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融合
國家與文化融合
在我十幾歲時，有人曾經誤認爲我是美國著名網球球員皮特·桑普拉斯。後來我才知道這不是因爲我喜歡玩發球上網和習慣正手擊球。2014年年中，也就是我將自己的口腔唾液拭子寄給《國家地理》的基因地理項目幾個月之後（已經有140個國家的上百萬人蔘與此項目），我上網查詢了檢測結果。令人沮喪的是，測試結果顯示我的基因有22%地中海血統（桑普拉斯家族就是從希臘移民至美國），17％的東南亞血統，10％的北歐血統，而西南亞血統只有約50％。我以前可是以爲我是如假包換的旁遮普人呢。
《國家地理》的數據顯示，人類基因的混合方式之複雜，超出了多數人類學者的想象。自人類於6萬年前走出非洲，展開全球化的第一步之後，大規模的基因混合一直在有規律地進行。例如，美洲的原住民既有歐洲和中東的基因，也有同等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血統。
全球性的基因消融並非是新現象，而是一個連續過程。全球的互聯互通正在使這個過程變得更迅速。今天，全球有3億生活在原籍國之外的所謂外國人，其數字之衆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這一羣體持久流動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頻繁的人口融合。從美洲到非洲，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移民都在與其他人羣通婚。和氣候變化一樣，種族消融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巨大的飛躍出現前，在多數時間內都在悄然進行。
今日大規模永久性的遷徙正在重塑整個世界的版圖：北美正成爲梅斯蒂索混血（歐洲與北美原住民的混合）、拉丁人以及亞洲人的混合體；歐洲則融入了北非人、土耳其人以及阿拉伯人；在紅海沿岸，非洲人與阿拉伯人的文化交融正在持續；在遠東，中國人和西伯利亞人的融合正在興起。如果人們所認爲的“人口即命運”爲真，那麼我們的命運就是一個全球性融合文明的出現。
也有人說，“文化即命運”。但這些人說的是哪種文化呢？數百年來，多少人爲了建設民族國家而不惜一戰，然而隨着移民和種族的融合，建設純粹民族國家的目標已越來越難以實現。15世紀，在收復失地運動之後，由於懷疑基督教的新皈依人羣（包括以前的穆斯林摩爾人以及西班牙猶太人）可能在私下裡繼續保持原有信仰，西班牙官方曾試圖檢驗這些人是否具有純粹的西班牙血統。以這種所謂“純正血統”（Limpieza de Sangre）政策爲由，他們強迫個人在科爾瓦多教堂中對着一個委員會下跪，並報上自己往上六代祖輩的姓名和出生地。他們試圖以此來判定人的血統純粹度，但這顯然是徒勞的。
今天世界上僅剩的事實民族國家（即一個種族羣體的唯一居住地）已經只有十幾個：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孟加拉國、埃及、匈牙利、冰島、日本、黎巴嫩、馬爾代夫、馬耳他、蒙古、波蘭和葡萄牙。其中，孟加拉國的人口最多。雖然最近200年歐洲激進的民族國家主義運動實現了政治分權，卻始終未能實現國家的種族純潔。自相矛盾的是，這些運動反倒進一步促進了人口遷移以及進一步的種族消融。毫不誇張地說，民族國家觀念已經過時。
歐洲民粹主義者的排外聲浪或許會使我們以爲民族身份認同的收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社會政治議題。但並非如此。恰巧相反，全球富人與窮人、年輕人與老年人以及不間斷人口融合與文化調整必要性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纔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學現象（另一個重要現象是互聯網的影響）。
作爲民族國家的誕生地，如今歐洲又成了民族國家消失速度最快的地方。儘管歐洲試圖遏制移民，但人口流動有增無減。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在歐洲長久居留，且生育率高於本地人口，這與拉丁裔人口在美國的情況類似。在德國，土耳其籍勞工的後裔人數已經接近德國人口的5%。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幾個城市，比如布魯塞爾、伯明翰、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馬賽和馬爾默等都有純移民構成的完備社區。馬賽是擁有非洲人最多的歐洲城市，也是一座具有非洲特色的歐洲城市。在倫敦，10%的新生兒童是非洲人或南亞人同盎格魯歐洲人通婚的結果。穆罕默德是如今最爲常用的新生男孩名。
