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穩中求進是做好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全球經濟發展大勢和中國經濟發展變化，做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爲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的政策框架。與此同時，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做出重大調整，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並將之上升爲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我們要從理論上深化對穩中求進思想方法的認識，在實踐中轉變急於求成的思想觀念和操之過急的工作方法，推動經濟轉向平穩健康持續發展的軌道。
（一）歷史和現實都表明，“穩”才能更好地“進”
穩中求進，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態度。“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穩”，才能更好地“進”，更持久地“進”;“進”，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穩”，更高水平地實現“穩”。這裡的“穩”，強調的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穩”；這裡的“進”，強調的是“穩”基礎上的“進”，是科學有序的“進”。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超越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而急於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而不達。
“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從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看，脫離實際情況，急於求成，往往要吃苦頭，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也更大。在過去一個時期，由於急於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況，經濟工作中比較容易形成急於求成的思想方法，盲目強調和誇大主觀能動性，不顧客觀條件，不尊重經濟規律，往往造成嚴重失誤，帶來重大損失。比如，1958年搞“大躍進”，一度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以後不得不大幅調低基本建設和若干重工業生產指標，經過三年調整後才使國民經濟出現好轉。又如，1979年和1980年的“洋躍進”，引發嚴重的財政赤字和物價上漲，以後不得不大幅調低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標，才扭轉了被動局面。再如，1988年“價格闖關”，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最後通過治理整頓，大幅調低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標，才使經濟重新回到正常軌道。這些事實都表明，無論是推動發展還是推進改革，都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只有穩中求進，才能實現經濟平穩健康持續發展和改革的有序推進。
從當前國內外發展態勢看，穩中求進也是從容不迫應對內外環境深刻複雜變化的重要方法。當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逆全球化思潮擡頭，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國際政治環境複雜變化，美國新政府上臺後內外政策調整，德、法等主要國家進入大選週期，加之難民事件和英國退歐的後續發酵，增大了全球復甦進程的不確定性。美聯儲利率調整的外溢影響將繼續影響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多年的低利率若逆向調整，還可能引發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質量和效益提高，服務業佔比上升，消費對增長的貢獻提高，創新的支撐作用增強，經濟由降轉穩條件逐步積累。但也要看到，經濟下行的週期性因素雖有減弱，但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然不足；產業升級和創新步伐加快，但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仍然突出，創新和資源優化配置仍然面臨體制機制約束；新舊增長動能轉換步伐加快，但新興產業還不足以對衝傳統制造業的衰減。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信心，從容不迫應對內外環境的複雜變化。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度擴大總需求，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要保持經濟運行環境穩定，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着力防控資產泡沫，加強重點領域風險排查，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要穩定市場預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同市場主體溝通，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擴大開放，加強產權保護，維護法治環境，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
總之，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避免經濟大的波動，促進經濟築底企穩，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風險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二）穩中求進，才能更好
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經濟運行呈現一系列新特點，只有穩中求進，才能更好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
從經濟增長看，依靠政府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收窄，要求更加註重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自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在波動中下行已持續六年，增速從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過去一個時期，在應對經濟下行時，我們更多從需求側找出路，通過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當時傳統產能市場需求還有空缺的情況下是有效的。隨着傳統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規模，再簡單沿用“老辦法”化解供需矛盾，越來越受到投資效率下降和債務槓桿攀升的約束。近年來，我國增量資本產出比（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資）逐年提高，非金融部門負債總規模年均增長大幅上升。再用“老辦法”穩增長，不僅投資效率會繼續下降，債務槓桿會繼續攀升，還將增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短暫回升後繼續下行的態勢。這就要求我們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急於求成的思想方法，扭轉拼速度、“彎道超車”和跨越式發展的傳統做法，保持戰略定力，更加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更加註重從供給側想辦法、出政策，着力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矯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實現新平衡，爲需求釋放和經濟增長打開新空間。
從結構調整看，依靠“鋪攤子”擴大產能推動經濟增長受到產能過剩的約束，要求將經濟工作重心轉向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爲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2010年以來，隨着傳統產業市場需求逐步趨於飽和，工業增速持續回落，服務業比重逐年上升， 2015年服務業佔GDP的比重達到50.5%，首次突破50%。在工業內部，鋼鐵、煤炭、建材、有色、石化、電力等行業已達到或超過峰值。由此可見，再像過去那樣，依靠“鋪攤子”擴大製造業產能推動經濟增長越來越走不下去了。再沿用“老辦法”，通過擴大產能推動發展，就會加劇重複生產和產能過剩，扭曲資源配置。這就要求我們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更加尊重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通過市場競爭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通過市場價格調節供給和需求，引導市場主體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邁向中高端水平，形成經濟結構的動態優化調整。
