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和周比利乘坐飛艇回到了瀋陽，這段時間兩人一直在河套根據地組織大明境內的各項工作。
目前大明各地的行動開展的非常順利，他們就把工作交代一番，然後回到了瀋陽。接下來的工作將由西北軍司令員宋濤和情報部中原情報站周衛凡負責，繼續組織大明各地的行動。
兩人下了飛艇就來到了軍委會，此時軍委會也分外忙碌，各個部門都在爲明年開始的即將南下中原的行動做準備。
他們來到高建國的辦公室，發現軍委會的幾個常委都在，屋子裡煙霧繚繞，不知道他們抽了多少煙。
大家看到了他們，都站起來與他們握手。高建國笑着道：“李明，大明的情況進展得怎麼樣？”
李明找了個椅子坐了下來，然後點了點頭說道：“一切都很順利，具體情況還是讓老周來說吧。”
周比利笑了下，然後將大明各地行動的情況，向大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包括十幾路歸附遠東的流民軍武裝、中原情報站特勤隊、各個根據地遊擊支隊和軍委會派往各地的特戰小隊在大明各地的情況。
石明峰聽了不禁皺着眉頭說道：“你們的動作有些大了吧，會不會對公司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
旁邊的李玉坤也點頭道：“那些歸附我們的流民軍首領，他們應該瞭解公司的意圖，以後會留下隱患啊。”
周比利笑了下道：“能有什麼隱患，只要是他們帶領流賊軍做下的事情，無論他們怎麼說也洗不白。反正我們掌握着傳媒，今後的歷史也是我們來寫。”
“我覺得沒什麼，滿清入關屠殺、剃髮、圈地和文字獄等暴行做了多少，最後怎麼了？直到我們來之前，還依然有人在爲他們洗地，弄得老百姓只知道“康乾盛世”、“千古大帝”，絲毫不知道數萬萬漢人只是滿人奴才的事實。”
大家聽了高建國的話，都沒有再說什麼。大家心裡清楚，一旦公司南下中原，如果這些事情讓遠東軍來做，確實不合適。
喬海鵬苦笑了一下道：“問題是現在時間不夠啊，大明北方這麼大，在我們南下之前，幾個月的時間哪來不及。到時候我們還要與大明地方勢力做鬥爭啊。”
李明笑了下道：“其實也簡單，只要我們做好基層工作，讓底層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高建國哈哈大笑道：“李明這句話概括的好，說白了就是這麼回事。漢唐是皇帝與貴族豪強共治天下，宋以後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自宋朝開始，士大夫階層都是維護中原王朝傳統統治的堅定支柱，他們心懷天下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可北宋名臣文彥博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卻直指問題的本質，那就是“爲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呵呵……
每個王朝的末期，士紳階層都會變得空前強大，他們在地方上是鄉紳，在朝堂上是大臣，在輿論界是清流領袖，說白了他們纔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明朝末年農稅重，商稅卻還是三十分之一，但是仍然沒有人加商稅，因爲加商稅是“與民爭利”，其實就是與士族爭利，從朝至野，再到清流，輿論一片反對，可是加農稅就沒事，因爲士族不用納稅。
像大明這樣的儒家社會最講究的是道德潔癖，認爲道德好的官就是好官，做的都是好事，貪污的，敢巴結太監的再能幹都是貪官。爲什麼明朝的士大夫對閹黨深惡痛絕，政治鬥爭雖然是主要原因，還有就是閹黨在大明各地大肆收商稅、礦稅，觸動了士大夫階層的根本利益。至少在某些方面也可以這麼說，士大夫剝削的是底層普通百姓，而閹黨剝削的卻是士大夫階層。”
李明也點了點頭，沉聲道：“閹黨、武將、文官是明朝的三個政治平衡點。土木堡之變，明朝武將勳貴系統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使得朝廷的政治勢力僅剩了文官和閹黨，這樣政治平衡勢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閹黨和文官的鬥爭程度。
明朝末年，東林黨勢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賦予閹黨很大的權利來維持政治平衡，史書上說閹黨對東林黨人的大肆迫害，其實這也是皇帝一手推動的結果。可是崇禎皇帝卻辦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閹黨連根拔除，這樣東林黨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東林黨爲首的東林黨一家獨大，東林黨人對皇命的陽奉陰違，皇權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東林黨人雖然人才輩出，但這個集團太過龐大，大部分人都是隻會滿口文章，脫離實際的清流，明朝的滅亡很大方面是因爲“文人誤國”造成的。長期上層的奢華生活，使得很多東林黨人不知道民間的疾苦。講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實際行動沒有，對整個國家的挽救政策一個都沒有，可笑的是，他們卻掌握着整個國家的權利。
明朝的科舉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會的地位擡得過高，就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極端觀念。士大夫集團對於手工藝者、商人態度尤爲鄙視，他們在享有這些下等人勞動成果同時，又鄙視這些人，大大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可以這麼說，大明的士大夫階層從根子上就爛掉了，至少我們遠東公司是指望不上這些大明的文人。”
周比利也點了點頭，深以爲然的說道：“因爲工作的關係，我經常深入大明境內，所以對大明的士紳文人我接觸的比較多。遠東不說，就說盧象升吧，他在瀋陽的那幾天，我專門領他去了瀋陽郊外一個農戶家借宿，讓我對這個時代的文人，徹底的失望了。
當然，盧象升的品行無可挑剔，至少在這個時代是這樣，忠君愛國，足以名留青史。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終究還是一個讀書人，是大明廣大士紳階層的一員，本質上和我們格格不入。這種情況不怪他，是時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