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數量也創出歷史紀錄。擴展的鐵路網絡以及開放的邊界曾經促進了東歐的現代化，如今它們又變成成千上萬人逃離中東亂境的路徑，更有甚者，有人還從法國加萊潛入英吉利海峽隧道，企圖入境英國。許多人爲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爲了偷渡，敘利亞的阿拉伯人和厄立特里亞的非洲人向人販子支付高額費用，但載着他們的擁擠而破舊的渡輪最終卻沉入了地中海。在歐洲部長們的眼裡，這片偷渡之海儼然一片“墳墓”。爲防止偷渡者踏入大陸，歐洲邊防局配備了快艇、巡邏船以及飛機來攔截偷渡船隻，並在彈丸之國馬耳他設置處理中心，將攔截下的偷渡者遣返非洲。自20世紀80年代《申根協定》簽訂以來歐洲人就享有的自由流動，如今卻因爲泛歐移民政策的缺失，逐步讓位於隔離和篩查機制。
然而，雖然在移民問題上摩擦出現升級，但更多流動顯然纔是主流。德國視人道主義爲不可推卸的責任。隨着德國人口的老齡化與數量減少，前東德的廢棄城鎮數量越來越多，德國政府打算引入100萬移民人口安置在這些地區。一個埃及億萬富豪提出要收購一座希臘或者意大利的無人島，爲阿拉伯難民提供庇護。這些島的主權是否應該比其功用還重要？
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共驅逐了至少200萬墨西哥移民，與此同時，西班牙於2014年通過一項法律，允許驅逐所有非法入境的北非人。不過總的來說，不論是英國這樣限制移民還是馬來西亞和沙特阿拉伯驅逐外國勞工，雖然其政策出發點都是爲了降低失業率，鼓勵本國公民加入勞動力大軍，然而真實情況是國內和外國的勞工其實並無競爭關係，因爲這兩者基本上屬於互不相同但又高度互補的羣體。美國沒有足夠勞動力來取代拉丁人採摘水果和棉花，也沒有足夠勞動力取代菲律賓人做護士和保姆。美國人口越老齡化，這個國家就需要越多的移民來保持必要社會職能的運轉。與此同時，美國也已經認識到，驅逐墨西哥人並不能解決墨西哥人的問題，反倒會刺激這些人以毒品交易和幫派暴力等形式重新進入美國。如果真要遣返移民，那也應該讓他們帶着技能和資金回去，只有他們把自己的國家穩定住，催生移民的土壤纔會最終得以消除。西班牙也從摩洛哥人那裡獲得了同樣的教訓：一旦西班牙切斷對地中海沿岸的援助，就會有更多摩洛哥人非法進入西班牙的飛地休達和梅利利亞。無論用何種辦法，他們最終總會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歐洲的社會結構也因此逐漸被改變。
隨着時間的推移，移民也改變了歐洲精英羣體的面貌。1954年德國足球世界盃冠軍隊成員是清一色的德意志人，到了2014年世界盃，德國國家隊有一半成員都是後來才成爲德國公民的外國人。德國綠黨的領袖是土耳其裔，最新的衛生部長則是越南裔。歐洲有一個以500年前的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命名的教育交流項目，其中1/3的參與大學生都締結了國際婚姻，孕育的具有混合國籍的“歐洲嬰兒”更是超過百萬——這是第一代後民族國家歐洲人。此外，歐洲人的基因也在全球尋找交流對象：丹麥和英國的**主導了供體受精市場，每年有2000個具有半歐洲血統的孩子在70個國家出生。歐洲本土人口在下降，但歐洲人的基因卻在走向全世界。
到2100年，日本的原住人口預計會大幅下降至5000萬人左右，低於目前人口規模的一半。面對少子化傾向，歐洲、日本以及其他老齡化社會要麼選擇引入移民，要麼就只能等待人口死亡。若招募不到年輕勞動力，稅收、基礎設施升級以及社會服務都無法實現。因此，今日一些歐洲國家的反移民風潮並不能代表以後他們不會做出相反的決定，因爲他們的人口失衡已經變得更爲嚴峻，而且他們也認識到，增進移民其實是一項雙贏策略，既可以增加爲本土人士服務的勞動力，又能增加以交稅支持社會支出的消費者。
國家“自我”認知的部落化定義正在爲現實所取代，逐漸演化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準則，在這些準則之下，不同的羣體都可以合法地將部落主義者之國當成自己的家。請記住，法國禁止頭巾和荷蘭的語言要求都是同化政策。隨着公共債務的飆升，發揮移民優勢要比將移民視爲負擔更爲務實。有遠見的國家已經開始採取措施，鼓勵移民從事衛生和基礎設施維護等本國人不願意從事的服務部門，與此同時，高級技能移民則參與到醫療行業和外國人一體化等項目中。融合將繼續下去，唯一的問題是文化同化是否會獲得成功。
