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還是在董教授動身來晉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就商量好，故意留下一個紙條，上面寫着：因看破紅塵，決心去五臺山出家，家人不必悲傷，亦無須尋找云云。
董先生離家之後，不少親友聞訊後紛紛到他家探問。董夫人總是一面啼哭，一面將丈夫留下的字條拿出來給人看。因爲董教授以往研究佛學，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爲真了。
不久，董先生的女兒結婚，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婚禮，他們當場宣佈董教授已遁入空門，當了和尚。一時傳爲佳話，被認爲是繼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之後出家爲僧的另一位學者。
後來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當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條時，他們兩人都哈哈大笑說：“大嫂不必再做戲了，大哥的事我們都已經知道，我們也準備到那邊去啊。”
當晉察冀邊區首屆參議會在阜平縣溫塘村開幕的時候，到會參議員288人，他們來自晉察冀各地和游擊區、敵佔區。其中由北平和保定地下組織和交通站護送的參會人員，全部按時到達出席大會，董先生還被選爲大會主席團成員。
楊棒子呢作爲武裝護送隊的，就參加了這麼一次行動，回來後呢，說啥也不幹了，他那意思老子是帶兵打仗的，瞅着炮樓子手就癢癢，還不讓上手，就帶一幫子戴眼鏡的穿長衫的趕路。沒勁！
他哪知道這幫子穿長衫戴眼鏡的對我黨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差一些段落舉幾個例子說說這條交通線前後都送過啥人物！
比如董教授的老友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學就讀期間就參加了五卅運動。帶領學生抓捕了鎮壓學生運動的江蘇省警務處長王桂林，因此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此後與陶行知新教育評論社編髮《新教育》和《新教育評論》週刊，提倡教育革命。
繼而在北平師範學校任校長、北平孔德學校任中學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協助陶行知創辦曉莊師範，並任安徽公學教導主任，從事教育革命實踐。
1930年在瀋陽張作霖帥府任張學思（張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師，是張學思同志參加革命的啓蒙人（張學思參加革命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1932年至1942年先後在東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任教，主授國文及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學史、文學批評的課程。
王西徵早在五卅運動時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工作。從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駙馬大街84號，在庭院的天棚下經常舉辦崑曲曲會，以詠唱崑曲作爲掩護，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抗戰前，王西徵在阮慕韓領導下做地下工作，屬中央特科，瞧見沒！我黨的地下工作老前輩！
此後阮慕韓去了抗日根據地，王西徵遂與黨失去聯繫。城工委瞭解到他的情況後，決定接他來根據地。1942年底，北方局派戈原進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滿城交通站。一分區的楊司令員設宴歡迎。
王西徵教授到晉察冀邊區後，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強烈影響。此後擔任晉察冀邊區政府實業庭長，張家口解放後任察哈爾省政府秘書長；全國解放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任參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來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半年之後，即1943年6月底，經他本人同意，保定交通站又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由安捷通過王西徵的好友何萬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
據後來王西徵女兒回憶，那時天氣熱，加上緊張的奔波，何萬生先生汗水順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
何萬生仔細地交代了行動路線：先乘火車到保定，下了火車碰到熟人千萬不要講話，然後分乘兩輛三輪車到郊區的蠻子營，千萬不要誤進附近的水碾頭村；炮樓上如果有日僞軍下來盤問，就說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
蠻子營村口有個拿芭蕉扇的老頭，直用毛巾擦眼睛，老頭問：“你們來啦？”就跟他進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們早早起牀，她身穿藍布大褂，帶着三個未成年的女兒，挎着幾個小包袱，就匆匆啓程了。她們家裡養了個小狗名叫“丁丁”，看家護院很是忠實，臨走前把它送給別人家，嚇得小狗拉出屎撅來，真可憐。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線到保定下火車，坐三輪車到蠻子營村口。保定站的在那裡安排了交通員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領她們進了村。這天晚上幾度爲她們換住處，登梯子、爬牆頭轉移，爲的是不讓敵人發現。
在蠻子營住了幾天，就開始80裡的夜行軍。有我黨的武工隊員一路護送，還派老鄉揹着四歲的小女兒。她們冒着濛濛細雨，在漆黑的夜晚衝過敵人的封鎖溝。經過一夜的急行軍，終於到達周莊。
張書記和安捷一同接應她們，還領她們去見了楊司令員，楊司令一見面就抱起小姑娘，非常熱情。在周莊休息幾天，又開始了五天的行軍，到了邊區政府所在地阜平縣南灣村，與王西徵教授團聚。聶榮臻、姚依林等首長準備了豐盛的晚宴招待他們一家。
王西徵教授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北平的大學教師中引起相當大的連鎖反應，直接影響了一大批人隨後也進入到晉察冀邊區爲我黨工作。
崔毓麟教授與王西徵是同事、鄰居和好朋友。在燕京大學任教，擔任校務委員會委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封閉燕京大學，崔毓麟教授被日本憲兵隊抓捕關押了一個多月。
王西徵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臨行前與燕京大學教授陸志韋、沈廼璋、聶崇歧、崔毓麟一同話別。當時崔毓麟很肯定地說：“你先去，那裡要是好你就來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寫了一封邀請崔毓麟來根據地的信，把信交給保定站的張書記。派人進北平聯繫工作，隨身帶來王西徵邀請崔毓麟的信，交給安捷，讓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來晉察冀根據地。
安捷通過地下黨員王彤找到聶崇歧教授，再由聶崇歧轉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來信很是高興，很快就將家屬安排去了東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據地。
途中,武裝交通員看他年紀大,爲他向當地老鄉動員了一匹騾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說什麼也不肯騎,並堅持說：“lady first（女士優先）！”，一定把騾子讓給同行的女青年來騎，女青年當然也不肯騎。
就這樣，崔毓麟先生堅持同青年一樣，翻山越嶺、過溝涉河，步行到達周莊。當時張書記代表根據地政府去迎接他，一見面崔先生就對書記說：“有個朋友對我說，你可以參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gc黨。”然後衝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說，我這不是投奔黨了嗎！
董魯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級知識分子離開敵僞統治的北平投奔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1946年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各自代表美國政府和國共兩黨三方就軍事調處在武漢開會時，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對周恩來說：“我們燕京大學給你們提供了不少幹部，其中教授就有董璠（董魯安）、崔毓麟等。”
此外，燕京大學教授聶崇岐、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教授孟昭威，北大醫學院教授方亮（朝鮮籍），北大工學院教授黎錦炯、周子健，醫學界的吳繼文、餘貽倜、鄭劍庵等同我地下黨建立了聯繫，直接參加抗日工作或給予支持幫助。鐵路學院的**員張力還團結了日本進步教授吉田力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