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郡一級的主官爲郡守，一般稱之爲太守，或者以其官秩稱爲二千石。秦漢實行的是類似承包主義的地方官制，地方主官對所轄地方全面負責，不僅負責賦稅，而且要勸業農桑，不僅主管刑獄，而且要掌管風化，負有教化之職，同時，地方主官還要負責屬下官員的考覈與監督，以及擔任當地軍隊的首領。簡而言之，地方上所有的事務，嚴格講來都是可以歸地方主官打理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兩漢地方官的權力並不是停留在紙面上，而是確確實實實行着的。對於治下的老百姓，地方官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雖然在名義上地方官並沒有被賦予專殺的權力，但是在實際的刑獄操作中，如果郡太守先斬後奏，一般不會因此而丟官去職。地方主官還擁有最大限度的人事權，除了少數副職之外，幾乎所有的屬員都由主官自己選拔調配。同時，地方官往往是本地統兵的將領，親自掌握一支聽命於他的軍隊。東漢末年，州郡甚至獲得了自行募兵選將和自行發兵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兩漢地方官可以支配的財權很大，不僅可以按上繳的賦稅比例提取一定量的經費，而且每個地方都有一定數量的公田和山澤，其收入全供主官支配。地方主官的這種全能全管的權力狀況，以太守最爲突出。所以，在那個時候，地方主官，主要是郡太守，實際上等於一方諸侯，陳登原先生考據出，“漢時太守，可以自稱爲朝，可以被稱爲君，可以被呼爲萬歲，可以有社稷之稱、閣下之稱，淵源近似公侯”。不僅“名義崇高”，而且“事權之專擅”（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一分冊，334、335頁，北京，三聯書店，1958。）。只不過，這時的“諸侯”需要中央政府任免，而且不得世襲。不僅如此，從整個官僚體制上講，郡太守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太守品級與九卿同，如果入朝，就可以擔任九卿，升爲三公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戰國時期宰相起於州部的傳統，兩漢依然。
郡太守的佐官有郡丞、長史和都尉。前兩者負責輔佐太守總理政務，都尉則是協助太守領兵的副將，但由於都尉在級別上略高於郡丞和長史，所以自己開府，有屬於自己的屬員。這些佐官都是由朝廷任命的，級別一般都比較高，均在六百石左右，但是由於體制的緣故，無論是官階還是職掌都無法與太守相抗，所以，往往不是聽命於太守，就是被太守排擠。真正得到太守信任，而且具有實權的是那些官秩不足二百石，由太守自己選拔（闢除）的屬吏，即各種的曹、掾，主要有功曹、五官掾、督郵和主簿。功曹和五官掾是太守麾下數一數二負責全面事務的屬吏頭目，主簿負責文書檔案，而2督郵則負責對屬縣的監察。這四者之下，則是幾十上百的曹、掾和小吏。這些屬吏，由於是太守自己選拔的，只對太守負責，所以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對於王朝行政體系中經常感到困擾的效忠問題，在這個框架內幾乎不存在，而且，主官由於提拔了屬吏，所以等於是屬吏的恩主，屬吏如果要講忠誠，那麼首先是對恩主，然後纔是皇帝。
縣是國家的基本行政單位。有漢一代，如果細究起來，縣一級單位的名稱挺雜，所謂“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就是說，指定爲縣侯食邑的縣叫“國”，指定爲皇家女眷食邑的爲“邑”，凡有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叫“道”，但是在當時，人們習慣上還是將這一級行政單位泛稱爲縣。