近三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對優秀移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也是最大的同化社會。硅谷的創業公司有一半都是由移民創立的。移民的孩子過去是學校的佼佼者，如今則成爲職場的主力。這提醒我們，一個只有美國人的美國，和一個非美國人能夠變成美國人的美國絕對是天壤之別。
不過，在經合組織（OECD）中，澳大利亞纔是外國出生居民佔比最高的國家，其外來人口占比27%，其次是加拿大，佔比25%。美國擁有世界最大的移民存量——4000萬人，但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卻已經下降到接近經合組織12%的平均水平。此外，由於美國幅員遼闊，移民歷史悠久，在美國的大量外來人口所感受到的文化衝擊，要比在歐洲小國少得多。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如此之高的移民比例，與其和美國存在全球人才競爭不無關聯。對於全世界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而言，美國已經不再只是唯一的選擇。
西方的移民模式正在呈現出轉變跡象。由於拉美裔和亞裔聚居羣體尋求社會文化的穩定性，先前的“大熔爐”正在更多地向“沙拉碗”轉向。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亞洲移民已經成爲最大的新移民羣體，阿拉伯語和烏爾都語則是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家庭使用語言。這逐漸重塑了選舉政治和議會組成。多倫多一個區的議會席位候選人如此描述這樣的景象：“這是無盡的微型地緣政治。要在政治上拉攏亞美尼亞人、希臘人——也不要忘記‘馬其頓人’——伊斯瑪儀派、錫克教徒、菲律賓人，更不用說朝鮮人和波斯人——包括各種政體類型和沙阿的效忠者。然後還有猶太人和中國大陸人。聯盟在不斷形成和變化。”這就是後現代民主政治在融合社會中的形態。
城市化和移民的結合，使得多倫多以及倫敦、紐約、迪拜和新加坡等成爲世界上最爲融合的城市。在這些地方，外國出生居民的數量達到甚至超過了本土出生人口數。城市必須對貿易（及貿易商）保持開放才能延續，因此政治理論家本傑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認爲城市具有“天然的連接性”，古代同質化的城邦在今天也演變爲各具特色互相連接的國際大都市。一個更像多倫多而非冰島、更像迪拜而非東京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政治框架。國家需要通過普通法和後種族主義的身份認同來保持統一。2014年，大衛·卡梅倫在教會團體的壓力下，宣稱英國應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基督教國家”，但這種說法遭到了強烈反對，因爲許多人堅持認爲英國是一個多信仰社會甚或是一個無宗教社會——在倫敦人眼裡，這是毫無疑問的。相比之下，10年之前託尼·布萊爾於2005年7月倫敦伊斯蘭恐怖襲擊發生後的表態更爲妥當。當時他說，有文化羣體想要將他們的習俗強加於他人，或者試圖打造一套並行的正義體系，但“英國的生活
方式”絕不會向他們低頭。卡梅倫與布萊爾，前者尋求的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同一性，後者則表現出一種漸進包容的公民多元性。
儘管存在種族差異，以移民同化爲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仍在努力尋求身份的共識。新加坡之所以成爲一座國際樞紐，既是因爲古代中國移民與大英帝國內部印度移民的涌入，也要歸功於自我設計：李光耀堅持爲所有民族提供公屋，拒絕出現任何形式的貧民窟。今天，新加坡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爲多元的城市之一，每一種宗教都在這裡留有豐富的印記。新加坡公民僅佔該國總人口的一半，超過20%的婚姻都是跨種族的結合，尤其以中國裔和印度裔爲最多——伴隨世代交替，“中印人”的數量越來越多。印度和菲律賓移民勞工也在新加坡和迪拜融合，一個新的“印菲”種族因此浮出水面。跨種族家庭越成爲常態，種族主義立場的政治訴求也就變得越發虛弱。李光耀內閣任職最長的部長拉惹勒南（S. Rajaratnam）說得好，新加坡人“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信念”。
