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知青的這種“犧牲”，不但本人覺得值得，而且旁人也覺得值得。之所以會這樣畸形的價值觀，就是在於沒有上山下鄉過的年輕人，完完全全地想象不到那種物質和精神上面的雙重艱苦生活對人的折磨。
這全然不是像影視劇裡面那種在特殊時期的浪漫，腦袋一熱，激情四射的澎湃能夠戰勝一切困難。
嚴歌苓在反應那特殊十年的作品裡面，都充滿了一種對客觀現實的殘忍寫作。若是沒有這一張回城批文，你就無法在城市裡面有正式的工作。
這不但和盲流無異，而且還會被居委會的“熱心”大媽們把你給押解到火車站交給那邊過來的人送回去嚴加看管，繼而導致父母，以及家人因爲你的“魯莽”，“衝動”而蒙羞。
爲此，現在的大學生也就很難理解，高加林在遇到男女感情上面展現出的內心種種矛盾和當斷不斷。
他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構是成了故事發展的矛盾，也正是體現那種艱難選擇的悲劇。
最開始，高加林之所以會對劉巧珍有意思，那是基於當時他的身份和工作。這一旦讓他到了城市，進入縣裡面某部門工作之後，內心就有了天然的變化。
這種心裡面的人性變化是基於城市出身的孩子往往不理解農村出身孩子的那種迫切想要跳出農門，以及對城市五光十色的渴望。
同樣，城市出身的孩子也很難理解農村出身孩子那種天生的自卑感，過分的自尊，生怕被城市人看不起的心理。
“農民”，“農村人”，“鄉下人”，“彎腳杆”，“農豁皮”等等帶有歧視性的詞彙和稱呼，可是深深地傷害了很多農村出身的人。
1977年恢復高考，而1978年入學。在三，四年之後，農村出身的大學生爲了能夠留在城市，有一個戶籍是豁出去了。
這全然可以不管不顧自己去的單位對不對口，喜不喜歡，有沒有前途等等，而只要對方答應解決自己的戶口問題，實現農轉非，他們就會義無反顧的去。即便是街道辦企業，也無所謂。
就在改革開放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個能夠讓農村大學生獲得農轉非的戶口，還需要花費一，兩萬元。
那個時候，萬元戶纔在全國悄然興起。而爲了獲得這樣一個農轉非的戶口，農村大學生的家庭寧可大額舉債，也要辦成。爲此，可見一斑了。絲毫不亞於現在好些人爲了獲得大城市戶口的迫切之心。
高加林進城之後，逐漸不再像當初那樣迷戀劉巧珍的外型，而是慢慢地發現了對方思想上面的貧瘠。
他本人是一個知識分子，文青，天然得就會和自己同類的人聊得投機，致使有了對黃亞萍的愛戀。
再後來，自己和劉巧珍完全聊不到一起，畢竟她每一次來不是說家裡面母豬生了幾個崽子，就是家裡面的莊稼長得如何好云云。
兩人聊天，完全就是話不投機，半句多，雞同鴨講話。他們相處在一起的結果，即便不說話，也會讓高加林莫名的煩躁起來。
最後的結局，高加林也沒有能夠和黃亞萍在一起，丟掉了縣城裡面的工作，重新返回到了農村，不是去幹他的教書工作，而是當上了農民。
一直深愛着他的劉巧珍，也爲了他人婦。劉巧珍和對方的交易，暗地裡是爲了幫助高加林，從而好讓他再重返講臺。
《人生》的創作背景是基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品經濟的活躍打破了農村的僵持與保守，具有現代文明的城市開始對一直困守在土地的農民產生強烈的誘惑。
特別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騷動，他們開始對自己的生活及周圍的世界產生懷疑與不滿。
20世紀80年代，中國戶籍制度清晰地將公民分爲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在這種固態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國社會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地理景觀。
鄉村景觀和城市景觀。與這兩種景觀相對應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徵、價值觀念。
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差異；城鄉差別。同時，國家還通過各種舉措在主觀上強化這種差異。
臂如在勞動分配製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師、職員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收入，有相對完善的醫療制度、退休制度，同時還可以享受國家各種福利待遇。
而在鄉村，農民不僅要按時按量向國家交納糧食，在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
並且，農民還要完成國家規定的各種稅費。參與無償的勞作。例如，大規模強制性的農田水利建設。
而國家採取的各種政策將農民強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這些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農民在整個社會發展中長時間處於相對貧困的狀態中。
因此，可以說在這種基本的身份差異之下，城市和鄉村作爲兩個基本對立的概念被凸顯了出來。
這是一個作爲卑賤農民和一個高貴知識分子的對立，普通百姓和達官顯貴的對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場景中展開，似乎一切都處於城市的控制下，甚至鄉下人天生就應該在城裡人面前低人一等。
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城鄉差異在小說中被強化。當路遙年輕時不停地奔波在城市與鄉村時，他最爲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帶”，充滿生氣和機遇的城市生活對於像他那樣的身處封閉而又貧困的農村知識青年構成了一種雙重的刺激，不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
路遙思考並理解了這一現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洶涌而來的種種衝擊中，他提出了農村知識青年該如何做出選擇。
早在大學讀書時，路遙閱讀了大量的經典名著，並對新中國的文學成就進行了一翻巡視。
他發現以前的小說帶有某種臉譜化的傾向，正如兒童眼中將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簡單分爲“好人”和“壞蛋“，而人的思想是複雜的、多變的，絕對不能將複雜的人性這樣簡單的劃分，這種思考體現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