從動力轉換看，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條件深刻變化，要求更加註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入新常態，支撐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生產要素供求關係發生變化，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礦產資源人均佔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給日趨緊張，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原有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開始減弱，繼續依靠大規模增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已越來越難。在市場的倒逼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培育新的增長點，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不斷興起。2016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等產品分別增長83.7%、30.8%、18.2%；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25.1%，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上升到11.7%。但新動力規模總體偏小，還無法完全對衝舊動力衰減的影響，舊動力“唱主角”的格局短期還難以改變，經濟增長還難以完全擺脫對舊動力的依賴。這就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率型轉變，更加註重創新驅動，着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在培育新產業、新服務、新業態的同時，爲舊動力引入新技術、新機制、新模式，形成新舊動力有序接續、協同拉動的新局面。
（三）穩中求進，才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等，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爲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供給結構不適應需
求結構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升級趨勢，無效供給過多，有效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資金“脫實向虛”，扭曲了金融資源配置；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資源過度向房地產領域集中，增大了房地產泡沫，擠壓了實體經濟發展空間。這些重大結構性失衡雖有階段性政策性因素，但根本原因是體制機制性問題。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找出路，想辦法，通過深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場，增強價格機制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實現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新平衡。這既需要勇氣和決心，更需要耐心和耐力，堅持不懈，久久爲功，避免簡單用行政手段，或做表面文章的做法，真正達到提升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適應性的目的。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提振了市場預期和信心，工業品價格在連續54個月負增長後由負轉正，工業企業利潤持續改善，部分行業供求關係、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爲發生積極變化。與此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不平衡，仍面臨各種體制性機制性問題。2017年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在總結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按照穩中求進的原則深入推進，努力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去產能方面，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同時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以處置殭屍企業和空殼企業爲突破口，通過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標準，推動企業兼併重組，去除落後產能，盤活沉澱的土地、廠房、設備等各種資源，建立過剩產能的有效出清機制，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在去庫存方面，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通過推進人口城鎮化減少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繼續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鼓勵農業轉移人口購買城市商品房，在人口淨流出地區還要控制房地產用地供給量。在去槓桿方面，要在控制總槓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槓桿率作爲重中之重。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有序推進資產重組和債務處置，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更多發揮國家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作用，建立不良資產交易平臺，推進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設立快速清算通道，提高資產處置效率。在降成本方面，要在加大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工作力度基礎上，着力降低制度**易成本。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減少審批事項，優化政府服務，提高辦事效率，放開中介服務市場，清理“紅頂中介”，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和服務收費。在補短板方面，在補硬短板和發展短板的同時，着力補軟短版和制度短板，加強創新能力、人力資本、徵信體系、社會保障、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建設，增加社會民生和生態環境投入，更有力紮實推進脫貧攻堅，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環節，增強人民羣衆的獲得感。
與此同時，在“三去一降一補”基礎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拓展新領域。針對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庫存壓力不斷增大，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不足，農民增收難度增大等矛盾和問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積極穩妥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繼續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完善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針對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傳統產業盈利水平下降和資金“脫實向虛”現象，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質量和工藝水平，增強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做實做優做強實體經濟。針對金融資源過度向房地產集中和房地產泡沫等問題，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作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限制信貸資金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加快研究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
總之，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的思想方法，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發揚釘釘子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新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