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明白了中國政府放棄賠款的原因之後，唐寧就開始將精力投入到了其他的事情上面，其實這段時間最讓唐寧深有感觸的倒不是這次的賠款事件，而是東寶剛剛上映的一部災難電影《東京沉沒》。
這部電影是根據小松左京的同名小說進行改編而成的，小松左京爲了寫這本書，號稱花了九年的時間來蒐集資料，小說一出版就大賣超過百萬本，並且獲得了當年的星雲賞
這部電影雖然拍攝時間只有短短的四個月，但是卻創下了880萬觀影人次、收入超過20億日元的驚人紀錄，監督着特殊攝影的中野昭慶在亞太電影節中獲得了特殊效果獎這樣的好評。該作的成功確立了森谷司郎日後執導八甲田山等電影大作的地位。
雖然現在唐寧也算得上是一名電影大亨，手下出品的好電影也不少，但是這部電影還是震撼了他，當然了，震撼他的並不是那些特效場景，畢竟1973年的技術是沒法跟2015年相比的，但是這部電影裡體現出來的憂患意識倒是讓唐寧震撼不已。
同樣是關於家園毀滅的題材，《日本沉沒》和好萊塢的衆多災難電影相比有顯著不同。相比於好萊塢災難片中的娛樂心態和英雄救世主義，日本災難片往往有一種悲愴和自憐的情節，而在這種情節之下或隱或現的是日本人頑強不屈地捍衛種族繁衍生息權利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這一點在《日本沉沒》中表現的相當突出。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歷史問題，地震、海嘯和核威脅一直是日本人心頭的夢魘，長久以來讓日本人如坐鍼氈，再加上與生俱來的島國心態。危機感成爲日本民族的一種集體心理。這也能解釋爲什麼即使是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活富足殷實的70年代，他們依然拍攝出了《日本沉沒》這樣的“自戕式”的電影。
在《日本沉沒》中，提出了日本列島所在的地質板塊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劇烈變化。由此導致的地震、火山爆發和海嘯把日本大部分國土都沉入了海底。這雖然是假想，但從地質學和日本所處的地理位置考慮。它又具有一定的科學依據。
電影從科學家探測出日本將沉沒開始，從政府上層、科學家到普通民衆，各個層面的反映以及對策都做了詳細展示，並且借政府會議給觀衆講解了一些地質知識，變得深入淺出，又着重刻畫了幾個普通人在災難面前的愛情和生活，又多了不少生活氣息。
一般而言，災難片在於給觀衆展示驚心動魄的災害場景。刺激觀衆的恐懼感，從反方向來緩解壓力，從而達到娛樂的目的，警示作用往往是做爲一個附加要素出現的。
而《日本沉沒》則不然，它更像是日本人對自己未來命運的一種終極思考，其中折射的是日本人與生俱來的島國憂患意識，既是切實存在的恐懼感，又像是一次做最壞打算的全民大演練。在電影中，末日來臨之時，日本人向世界各國求援。請求各國大量收留日本難民，那種“拉兄弟一把”的心態可以看做是日本人對自己在世人眼中形象的一種試探一種定位。
片中特意表現了中國的慷慨和大方，這一細節可謂意味深長。一來本片誕生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代，不排除具有一定的政治親近感，二來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歷史淵源久遠，現實關係複雜，誰都離不開誰。可見現實而客觀地看，鬥爭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就像片中日本首相所說，儘管人類身上有種種缺陷和不足。但“人的血總是熱的”，他相信這一點。我們大多數人也都相信這一點，在天災人禍面前。人性的光輝往往能遮蔽一切黑暗的東西。
在《日本沉沒》中，大和民族的命運大致是這樣的，當時日本人口是一億多，但只有三千萬在其他大陸國家的幫助下生還，從此他們將沒有自己的國土，成爲國際難民。儘管人類社會越來越文明，人道主義成爲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準則，但是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的心理是註定沒有歸屬感的，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吉普賽人成爲著名的流浪民族經常受到歧視，爲什麼猶太人寧肯得罪全世界也要在中東建國，同理我們也可以理解爲什麼是日本在亞洲發動了領土擴張戰爭，因爲他們心裡其實一直在害怕一直在擔心。
如果我們以客觀和冷靜的心態對對待這個問題，就會理解他們爲生存空間而擴張的本能其實和我們買房生活一樣，沒有太大區別，當然他們的方式是錯誤的。和現實中的戰爭擴張不同，電影《日本沉沒》則走向了心理恐懼的另外一個極端，是日本人對自己未來命運的一種極端的思考，聯想到日本歷史上的歷次大地震，就應該明白日本人的恐懼和好萊塢電影的娛樂心態有本質區別。
這部片子反映了日本作爲一個民族國家的集體夢魘。歷史上，人們討論最多的就是日本文化中的島國意識，在這個話題的核心部分就是因爲地理空間有限、自然資源匱乏、地質災害頻繁、戰略縱深狹小而給日本民族心理賦予的一種強烈的潛在生存危機。
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市場與資本擴張邏輯讓日本的島國危機意識得到進一步放大，成爲日本國家走上殖民擴張政治路線的重要文化依據。這一政治與國家戰略的轉變卻給周邊亞洲國家帶來深重的歷史和社會災難。此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認識和反思日本國家戰略的時候，更多是從他/我這樣的國際雙邊或多邊關係角度切入，把謀求“脫亞入歐”的日本看成是造成亞洲動盪和不平衡關係的主要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