這樣的城市國家是新的融合性文明的孵化器，因爲只有選擇包容性而非排外性政策，這些國家才能取得成功。對於多數城市而言，現在才禁絕族羣貧民窟顯然爲時已晚，但是對於務實的城市領導人來說，增進當地居民的權利，減少身份政治卻猶未晚矣。我們不要老想着要打造一個自由議會制度下的理想多民族國家，而應該更多考慮使用技術官僚手段來管理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無論這些城市是高度的多民族混居還是各民族各自割據。無論如何，在外國人已經成爲永久的利益相關者之時，“公民”這一概念似乎已經變成了奇妙的不合時宜之物。巴西建築師、南部城市庫裡蒂巴曾經的前衛市長傑米·雷勒（Jaime Lerner）將城市稱作“最後的友愛避難所”。城市是人們必須自我建設自我供養之地，無法承受任何的自我撕裂。要達成身份的認同，就需要面對經濟不平等的現實，採取措施增強凝聚力。在這樣的情境中，全球性城市變成了實驗的熔爐。在多倫多，非公民也能在全市公投中投票；在紐約，50萬非法移民擁有身份證件。快速小範圍的反饋循環能夠彌補文化信任上的任何赤字。實際上，他們是在多樣性間建立信任的橋樑。
雖然全球性城市展現了文化聚合的強力，但它們也同時是多重身份的孵化器。城市的密度和多樣性使得個體可基於社區羣體、民族種族以及職業類別等探尋多重性身份認同。這樣一來，城市就不再是束縛，而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地理上的侷限使得民族國家認同呈現單一性，但是城市的身份認同卻可以豐富多彩。
民族主義既被視作一種值得讚揚的推動力，也被視爲一種必然失敗的危險力量。前者使得民族主義看起來堅如磐石，後者則在身份與地域之間製造出一種虛假的對立。在今天，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既包括歐洲對待移民式的排外，也包括亞洲對抗宿敵式的地緣愛國主義。這些民族主義會持續存在下去，但這絕不意味着它們會繼續佔據主流。
事實上，在移民、城鎮化以及身份認同多重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性城市以全球社會秩序基礎之姿態，變成了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主要替代。城市不再以國籍或種族來對居民加以區分，而是讓他們在城市中貢獻力量和履行義務，並以此成爲意義非凡的城市一員。這樣的實踐越深入，居民對城市的認可就越發超過對民族國家的擁護。在加拿大學者丹尼爾·貝爾眼中，這種不斷上升的城市自豪感是一種“市民主義”，是民族主義在21世紀的敵人。市民主義可以追溯到人人享有參政權利的古代希臘和其他地中海國家。
今日的青年人是移動互聯與四海爲家的一代，相比於民族主義，市民主義是一種更適合他們的精神氣質。在20世紀90年代初，沒有人會相信柏林可以成爲世界上最酷的城市，但如今這裡擁有超現代的建築、炫酷的科技以及豐富的文化碰撞等衆多在歐洲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景觀。柏林牆倒塌之後，我曾多次在德國旅行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融合尚非易事：在德國本土人的眼中，我和人數衆多的土耳其人長得一樣，因此我只有學着和德國人一樣說德語，纔會不被認爲是土耳其人。但在今天的德國，似乎人人都是操着蹩腳德語闖天下的外國人——要是德語實在不行就說英語。在20世紀90年代，爲了找到一家不錯的印度餐廳我得花一個小時，中間換乘各種火車、電車和公共汽車。如今每個社區都有幾家印度餐廳。除了土耳其人、俄羅斯人和波蘭人，柏林還有近10萬中國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亞洲居民。
柏林正成爲歐洲最面向未來的城市，這一論斷不僅出於技術水平的考量，更是基於人口學上的判斷。坐落於廣闊的北方歐洲平原，柏林擁有向各個方向擴張的巨大空間，因此即便是現有的350萬人口再翻倍，柏林這座城市也不會顯得擁擠。這也可以解釋爲何柏林的房價在10年中幾無變化，以及爲何債務如此深重。柏林自信滿滿的前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曾不無理由地誇口說，這座城市“貧窮卻又性感”，但是如果人口不增加，這座城市的財政將不可持續。官方口徑上，多數歐洲國家都對移民的益處仍嗤之以鼻，但在現實中，非洲人、阿拉伯人以及亞洲人卻在持續不斷地涌入柏林等宜居城市學習、工作和定居。實惠的房租、開放的移民政策以及高生育率是柏林的秘訣所在。柏林擁有德國最高的出生率，尤其是東柏林的時尚區域，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生涌入，在這裡成家立業。排外思想就是自殺，歐洲其他地區應該向柏林認真學習。
專欄：中國——多元民族國家