漢代也是按縣的大小和治理的難度，將縣的長官分爲縣令和縣長兩種，大或者難治者爲縣令，秩六百石；小或者易治者爲長，秩三百到五百石。縣令、長跟太守一樣，都是類似全能主義的官僚，只不過管轄的範圍要小一些，權力也要小得多，有少量的常備的軍隊可供支配，主要是負責捕盜。縣也設有佐官，主要是縣丞和縣尉，前者輔佐縣主官管理全面的政務，後者負責治安和捕盜。在佐官之外，則是若干曹掾，基本上與郡的曹掾分工對口。
4．王國官
漢代經過文、景、武三代的努力，諸侯王國已經被削弱到了跟郡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諸侯王國的所有事務，均由國相承擔，而國王們只不過是一些享受租稅的地主，百事不理，也不許理。王國的官制一般分爲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境內事務管理機構，負責人是相，官階與郡太守同，職權幾乎跟太守一樣。其佐官爲中尉和丞，再就是一大批的掾史，承擔具體的國內事務管理。另一部分是國王的宮廷官員，地位最高是傅，即國王的師傅，負有教導國王“歸正”的職責，一旦國王有不當之舉，師傅要負連帶責任。其次有負責警衛的郎中令、掌管車駕的僕、管理文書的治書、當然使者的大夫等等。這兩部分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國王不得過問。所以，前一部分是管理王國的官員，相當於郡縣首長，後一部分是監視國王的官員，相當於特務。
四、禮儀制度
秦朝雖說以法立國，但對於朝廷禮儀也是相當講究的。雖然由於文獻的缺乏，我們對秦禮無從考證，但從零星的資料來看，秦朝的禮儀從宮室、婚配、朝儀等方面，依然有周禮的影子。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春秋戰國以來雖說禮崩樂壞，但禮作爲一種儀式，其源頭依然是周朝的東西，只不3過，秦禮沒有了附在周禮上的宗法氣息。
西漢王朝建立，由於漢高祖劉邦出身低賤，開國功臣也大多屬於下層人士，其中不乏屠狗殺豬之輩，對於禮儀和禮儀之學沒有任何知識。在楚漢相爭之際，君臣均無禮儀的需要。待到仗打完了，需要建立秩序了，發現沒有禮儀，真是非常的不便。朝堂之上，羣臣飲酒吃肉，相互爭功，喝醉了大呼小叫，甚至拔劍擊柱，令做了皇帝的劉邦非常不快。於是，劉邦集團中唯一的儒生叔孫通站了出來，告訴劉邦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劉邦由是命令叔孫通制訂朝儀，叔孫通找來自己的弟子和一些魯地的儒生，開始制訂朝儀。聽說叔孫通制禮，部分魯地的儒生都對之持否定態度，認爲一來文獻無徵，二來時機未至。事實上，由於秦朝焚書坑儒的緣故，儒生們對於秦禮大多持否定和批判態度，但是叔孫通卻沒有理會這種迂腐的看法，在他看來，孔子是聖之時也，制禮就是爲了解決現實的政治問題。他恰是採用了儒生所不齒的秦禮，加以改造，製成了漢朝的朝禮。
在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的十月朔日，漢朝首次朝儀大典進行演練。天還沒亮，長樂宮已經戒備森嚴，衛兵列隊站好，各色旗幟排開，天一亮，羣臣被依次引人殿門，贊禮者高叫“趨！”則大家彎着腰趨行而前，東向文，西向武，分兩列在殿前站好。禮官安排好儀式，於是皇帝乘輦駕臨，諸侯王、羣臣以班次奉賀朝拜，禮畢，皇帝賜酒，酒過九行，贊禮者高叫：“罷酒！”整個儀式過程，羣臣無不戰戰兢兢，不敢稍稍違儀，有動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視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將他們帶走。朝禮罷，劉邦高興地說，今日才嚐到了做皇帝尊貴的滋味。
