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麼不可能的！”
不管勞大總督心中到底什麼想法，兩廣使者自顧自說道：“法人狼子野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大人還是早做防備免得到時候被動！”
“本督如何行事，還輪不到你來指點！”
勞崇光臉色一沉，很不客氣衝着兩廣使者警告道。
“小人不敢！”
兩廣使者滿臉惶然急忙表態，這帽子可扣得夠重的。
“明白就好！”
勞大總督臉色很是難看，擺了擺手下了逐客令：“好了，吳督臺的意思我明白，你下去吧等會本督會寫封回信給吳督臺！”
……
“姓勞的這傢伙真不是玩意！”
兩廣總督衙門後堂花廳，吳可展開手中信件滿臉不爽道。
“大人，不知勞崇光如何回覆？”旁邊幕僚急切問道。
“這老小子不願配合咱們一起行動！”
吳可撇了撇嘴一臉不爽，隨手將信紙遞了過去。
“那大人，咱們接下來該如何是好？”
匆匆將信紙內容掃了一遍，幕僚滿臉憂慮問道。
“還能怎麼辦，找機會逼那老小子跟咱們一起動作！”
吳可揮了揮手，臉上猙獰狠辣之色一閃而過。
“大人，朝廷方面遲遲不下決定，咱們就算做再多準備也沒用啊！”
幕僚不好接話，只得轉移了話題提醒道。
“這個本督知道，我心中已有了逼迫朝廷同意之法，只等運行試探看有沒有效果！”吳可輕輕點頭表示知道，對於幕僚的‘認真’很是滿意，所以也不介意透露一些還沒影子的口風。
“咱們的聲勢還是小了點，要是調任直隸那位肯替咱們說話就好了！”
幕僚會心點頭，繼而語帶感嘆道。
“不用指望，咱們跟姓曾的關係短時間內沒有緩和餘地，再說了朝廷也不願意看到咱們和湘軍有和好跡象，曾某人可是官場老油子了怎麼可能犯這樣的錯誤？”吳可輕笑着搖頭，臉上滿是不屑之色。
也就在去年，曾國藩因‘剿捻’不利受到朝廷問責，平調直隸擔任直隸總督，進了滿人控制的北方核心地域，基本上已經失去了與朝廷對抗的實力。
曾家兄弟自我削弱之後，數十萬湘軍解甲歸田，在很長時間都令地方官府頭痛不已。此後曾國藩不再辭官，實在也不便辭官，否則回鄉與幾十萬自覺功高未賞、驕縱狂傲的部屬爲鄰，不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燒身。
此時江南砥定，北方卻仍在“剿捻”的戰爭中。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輕敵冒進，被捻軍殺死，震驚中外。七天後朝廷下令兩江總督曾國藩改任剿捻欽差大臣，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遺缺則由李鴻章代任。
此時，湘軍幾乎裁撤殆盡，只剩數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鴻章創建的淮軍及各地的守備部隊。率軍前敵的曾國藩卻並非淮軍統帥，而締造淮軍的李鴻章卻不能領兵。這種“將”與“軍”分離的古老制衡遊戲，令軍事指揮的成本和難度大大增加。
曾國藩總結了僧格林沁的教訓，提出重點設防於四省（安徽、河南、江蘇、山東）十三府，改變“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曾國藩奏摺），並在戰區實行堅壁清野，分別良莠（設立了“良民冊”與“莠民冊”），“從逆者殺無赦”、“戮其身、屠其家，並及墳墓”的嚴酷政策。
山東、河南官紳看慣了僧格林沁那種“爆炒式”的快速突擊，對曾氏的“文火燉砂鍋”實在看不上眼，於是“皆怪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甚至“劾其驕妄”。
而曾國藩的重點佈防策略，在捻軍的優勢騎兵下似乎並無作用。於是曾國藩又在運河、沙河與賈魯河上推行“河防”，不顧當地士紳的反對，強行在土質鬆軟的河岸上建立堤牆工事，指望這道新的長城能將捻軍困死。
結果，捻軍大部隊從開封以南輕鬆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東。輿論一片譁然，指責曾國藩“縻餉兩年、匪勢益張”，朝廷也沒給他好臉色。這令他痛感“權位不可久處，益有憂讒畏譏之心矣。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軍效力；又請削封爵，皆不許”。
明白人都知曉捻軍入魯，其實很難說是曾國藩剿捻失敗，因爲文火功夫畢竟需要時間才能見效。有意思的是，同時期的一位英國傳教士林輔華（CharlesWilfridAllan），卻認爲曾國藩藉此故意展示自己在軍事方面的“突然無能”。果如此則曾國藩簡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們對他能力的迷信，骨子裡仍是“憂讒畏譏”四個字。
朝廷的處理決定，是令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剿捻”欽差大臣則由李鴻章取代，這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師生之間的第一次換位。其實不給曾國藩實際處分，對朝廷來說也是無奈。當初調曾國藩北上剿捻，不僅是指望老將出馬一個頂倆，也有調虎離山的想法：湘軍雖然裁撤，但大量軍官因軍功而被提拔，並繼續留在各個部門和各個崗位，尤其長期作爲戰區的兩江，“湘軍派”幾乎壟斷官場資源。