中國的多元化程度超出了多數人的想象。除了佔絕大多數的漢族，中國擁有壯族、回族、滿族、維吾爾族、藏族、苗族和蒙古族等多個少數民族。由於少數民族的生育率更高，因此他們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一直在提升（雖然仍舊不到10%）。
中國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外籍人士、非洲裔學生和阿拉伯商人的到來，但這些人佔中國總人口的比重還不到1%，不過是中國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和在日本一樣，即便外國人入鄉隨俗，他們也不會被視爲當地人。就像明清兩代在16和17世紀接納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科學一樣，今天，外國人被視爲智力和技術資源，爲“中國夢”這一偉大國家夢想添磚加瓦。
中國的人口特性遠遠超出其政治地理特性。在維繫民族團結、保持少數民族邊疆安定的同時，中國許多人口匱乏的鄰國正依附供應鏈成爲中國勞動者的新家。鑑於低出生率和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國很可能引入部分外籍勞工，不過，在中國男性過剩的現實之下，考慮到在歷史上所謂光棍兒一直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國很可能會繼續將勞動力輸出到國外。事實上，雖然中國5000多萬華僑中絕大部分都生活在亞洲，但隨着中國供應鏈的擴張，遠至南美和非洲的中國人數也已經高達200多萬，在國境之外呈現出與多國融合之勢。
全球通行證
在過往的數千年歲月中，絕大多數人從未遠離過自己的出生之地。直到過去的幾十年，自發的國際商務或觀光旅行纔開始出現，但也只限於各個國家1%的精英羣體。時至今日，每年有超過10億人跨越國境。隨着亞洲出行者的急劇增加，國際旅行者的人數已經升至新高。投行里昂證券預計，到2020年中國每年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2億。乘坐遊輪的旅客人數每十年都會增加不止一倍，在2010年就達到了1700萬。皇家加勒比最大的遊輪海洋量子號（Quantum of the Seas）成了載着遊客漂洋過海的永動機。
這種短期人員流動可謂世界經濟的基石。旅遊和酒店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超過10%，爲超過2.5億人口提供了就業。互聯互通就是他們的生命源泉。在非洲，旅遊業是增長最快的行業，且使得當地婦女受益良多。切斷客流的旅行警告，其威力不啻一種無心的制裁。例如，美國針對赴肯尼亞旅行的警告導致了這一沿海經濟體崩潰，上升的吸毒和犯罪率則加重了對內羅畢的恐怖主義威脅。
吸引遊客、商人以及會展人流的競爭已成爲化解領事紛爭的主要力量。在全世界的任何中國領事館，申請人只要提交一些規範文件，然後刷一下信用卡，就可以在24小時內獲得簽證。在過去幾十年，印度每年接待遊客的數量還不如小小的新加坡，如今該國終於開放了對多數國家的在線落地籤。美國花費28億美元啓用Entrypass等新的通關技術，因爲他們知道更快速的簽證處理程序意味着會有更多的遊客入境，更多的境內收入。如果沒有數據分享網絡，機場入境站就無法替代全球各地的使領館履行成本高昂的領事職務，快速通關也就成爲空談。在亞洲的許多機場，最快速的通道使用權並沒有留給本國公民，而是給了來自20多個不同國家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行卡的持有者。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預先通關旅行許可電子系統覈准的近40個國家旅客可以從美國公民通道排隊進關。在未來10年，登機辦理、安檢以及邊境控制系統等會越來越自動化，屆時，全球各地的旅客可能還沒有登機，就已經把所有落地出關手續辦完了。
雲數字科技和經濟原因能否使我們重返自由流動的歷史形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數個世紀中，沒有護照人們照樣可以環球旅行。大英帝國數以百萬的民衆可以在統治區域內自由穿梭。從東非到東南亞，英國殖民地之間的自由流動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文化理解性的人民。與此同時，爲了逃離君主制或者躲避饑荒，歐洲人開始在美洲定居。實際上，護照在當時不過是將民衆捆綁在鄉土的封建殘餘。1871年，意大利商人喬瓦尼·波利斯（Giovanni Bolis）寫道，取消護照能夠讓旅行者擺脫煩擾和障礙，極大地改進商業關係。當歷史進入了世界大戰之後的新世紀，儘管這個世界已經出現嚴重的人口結構失衡，儘管發展經濟已經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官僚化和恐懼卻在嚴重影響着人的自由遷徙。到處都在歡迎資本，勞動力卻沒有受到同樣的待遇。
