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與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兩個王朝，這兩個王朝在制度上基本是一致的。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了傳續一千多年的宰相體制，而由皇帝自己直接負責政務的處理，直接統轄行政部門。雖然明朝有內閣、清朝有軍機處，但從制度上來說，它們都是皇帝臨時性的秘書班子，是宰相制度不完全的補償。只有走到這個地步，中國的帝制才真正具有了專制的意味。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自秦漢以來已經不是封建制度了，而真正意義上的帝王專制實際上只適用於明和清。
但是，明與清又有相當的不同。元代留給明朝的遺產是多方面的。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則主要是負面的影響居多，龐大的行省，不合時宜的分封制，類似探馬赤軍的衛所制度，這些已經很成問題了，但還算不上最嚴重。更惡劣的影響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明朝初年不僅學術衰落、精英凋零，而且整個社會文化氛圍非常惡劣。
元朝的官場文化，是奴才和主子的文化。跟宋朝官員只拜皇帝不拜上級不同，元朝下一級官員要向上一級官員磕頭禮拜，因爲在草原上下級就是上級的奴才，所以到了中原，也照搬不誤。所以，皇帝當衆折辱大臣，上級當衆鞭笞下級，大家都不以爲怪。這樣一來，政治行爲上面原來的道德面紗也就沒有了，儒家文化講究的那種道德恥辱感也沒有了，恥感文化大幅度衰亡，官場上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已動機。顯然，這樣一種政治文化，不可能不影響到明代。
明代的政治，有許多不可理喻之處，完全不按常規出牌。比如，朱元璋沒來由的屢興大獄，幾乎殺光了所有舊臣，殺人之多，朝政幾乎難以爲繼。朱棣奪了侄子的江山，對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儒，殺掉當然亦無不可，但將之剝皮下油鍋，並夷其十族，則完全沒有道理（在過去的時代，碰到這樣的事情，往往是在殺掉前朝的不降之臣後，將之厚葬，並表彰其效忠的行爲，因爲這是做給他們自己的臣子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樂意做皇帝卻願意做將軍，非要給自己加上個“總兵”頭銜。還有那個著名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能夠幾十年不理朝政，幾乎讓國家機器陷於癱瘓。許多傳統皇朝的處事忌諱，朱家人都犯了，作爲王者的基本道德可以被蔑視（不負責任），王朝應該推行的基本準則也可以不顧（侮辱、懲罰忠臣和對勳舊的不義）。他們所要的完全是沒有道理的絕對服從，朱元璋甚至連“亞聖”孟子都不能容忍，對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示了長久的敵意。歷代漢人的王朝，只有明朝能夠公開折辱士大夫，錦衣衛的廷杖，當場打死了多少不屈的士大夫，也打掉了士大夫的臉面。元2朝奴視士大夫的傳統，還是被後來的明朝皇帝繼承了下來。
不過，被元朝統治的經歷，實在是過於慘痛，對於漢族士大夫們尤其如此，所以，人們對這個實際上不很爭氣的王朝過於容忍，士大夫表現了太多的主動性，只要皇帝還能有點能耐或者有點人性，就會出現昇平的景象。只是到了末世，接連幾代皇帝幾十年的胡鬧，才導致最後的崩盤。崇禎帝雖然不算是昏君，但到了他的手裡，內憂外患已深入骨髓，大廈既倒，獨木難支。縱然唐太宗再世，恐怕也難以迴天了。
皇帝的奴視和士大夫對皇朝的珍視，造成了明代的士大夫截然相反的處世態度。一方面，任何朝代也沒有明朝的士大夫那麼厚顏無恥，竟然墮落到競相給宦官當乾兒幹孫的地步；另一方面，明朝士大夫對氣節的講求，對諍諫的看重，也是空前絕後的。晚明東林黨人和閹黨之間的鬥爭，特別鮮明地反映出士大夫的分裂。
清朝是繼元朝之後，第二個統一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作爲關外的遊獵民族，滿族沒有當年的蒙古人那麼強的軍事力量；作爲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同族，他們也沒有繼承先人的文化。從前的女真大小字已經不存在了，後來的滿文，是他們再度崛起之後從藏文和蒙文那裡學來的。但是，滿族的統治精英，有着高明的政治策略。他們成功地與和自己接壤的蒙古人結盟，從而壯大了自己。他們還有着他們的先人所沒有的學習精神，認真地學習漢人的文化。在統治中國幾十年之後，以皇帝爲首的滿族精英已經悉數漢化，“化”得跟漢人不分彼此。滿人皇帝跟過去的漢人皇帝的詩文相伯仲，滿人士大夫與其時的漢人士大夫可以詩酒唱和，個別佼佼者比漢人做的還好（比如納蘭性德）。
滿人給中國帶來了廣闊的疆域，也算是一個相當穩定的王朝。雖然在入關之初，他們也實行過一段金人和元人都幹過的“圈地”，但時間不長就停止了，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災難。所以，雖然有着民族的壓迫，但一般老百姓卻感受不深，因爲這個王朝政府的賦稅是很輕的。況且，親民之官基本見不到滿人，老百姓即使有怨言，也怨不到滿人頭上。跟金、元王朝不一樣，作爲統治民族的滿人，在平時跟漢人是隔絕的，即使駐防在各地監視漢人的八旗兵，也都住在專門的滿城裡，沒有特別的事情不會出來。漢人的士大夫雖然在做官機會上比不上滿人，但也算得到了相當的禮敬。除了剃髮之外，漢人的文化習俗都得到了尊重，連漢人婦女的小腳都依然照舊。滿人對漢人雅俗文化的喜好，不僅讓滿人得到了滿足，也讓漢人感到了某種欣慰。比起明朝3的朱家子孫，滿人的皇帝似乎個個都勵精圖治，至少人家都肯負責任，想把王朝維持得好一點。
