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戰爭的多種形式與可能
後現代的古老隱喻
世界上最古老的集體運動就是拔河，從古埃及到古希臘，從中國到幾內亞，古代石刻中都記錄了拔河這項運動。在古代，拔河比賽通常在皇家盛典上舉行，士兵們把拔河當作戰備訓練來提升戰鬥力。8世紀，據稱中國的唐玄宗曾舉辦過千人規模的拔河大賽，兩側各500軍士，拔河用的繩子有150多米長。在20世紀初期，拔河比賽還曾連續五屆被列爲夏季奧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歐洲國家（例如當時的瑞典國家隊成員裡就有斯德哥爾摩的警察）比賽成績最佳。《牛津英語詞典》將拔河定義爲一種“追求勝利的激烈競爭”，其所言非虛。拔河比賽是極其緊張的：要想獲得勝利就必須要有力量、耐力和強大的意志。即便是片刻的鬆懈（所謂“走神”）也可能致命，人在拔河過程中必須全力以赴。拔河比賽是世界上最兇悍的無身體接觸運動。數千年來，幾乎沒有人在拔河比賽中喪生。這種運動也是對我們所處時代的隱喻。
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上充斥着各種大規模軍事行動，或爲爭奪領土，或爲守衛國土。當今的世界也同樣不太平：侵略行動、核武器對峙、恐怖武裝力量、國家政權倒臺以及血腥的內戰衝突等。但即便是這種程度的暴力，以及所造成的種種傷亡，也不能被視爲當今世界競爭的主線。實際上，如今只有少數國家還處於交戰狀態，不管是內戰還是與別國的戰爭。但所有國家都在參與一場全球拔河博弈。
全球拔河博弈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混合博弈。國家之間的戰爭在減少，但關於供應鏈的爭鬥卻在升溫。拔河博弈不是爲了多佔領土，而是爲了爭奪資金、資源、技術、知識和人才。這些資金流、資源流、知識流和人才流就彷彿是拔河比賽中的繩索：各方在爲移動繩索而競爭，但繩索又將各方連接在一起。全球拔河博弈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供應鏈引向自己，成爲資源和產品的最大生產國並從交易中獲得最大價值。
英國著名的皇家桑赫斯特軍事學院曾發表過關於拔河獲勝策略的手冊，其中提到，一個優秀的拔河比賽隊伍應“行動統一，力量彷彿發自單一整體”。美國做到這一點了嗎？華盛頓的政客、華爾街的銀行家、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美國戰隊的成員能形成“單一整體”，使整體力量大於部分之和嗎？或者，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在拔河比賽中，繩索始終處於高度緊繃狀態：繩索一旦鬆掉，人人都站不穩，但如果繩索太緊，那就可能崩斷，傷到運動員的手指。最好的策略不是使用蠻力，而是要協調集體力量並保持平衡。如果一方中有人操之過急，那麼就可能讓整個隊伍失去協調性，對方就會把繩子拉過去。遊戲結束。如今的地緣戰略環境也是如此。美國應該通過壓低能源價格和推行自動化，把數百萬製造業崗位從中國拽回來嗎？這樣做的話，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疲軟，影響美國對華出口，引發中國拋售美元，擡高美國國內利率？拔河比賽的勝利要訣在於不急、不冒進。厲害的拔河團隊會先站穩腳跟，在反覆拉鋸中損耗對手實力，步步爲營，最終贏得勝利。
全球未來是否穩定的關鍵在於，各大國是以主權還是以供應鏈爲行動出發點，是要發動戰爭還是參與拔河博弈。戰爭中的主角是軍隊和軍事聯盟，但在拔河比賽中，主角則是城市和企業。政府僅僅是所有者、教練和出資者，也是規則的制定者，但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各選手之間的平等競爭。
拔河博弈是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新的對手會不斷從各個方向涌入，就像是同時拉扯多條繩索。21世紀的全球拔河博弈就像是多名選手參加的比賽，其中有國家、城市、企業和其他社羣。溫斯頓·丘吉爾曾言，“談一談”（jaw-jaw）要好過“打一打”（war-war），即外交要優於戰爭。當今世界居於兩者之間：這是一場無止境的拉拉拽拽。
奧威爾說對了嗎？
喬治·奧威爾目睹了“冷戰”初期歐亞大陸分裂成對立的兩大陣營，他認爲世界兩大陣營的衝突對決將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覈武器發明之後。在敏銳觀察到歐洲殖民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僵化體制後，奧威爾在其小說《1984》中將世界分爲三個超級大國：大洋國、東亞國和歐亞國。
當今的世界地圖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1984》中的預言。只是歐洲大陸沒有被蘇聯征服或劃歸大洋國（美國），但《1984》還是精準地描述了北美、南美和歐盟這西方世界的三大板塊（倫敦和紐約作爲地區雙首都）。同時，俄羅斯（歐亞國）則繼續把持歐亞大陸北部“蒙古化”的部分，而信奉“先人崇拜”的東亞國（中國）則繼續在擴大影響力，將日本、東南亞和中亞納入影響範圍。
奧威爾筆下的世界是靜態的三國鼎立，沒有一國，或任意兩國聯手來霸佔星球。但奧威爾在1950年辭世時，他怎麼都想象不到，歷史竟然會如此演繹，超級大國之間的交互方式不是試圖去佔領對方的領土，而是去獲得對方的資源和市場。由於無法完全征服彼此，大國之間就放棄了戰爭開展拔河博弈。