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自由遷徙的好處都不言而喻。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住房部門的復甦，很大程度是移民的功勞。以伊利諾伊州的庫克縣爲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有近百萬人遷離此地，但同時又有60萬人遷入，其中不少都是靠自己打拼的首次購房族。在歐洲，短視的移民政策已經導致IT行業出現了100多萬的用人缺口，令本來就不堪一擊的經濟復甦雪上加霜。
從全球角度看，邊界的進一步開放有利於緩解勞動力短缺，提高公共與私人設施的使用效率，刺激經濟增長以及增加匯款。按照經合組織的預測，勞動力流動性每增加3%，就能每年爲匯款鏈末端的家庭新增3000億美元的收入，而人均匯款額每增加10%，就能夠將71個國家的貧困率降低3個百分點。全球發展中心的邁克爾·克萊門斯（Michael Clemens）稱，如果能夠對臨時工人進一步開放國界，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完全可以翻一番。進一步放開遷移的總體效益實際上難以估量。
從道德因素出發，我們也應該回歸遷移的本源，將其看作一種供需體系而非國家與國界管控的低效壓迫體系。遷移限制極大地固化了出生偶然性的懲罰效應。勞動力的全球分工將提升人類的文明水平，而這需要人更自由地流動。在定義自我身份這一問題上，人應該享有儘可能自由寬廣的權利，只應受到其身份接納方意願的制約。因此，流動性應該是21世紀最爲重要
的人權之一。
過去的世代只是在遷移，如今的人們則處在循環之中。今天的遷徙不再是永久性的單方向搬遷，而是一種持續的多國流動。今天全球的遷徙勞工、海外僑民、政治與環境難民以及被販賣人口的合計總數，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供給的世界，就是一個人同商品與貨物一樣在循環流動的世界。
多數窮國的民衆並無多少有用福利，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們都沒有可享受的固有權利。他們的護照也不是必要的身份象徵，反倒是一種官僚性限制。雖然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中贏得了更大的影響力，但其國民卻仍舊要爲嚴重的延誤與額外的旅行費用埋單。如果這些人有權在自由遷徙和國家認同中二選一，多數人或許會選擇前者。
最新的生物識別和數據共享技術可以把個人從國家的不良聲譽或政策中解放出來。一項與國際刑警及其他數據庫對接並獨立管理的“全球簽證”可以讓來自巴西、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中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幾十個國家的民衆免簽入境所有的項目參與國家。全球簽證不能代替國民護照，不具有身份識別作用，也不提供公民權益（例如投票權和土地擁有權），但是可以作爲國家間進出的輔助證明。對於某些人來說，將各自資料提交至項目參與國網絡可能比較煩瑣，但對於許多人而言這是一次獲得解放的機會。
事實上，對於1.5億半永久性移民勞工而言，一張全球簽證可謂無價之寶。這些處於價值鏈底端的勞動者流動於世界各地的農田、建築工地以及其他技術設施項目之間，他們的招募、運送、跟蹤、安置以及薪酬支付都由人力資源機構和承包商負責。美國國務院2015年年中的簽證處理延時故障導致數以萬計的墨西哥季節性農業工人無法進入美國，這既耽誤了這些墨西哥人的生計，也使對時間敏感的美國農業活動遭受了損失。要是這些經常性邊境穿越者的簽證能與其活動模式相匹配，事情豈不是會簡單很多？
這種可能永不返鄉的流動勞工在數量上出現了爆炸性增長，而比起對國家的依賴，這種全新人口結構更依賴供應鏈上的各個獨立王國。全球流動勞動力的權利受到限制：他們不能使用公立的醫療設施，而在阿聯酋和新加坡等國家，他們被要求住在臨時宿舍，禁止與當地人羣相混雜。雖然這些人的就業遠非穩定，但他們的確也越來越需要包含基本功能的可轉移保險產品，畢竟這好過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還要重新談判福利條件甚或再次一無所有。
國家安全是流動性必然與國籍脫鉤的另一大主要因素，這一點無論對於富人還是窮人都無例外。一個人的意圖很難單從其護照確定，巴基斯坦裔的英國公民加入基地組織，澳大利亞的阿拉伯人加入在敘利亞的“伊斯蘭國”，都是這方面的明證。西方國家的護照曾經是信譽的保證，但如今已經不再是自由價值的保證。不用多久，所有的個人，無論持有哪國簽證，只要想獲准入境，就必須提供生物分析數據，並接受國際刑警組織等數據庫更爲嚴格的檢測。