不過，清朝也有不那麼盡如人意的地方。在文化上，精通漢人典籍的滿人皇帝，顯然對儒家學說的政治功能看得過於重了，以至於完全忽視了漢人文化本身的多樣性，強調文化上的一種聲音。清朝對於朱熹之學比前代更爲看重。朱熹對《四書》的註釋，成爲了不可懷疑的聖典。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獄還只是阿Q式的胡鬧，但清朝的文字獄則是地道的誅心之舉。文字獄扼殺了原本旺盛的在野言說，也使得做了官的士大夫的學術生涯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全副精神只好放在對經典的考據上。清朝修書的盛典固然讓前人自愧弗如，但《四庫全書》修成之後許多書也變了模樣，許多有“政治問題”的言語都被刪掉和篡改。另外，清朝的皇帝，對於皇帝地位和權力看得非常之重，當然，這種統治思維多少也跟明朝皇帝有點關係。儘管明清雙方是敵手，但在政治和制度上，明朝畢竟是“老師”，滿人在打擊和蠶食大明江山的同時，不知不覺也吸收了對方的觀念，既繼承了朱熹的理學作爲標準的意識形態，也繼承了皇權獨尊的意識。皇權既然獨尊，那麼漢人士大夫那種“修齊治平”的理想就得收起大半，再別幻想着做帝王師、致君王爲堯舜。所有的臣子，都是爲君主辦事的，清朝的皇帝評價大臣的好壞，只有一個標準：能不能辦事，哪怕臣子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好的表彰也就是“能辦事”。所謂的“辦事”，就是把臣子的作爲，限制在技術層面上。在清朝，有聖君和明主，但卻不許有賢臣。清朝的滿臣自稱“奴才”，一度漢臣也跟着學，但皇帝不讓，意思漢人還夠不上家奴的資格，只能做家奴之外的辦事人員，其實也是奴才，比家奴還要低一等的奴才。
更爲重要的是，滿人在制度上雖然學得還比較徹底，也比較像模像樣，但滿漢畛域卻依然分明，滿人不僅佔據了要津，而且在所有的衙門都是掌印的，整個政治格局就是，滿人掌權，漢人辦事。對漢人的防範和猜疑，貫穿於王朝始終。只是比起金、元來，滿人做得比較隱蔽，不那麼張揚，儘可能地給漢人士大夫一點臉面，至少在官面上維持滿漢一視同仁的表象。
絕對王權（上）——明朝
錢穆先生認爲，明朝的政治是傳統復歸以後惡化的政治，惡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廢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導致了君權的絕對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參見錢穆：《國史大綱》，665～669頁。）這種說法顯然很富洞見。明代的制度不是一個高明4的制度，其關鍵在於它違背了自秦以來這種官僚帝制的客觀規律。這種官僚帝制的關鍵環節在於官僚體系和皇權之間的平衡，以及官僚體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這種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環節。廢除宰相之後，勢必要尋求某種制度補償性替代，但替代物畢竟不能起到原來宰相制的作用，所以制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別充分。另一方面，如果士大夫積極性受阻，官僚制的有效性依然難以發揮。如果所有官員只是皇帝的僱員甚至奴才，制度的彈性就變成了制度的弊病，無法彌補其缺疏部分。好在經過元朝殘酷的統治，士大夫格外珍惜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王朝，所以，儘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機會，還是會盡量效忠盡力，使其免於崩潰。孟森先生曾經感到很是詫異，爲什麼像明武宗這樣空前絕後的昏君，居然能夠內平大亂，外御強敵，保持王朝不倒？他將之歸結爲明初幾帝遺澤，士氣未衰之故，顯然不確。（參見盂森：《明史講義》，198頁。）其實是士大夫自己不樂意讓士氣衰下去，不想讓這個漢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撐的結果。
明朝的失策，還有兩點頗爲要緊。一是宗藩制度。凡明室後裔，無論親疏俱高爵厚幣以養之，不令到社會上謀生。初時尚可支持，後來人口不斷增加，遂至負擔不起，造成國庫常年空虛。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鄭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於嚴重損害了沿海的商業貿易。在西方開闢新航線進入全球貿易的時代，中國自己退出貿易圈，不僅影響中國商業貿易的發展，而且使沿海漁夫和商人失業，不得不將自己本來合法的營生，轉爲非法，與海盜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結日本浪人，導致了連綿不斷的倭寇之亂。這不僅使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國家喪失了相當部分的商業稅收，而且還影響到國家腹地的穩定，使朝廷在與遼東崛起的滿人的鬥爭中始終處於下風。外患最終嚴重到威脅東北邊疆的時候，一方面政府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宗室負擔卻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沒有起碼的財力可以應付邊患，只好大幅度提高農民賦稅，最終激起民變。民變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安內和攘外捉襟見肘，外患和內憂一起襲來，明朝的壽數也就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