在供應鏈地緣政治中，各自爲政的地緣板塊說現在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當今各國都通過基礎設施和協議聯合在一起。例如美國和歐洲正在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一旦協議達成，將消除歐美之間所有的監管摩擦並推動雙邊投資，儘管現在美歐雙向投資已經排名世界第一。美國和加拿大互爲對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歐盟則是美國最大的投資來源國。協議簽署後，預計美歐貿易額將在如今日均30億美元的基礎上繼續增長。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極力提升其對迅速增長的亞洲市場的能源、貨物和服務出口，因此美國不僅在忙着與歐洲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也在積極與亞洲夥伴開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參加TPP談判的12個國家佔全球GDP的40%，一旦協議達成，成員國之間將實現零關稅和共同標準。與對手發展經貿關係或者與對手的鄰國發展經貿關係，是實現戰略影響的重要方法，但這種競爭性的解放是基於供應鏈而非國家領土。因此，TPP的目標不是要孤立中國，而是要促使中國變得更加開放。在
2000~2010年間，美國對華出口增長5倍，中國對美出口也出現了大幅增長；現在中國正有望取代加拿大成爲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中國市場上佔據很大份額的通用汽車，如果沒有來自像中國這些海外市場的收入，那麼即便美國政府想救通用，通用汽車也難以熬過金融危機。此外，如果無法吸引數千億的資金，特別是中國的資金，投入到本國的工廠、煉油廠和其他生產設施，那麼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無法完成其出口翻番的目標。
現在的情形是，亞洲經濟發展越好，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經濟融合程度越高，美國和歐盟就越能聯手獲得收益。但美國對中國壯大的焦慮不同於“大洋國”，因爲儘管亞歐之間隔着高高的烏拉爾山，中國和歐洲的連接卻在不斷深化。與美國不同，歐洲並不把中國視爲安全威脅。美國正在加深與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軍事協作，但歐洲並未加入其中。相反，英國、法國和德國現在是中國頂尖國防技術的主要供應商。隨着人民幣的升值和歐元的貶值，歐洲現在是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主要受益者，中國正在大肆購買包括房地產和新能源在內的系列資產。中歐貿易規模將很快超越美歐貿易規模。總而言之：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現在開始挑戰大西洋兩岸的文化。
綜合來看，歐洲、中國和美國這世界三大經濟和貿易體佔了世界GDP、投資和貿易的絕大部分，尤其是中美歐三者之間的貿易。衝突、合作和競爭在複雜關係中相互交織，三大區域之間的關係也變成了某些議題上的合作（遏制朝鮮的核計劃、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發展雙邊貿易）以及另外一些議題上的競爭（世界儲備貨幣、地區影響力以及網絡監管），再也不是你死我活的簡單對立。2014年奧巴馬和習近平在加利福尼亞安納伯格莊園會面，兩國領導人談到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顯然是中美關係現狀的反映，而不是對未來情景的暢想。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研究者戴爾·科普蘭（Dale Copeland）的研究表明，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會有效減少衝突，只要領導人認爲交往還可帶來收益，或者說，領導人能在拔河博弈中學會爭取國家收益，那麼就不會訴諸武力。
暴風雨之前的寧靜？
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剛剛結束時，美國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就開始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地緣政治的歷史表明，如果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大戰會在衰落的傳統霸權（美國）和新興力量（中國）交錯最密集的地區（亞洲）爆發。當時大家普遍認爲，如果中美開戰，戰爭目標就只有一個：中國臺灣。但25年過去了，現在幾乎沒有人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在臺灣爆發。曾經看上去箭在弦上的局勢爲何就緩和了呢？
現在兩岸之間每週有300多趟航班，搭載着許多在中國大陸尋求發展機會的臺灣商人。大陸方面甚至還建議從福建這邊開始修建一條120公里長的海底隧道。大陸現在是臺灣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每年臺灣從兩岸貿易中可獲得1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臺灣80%的對外投資都是投向大陸。例如，iPhone和iPad的製造商富士康就在大陸多地設有工廠。中國臺灣廠商和美國消費者所依賴的供應鏈其實也是中國的供應鏈。