將曾國藩調離兩江，以李鴻章取而代之，絕對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內，否則直接起用李鴻章督率淮軍“剿捻”豈不更爲省事？
李鴻章接任“剿捻”總指揮後，曾國藩所制定的穩步圍堵方略被繼承下來，並不斷見效，最終全殲了捻軍。論功行賞，曾國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並調任直隸總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國藩評價）卻官運亨通的官文。
只要腦子還算正常的官場大員都明白，對於朝廷來說調曾國藩轉督直隸，實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作爲局外人吳可看得更加清楚，平捻之後朝廷開始“問責”，官文撞在了風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廣總督任上就未能盡責剿捻，只是將境內的捻軍驅逐，造成局面潰爛；而在直隸總督任上，他又未能組織有效防禦。這樣的官員，雖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際關係超好、羣衆基礎極佳，但不處分不足以平“官”憤，只能將其解職。
而將曾國藩安置在天子腳下，遠離其長期生活和戰鬥、已實際成爲“湘軍派官員”大本營的兩江地區，便於就近監督和控制。同時朝廷派了非湘軍出身的馬新貽接任兩江。
吳可可是聽到京城傳言，馬新貽上任前與朝廷高層進行過密談，馬新貽可能承擔了清查湘軍侵吞太平天國“國庫”的秘密使命。不久發生了馬新貽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稱“刺馬案”（電影《投名狀》的原型），躋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軍派”則成爲最大的兇嫌。
同時直隸總督畢竟是疆臣之首，讓曾國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對朝廷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不良印象。
還有經過多年的內憂外患，直隸地區官場腐敗、風氣敗壞，隨時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軍這樣的動亂，這無疑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曾國藩征戰十七年，處理此類事件經驗豐富，並因殺人如麻而榮膺“曾剃頭”的綽號，由他到直隸實行“剃頭”，那真可謂“問直隸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在多年的征戰實踐中，親眼見識了西洋科技的作用，並建立了包括安慶軍械所在內的一些新興洋務企業，是大清國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兒，調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經驗，以天子腳下的直隸爲示範，推進朝廷已經計劃多時了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而直隸的天津此時已經成爲對外開放港口，華洋雜處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朝廷正需要一個老成幹練的人在“內政”與“外交”兩條戰線上都蹚出一條路來，曾國藩無疑是做好人選。
朝廷將直隸作爲改革的試點，由曾國藩來蹚雷，這一佈局在曾國藩赴任之前與慈禧太后的四次會談中清晰可見。除了第二次之外，其餘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隸的改革，曾國藩表態說“臣也知直隸要緊，天津、海口尤爲要緊”，並提出了“以練兵、飭吏、治河三端爲要務”進行“次第興革”的思路。
從這四次會見來看，朝廷將曾國藩調任直隸，更多的並非出於“羈縻”、要修理這位“曾剃頭”，讓他一邊涼快涼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爲朝廷“剃頭”，理順直隸、尤其是天津的複雜局面。
曾國藩調去直隸，無論對朝廷還是對兩廣而言都是好事。
兩廣方面早就與曾國藩翻臉，之前各種小動作不斷都積累了不少怨氣，想要一笑抿恩仇根本沒可能，不互相拆臺扯後腿就已經很夠意思了，出兵安南這樣的大事吳可做定了，他可不願身邊多出一個專門扯後腿的傢伙來，而且曾某人的影響力還足夠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