誰能夠住在哪裡或誰可以到哪裡旅行將不再是一件有確定答案的事情。各個國家一邊競相吸引必需的投資和人才，一邊又將那些覺得無關緊要或危險的東西阻擋在外。英國正在嘗試以才能或財富作爲申請者獲得移民資格、居留權和國籍的標準。一方面，若英國公民有前往也門、敘利亞或者巴基斯坦參加“聖戰”的嫌疑，他們的護照就會被註銷；另一方面，躲避普京政策的俄羅斯億萬富翁和全額付款的中國學生則在這裡受到熱情歡迎。此外，2013年英國還曾經打算向尼日利亞、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人徵繳3000英鎊保證金，一旦這些人出現逾期滯留，保證金將不予退還。所謂英聯邦的團結友愛也不過如此。
全球公民
永久移民只是在名義上歸屬於其原籍、現籍或者居住地，而這三者都可能完全不盡相同。這就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嶄新的全球性外籍身份認同：與強迫自己選擇某個國籍相比，具有多重選擇的他們更願意保持各種不同的身份。投資銀行家、管理顧問、教授、運動員以及僱傭兵等就是這樣的例子。作爲移動的個體，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職業發展，而非屬於哪個國家或者地域。儘管存在國家限制，但法律、醫學甚至政治早已變成一種全球化的環路。雖然“知識社會”這個詞常被用來定義某個國家，但它其實更適合描繪這種跨國情境。
外籍精英階層已經成爲一個龐大的新利益羣體。一位在印度的諮詢職位招聘者曾告訴我：“以前國際移民和學生的數量可以忽略不計，但現在他們是一個階級。”他自己也是西方商學院的畢業生。流動服務國際是爲美國人在海外就業提供人力資源服務的最大機構之一，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羅尼恩（Timm Runnion）說，在他遇到的成千上萬職業人士中，多數人以其職業路徑爲重，而不關心什麼國籍出生地。他發現，工作目標已經取代工作地點成爲員工對公司忠誠度的最重要影響因素。像埃森哲或麥肯錫的諮詢人員，他們的國籍可能在這個國家，但辦公地點卻主要在另外一個國家，週一到週五他們可能在第三個國家出差，到了週末，他們又可能隨性地找個地方——包括任何他們認爲是家的地方——歡度週末。如果一個谷歌的僱員生在馬來西亞，在美國受的教育，現在住在英國，但是被派到公司在內羅畢欣欣向榮的園區上班，那麼這人到底是馬來西亞人還是美國人？是倫敦人還是谷歌人？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性職業人士自視爲超越國家認同的“全球公民”這一現象就開始引發各界關注。有人譏諷這些精英是“達沃斯人”或者“世界領袖”，批評他們缺乏對本土的關切和對民族的熱愛。這種邏輯從頭到腳都是錯的。實際上並非只有西方國家的精英才會被跨國身份認同所吸引，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同樣對這種西方人習以爲常的觀念趨之若鶩。全球性外籍階層並非以西方人爲主體，相反，它是一個由美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及阿拉伯人所構成的平衡人口羣體。非西方的外籍人士並非是無所羈絆、沒有感情的唯美主義者，他們對故園殘酷的生活現實瞭如指掌，同時也在家庭、慈善事業以及獎學金等方面給予故土人民源源不斷的支持。此外還有像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什·薩塔亞提（Kailash Satyarthi）這樣全身心致力於全球事業的本土活動家。出於對本國政府漠視人道主義的不滿，印度兒童權利活動家凱拉什·薩塔亞提把他們自己稱作“世界公民”。
當我在巴塞羅那著名的IESE商學院講課期間，一個俄羅斯學生曾告訴我：“感謝上帝讓我能夠爲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工作，否則我永遠不可能出去旅行，做有意思的事情。”對她而言，國籍是一種拖累。她忠於的是任何能給他工作保證的企業，無論這家企業是銀行、服裝零售商還是石油公司。她仍然是俄羅斯人並不意味着她的天賦就應該浪費在俄羅斯。