叔孫通制訂的朝禮，後來又有所增刪，東漢時增加了“百戲”，即今天所謂的雜耍和雜技，禮拜過後，君臣一起欣賞。某些特殊的人物，可以上殿不趨，還可以帶着劍穿着鞋。大朝每年舉行一次，一般在一年之始的元旦；次規模的朝會每月一次，每月朔日舉行；小規模的常朝每天的天亮舉行（不是每天都舉行），屬於朝廷議事的一種形式。
朝禮之外，祭神之禮也是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祭神首先是郊天和祭地，郊天即祭天，由於秦時祭祀地點在國都的南郊，因此得名。秦國由於地處偏遠，受西方民族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們的天帝不是商人的帝，也不是周朝的天。秦朝祭天的對象不是獨一的，而分爲白、青、黃、赤四帝。漢朝建立以後，不僅繼承了秦之四帝，而且又加了一個黑帝，變成五帝。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開始向獨一的天帝概念靠攏，期4間受到方士的影響，創造了至上天帝“泰一”，後來逐漸變成郊天的主要對象，五帝概念消淡。祭地的對象主要是后土，從漢武帝開始，爲了跟祭天相配，於是北郊祭地。此外，對於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和大的山川河流都有祭祀。對於中國人來說，雖然很早就形成了一神獨大的概念，但萬物有靈的意識始終沒有消除，所以，皇家的禮儀也要對此有所反映。
對祖先的祭祀，在夏、商、週三代都是最隆重的禮儀，但是由於春秋戰國宗法制的破壞，原來附在宗法制上的等級的大小制度也被破壞了。漢初的宗廟，往往沒有規矩，每個皇帝自己建自己的廟，而且雜亂無章，到了東漢，光武帝開始統一宗廟，規定只保留長安和洛陽兩地的高祖廟，所有漢代皇帝，均附在兩廟之中。然而，光武帝死後，漢明帝另爲他起世祖廟，東漢的諸帝均附在世祖廟。漢代對祖先的祭祀分月祭、袷祭（3年一次的合祭）、稀祭（5年一次），這是正祭，此外還有按季節分的閒祭，即當月有什麼收穫，就讓祖宗嘗什麼東西。
除了上述日常禮儀之外，秦漢時有一項重大的禮儀活動，那就是封禪。古人的地理知識比較缺乏，認爲四境之內拔地而起的泰山最高，因而離天最近，所以，有重大事項需要禱告上天的時候，應該到泰山頂上。既然在泰山上祭天，那麼就得在泰山的附近找個地方祭地，這個地點選在了泰山腳下的樑父山。在泰山上祭天日“封”，在樑父山祭地曰“禪”。所謂封禪，無非是皇帝炫耀自己的功績，滿足虛榮。秦漢封禪之禮非常煩瑣，而且興師動衆前往泰山，一路上攪擾得沿途地方不堪應付。秦漢之際，實行過封禪大典的皇帝只有三個：秦始皇、漢武帝和東漢光武帝。其中漢武帝先後五次封禪，每次都兩封兩禪，極盡奢費之能事，以至於漢武帝之後，西漢後來的皇帝再也沒有力量封禪。光武帝封禪一次以後，後面的皇帝也沒有再行這種過於消耗國力的大典。
五、司法制度
漢朝之興，是以反對秦之苛政，即消除嚴刑峻法爲號召的，所謂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但是，這種復原爲原始狀態的約法三章，顯然只能作爲一時的權宜之計，無法用它來實行常態的統治，所以，得了天下之後，秦法又逐漸地恢復了。由於西漢繼承的基本上還是秦朝的官僚結構，以儒家倫理爲核心的新意識形態也一直到西漢末年纔算確立，所以，至少在西漢時期，支配國家治理的依然是與秦朝一脈相承的酷吏，法律雖然較之秦朝酷刑有所減少，但依然相當煩苛，關鍵是嚴刑峻法的治理思路還在起作用。西漢的酷5吏相當有名，以至於司馬遷寫史要特意爲他們立傳。酷吏實際上是廉吏，他們類似於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裡的沙威，是嚴格忠實於官僚程序的官員，但執行法律的時候嚴酷無情，不肯稍假通融。然而，隨着察舉制度的推行，官僚政治儒學化，人仕途的儒生和文吏逐漸合流，以儒家倫理爲核心的正統意識形態開始形成，並且滲入司法體系，酷吏逐漸被淘汰，而國家禮治的份額漸次增加，走上了禮法兼治、以禮爲主的軌道。
1．司法過程