是否能永久性地將戰爭變成拔河博弈呢？每一天都可能出現這樣的場景：以色列突襲伊朗，中國擊沉日本戰艦，俄羅斯侵佔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領土，或者朝鮮悍然入侵韓國。如果是這樣，第三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大概已經爆發十多次了，但這一切並未發生。在過去20年所發生的重要軍事升級局勢中，相關國家領導人常常在關鍵時刻選擇各退一步，避免事態惡化。正如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經貿融合，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加深也是防止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基本因素。（當今世界上最悲慘的衝突恰恰是大家都未曾預料到的，例如伊拉克和敘利亞政權的垮臺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
自1947年分別獨立以來，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三場大仗，開展了核武器競賽，在喜馬拉雅山麓發生衝突，並繼續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糾纏。但近年來，印巴兩國卻開始放開邊境，允許紡織品、藥品和其他商品的貿易，放鬆了對各自居民的簽證限制，批准了更多直航路線，並給予彼此最惠國待遇。
印度和中國也曾在1962年爆發邊境戰爭，兩國邊境問題迄今未能解決。但中印兩國貿易還是出現了井噴，中印的年貿易額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並還在繼續增長。在2014年對印度的國事訪問中，習近平簽署了高達35億美元的投資協議，包括在印度總理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修建新的工業園，在2015年莫迪對中國的訪問中，兩國簽署了220億美元的協議，覆蓋能源、物流和娛樂等各個領域，此外兩國還同意設立軍事指揮官之間的熱線。
過去幾十年來，南亞的戰略論述總是圍繞同一地緣主題：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戰略三角關係，其中，中巴聯手，印度現在慢慢融入所謂的“全球化北約”，即由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組成的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這種傳統的權謀論表面看上去認真嚴肅，但其實反映出學界將複雜現實簡單化的傾向。在中印邊境，中國不像在別處那樣佔有時間優勢，相反，印度有着更加年輕的人口和後勁更強的經濟增長力，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軍事開支增長幅度都不在中國之後。
儘管中印保持友好關係能爲兩國帶來福祉，但兩國也很有可能爲了不到其國家領土0. 1%的爭議面積而兵戎相見。但一旦硝煙飛散、冰雪消融、殘垣斷壁清理乾淨、傷亡人員處理完畢，連接中印的“南方絲綢之路”又會重新繁榮起來。
亞洲還存在其他各種高風險因子。中國和越南在西沙羣島上存在爭端，菲律賓對黃巖島的主張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對。朝鮮核武器雖然有限，但卻常常無端試驗彈道導彈。美國重回東亞的策略意味着會有更多的基地、艦艇、戰鬥機、軍事行動和衝突爆發點，無論這些衝突爆發是有心還是無意。20世紀90年代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在這一點上顯然是正確的，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那麼爆發地點一定在亞洲。如今的軍事升級和經濟融合或許僅僅是亞洲爆發大戰的前奏。
亞洲政治實體尚不成熟
，現在商業融合成了遏制軍事升級的主要因素。按最理想的狀態，美國在亞洲的軍事佈局可以維持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平衡，在這種平衡條件下，亞洲各國能走上戰後歐洲的道路，因爲“二戰”後的歐洲就是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下走上了政治和解與融合發展之路。曾任法國外交部部長的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高瞻遠矚，看到歐洲煤炭和鋼鐵共同體的非凡政治意義，他說，隨着法德兩國大宗商品市場的融合，兩國將共有一段供應鏈，從此不會發生戰爭。現在亞洲供應鏈不僅深度融入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中美許多供應鏈也是通過亞洲串起。這就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塞繆爾·洛克利爾上將（Samuel Lock-lear）曾說過的，美國和中國在80%的事情上都是有共同立場的。
儘管有時候各國領導人也會提出所謂“紅線”以迎合民衆的需求，海軍艦艇也會貼近到幾乎要擦槍走火，但股票價格還是照樣上漲，因爲投資者都知道，現在有兩種可相互毀滅的力量：軍事和經濟。軍事行動不能揭示大國博弈背後的原因，也無法說明大國爲何而戰。當今世界充滿了相互關聯的複雜性，因此一國領導人必須要超越傳統的國境線或主權意識來思考問題，他必須要對其策略的成本收益進行縝密的計算，因爲各國領導人都知道，供應鏈的戰爭可不是僅僅關乎“彼處”的敵人，也關乎“己處”的利益。因此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會讓人想起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劇中兩個主人公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決定，如果戈多不來，他們倆就上吊自殺，然後兩人就漫無邊際地等待戈多的到來。但兩人的拯救者戈多最終也沒有現身，當然這兩位主人公最後也沒有自殺。
