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抓住重大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做好2017年經濟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我們要緊緊抓住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問題，通過深化改革促進結構轉換，以結構轉換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提高供給質量，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一）聚焦農村改革，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城鄉發展差距大，是當前國民經濟結構中的一個突出矛盾。我國農村尚有6億多人口，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國際經驗表明，凡是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無不基本消除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我國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着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釋放農村市場巨大的需求潛力。因此，現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重要任務，如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率先改革解放了生產力那樣，是再次聚焦農村改革，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過低，遠遠低於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繼續推動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建立城鄉一體化新制度，引導資本、技術和高素質勞動力流向農村。
習近平同志強調，要“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這爲加快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指明瞭方向、提出了明確要求。長期以來，農村發展滯後於城市，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兩個市場發育程度不同。城市的生產要素基本市場化了，而農村的生產要素仍處於半市場化狀態，由此在城鄉市場之間形成虹吸效應，農村的勞動力、土地、資金等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資本、技術和高素質勞動力卻流不進農村；城市的資本嚴重過剩，農村的資本極度短缺。所以，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首先必須建立和完善農村要素的市場體系，實現要素在城鄉市場之間雙向自由流動。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改革農村土地制度，賦予農村土地以商品屬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認真落實這些改革部署，讓土地作爲商品進入市場，讓農民憑藉對土地的用益物權獲得財產性收入，就能爲土地使用權流轉、勞動力流動、農民工市民化等提供體制條件。農民工退出的宅基地可用於增加城
市建設用地和耕地，所獲得的財產性收入有助於農民工在城鎮買房，舉家轉爲城鎮戶籍；農民承包地經營權有償轉讓有利於發展土地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並使出讓者獲得租金收入；結合宅基地整理進行村鎮建設，可改變農村基礎設施落後狀況，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使農村和城市一樣美麗、宜居。在“十三五”期間，如果能以農村“三塊地”的用益物權爲抵押，撬動銀行貸款和社會投資，投入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城鄉發展差距大的狀況必將發生根本改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有可靠保證。
發展特色小鎮是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位於城鄉結合部的特色小鎮的發展，能夠帶動周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發展，有利於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促進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並使城市文明迅速擴展到農村，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最近，習近平同志就發展特色小鎮兩次作出重要批示。推進美麗、特色小鎮建設，應落細落實這些重要批示精神，鼓勵大城市的企事業單位搬出地價昂貴、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的市區，到周邊的小城鎮落戶，打造優越環境，拓展更大發展空間。
（二）聚焦投資體制改革，擴大公共產品供給
當前，在供給結構中，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都已處於產能過剩狀態，但環境、交通、市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文化、信息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特別是怎樣能夠呼吸清潔的空氣、飲用乾淨的水成爲人們最爲關心的問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主要是體制不合理，缺乏公共產品的價值補償機制。
過去，公共產品主要靠財政投資，財力不足限制了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的提高。改革投資體制，採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方式即PPP模式，就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對公益性或半公益性項目的投入和收益進行精細測算，並給予一定的政策補償，使投資這些項目的企業有合理回報。在選擇投資企業時，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一視同仁，通過招標確定項目投資企業。解決公共產品短缺問題，不是缺乏資金，也不是沒有技術和施工能力，關鍵在政府要有所作爲，而且需要規劃、財政、金融部門密切配合。在項目實施中，政府和企業都要信守合同，確保工程質量，政府承諾給予企業的政策和補助要及時兌現。
2016年，貨幣發行出現了M2增速遠遠低於M1增速的新情況：到12月末，狹義貨幣（M1）增速爲21.4%，廣義貨幣（M2）增速僅爲11.3%，兩者相差10.1個百分點。原因是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企業投資積極性下降，拿到銀行貸款後又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銀行。針對這一問題，可以通過擴大實施PPP項目，發揮財政資金對銀行貸款的引導作用，改變M2增速連續6年下降的狀況，推動公共產品投資增長。針對治理霧霾這一人民羣衆關心的問題，應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誰污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由政府制定排放和收費標
準，並嚴格監督執行，形成吸引企業和社會資金投資於環境治理的市場機制，真正把環保產業打造成一大支柱產業。
（三）聚焦科技教育體制改革，增加技術和人才供給
技術和人才是供給結構中最短缺的資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要落實創新發展理念、鼓勵技術創新，以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實現產業升級，逐步由現在以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爲主轉變爲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爲主，在國際分工中由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跨越。
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對研發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很不平衡。從地區來看，有的城市已形成鼓勵創新的機制和社會環境，研發成果開始成批涌現，如深圳市每年申請國際專利的數量佔全國申請量的46.9%，創新已經成爲深圳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而許多創新資源優於深圳的城市，在技術創新成果上遠遠落後於深圳，說明這些城市的創新潛力尚未發揮出來。深圳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經驗，主要是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培養了崇尚創新的文化氛圍、鼓勵創新的市場機制、寬容失敗的社會環境、不拘一格的人才戰略、面向全球的開放意識、一視同仁的扶持政策。各地應學習推廣深圳的經驗，抓緊建立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激勵機制，提高廣大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加快科技成果的工程化、產業化。
企業是研發投入和提供創新成果的主體。目前，我國已有一批創新型企業，其每年的國際專利申請量躋身世界前列，如華爲公司2015年研發投入達596億元，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幾年居世界前三位。在全球企業國際專利申請量排名中，我國已有5家企業躋身前10名。但多數企業研發投入不到銷售收入的2%，不少企業尚沒有研發活動和技術專利。國家對技術創新的鼓勵政策，企業利用得還不夠充分。國有企業集中了大批優秀人才，創新的潛力亟待發揮。應抓緊建立國有企業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幹和帶動作用。
大學不僅要培養創新型人才，而且要成爲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大學完成這兩項主要任務，首先要有具備創新能力的老師、有好的教育體制。爲創辦高水平、創新型大學，首先應建立大學之間和學校內部的競爭機制，建立大學辦學質量的第三方評估制度和教師的聘任制，鼓勵社會辦學、中外合作辦學。其次應以優厚待遇從全球選拔具有創新能力的師資，可先在少數學校試行，根據實際效果再逐步推廣。再次，應建立大學與風險投資的對接機制。完善從天使投資到創業板市場的風險投資體系，實施創新全過程的跟蹤服務。鼓勵大學教師、大學生創造專利等科技成果，並以自己的成果創辦高新技術公司。最後，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都應從填鴨式、應試型教育轉變爲啓發式、創新型教育，着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應加強職業教育，重視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賦予大學在學科選擇、教師選拔、教學內容、培養方法等方面的自主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