎麼就這樣狗血了的呢？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不是魔術，也不是娛樂與遊戲，相反，它的內部隱藏着真正的文學。我的能力不足，學養不足，我懇請文學研究領域的專業人士好好地面對一下這個獨特的文本，雖然這個文本是狗血的、漏洞百出的。
也正是納悶，也正是好奇，我把《項鍊》裡頭所有的姓名都換回去了。再看看，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麼呢？
我說過，《項鍊》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說什麼。但是，詭異的是，或許是被漢語版的《項鍊》嚇着了，當我回過頭來再一次閱讀《項鍊》的時候，我的心裡似乎有了陰影，我似乎不那麼相信莫泊桑了。我從《項鍊》裡頭看到了別的。這些“別的”也許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該不該把它們說出來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嚴重的抑鬱症。但是，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閱讀《項鍊》的想法說出來，我也會抑鬱。
在莫泊桑的《項鍊》裡，我首先讀到的是忠誠，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一個家庭，對社會的基礎性價值——也就是契約精神的無限忠誠。無論莫泊桑對資本主義抱有怎樣的失望與憤激，也無論當時的法國暗藏着怎樣的社會弊端，我想說，在1884年的法國，契約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絲毫也沒有動搖的跡象。《項鍊》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項鍊》裡的契約精神一點也不復雜，那就是“借東西要還”。這不是哲學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實踐。在踐約這一點上，路瓦賽先生和他的太太馬蒂爾德爲我們樹立極好的榜樣。即便是莫泊桑，在項鍊遺失之後，他可以挖苦路瓦賽夫婦，他可以諷刺路瓦賽夫婦，可莫泊桑絲毫也沒有懷疑路瓦賽夫婦踐約的決心與行爲。莫泊桑不懷疑並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沒法懷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實。能在教育部混上書記員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個“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樣是一個“正常”人。在契約社會裡，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契約精神已不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國家意識形態，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個常識，是公民行爲上的一個準則。它既是公民的底線，也是生活的底線。這個底線不可逾越。可以說，離開了契約精神作爲精神上的背景、常識上的背景，無論其他的背景如何相似，《項鍊》這部小說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邏輯將全面崩潰。
在契約這個問題上，路瓦賽和馬蒂爾德都是常態的。我有理由把這樣的常態解讀成忠誠。在項鍊丟失之後，我們絲毫也看不到這一對夫婦的計謀、聰明、智慧、手段和“想辦法”，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只有驚慌與焦慮。這說明了一件事，他們的內心絕對沒有跳出契約的動機，一絲一毫都沒有。所謂的驚慌與恐懼，骨子裡是踐約的艱辛與困難，同時也是契約的鐵血與堅固。契約精神是全體民衆的集體無意識，在路瓦賽夫婦的身上，這種集體無意識在延續，最關鍵的是，它在踐行。正因爲他們的“踐行”，《項鍊》的悲劇才得以發生，《項鍊》的悲劇才成爲可能，《項鍊》的悲劇才能夠合理。
《項鍊》其實是非常文明的悲劇。不是“文明”的悲劇，是“文明的”悲劇。
但是，對於作家來說，或者說，對於小說來說，“忠誠”是無法描繪的。可以描繪的是什麼？是性格與行爲，——是人物的責任心，是擔當的勇氣，是不推諉的堅韌。要回答《項鍊》這部小說裡頭有沒有忠誠，只要看一看路瓦賽夫婦有沒有責任心就可以了。忠誠與責任心是合而爲一的，一個在理念這個領域，一個在實踐這個範疇。
非常遺憾，敬愛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繪了馬蒂爾德的虛榮，你全力描繪了命運對馬蒂爾德的懲戒，但是，爲了使得《項鍊》這部小說得以成立，弔詭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你不經意間塑造了另一個馬蒂爾德：負責任的馬蒂爾德和有擔當的馬蒂爾德。
也許我們不該忘記莫泊桑對“十年之後”馬蒂爾德的外貌描寫。這是《項鍊》裡頭極爲動人的一個部分。他描寫了馬蒂爾德的“老”，他還特地寫到了馬蒂爾德“發紅的手”，這是粗糙的、長期泡在鹼水裡的、紅腫的、標準的、“勞動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裡，這個“老”與“發紅的手”自然是罰單，——你就虛榮吧，你已不再年輕，你已不再美麗。
我在這裡很想談談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軟的、綿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個更好？心理學告訴我們，性格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但哪一種性格更適合做作家，這就不好說了。“手軟”可以成就一個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個作家，這和文學的思潮有關。但是，總體上說，有能力、有勇氣深入的作家總是好的。我喜歡“心慈”“手狠”的作家。魯迅就是這樣。“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師級作家的共同特徵了。用李敬澤的說法，寫到關鍵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澤說得對。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說就會搖晃，小說就會失去它的穩固和力量。小說家是需要大心臟的。在虛擬世界的邊沿，優秀的小說家通常不屑於做現實倫理意義上的“好人”。