人才發展是供應鏈身份認同興起的另一原因。爲了提升僱員的技術能力，一些公司的花費甚至比整個國家在基礎教育上的支出還要高。年利潤約160億美元的媒體巨頭WPP集團每年將1億美元用於17萬員工的培訓，其中，新興國家接受培訓的員工比美國和英國加起來還要多。員工水平的高低是全球服務企業成敗的關鍵，因此這些公司都有意識地打造更符合公司使命而非只爲某國服務的跨國性社區。DHL和聯合利華會安排員工在各個市場頻繁輪崗，以資金支持僱員在整個員工價值網中的互相學習。普華永道會不斷地進行員工“再培訓”，以使其員工有能力進軍新的高增長客戶部門。通過打造這種“專項資本”，讓員工掌握更多可運用於公司或某些細分行業的新知識，銀行、諮詢公司以及其他企業既促進了員工個人價值的實現，同時也提高了員工留存率。
跨國企業希望僱員成爲公司而不是其國家的代表。他們積極地消解國家商業文化中的限制性因素。例如，將區域總部搬離布達佩斯的諮詢或軟件企業，會把新招聘來的巴爾幹員工放到該地區各國間輪崗。他們對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人也做出如此安排。這樣做的結果是，儘管國籍不同，國家間也存有敵意，但通過供應鏈，從來沒有去過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人或者從來沒去過埃及的科威特人仍能夠建立起地區身份認同。
在歐洲的俄羅斯人給美國銀行打工，馬來西亞籍的谷歌員工在非洲工作，塞爾維亞籍顧問在巴爾幹各國輪崗，這些都說明新一代對使命感的尋求早已跨越了國界，他們是供應鏈獨立王國的忠實擁躉。
公民身份套利
和國家類似，個人在身份認同的市場上也是狡兔三窟。爲了對衝本國經濟的動盪，大亨們常常違規持有外國護照。隨着瑞銀所謂“大衆富裕階層”（可投資資金在50萬美元以上）的崛起，更重視流動性而非國籍的人羣也在增長。其結果是，公民身份市場蓬勃發展，而歸屬感既關乎人持有哪一種護照，也同樣關乎人把錢放在何處。
國家爲了爭奪財富和人才而展開激烈競爭，公民身份的供給也趨於全球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身份也很難成爲身份認同的根基。從葡萄牙到塞浦路斯，歐洲各國的“黃金簽證”項目以提供公民身份來吸引房地產投資。房地產項目保證每年可獲得5%或更高的收益，滿5年後購房者可以賣出。這一政策有效刺激了外國人入籍歐洲。聖基茨以40萬美元的價格向俄羅斯人、伊朗人以及中國人出售護照，獲得的收入用於支持度假休閒設施的建設。作爲回報，新入籍的公民可以在100多個國家享受旅行免籤。（通常，俄羅斯人如果想要將財產轉移出俄羅斯，只需要辦一張“投資者簽證”。）至於稅收，那當然是零（或者接近零）。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專門爲富人提供類似快速移民服務的公司，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埃裡克·梅傑說：“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羣體，他們每次在一個國家停留的時間都不會超過4個月。”
一種自相矛盾的“無根公民”正在崛起：他們故國有根，卻放棄了公民身份；在獲得新公民身份的國家裡，他們又是無根的一羣。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與該國的稅率成反比。吸引全球流動富裕階層私人資本的競爭讓護照顯露出了它真正的面貌：這不過是一張提供不同方便程度的旅行證件。
即便對美國人來說這也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在各種民族自豪感調查中，美國人一直高居榜首，但全世界只有美國對國民的境外收入徵稅。財務負擔及流程的煩瑣導致每年大約有4000美國公民放棄美國國籍，轉投加拿大、英國、瑞士、新加坡，以及其他十幾個國家。當全世界都在降低本土稅率的時候，美國國稅局卻從美國人境外收入上加倍征斂。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選擇出走，而這也意味着交稅的美國人數越來越少。
中國在這方面也有自己的問題。成千上萬的中國政客和企業家攜帶鉅額不義之財逃往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與美國派國稅局出馬不同，中國是動用公安部的威懾力量把這些人抓回來——當然是在這些流氓公民尋求庇護或者成爲美國公民之前。
定居於某個國家不再意味着只屬於某個國家。偉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曾經告誡我們不要將歷史看作宏大的、無個人力量介入的進程，而是應該對由家庭、商業、國家、民族、財產以及其他相關之物所構建的複雜個體身份進行人本主義的審視。每一個人都由不同的方式所主導，沒有什麼能完全支配一個人的決策。一個供求的世界必然有更多的公民身份套利，而所謂歸屬感與其說是一種變化，不如說是一種算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