兩漢承襲秦制，縣政府負責屬民的訴訟，郡縣主官也是司法官。凡司法過程的發生，或由民間自行訴告（告狀），或爲官府糾舉罪犯。縣政府是基礎的審判機關，凡是縣裡無法審斷的案件，就送交郡政府，郡政府無法審決，則送交廷尉，如果廷尉也斷不了，那麼就交由皇帝決斷（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見）。在一般情況下，廷尉在司法過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廷尉和他的府衙是王朝的最高司法機關。不僅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且決定着法律的走向。在開始的時候，往往沿襲秦朝舊習，民間觸犯法律的事項由鄉里政權人員送交縣府，鼓勵民間告發，實行連坐。但是，由於漢初人民稀少，朝廷以休養生息爲基本國策，治理以不生事爲宗旨，所以，逐漸鄉里政權的“公舉”不行，而鄉里政權也漸漸變成了非政權性的鄉里自治組織，結果訴訟就演變成以當事人告狀爲主的形式，所謂民不舉，官不糾。官員審理案件，由於偵查手段的有限，不得不依賴口供，故刑訊逼供勢不可免。而且，當時沒有重大案件多級審判制度，只要地方官主官拿得準，就可以定案，甚至執行死刑，不需要由中央司法機關來最終審覈。由於地方官主要的職責是維護地方治安，捕盜往往要比審理民間案件更爲重要，只要抓獲盜賊，一般都按律定罪，甚至當場處決。可以說，在兩漢時期，司法的目的還停留在治盜（包括各種犯罪）階段，與現代的司法概念相去甚遠。
一次，漢文帝出行，路過一座橋，有一人突然從橋下走出，驚了皇帝輿馬，於是皇帝隨從抓了這個人，送交廷尉張釋之法辦。張釋之審理完之後，奏告文帝說，此人應該課以罰金。文帝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此馬性情柔和，若是換了其他的馬，豈不傷了我！而你怎麼能居然只判他交罰金！？張釋之說：法是天下之公器，不能隨便更改，現在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此人就該罰金，如果因冒犯了皇帝而加重，是不取信於民。當初你抓他的時候如果一刀殺了也就殺了，現在交給了我，就必須按法辦事，廷尉是掌握天下法律平衡6的，一旦傾斜，天下的司法就亂了，讓老百姓如何措手足？
2．法律的演變
與秦律相比，儘管說漢律依然煩苛，但還是逐漸有減輕的趨向，特別是某些過於殘酷的肉刑，比如刖刑（砍腿）、髕刑（去掉膝蓋骨）等都廢除了。而且，隨着法網的疏漏，秦朝那種連坐制也逐漸廢弛，鄉村自治有了更多的禮治的意味。隨着儒家倫理對司法過程的滲透，儒家經義開始滲入司法過程，以董仲舒“春秋折獄”爲起點，儒家經義逐漸成爲某種斷案的根據。東漢的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都以經義解釋法律，而且被朝廷所認可。兩漢的法律對於倫理關係有更多的考慮，有意維護“三綱五常”的觀念，維護父權的地位。對於血親復仇保留了較多的寬容。
董仲舒春秋折獄事例之一：某甲的父親與人發生爭執，以至於相毆，對方拔劍相向，某甲抄起一根棍子幫父親，不想一棍子打偏，反傷了自己的父親。審理此案的官員想要按毆父定某甲的罪，但又拿不準，於是請教董仲舒，董說春秋之義，君子原心，赦而不誅，意思是說，判罪要講究動機，某甲本意是要救父，不是毆父，毆父是無意之失，所以應該無罪釋放。（《太平御覽》卷640）
六、漢代的鄉里結構
1．類政權的管理機構
鄉里設置伍裡編制，是秦朝實行社會軍事化的產物，到了漢代，這種鄉里結構顯然是難以爲繼，但在伍裡之上的鄉和亭，卻依然是漢代的基層單位。據專家考證，漢代的鄉和亭屬於一個等級的基層建制，亭一般設在城裡和交通要衝，亭長負責接待來往官員和維護道路交通的治安。而鄉則是農村基本的社會和行政建制。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