莫泊桑就“手狠”。“發紅的手”就證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對於一個曾經的、光彩照人、衆星捧月的女性來說，還有什麼比“發紅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這裡，莫泊桑的手必須狠，否則就不足以懲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馬蒂爾德是在一夜之間“老去”的麼？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間“發紅”的麼？顯然不是。這個“老”與“發紅”是漸變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十年。在過去的十年裡頭，馬蒂爾德目睹了自己的面龐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雙手慢慢地“發紅”。她也許流淚了，但她沒有放棄，她沒有逃逸。所以，這裡的“老”和“發紅”就是責任，就是忠誠。
的確，莫泊桑“手狠”。當他通過自己的想象看到馬蒂爾德的雙手慢慢“發紅”的時候，另一個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項鍊》裡，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懲戒馬蒂爾德，他給馬蒂爾德“判了十年”。這附帶着又告訴了我們另一件事，那就是馬蒂爾德的耐心。
我對耐心這個東西特別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爲我有一個發現，這個發現想必朋友們都會同意，當代的中國是沒有耐心的。我們熱衷於快。我們喜愛的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益就是生命”。這太滑稽了，這個振奮了我們幾十年的判斷傷害了我們這個民族，它讓高貴的生命變得粗鄙，直接就是印鈔機上吐出來的印刷品。我們人心惶惶，我們爭先恐後，我們汗流浹背，我們就此失去了優雅、淡定、從容和含英咀華般的自我觀照。沒有耐心，極大地傷害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氣質。
耐心有它的標誌，——我們能像還錢一樣耐心地掙錢；——我們還能像掙錢一樣耐心地還錢，就像馬蒂爾德所做的那樣。其實我想說的是這個意思，掙錢的態度決定了還錢的態度，還錢的態度也決定了掙錢的態度。掙和還都特別重要，沒有人只掙不還，也沒有人只還不掙。要好，兩頭都好；要壞，兩頭都壞。
心情愉快，我終於要說到錢了。
關於錢，《項鍊》告訴我們，在1884年前後，也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法國教育部的書記員收入是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我說“中產階級生活”倒也沒有胡說，無論莫泊桑怎樣描寫馬蒂爾德對自己的生活多麼不如意，但是，她的家裡有一個來自“布列塔尼”的女傭。因爲女傭的存在，再怎麼說，馬蒂爾德也是衣食無憂的，甚至可以說，是豐衣足食的。
一個鬼魅的東西終於出現了，這個鬼魅的東西叫鑽石項鍊，換句話說，奢侈品。再換句話說，奢侈的生活。這條項鍊有多奢侈呢？算起來嚇人一條，等於公務員一家十年的收入。
這句話還可以換一個說法，1884年前後的法國，一條鑽石項鍊可以維持十年的中產階級生活。
我想說，這樣的生活是多麼美好，這個美好就是正常。我願意把所有正常的生活看作美好的生活，——你是豐衣足食的，只要你別奢侈。
莫泊桑爲什麼對馬蒂爾德的虛榮不能原諒？說到底，她奢侈，最起碼，她有奢侈的衝動。
健康的、美好的社會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只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會也不是不可以有貧窮，可以，但是，只能有少部分貧窮。
最爲糟糕的社會是：一方面有大量的貧窮，一方面有大量的奢侈。我說這樣的社會最糟糕，依據的是生活的常識：這樣的社會不正常。這個不正常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貧窮太容易，奢侈也一樣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1884年的法國是多麼正常。
所以，莫泊桑先生，息怒。在我看來，你所批判的那個“法國社會”是多麼正常，多麼美好。我寧願相信，你所批判的不是金錢、資本和西方，你所批判的僅僅是人類頑固的、不可治癒的奢侈衝動。是的，奢侈衝動它纔是原罪。
最後，我想說一說《項鍊》作爲一篇短篇小說的大前提。
《項鍊》這篇小說有一個所謂的眼，那就是弗萊思潔的那句話：“那一串項鍊是假的。”這句話是小說內部的驚雷。它振聾發聵。我相信第一次讀《項鍊》的人都會被這句話打暈。換句話說，真正讓我們震驚的是什麼呢？是假貨，或者說，是假。這就是所謂的大前提。
但是，這個大前提恰恰又有一個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從接受心理的角度來說，“假”在什麼條件下才會使人吃驚？很簡單，“真”的環境。同樣，如果環境裡頭到處充斥着“假”，或者說，整個環境都是“假”的，那麼，這個“假”將失去它的衝擊力、爆發力和震撼力。
在《項鍊》裡，莫泊桑所採用的小說線性極爲明瞭，假——真——假。借來的項鍊是假的，還了一條真的，最後再發現借來的項鍊是假的。“真”是一塊巨大的磐石，穩固地盤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後，“假”出現了。在“真”與“假”的衝突中，構成了所謂的小說戲劇性。換一個說法，如果我們將小說的線性做一次調整，變成真——假——真？能不能構成小說的戲劇衝突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事實上，這樣的作品文學史上有。牽強一點說，加繆的《局外人》就是這樣的作品。可我們不該忘記，《局外人》並不類屬於現實主義，它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作。存在主義的關鍵詞是什麼？荒謬。荒謬的世界是顛倒的世界，“假”盤踞在生活的中央，鬧鬼的反而是“真”。
相對於現實主義文學來說，存在主義的真——假——真這個線性關係是不可思議的。它的線性只能是假——真——假。我是不是強詞奪理了？沒有。道理不復雜，人類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方式是求真，人類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說，求真，是人類心理的基礎、認知的基礎、審美的基礎和倫理的基礎，最終，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真”會使我們平靜、愉悅，而“假”則會給我們帶來震驚與恐慌。所以，現實主義的戲劇衝突只能依靠“假”對“真”衝擊來完成，而不是相反。
《項鍊》正是在“真”這個基礎之上所產生的故事。當莫泊桑憤怒地、譏諷地、天才地、悲天憫人地用他的假項鍊來震懾讀者靈魂的時候，他在不經意間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賴的。
莫泊桑，你安息吧。
2015年7月12日於南京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