其他方式的戰爭
要想判斷戰爭的條件是否具備或宣佈戰爭即將開始並不難。尤其是在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週年，媒體和學界都對歷史做了回顧和對照總結。如果簡單地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那未免有些武斷。然而，正如法國學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指出的，核威懾和對戰爭殘酷性的認識對於遏制20世紀的軍事升級發揮了關鍵作用，正是這兩個因素化解了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此外，如今中國採取的新重商主義路線也跟歐洲殖民者傳統重商主義的零和遊戲不同：中國是在追求現代化，而不是全球霸權。中國想要的是外國的原材料和技術，而不是外國的領土。
雖然許多人都忙着拿當今世界的態勢與“一戰”前的歐洲局勢相比，但大部分觀察者都未能看到兩個時代的重大差別。雖然在“一戰”之前，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很頻繁，但這些國家當時都是垂直整合的重商主義帝國，各自從自己的廣大殖民地剝削原料。歐洲國家所交易的僅僅是最終產品，各國之間也不存在產能轉移；1895年時並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全球化製造網絡。19世紀和20世紀，各國因貿易相互依賴，而21世紀有着高度複雜的供應鏈分工。
全球跨境貿易和投資的深入發展使得今天的國際拔河博弈要遠遠複雜於此前的地緣政治時代。大衛·李嘉圖到裡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的學說變化就充分反映出19世紀到21世紀經濟融合的演進。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了創造比較優勢理論，他通過比較優勢理論批判了重商主義，主張各國應該實現專業分工和自由貿易。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裡卡多·豪斯曼在其著作《經濟複雜性圖譜》中提出，全球經濟就好像是拼字遊戲，數百萬碎片（字母）分發給了各個國家（玩家），然後各國需要組隊將這些碎片拼成產品（單詞）。因此我們不僅交易商品，也交易任務。豪斯曼的數據大部分都來源於貨物的生產和貿易，但其結論也可適用於日漸發展的國際金融和數字服務的供應鏈。
這兩位學者都敏銳把握到了自身所處時代的脈搏。在汽車和電子等行業，出口商品中近50%是進口的，這意味着A國賣給B國的產品中有很大部分來自此前A國從B國進口的產品。此外，歷史上的大型企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都不如現在的通用汽車或蘋果公司，這兩家公司60%的產品在美國之外的市場銷售。西方企業依賴外部世界來實現利潤、創造就業：現在美國有4000萬崗位跟出口直接相關。儘管因爲頁岩油革命，美國的進口在下降，但美國迄今爲止依然是貿易立國，對美國經濟和貿易而言，服務業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製造業。美國所提供的服務不是用船運的，而是通過亞洲龐大的消費市場。
在“冷戰”的地緣政治範式中，對手之間通常不會相互投資，至少美國和蘇聯就沒有。但在當今世界，全球投資不分敵友，何況大部分國家“亦敵亦友”，這也顯示出世界已經走出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步入供應鏈時代。世界上主要國家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投資和貿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主要反映在，各國持有按其他國家幣種計價的證券，在其他國家投資工廠、房地產、銀行和農業等生產性設施，這些虛擬和實體投資高達數萬億美元，各國在別的國家開展建設活動，希望有效利用他國市場。因此供應鏈有助於消除衝突背後的動因，而脫離供應鏈可能會導致仇視對立的升級。
那些認爲全球化進程能迅速停止的人，其實也認爲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大。美國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印度開始升級自己的核武器和海軍，但這些並未“自然而然”地導致國家間戰爭的發生。那麼爲何在百年的腥風血雨之後，在經過十多年的內戰和至少十年的“反恐戰爭”之後，全球化依然在繼續擴大和深化呢？因爲戰爭僅僅是事件，但網絡構建卻是持續的過程。
一個超級連接的多極世界是人類世界未曾踏入的新領域，但各國拔河博弈的悖論在於，這種較量的持續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讓各國都獲利。在今天的地緣政治角力中，經濟合作的重要性超過了軍事對峙。儘管如今各國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也使得金融制裁、網絡攻擊和供應鏈中斷成爲武器，但無論如何，軍事對抗升級的成本要遠遠超過百年之前，因爲這會立刻損傷本國在敵對國家的商業利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今天或許應該變成“戰爭是各國拔河博弈的繼續”。
（本章完）